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启

（运河高等师范学校 江苏 徐州 221300）

三论诸葛亮军事失误

李凤启

（运河高等师范学校 江苏 徐州 221300）

历史上，诸葛亮虽然表现出诸多才智，但也有令人难以理解的决策和做法，导致了蜀汉应可避免的一些失误。辅政后，其过分“谨慎”性格在指导伐魏战争中不敢出奇制胜，造成诸多机遇的丧失，伐魏无果而终。没有很好培养大批人才也是一个重大失误。

诸葛亮；军事失误；不作为；谨慎

二、诸葛亮辅政后，其过分“谨慎”性格在指导伐魏战争中不敢出奇制胜，导致诸多机遇的丧失，伐魏无果而终

“诸葛一生为谨慎”，杜甫的诗准确地反映了诸葛亮的性格特征。无论是选择刘备、拉拢刘琦、劝刘备袭夺刘琮荆州，还是亲赴东吴联合孙权抗击曹操，都表现出诸葛亮慎重稳妥的一面，在谨慎的同时还带有明显的果敢作风，决定了的事说做就做，帮助了刘备重新崛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诸葛亮地位的提升，权力的增大，诸葛亮愈益谨慎，考虑问题，决策行事，均以安全稳妥为前提，完全没有了早期果敢的作风。如果说谨慎在治理国家事务中当不会出现大的失误，是一个优点的话，那么在军事行动中可能就是一个缺点，凝聚了诸葛亮毕生心血的北伐曹魏战争，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还是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无果而终。诸葛亮北伐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是多方面，但从指导战争过程看，很多方面都与诸葛亮谨慎性格有关，正是因为诸葛亮的小心谨慎，不敢冒险，不敢出奇制胜，致使蜀汉丧失了很多可能获胜的机遇或机会。

具体说来，诸葛亮因性格谨慎造成的遗憾主要有：一是策反孟达，功亏一篑。诸葛亮策反孟达早在进驻汉中之前就开始了，前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不可谓不慎重，可是策反工作最终还是没有结果，眼看着孟达被司马懿给擒杀了。策反孟达失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紧急时刻诸葛亮没有灵活应变，采取断然的措施派大军前去支援孟达，或与他内应外合夹攻司马懿，以夺取蜀汉东边的攻魏堡垒新城郡，而表现为瞻前顾后，犹疑不决，后来虽说也派了一支军队去救援，但很快被魏军给挡住了。从诸葛亮援救孟达分析，诸葛亮之所以犹疑不定，就是他的谨慎，不能说诸葛亮不知道新城郡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否则他就不会花两年多的时间来策反孟达了，可是在孟达的新城郡危在旦夕之际，他又不敢派重兵前去营救，只是象征性的表示了一下，按诸葛亮治军看，蜀军应有很强的战斗力，司马懿听说是诸葛亮的重兵应该会避让或逃走，或抵挡不住的，恰恰相反，诸葛亮没有派重兵，也没有打败司马懿的阻援部队，将即将到手的熟鸭让其飞了。这也说明，在北伐和取新城郡两个目标的选择上，诸葛亮还是重视北伐，为了北伐的大局，更不敢弄险，灵活机变地抽调一支重兵占据新城郡，最后还是丢弃了新城郡。诸葛亮这一点与“人杰”司马懿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司马懿不听部属的进谏，敢于以独断的作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这一蜀魏边境的重镇新城郡。争夺新城郡可以说是诸葛亮与司马懿的第一次较量，因诸葛亮的谨慎与优柔寡断，输给了司马懿。

