程过富

（长治学院 政法系，山西 长治 046011）

邓小平关于维护稳定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程过富

（长治学院 政法系，山西 长治 046011）

维护稳定，需要针对不同问题寻找不同的途径和方法。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从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稳定的途径和方法，重要的内容包括稳定与改革、发展相结合；民主与法制相结合；思想教育与宣传舆论相结合；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相结合；制定政策和稳定政策相结合；坚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区别矛盾类型，采取不同方法；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搞争论；加强中央的权威。

邓小平；稳定思想；途径；方法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大多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表达国家稳定之意，以后他越来越多地使用“稳定”一词。他所说的稳定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概念，主要指社会系统各个部分、层次和要素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和协调，是通过人们的自觉干预、控制和调节而呈现出的一种良性和有序的持续发展状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邓小平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从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维护稳定的，用以保持现代化建设良性和有序的持续发展状态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一、稳定与改革、发展相结合

在矛盾统一体中，稳定、改革和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稳定既是改革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保障；改革既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实现和维护稳定的动力；发展既是改革与稳定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也是改革与稳定得以实现的基础和衡量的尺度。由于事物的发展总是不断地打破原有的稳定或平衡状态，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稳定或平衡，因此，稳定是相对的、动态的，它是在改革和发展中表现出来的稳定，是一种动态平衡。同时，稳定与改革、发展又具有各自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而这种地位和作用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三者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正因为这样，对于稳定与改革、发展各自重要性的认识，也不能固定地看待，而是要发展地看、联系地看、统一辩证地看。也只有这样，才能提出并采取相应措施，有重点地妥善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对于高度重视稳定的特殊作用，邓小平认为，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是直接为深化改革、加速发展服务的。因此，总结以往经验，全党全国人民都要以稳定为重，自觉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时，稳定不是消极的，绝不能为求稳定而放弃改革和发展，而应当是在改革中求稳定，在发展中求稳定。邓小平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家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而言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讲清楚。”[1]所以，要实现稳定与改革、发展相结合，关键是要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把不稳定因素控制在一定的“度”中。如果追求自我封闭的苟安和稳定，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如果一味追求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度，忽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稳定因素的增长，任其自然发展，或者采取一些加剧社会不稳定的政策和措施，那么，不稳定就会超出应有的“度”，局势就会失控，而且危及改革与发展。

二、民主与法制相结合

在邓小平民主和法制理论中，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割的，就好像人的两只手，缺少任何一只都不行。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法制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为维护稳定，邓小平十分重视民主与法制相结合的问题。因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反映群众的愿望，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及时理顺人民群众的各种思想，最大限度地减少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有效地抑制和消除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从而使稳定的基础日益牢固起来。所以，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同时，他认为，只用民主的方法还不够，还应当运用法制手段。邓小平指出，为维护稳定，就“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并且，他进一步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4]事实说明，运用民主与发展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能够使国家彻底摆脱人治的影响，逐步走上法治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使国家从政策性稳定走向制度性稳定。

怎样通过民主与法制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维护稳定，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所谓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就是将民主的内容及其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正确的理论认识和方针政策逐步变成为具体的制度，并作出相应的法律规定；同时，要依靠法律保障民主。只有这样，把民主上升为法律，才能使民主获得切实的保障，以此使民主与法制相结合。

三、思想教育与宣传舆论相结合

人是有思想意识的，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受思想意识支配的。思想文化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会去占领。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是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稳定的重要途径。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6]为维护稳定，也必须首先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加强思想教育工作。邓小平认为，加强思想教育工作，需要从阵地建设入手，充分发挥宣传舆论部门的作用，把思想教育与宣传舆论相结合。他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7]为维护稳定，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宣传舆论的作用，他还强调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个方面来共同努力。毫无疑问，这些方面的工作搞好了，可以在保障、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方面起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出了大的偏差，也可以助长不安定因素的发展。”[8]显然，邓小平把思想教育与宣传舆论相结合看作是维护稳定的途径和方法。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体制转型以及相应而来的利益调整，很容易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国家稳定。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对社会现状不满，搞得不好矛盾就容易激化，稳定就很难维护。因此，为维护稳定，邓小平认为，思想教育工作和宣传舆论阵地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指出：“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9]毋庸置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切实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把握好宣传舆论导向，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全国人民就能在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下团结起来，稳定也就具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相结合

邓小平认为，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必须坚定不移，又必须稳步推进，切实做到“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的内在统一。他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开放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10]同时，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11]在邓小平看来，“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12]为什么要做到胆子要大？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3]他还说：“因为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14]所以，他告诫我们：“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15]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16]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强调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7]

