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宁稼雨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及其成就

陈文新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宁稼雨教授的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从文化的一般层面上研究文学的文化蕴涵；从文化的某一特定视角进行文学的深层研究；把文学的文化研究引入到古典文学主题学的研究领域。宁稼雨教授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文言小说史研究和文言小说目录学研究两个方面。

宁稼雨；古代文学；学术研究

近年来，南开大学宁稼雨教授在古典文学研究的多个领域均取得了突出成就，本文择其研究中的两个领域作以简要介绍。

一、古典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之一。它将研究的视野从文学自身引向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注重从历史、思想、宗教等各个方面去挖掘文学的文化蕴涵，以期对文学作出更为深入的诠释。文学与文化关系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研究领域之一。罗宗强先生的士人心态研究和孙昌武先生的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都是南开大学该领域研究的丰硕成果和实力所在。宁稼雨教授在这一领域也创获颇多，具体地说，又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从文化的一般层面上研究文学的文化蕴涵。20世纪90年代初，宁稼雨教授出版过《魏晋风度》、《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等论著。这两部专著是较早研究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二，从文化的某一特定视角对文学进行深层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宁稼雨教授承担了教育部“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六朝小说的文化研究”，试图从更广的层面和更新的角度研究六朝小说。该项目的成果是《传神阿堵，游心太玄——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和《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两部专著。这个阶段的研究，除了在深度上有所加深外，还特别注意选取魏晋士人人格精神这一特定视角，展开对魏晋士人心灵和精神世界的深入发掘。这里我们就《传神阿堵，游心太玄——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和《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两书着重作一介绍。

以往研究《世说新语》，多在考案史实、训解文字、校勘版本和批点评注等方面着力，而对其文化内涵，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演变史上的作用研究相对不足。缺乏系统、流于驳杂、方法相对陈旧等我国古代学术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近代以前的《世说新语》研究中。20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世说新语》研究也走上了现代学术健康发展的轨道。宁稼雨教授着眼于新的角度，对东汉末年至南朝初期士人的精神风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宁稼雨教授早在1984年已率先就“世说体”小说体制的形成渊源、体制特征、思想文化内涵以及“世说体”小说的命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学术界开始就“世说体”作为一个文体现象集中进行研究，并不断取得研究成果。宁教授率先提出：“《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观念成熟的标志”，“《世说新语》中以单篇丛残小语的故事为基础，按内容分类的体例，就是志人小说观念外在形态的集中表现。它不仅是志人小说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记录知识分子事迹为主的志人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显著标志。”着重探讨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六朝小说所蕴涵的魏晋士人文化精神，也有许多创获，在原有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关于魏晋士人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魏晋时期统治者的佞佛态度、佛学各流派人物和学说、佛学与玄学的合流对士人的影响等方面，专著中的《从〈世说新语〉看士族佛学的学术精神》、《从〈世说新语〉看维摩在家居士观念》等文则对佛学与玄学的差异及其相互关系、门阀士族利用佛教《维摩诘经》为自己的腐朽享乐生活张目等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同样能够给人以启发。至于专著中的《从〈世说新语〉看玄学“有无”之辨与士人名教自然之择》、《〈世说新语〉中的士族婚姻观念》、《〈世说新语〉中的“服妖”现象》、《从〈世说新语〉看围棋的文化内涵变异》、《〈世说新语〉中樗蒲活动的文化精神》等文，或是对前人研究课题提出新解，或是对前人较为忽视的一些课题进行研究，反映出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强烈的创新意识，因而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和高度评价。

著名学界前辈敏泽先生在给《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一书所做序言中说：稼雨从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对《世说新语》的研究，长年累月，孜孜以求，广搜博纳，多方开掘，终于使他能够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历史、伦理道德、宗教艺术、学术文化、生活习俗及审美风尚等等的深入而广泛地历史考察中，对士人人格精神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深刻的剖析。每一问题的提出，都是参古酌今，建立在坚实的论据和细致地分析基础上的，且考证详切，辨析精当。在当前佣耳租目、拾人牙慧、浮光掠影、凌空蹈虚之风弥漫成为一时风尚的情况下，读到这样扎实并富于创造精神之作，是不能不使人感到由衷欣喜的。

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在给《传神阿堵，游心太玄——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所作的序中说：

在这篇序言中，我也用四个字——“专、通、坚、虚”来评述稼雨十几年的学术历程：

专 稼雨从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一直以六朝小说为其主要研究范围，已出版学术著作八部，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其中关于《世说新语》和六朝小说文化者约占一半，可见其专。

