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城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简评邓乔彬先生《唐宋词艺术发展史》

孙维城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邓乔彬先生最近推出词学巨著《唐宋词艺术发展史》，洋洋百万言。此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把词的内容与音乐联系起来探究；第二，从文化学的角度对词学进行整体研究，而不单纯从文学角度研究；第三，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相结合，对所引文献有所评论，谈出自己的看法。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词史研究、词学研究将有所突破。

唐宋词；音乐；文化；文献

著名学者邓乔彬先生最近推出词学巨著《唐宋词艺术发展史》，洋洋百万言，令人惊叹！作者在词学与文化艺术方面，曾出版了《爱国词人辛弃疾》、《吴梅研究》、《有声画与无声诗》、《唐宋词美学》、《中国词学批评史》（合著）、《学者闻一多》（合著）、《中国绘画思想史》、《宋词与人生》、《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词学廿论》、《宋代绘画研究》等著作。《唐宋词艺术发展史》一书是在长期词学、文化学、美学研究积累后的产物，是作者一生学术的结晶。

此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把词的内容与音乐联系起来探究。一般文学史以及词史著作，对于词的音乐特点，由于说不清楚，大多采取绕道而行的办法，在书的开头论论雅乐与燕乐，然后就不再提及。此书不是这样，而是力图勾勒出词体与音乐的关系，并在有关章节展开充分论述，如：唐代燕乐杂言歌辞之起，教坊曲与词调的关系，“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的创作原则；从雅乐衰而燕乐传的特定角度论五代歌词繁盛之由；柳永是慢词的创调名家，继承“倚声祖”温庭筠，在变教坊曲为词调中起了很大作用；周邦彦知音律、善制曲，创调甚多；姜夔尚雅乐而反胡乐，明俗乐而求之雅，先词后曲，回归“声依永”原则，坚持主体抒情，改变了以词就曲的定法。这样，该书在整个词史的论述过程中，同时贯彻了一条词体与音乐关系的线索。如对于柳永词的音乐特点，引沈曾植一段话，分析词乐之变以及柳永词与音乐的联系：

《卮言》谓花间犹伤促碎，至南唐李主父子而妙。殊不知促碎正是唐余本色，所谓词之境界，有非诗之所能至者，此亦一端也。五代之词促数，北宋盛时啴缓，皆缘燕乐音节蜕变而然。即其词可悬想其缠拍。花间之促碎，羯鼓之白雨点也。乐章之啴缓，玉笛之迟其声以媚之也。庆历以前词情，可以追想唐时乐句。美成不伐以后，则大晟功令，日趋平整矣。

沈曾植关于词学的论述，一般不太为人注意，可以看出作者的渊博；同时，这段话对于词的音乐变化特点论述十分准确，解释了词史变化的诸多问题，实在非常精彩！作者据此总结出以下几点：其一，五代词的“促数”，北宋盛时的“啴缓”都由燕乐音节的变化造成。其二，“促数”在于羯鼓节奏，“啴缓”在于玉笛节奏，说明了宋初音乐与五代音乐的差别。其三，柳永词与笛子的“啴缓”有关，适合于慢词，故慢词在柳永时兴盛。第四，北宋后期周邦彦词转向“平整”，勾画出从五代的“促数”到北宋初的“啴缓”再到北宋后期的“平整”音乐的变化及其对词体的影响。这样的总结在词史著作中是少见的，是把词体与音乐紧密联系起来做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当然，由于音乐材料的缺失，作者的这一工作不能做到完全彻底。所以本书作者在《自序》中说：

本书意在弥补学界对唐宋词艺术体系研究的不足，拟将其置于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流程中，作动态性的观照，力图体现出对龙榆生所下词学定义的探讨，即有意于“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在写完了百万字的书稿后，终于发现，由于词乐不存，加以自身知识结构的不足，调谱之学治之极难，自己对“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是难以做得令人满意的。也因此体会到，为何吴梅先生临终前将耗时十年所成的《南北词简谱》视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委托得意门生卢前为之梓行，以期完成遗愿；也体会到从学于“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的吴熊和教授所说的“词是专门之学”，是自有其特定涵义和真切感受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虽曾向音乐史、词曲史家洛地先生请教词乐、调谱等问题，却因自己在这方面的先天不足，难以学好、领会先生所赠论文、材料，有负先生的美意，确实感到惭愧。