那么，为什么在胆子要大的同时还必须步子要稳呢？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18]如果没有稳定的环境，就谈不上改革开放，不仅国家的发展大计无法实现，而且连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付之东流。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开放不简单，比开放更难的是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19]正因为这样，邓小平特别告诫我们：“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20]可见，只有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改革开放才能胜利。

对于运用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邓小平指出：“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21]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比较顺利，就是因为我们既具有革命胆略，同时迈的步子又非常稳。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一切经过试验，“摸着石头过河”，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错了的就立即改，证明对了的就推广。

五、制定政策与稳定政策相结合

邓小平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策略来保证。”[22]为维护稳定，邓小平非常重视政策这个因素。邓小平在谈到具体政策的制定时曾经指出：“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23]在这一表述中，“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指的是制定的政策要具有正确性；“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指的是制定的政策具有稳定性。由此可见，邓小平充分考虑到了制定政策与稳定政策的和谐统一。为维护稳定，应当正确把握和充分运用邓小平的制定政策与稳定政策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首先，必须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这是维护稳定的基本要求。所谓正确的政策就是能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出发，使大多数人满意。否则，如果我们不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政策，那就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政策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因素。同时，在正确的制定政策的基础上，还必须要求政策的稳定，即要求政策长期不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信任度。否则，所制定的政策是朝令夕改，那就会使党和政府失去凝聚力和号召力，从而导致人心不稳，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在政策出台后，要长期基本保持不变，即使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改，也要考虑到是否会引起动荡、影响稳定。正因为这样，邓小平指出：“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24]所以，他明确地告诫人们：“现行的政策不变”，“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25]当然，“政策稳定”并不是说政策一点不变。但是，这种政策之“变”，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补充和完善我们的政策，使我们的政策只会变得更好。所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在保持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总还是会有部分地变的。对于政策的改变，邓小平同志对如何改变以及在什么时候改变也做了明确的回答。他说：“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级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26]为维护稳定，运用制定政策与稳定政策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要根据国内外总的发展形势，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具体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改革的力度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和心理承受能力，循序渐进，使我们的政策越变越好。

六、坚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

坚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既定目标，还是维护稳定的重要途径和方法。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27]邓小平还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牢牢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坚决防止和反对两极分化。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8]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否则，就会引发广大群众心理失衡，由此转化为对社会的不满、怨恨和对占有财富的畸形渴望，从而加剧社会道德行为失范，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铤而走险。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9]所以，只有坚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才能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不断巩固和扩大稳定的社会基础。否则，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大多数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根本谈不上有丝毫的稳定。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个由少到多、由局部到全局的发展过程。在现阶段，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人民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部门和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这种情况将会长期存在。其实，只要贫富差距不要导致“两极分化”这个“度”，就应当视为正常现象，也就不会引起不稳定。但是，如果对现代化建设贡献大的人比贡献小的人甚至无所贡献的人经济收入低得多，形成“倒挂”现象；如果少数人以违法或不正常手段大量攫取社会财富成为暴富，而多数人则极端贫困，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不稳定发生。

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两手抓，是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维护稳定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什么是两手抓？对此，邓小平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30]对于“两手抓”，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他有一系列的表述。他曾经指出过，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等等。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我们实行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就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结合起来，既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性。鉴于在现实中“两手抓”方面存在着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一硬一软不相称的状况，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否则，社会风气就容易变坏，腐败现象就会泛滥，各种犯罪活动就会横行于世，动乱就有可能发生。

什么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指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两手抓，而不是一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不是一手硬一手软。另一方面，指它的侧重点是要加强比较软的一手，把比较软的一手变得硬起来。考察邓小平阐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的具体背景、具体内容和具体对象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强调的侧重点，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概括起来，主要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这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思想上容易忽视、实践中比较软的一手。因此，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维护稳定的途径和方法，着眼点是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搞得更好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切实下大气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搞上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两个方面，思想道德建设解决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它为维护稳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解决提高整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问题，它为维护稳定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所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于我国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八、区别矛盾类型，采取不同方法

邓小平认为，在影响稳定的各种社会矛盾中，由于引发矛盾的原因不同，矛盾的发展及其形成的后果不同，因而类型与性质也就不同。目前，我国正处在推进各项改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大量存在。如果处理得好，就会促进改革与发展，有利于维护稳定；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阻止改革与发展，引发社会经济政治震荡。因此，必须区别矛盾类型，采取不同的化解方法。

