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锐，于 洋

(1.吉林师范大学职教部,吉林 四平 136000；2.河北省平泉第一中学，河北 承德067500)

多重话语的碰撞与整合
——对《白毛女》解读之再解读

王 锐1，于 洋2

(1.吉林师范大学职教部,吉林 四平 136000；2.河北省平泉第一中学，河北 承德067500)

孟悦的《〈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一文从大众文化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革命文学经典的局限性，寻找文本在新文化、通俗文化、政治文化等不同文化之间经历的话语摩擦、对峙、冲突与碰撞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研究方法对于研读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史中关于“经典”文本书写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白毛女》；话语；碰撞；整合

《〈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以下简称《白》文）的作者孟悦，现执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此文是她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写的一篇有关“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研究的文章，研究的对象是20世纪40-70年代延安文学的代表作《白毛女》。此文原名为《〈白毛女〉与“延安文学”的历史复杂性》，原载《今天》1993年第1期。后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收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时才更名为《〈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而后收录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学史论》。2007年，北大出版了《再解读》增订本，此文依然保留，那么《白》文到底具有怎样的“含金量”得以受到如此重视呢？

初读孟的这篇文章，一直萦绕脑际的是文中二十几个步步深入、发人深思的问号，这些问题似乎已有定论，但是当真正被人问及时，那些结论却又值得商榷。这大概是《白》文带给我们较有启发的一点。正如作者开篇所提出的：“延安时期的文学通常被不言而喻地看作是纯粹的政治运作的产物，研究这个时期的文学多少被视为某种政治表态，于是不大有人对其更复杂的内容作学术性的分析。”也许正是看到人们对延安时期革命文学经典阐释的局限性，看到一体化的思维带来的文学批评的一贯性，看到某种程度上一元批评思想的懒惰性等背景，立足于批评曾经仅有的视域，突破意识形态分析的局限才会成为孟悦的关注点。

就此，她提出《白》文目的在于为挖掘“延安文学和现代文学史寻找另一些可能性”，于是“她通过延安文学的代表作《白毛女》中文化因素的讨论，把对‘解放区’文艺的研究尽量放在一个复杂的视野和背景上。”这实际上是把文学作品放到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建构过程之中，探讨它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及它如何与更大的历史话语建立起联系；探讨其如何“象征性”地呈现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逻辑和文化理念及文本在“新文化”、通俗文化、政治文化等不同文化之间经历了怎样的话语摩擦、对峙、冲突互动与碰撞的历史；寻找文本“不在场”的“在场”的历史“场域”，寻找“不同‘传统’在不同话语中占有不同的位置”①。这成为《白》文所要真正讨论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孟悦从大众文化研究的角度紧密结合文本，通过对《白毛女》几种不同文本的比较，分析“一个通俗文化的文本被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所改造的过程”，从革命文学文本中解读出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之外的意义。实际上就是运用结构批评方法，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几乎不考虑现场的文本语境，而是强调“不在现场”的语境（在历史的、其他文本的语境中分析）给文本赋予的意义。此外，《白》文还运用了比较、文本细读（包括文本内层细读和外层细读）、符号学阐释等方法进一步分析阐释。