通 稼雨力求超越以往文学研究的某些框框，从文学与历史、哲学、文化学研究的结合上来思考和研究问题。例如对六朝小说的生成原理，他分别从诸子文章的“舛驳”走向，史传散文的“凭虚”流向，神话传说的社会化走向，诗赋文章的散体化倾向等四方面，对六朝小说的起源问题进行挖掘和梳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丰富了人们对于中国古代小说起源问题的认识。

坚 稼雨于1984年撰文，对“世说体”小说体制的形成渊源、体质特征及其思想文化蕴涵以及“世说体”小说的命名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后继续钻研，提出系统看法。在这本新著中，对“世说体”的论述更为完善，体现了锲而不舍的精神。

虚 稼雨自序以“学无止境”为题，表现了不自满足的谦虚态度。举一个例子来说，关于魏晋士人服药的问题，他认为过去由于学力的原因，没有深入涉及到魏晋士族道教神仙思想的重要内涵，是一个遗憾，在这本新著中着重予以考虑，并力求加以解决。

“专、通、坚、虚”四字是范文澜先生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用来衡量稼雨十几年的学术历程，可谓不谋而合。范老早年曾在南开大学执教，这也可以说是“流风余韵”了吧！范老还说过：“做研究工作，做了一辈子，也只能在知识海洋中取到一小杯水……但是，这一小杯水，必须经过辛勤的工作才能取得……任何一点知识，都是值得尊重的。”面对稼雨的新著，我衷心尊重，而他仍然虚心，并以这种虚心作为激发学问长进的动力，实在是难能可贵，我期盼着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陆续问世。是为序。

第三，把文学的文化研究引入古典文学主题学的研究领域。主题学研究是比较文学近年来研究的一个分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题材沿袭的广泛性成为把主题学的研究方法移植于古典文学主题学研究的客观基础。宁稼雨教授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因而计划开始进行重大项目《中国叙事文学的主题类型研究》的研究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期，宁稼雨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六朝小说的主题类型研究”，计划先对六朝时期的叙事文学进行类型梳理，具体做法是：在掌握各种材料的基础上，先将拟要梳理的故事做一大类划分，然后在各类中对相同的情节和人物类型进行梳理，尽最大可能阅读所有有关材料，使每一情节和人物类型的主题单元材料尽量充实和完整，每一主题单元要包括该单元故事在六朝典籍中的演变状况，既要详细交代该单元每一变化的材料出处，又要比较各单元情节因素变化的异同，其最终成果形式是《六朝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目前，索引编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分析考论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这一工作将是继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之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主题学研究的又一重大收获。

该索引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与“AT分类法”及以此为蓝本所编制的丁乃通和艾伯华索引的不同：

按照“AT分类法”编制的丁乃通和艾伯华的索引共分“动物故事”、“一般的民间故事”、“笑话”、“程式故事”、“难以分类的故事”等类，总共2499个故事类型。很显然，从这个类目、子目和各个故事类型中可以看到，这个分类法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民俗性，二是西方性。民俗性是指作为民间故事索引，其中包括的内容自然是以民间文学为主，这自然无可厚非，但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之“履”未必适合书面叙事文学之“足”。西方性是指把中国的民间故事套进西方人所设定的框架中，这也就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而且，就这两个索引所使用的文献材料来看，有许多收录中国民间传说故事的文献他们并没有采用，如《坚瓠集》、《遣愁集》、《尧山堂外纪》等。正因为如此，也就自然会有许多精彩的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情节模式无法被套进“AT分类法”中。至于中国民间文学之外的叙事文学作品，这两个索引更是无法囊括殆尽。因此，要编制以中国书面叙事文学为主的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在体系框架上不能照搬“AT分类法”，而是需要另起炉灶。

金荣华的《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分类索引》在分类上也是另起炉灶，并确实以中为体，但由于该索引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类书以名词为单元的类目名称，因而在反映作为叙事文学的故事属性方面受到一定的局限。宁稼雨教授在此基础上又做了新的探索和尝试。《六朝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共分为六类：天地类、怪异类、人物类、器物类、动物类、事件类。宁稼雨教授一边和“AT分类法”作对比，一边逐一介绍各类设类的理由和子目安排的设想。