对于敌我矛盾的处理，邓小平认为，必须运用人民民主专政和法律的力量，对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予以坚决打击，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31]以后，他又多次强调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对维护稳定的重要保证作用。指出：“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32]而且，他还明确指出：“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33]邓小平认为，应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消除不稳定因素作为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来抓。为此，他要求对境外的敌对活动要予以揭露，对境内的敌对分子要坚决依法处理，不让其活动形成气候。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邓小平主张要通过加强和完善民主法制建设来解决，特别要防止出现民主渠道不畅的问题，强调要疏通民主渠道，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保障群众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为维护稳定，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要求调整好改革发展中的利益关系。他指出：“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34]因此，必须重视各种社会群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影响稳定。对于现实和历史问题矛盾的处理，邓小平要求从现实出发，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既不照搬别国的经验，也不拘泥于以往的经验或做法，还不拘泥于个别领导人的结论。在对待历史问题时，邓小平强调要客观、公正，不纠缠历史旧账，不简单地否定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处理方法，邓小平和我们党在处理建国以来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等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时，都作出了科学的恰如其分的结论。对于国内和国际矛盾问题的处理，邓小平围绕紧紧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他认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应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努力创造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强调，对于国家间关系，“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35]他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36]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国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是国内建设和国家外交的根本前提。

九、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搞争论

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搞争论，是维护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正常进行的原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不搞强迫，是为了减少改革与发展的磨擦成分，以尽可能地降低改革与发展的阻力，在改革与发展中保持社会经济政治稳定。否则，就有可能超越一些人的理解程度和社会承受力，激化矛盾乃至引起社会动荡，妨碍改革与发展的进程。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37]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对于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既不能照搬，更不能强迫，用清规戒律来束缚人民群众的手脚，只能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也只有这样，才能排除各种干扰，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研究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使主观思想和客观实际相符合，从而保证改革与发展在稳定的环境中付诸实施。

不搞运动，这是邓小平长期以来总结党内思想斗争、国内阶级斗争、国际阶级斗争等多方面经验教训的认识结果。邓小平认为，过去，我国搞“大民主”，政治运动不断。尽管有些运动如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是非常必要的，而有些运动因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原则，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历史教训，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的“不搞运动”是对“文化大革命”所谓“大民主”的再次否定，是对“左”的指导思想、“左”的工作方式方法的否定。邓小平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深刻地指出：“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凡是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38]邓小平认为，人民需要民主和法制，社会需要民主和法制，对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应当遵循民主和法制原则予以解决。即使对于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邓小平也强调说：“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39]

不搞争论，是指不搞无谓的争论，而不是任凭错误思想泛滥而不去开展批评和斗争。邓小平的“不搞争论”是针对我国亟需保持稳定以集中精力埋头发展生产力的实际而提出的，他并不是反对一切都不搞争论。这就是说，有些问题必须进行争论，以解决大是大非问题；而有些问题则不需要争论，以免分散精力，干扰大方向，影响稳定。邓小平主张在国际间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主要为了尊重各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同时，邓小平主张对怎么样发展，用什么样的途径、措施、步骤、方法进行发展等问题上不搞争论，主要是防止无休止地纠缠一些现在还不能弄清楚的东西，以保持稳定，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正因为这样，邓小平指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40]他认为，争论“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41]

十、加强中央的权威

中央的权威，是指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央领导核心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是要求各级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服从中央的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面临着艰巨复杂的改革和建设任务，要把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使社会有秩序地运行，关键是要加强中央的权威。邓小平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应当是有权威的，有能力的。没有权威不行啊。”[42]因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只有具有高度权威性的中央，才能有效地把全国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统一起来，有秩序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加强中央的权威，对维护稳定尤为重要。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43]如果中央没有权威，全党就不可能有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44]加强中央权威，就是要全党服从中央，确保中央政令畅通，有力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克服和纠正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等错误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才能保障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正因为如此，我们依靠并加强中央的权威，就能集中全国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大事；在困难时，集中大家智慧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战胜困难，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当然，强调加强中央的权威，绝不是把应当赋予地方的权利收回来，而是要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职责和权限的基础上，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赋予地方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应有的权力。事实上，加强中央的权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加快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1］［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3］［24］［25］［26］［27］［28］［29］［30］［32］［33］［34］［35］［36］［37］［39］［40］［41］［42］［43］［44］邓小平文选：第 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182，113，113，118，373，240，364，364，372，284，199，284，229，224，217，216，216，123，110-111，364，154，195，365，113，330，348，174，379，374，312，312，277，319.

［2］［3］［4］［5］［7］［8］［31］［38］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8，294，147，146，255，255，169，349.

［3］［6］［22］邓小平文选：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4，107.

A849

A

1673-2014（2011）01-0001-06

2010—11—03

程过富（1959— ），男，山西壶关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 卫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