《白》文的行文思路极其清晰，开篇即交代讨论问题的背景，进而提出本文的学术目的，明确所讨论的问题。文中的第一部分作者重点重构“革命通俗文学”的历史语境，追溯《白毛女》从口头传说到歌剧、电影、舞剧演变过程，考察出《白毛女》这个故事是汇聚解放区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西方文化、“五四”新文化、还有解放区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几种文化的相互作用和较量中得以形成的结果。那么到底这几种文化在不同的文本中是如何呈现的？政治话语、大众文化话语、民间话语还有“五四”新文化话语产生了怎样的碰撞？各种力量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作者在第二、第三部分比较了歌剧(白毛女》、电影《白毛女》和“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这三种形态，呈现不同文化力量在文本内“交锋与会合”的问题。孟悦认为，歌剧《白毛女》基本上是以“一个民间日常伦理秩序的道德逻辑作为情节的结构原则”，“民间伦理逻辑”的运作和“政治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在“政治力量最初不过是民间伦理逻辑的一个功能，民间伦理逻辑乃是政治主题合法化的基础、批准者、权威”。而影片《白毛女》则以“市井流行文艺中富于悲欢离合的娱乐性形式翻译并转换了歌剧所表现的乡土伦理原则”，“情”与“巧”的原则取代了“伦理”原则。舞剧《白毛女》中，“政治话语的运作大大压抑了非政治的声音，大部分非政治的细节被删除掉了”，最后，作者虽然说“自己只有问题没有答案”，但通过对《白毛女》不同文类形式的分析，研究者希望能够避免对“延安文艺”作简单化的理解，而“去挖掘潜伏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口号下，不同话语、不同文化之间摩擦互动的历史。”“《白毛女》以及许多革命文学作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摩擦互动的结果，而不仅是政治话语压迫的工具。”作者在结尾说自己只是随感而写，觉得是一个问题，但没有结论。但笔者认为这本身至少是一个结论，只是文中还涉及到许多问题暂无定论罢了，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也体现出了研究者治学的谨慎。

从孟悦对《白毛女》这个文本曲折变化的考察，我们看到她研究的切入点是抓住了《白毛女》的文本间性特征，即《白毛女》文本间的差异，由此分析差异的成因就是不同文化话语争夺的结果。《白毛女》最初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只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本土资源，但经过延安文艺界和鲁艺剧院这些精英文化人士改编成歌剧后，民间文化就成为了叙事的主体，主流的政治文化成为主体的反映，但这个反映离不开民间叙事的基础。改编成影片的 《白毛女》不过是对乡土伦理即民间文化换了一种表现形式，直到改编成舞剧，强大的政治文化话语才压过了非政治的声音，但是先前的民间故事依然是它的资源。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民间的那个通俗文化文本一直是赖以生存的内核，而其他的精英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不过是对它的修饰、装扮和洗涤。事实上，通俗文化就像一个人的精神一样坚不可摧。

孟悦分析《白毛女》的演变过程，其实就是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文本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通俗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之间的“异质”，看到通俗文学是如何在精英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参与下的发展、演变乃至质变，并从比较中体现出通俗文化本身的价值意义。

从大众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通过研究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体现出前者怎样被后者利用、消解、解构、提升以及后者怎样从前者汲取某些要素，从而改变自身，等等。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现出精英文学、知识分子、主流形态对通俗文学、文化的态度，由此构成了这类研究的一个特殊意义。其次，细致研究通俗文学在精英文学、主流意识形态参与下的演化过程，可以发现通俗文学被舍弃了什么、加入了什么以及怎样舍弃和加入的，这就提供了在深层次上分辨两种文化的异同、矛盾、价值和趣味的差异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研究视域和领域。

从研究者来看，人们研究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关系时，多采取精英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改造和提升视角，不能不说其中暗含着精英文学优越的潜意识，通俗文学只有充当精英文学材料的资格。而从《白》文中，我们应该反思的是精英文学作为受惠者，从通俗文学中得到了哪些好处。也说明批评者持有的文学观、审美观对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要求批评者能够对自己的精英文学观有相当的警觉性。《白》文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研究通俗文学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或途径。

从对“现代性”的关注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孟悦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和第三部分都提到现代性的想象在“五四”和延安时期的分歧问题。作者提到“《白毛女》对乡土社会的表现或想象为什么不同于矛盾、沙汀等的想象，《白毛女》中的过年为什么不同于鲁迅《祝福》中的过年？”某种意义上，展示“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于乡土社会的想象力上的一个局限，导致这种局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文化先驱者们的‘现代观’”。由于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往往把前现代的乡土社会形态视为不现代或被表现为病态乃至罪大恶极。因此，“乡土”在新文学中是一个被“现代”话语所压抑的表现领域，乡土生活的合法性和其中可能还“健康”的生命力被排斥在新文学的话语之外，成了表现领域里的一个空白②。