在编入索引的所有主题类型中，其规模大小、材料分布很不均匀。有的故事类型只有一两条故事材料，难以构成一个故事主题演变的系列，也难以对其进行主题演变的对比和分析。宁稼雨教授把具有研究价值的个案故事类型大致限定了三个方面的条件：其一，在文本的分布上应该有一定的数量规模，一般来说应该不少于三五个带有故事性的文本；其二，在文体的分布上应该不少于三种，其中至少有两种以上的叙事性故事文本；其三，在时间的跨度上应该不少于三个朝代。如果能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那么该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系列足可以构成一个值得关注研究的个案对象。

按照宁稼雨的设想，对于具备条件的故事主题类型，其个案研究操作程序大致有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调动一切文献考据手段，对该故事主题类型材料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就其文体分布状况来说，应该以小说戏曲为主，同时兼顾史传、诗文、方志、通俗讲唱文学等一切与该故事主题类型相关的材料。在这个方面，“竭泽而渔”也许只是理论上的奢望，但却应该是此项工作不懈的坚定目标，因为这是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研究的全部基础，好比是厨师把需要烹饪的所有原材料采购到家。

其次，在对已掌握的所有材料进行充分阅读的基础上，对该个案故事主题类型进行要素解析，其中分为外显的结构层面和内在的意蕴层面。

结构层面是指那些通过文字阅读可以直接了解认知的外部可见的结构要素，包括情节、人物、背景与环境等。所谓要素解析工作主要是就某一要素（如情节或人物等）在该主题类型不同文本中的形态流变进行细致勘比。具体梳理出在同一要素线索中，相同者有哪些，相异者有哪些。比如在情节和人物的演变中，哪些成分为一成不变，哪些为前后相异等，均须细致勘比。

意蕴层面是指在对结构层面诸要素的观照把握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对该个案故事主题类型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耙梳厘定。一般来说，一个故事主题类型在其演变过程中，往往也涉及几个方面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往往要随着文本形态在不同时代和作家手中的变化而呈现出动态的演进。研究者既要对该文化的全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又需要对这一文化的侧面有清晰的认识。

再次，对该故事主题类型的特色和价值做全局的归纳和提炼，并进入具体成文的收尾阶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此前工作的基础上，对该故事主题类型在故事演进过程中所蕴含的核心意蕴进行归纳概括，提炼出能够贯通该故事全部材料和要素的核心灵魂，用以统摄整个研究过程，把握全部材料。

从编制中国特色的故事类型主题索引，到各个故事主题类型的个案研究，这只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其后续工作仍然十分庞大和艰巨，其中最亟需的就是运用这一方法的实践操作。十多年来，宁稼雨教授所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选题也大致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能将其总结、集中和纳入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研究的整体中，其学术价值应该更加突出；如果能在类型索引和个案分析实践摸索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撰写《中国叙事文化学》一书，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概念定义、方法使用、对象范围以及对于中国叙事文学故事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整体研究，将会使该领域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二、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研究

文言小说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薄弱环节。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文言小说研究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其中南开大学的文言小说研究一直在国内外颇受关注。宁稼雨教授自硕士研究生起，一直把文言小说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并取得一定成果。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文言小说史的研究。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志人小说发展史论》的基础上，宁稼雨教授于1992年出版了《中国志人小说史》。该书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吴云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一书认为：“纵观百年魏晋南北朝的小说研究，在前50年，贡献最大的首推鲁迅；在后50年，以李剑国、宁稼雨的成就比较突出。鲁迅的研究比较简略，从大处着眼，要言不烦，在总体上有开创之功；李剑国在志怪小说研究方面，宁稼雨在志人小说研究方面，具体的研究比较深入，有自己的见解。”该书还认为：“宁氏的志人小说研究，比较细致深入，有些方面填补了学术研究上的空白。此后也有一些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总的来看，还没有超出宁氏的成就。”

第二，文言小说目录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宁稼雨教授参与了若干种古代小说辞书的文言小说条目撰写工作。这些条目共约上千条50多万字。在这些积累与《中国志人小说史》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宁稼雨教授于1996年出版了《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该书被学界视为文言小说研究的重大成果，成为文言小说研究的必备工具书。朱一玄先生和卞孝萱等人撰文盛赞此书于学术建设之功。当然，作为独立完成的2000多条近百万字的工具书，其中的舛误失察在所难免。学界对此也有过批评，宁稼雨教授本着对学术负责，对真理负责的态度，已经认真吸取了这些批评和建议，同时他本人也不断发现该书若干可以修订之处，这些修改内容已经表现在他与朱一玄、陈桂声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一书中。

〔责任编辑 张彦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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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29

陈文新（1957―），男，湖北公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