这是非常恳切的言语，既说出自己力图改变词学史不谈音乐的缺点，也表明自己做得不够之处及其原因，实事求是，而不哗众取宠。

第二，由于作者长期研究文化学，所以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对词学进行整体研究，而不单纯从文学角度研究，这构成了本书的宏大结构。全书分十个章节，从敦煌曲子词开始，到宋季风雅词结束，每一章节中，文化的阐述都占了重要的位置。第一章论燕乐之起与敦煌曲子词，对燕乐之起作了文化探究，同时对敦煌曲子词梳理了它的文化内涵。第二章论唐代文人词，首先论文化之变与盛中唐文人词，分论盛唐的宫廷文化产生了盛唐词，中唐的多元文化产生中唐词以及刘白词与士大夫文化的关系；接着论晚唐的进士文化与晚唐文人词。第三章论花间词与南唐词的不同艺术走向与文化的关系，从雅乐衰而燕乐传，君主喜好文艺、善待文人，经济繁荣、热衷享乐三方面论五代歌词繁盛之由，论《花间集》的主要题材与文化成因；接着论述南唐不同于西蜀的宫廷文化。第四章论北宋前期词多元多向发展，认为士大夫文化此时形成，真正士大夫词当属于北宋，成于晏欧。此期的大词人柳永善写羁旅行役，长于讴歌太平，又具“宋玉情结”，有“唐人高处”，更以代表市井文化的青楼艳歌知名，“骫骳从俗”而长于叙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使其成为慢词的创调名家，善于融情入景，具有“上承飞卿，下开金元”的词史地位。第五章论北宋中期词与苏轼对词体的拓展，围绕士大夫对词的影响展开论述，认为士大夫文化对此期词的影响主要有三：其一是感叹“飘零官路，荏苒年华”，又努力化解思想的矛盾，体现了雅俗结合的创作思想。其二是苏轼代表了“士大夫之词”的完成，他将歌者之词变为诗人之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吟咏情性，寓意高远；他对词坛的变革主要是“以诗为词”，题材上“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风格上“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其三是秦观有独到的“词心”，他受累于党争，又“情钟世味，意恋生理”，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第六章论北宋后期词的发展与集成，也就是论徽宗时期的词人。苏门外围词人渐见艺术之变，周邦彦知音律、善制曲，言情体物，穷极工巧，长于铺叙，重视法度，所作具有开阖动宕、回环往复之妙，善于以六朝小赋与唐诗入词，风格富艳精工，集北宋词艺术之大成。这一章对徽宗时期的文化对词的影响展开不够，从文化角度看，是一小小的瑕疵。第七章论南渡词及其因革变化。靖康事变促使了南渡词之变，多表现真情，感慨悲凉。待到绍兴和议签订，高宗“中兴”局面形成，则有“复雅”之倡，供奉之作亦见。第八章论辛弃疾及辛派词。辛弃疾是出将入相的人物，以词为“陶写之具”，所作抚时感事，别立一宗，入以经子百家，体现了文化集成，因综融南北、兼具情志，成为两宋最伟大的词人。第九章论风雅词派及其艺术独创。风雅词派形成的文化基础是江浙地区的“民物康阜”，士人追求寄兴适情，才子崇尚晋人风雅，因地狭人稠，为官不易，造成了江湖文化，以隐逸或游谒为生存方式。此派以姜夔的创作成就最高，姜夔尚雅乐而反胡乐，明俗乐而求之雅，自作先词后曲，回归于“声依永”原则，坚持主体抒情，改变了以词就曲的定法，其词“清空”、“骚雅”，前者得益于晚唐诗的风神与江西派的瘦硬，因其为人的襟怀洒落，故所作不涉嫣媚，境象空疏，遗貌得神；后者深得比兴之义，温柔敦厚，怨悱不乱。第十章论宋季风雅词的艺术总结与辛派嗣响。宋末词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浙江词人群是风雅派的继续，以杨瓒的《作词五要》、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炎的《词源》为代表，体现了系统的创作理论。周密是沟通此派前后期词人的领袖，咏物词家王沂孙所作多有身世之感、君国之忧，因借物言志，虽气清而妍和，却言近指远、赋情独深。张炎为白石后劲，词史上并称姜张。

这样，从文化角度，本书完成了对唐宋词史的论述，对每一时期文化，都谈出了不同的特点，并由此引申出文化对每一时期词的影响与规范，实事求是，令人信服。

第三，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相结合。邓乔彬先生十分重视文献学、文艺学与文化学的结合，在一次词学讨论会的总结时，他特地谈到这一点，可以说，这也是新时期以来词学研究的特点，而邓先生的这部著作更是贯彻了这一观点。论述词的艺术发展史，这当然是文艺学的范畴，而在整部书的论述中，处处从文化角度立论，如上段所论，可以看出文化对词的规范和影响，不仅如此，本书对文献的引用极其丰富，不仅引文献以说明自己的观点，而且对所引文献有所评论，谈出自己的看法，做到了文献学、文艺学与文化学的结合。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谈到文献的搜集，有关音乐与历代评论资料将近五十万字，这打下了本书资料文献的基础。这么多的材料绝不是简单地罗列与堆积，而是为我所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我姑且举自己最熟悉的对张先的评价为例。作者评价张先词的“比之于书，钟繇之体”，首先举出刘熙载对张先词评价为“瘦硬之体”，指出这是以书法相拟。在宋初书法不振的情况下，只有李建中学欧阳询而变化，以瘦硬为主要特点，所以刘熙载这段话当作如此理解：“即宋祁词风尚为宋初守成之时，张先则如李建中书法有所创造，却未逮柳永，更难比后出的苏轼、秦观。”然后作者说，刘熙载的说法过简，相比较而言，陈廷焯所论甚详，然后引了陈廷焯一段话：

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自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益令我思子野不置。

接着，对陈廷焯评张先词的方方面面，诸如“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含蓄”、“发越”、“犹多古意”、“声调渐变”等各举张先词为例，并进行了具体而微的论述，说明陈廷焯所论之恰当。最后举夏敬观说法：“子野在北宋诸家中，可云独树一帜，比之于书，钟繇之体。”并加说明：

钟繇由汉末入魏，魏明帝时官至宰相、太傅，世称“钟太傅”，其书师法曹喜、蔡邕等人，博采众长，兼能各体，而尤精隶、楷，形成了由隶入楷的第一代新貌，与张芝、王羲之齐名。唐张怀瓘《书断》以其书刚柔兼备，古雅有余。张先词师法五代，亦兼采同时代诸家之长，如同钟繇的由隶入楷，独树一帜。夏敬观所拟，较之陈廷焯以之为“古今一大转移”，是更为恰当的。

材料在其手中，是活的内容，可以为我所用，纵横捭阖，着手成春，真可称作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的结合。

〔责任编辑 张彦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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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5261(2011)01-0001-03

2010-11-05

孙维城（1947―），男，安徽安庆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