作者通过对“乡土”这个符号的解读，通过对日常生活和民间习俗“过年”的关注，把话题深入到对现代性和现代观的理解上，研究者不同于左翼或一般见解之处，就在于她没有简单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时间或时代，而是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点——现代性与前现代并置于同一时间、时代之中，注意到现代与前现代在空间上的混杂。于是她化时间为空间，在展示空间的混杂中，显示出中国现代性的特点。这个观点进一步引申：精英文学在叙事上关注时间性，注意时间变化带来性质变化，构成其叙事的动态性。而通俗文学的叙事更关注的是空间，因为空间更有利于生存状态和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的展示。对生活场景（过年场面）、日常生活（歌剧杨白劳从为喜儿买红头绳到影片变成剪鸳鸯蝴蝶花，双喜字）的繁琐描绘几乎成了通俗文学创作的一种叙述标志。这让我想起孟悦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张爱玲》一文中，对张爱玲小说里空间的关注，与此何尝无关？这又提醒我们，对“日常生活”或者说“世俗生活”、“世俗人生”的关注和不同评价，可以引领我们对大众文化作出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判断，认识这种文化内涵的新质。在《白》文中，孟悦对现代性的关注主要是通过《白毛女》文本演变的解读，指出了与此同时革命通俗文学与现代政治性并存的历史多质性。

站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上来看，《白》文的关键价值不仅仅是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它不仅把延安文学重新纳入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而且提出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在这种新的问题意识和方法面前，“40至70年代”文学才重新变成了问题，而且变成了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正迎合了“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也为我们认识现代文化史打开了又一扇窗户。

总之，《白》文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东西还有很多，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说研究者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完全从文本出发，从作者、编者、导演和社会意识形态这几方话语的要求改编文本，但是作为电影、歌剧、舞蹈文本形式上的差异导致对故事本身应该作出怎样的要求？限于不同地区的观众的接受水平，文本得以流传又会受到哪些机制的制约？这些问题还有待思考。但不管怎样，孟悦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突破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对一个文学史书写中几乎“已成定论”的经典文本分析，让后来者还是开阔了视野，对已有的研究能有所反思，对未来的研究能有所展望，那么，《白》文的努力还是“功大于过”，这样的研究思路还是为数不多，也许这就是《白》文几经改名增订也得以保留的原因吧！

注释：

①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A].王晓明.二十世纪文学史论[C].上海：东方中心出版社，2002：186.

②同上.第 200、201 页.

[1]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A].王晓明.二十世纪文学史论[C].上海：东方中心出版社，2002：185.

[2]贺桂梅.“再解读”——文本分析和历史解构[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6-9.

[3]唐小兵，黄子平，李扬，贺桂梅.文化理论与经典重读——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为个案[J].文艺争鸣，2007，（8）：6-21.

[4]孟悦.孟悦的小说学研究——叙事与历史[J].文艺争鸣，1990，（5）：40-48.

[5]孟悦，薛毅.一个讲到头了的启蒙老故事[J].天涯，2002，（5）：28-37.

Multiple Discourse’s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A Re-interpretation to White-Haired Girl’s Interpretation

WANG Rui1,YU Yang2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China)

Mengyue’s thesis,White-Haired Girl Evolu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On the Historical Multi-qualities of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from the angle of cultural studies,re-examined the limitations of classic revolution literary,and in 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friction,versus and collision among the new Culture,popular culture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In a sense,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is thesis provide a new thought for reading the 17 years’s literature and the matter of writing the “classic”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White-Haired Girl;discourse;collision;integration

I207

A

1674－5787（2011）04－0081－03

2011-05-22

王锐（1983—），女，吉林扶余人，吉林师范大学职教部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于洋，吉林四平人，河北省平泉第一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责任编辑 闫桂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