二是不用魏延攻长安之计，失去了伐魏唯一一次出奇制胜的机会。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诸葛亮更加小心谨慎了，甚至谨慎到了不容一点点的冒险。在第一次北伐进军的方向上，魏延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他说：“闻夏侯楙少主胥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18］《三国志·魏延传》裴注引《魏略》P1003这是一个大胆的计策，然而诸葛亮以“县危”之理由完全拒绝了魏延提出的奇袭之计，根本不给魏延以任何机会，再看他自己拟定的进军方向是绕远取陇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方向道路平坦利于行军，而且“十全必克”没有任何的顾虑，这是十足保守的进攻，对比魏延进军方向可见，诸葛亮战役指导是何等的谨慎。当然，从安全稳妥和保护蜀汉力量不受大的损失来看，诸葛亮的决策是无可挑剔的，谨慎行事也是对的。但这种小心谨慎式的作战，在己方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点非常规的作战计谋，往往是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只有出奇招才有制胜的可能。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正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敢于命令刘邓大军抛弃重型武器在没有大后方支援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敌人的心脏地带，直接威胁敌人的老巢，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大胆决策成功了，是完全正确的，从此，战局迅速扭转，中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如果按照诸葛亮的谨慎性格，是决不可能作出冒着刘邓大军全军覆没的危险去进军敌人的中心地带。魏延之计与毛泽东命令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有相似之处，都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甚至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大胆向敌人中心地带挺进。由此看，魏延计策也有可行之处，虽说魏延计策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也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但诸多实践又表明，越是认为最有危险，最不可行的行动方案，越是有达成目的的可能性，这就是出奇制胜魅力所在。如果人人都想得到而且容易做得到的计策和谋划，是很难取得出人意料结果的。正是因为诸葛亮的过分谨慎，否定了魏延奇计，自然就失去了唯一一次取胜的机会。然而，诸葛亮也想出其制胜，于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自己率主力向陇右迂回的同时，在东边派出了一支由赵云率领的疑军企图吸引魏军主力。这种声东击西之计，表面看是一奇一正，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似乎是胜券在握了。其实此计简直如同小孩子游戏，赵云的疑军不仅没有发挥作用，首先反而被敌人击败了。按理说，经过了一年多的战争准备，蜀军方方面面应该做得比较周全，可是，赵云的疑军思想松懈，进军迟缓，作为主动发起进攻的一方，竟然与敌军几乎同时到达作战目的地，稍一接触，蜀军即溃败。如此发展下去，诸葛亮平取陇右迟早也是要失败的，马谡失街只是一个偶然因素，加速了蜀军的失败，即使没有马谡失街，诸葛亮也不可能取得第一次北伐的胜利，因为疑军已败，曹魏两路军队再汇合一处攻打诸葛亮主力，加之诸葛亮的谨慎，其结局可想而知。第一次北伐，正因为诸葛亮指导战争过于小心谨慎，不仅丧失战机而且麻痹了己方将士，因而失败是必然的。

三是第二、四、五次伐魏，战役指导寥无新意，虽取得一定战绩，但离蜀汉要达到的目标甚为遥远。既然唯一的一次出奇制胜的机遇主动放弃了，在此后的伐魏战役中，诸葛亮一直都是在谨慎的原则下与敌人展开正面作战，始终没有运用过奇谋绝招。对于诸葛亮来说，正面作战可能是正规作战，堂堂正正的作战，是取得胜利的主要手段，更重要的是没有一点冒险成份，非常符合诸葛亮的谨慎作战的心理。第二次伐魏，诸葛亮向陈仓魏守军发起攻坚作战，蜀军采取的都是一些常用的攻城方式，如用云梯攀城、用土填绕城水沟攀城、掘地道、向城内射箭、说服敌投降等，硬拼硬打，终于没有奏效。除常规措施外，加以不冒险用奇计，诸葛亮当然无计可施了。当听说魏援军即将到来，诸葛亮考虑己方粮草已尽，从安全计，赶紧撤军。第四次北伐，诸葛亮的作战方略依然如同第二次一样，强调与敌正面作战，稍有改变的是诸葛亮不用攻城战法，而是用运动战，试图发挥蜀军灵活机动的优势，通过在野战中消灭魏军有生力量。魏军如果完全按照司马懿的计策只尾随跟踪蜀军而不与之交战的话，那么诸葛亮很可能将一无所获，所幸的是司马懿手下有人坚决请战，才使得诸葛亮稍有收获，阳谿之战，蜀军大破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19］《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P925-926。此战后，任诸葛亮如何挑衅，司马懿就是不与作战，诸葛亮再一次陷入无计可施状态。第五次北伐，诸葛亮终于有所冒险，表现有两：一是进军靠敌重镇长安较近的武功五丈原，以直接威胁敌心脏地带；二是做好长期屯兵敌境的准备。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进步，但这种冒险还是有限的，这就是诸葛亮率军屯驻较为安全的五丈原，而非对魏有较大威胁的武功，既然居武功利于大部队行动，易于部署兵力进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可直逼关中重镇长安，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向武功进发，而非要占居五丈原呢？驻军五丈原再一次表现出诸葛亮的慎重，因为五丈原离斜谷北口近，秦岭北麓的山陵多呈南北走向，地势险要，东西不易串通，蜀军的后路不易截断，安全可靠，故而，诸葛亮扎营于无悬危的五丈原。显然，诸葛亮谨慎的着眼点不在于速战速决，在短期内取得战争绝对性的胜利，而是为了保存实力，为长期正面作战做准备，这又重新陷入以前作战的老路，同样没有任何创新，以致敌方将领都熟悉了诸葛亮的作战意图与作战方式，司马懿曾对诸将说：“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20］《资治通鉴》卷72明帝青龙二年P2292诸葛亮果然屯于五丈原。诸葛亮作战部署敌人了如指掌，如此谨慎作战怎样才能打得赢呢？魏军对付诸葛亮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拖时间，不与诸葛亮作战。诸葛亮还真的就没有办法了。诸葛亮在忧急之中终于病死军中。诸葛亮终究没有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其过分谨慎的性格是一重要原因，不用一点出奇制胜的计谋，纯粹强调蜀军的安全，以过分谨慎的思维来指导对魏的战略作战，是诸葛亮军事指挥的一大失误。

除此而外，诸葛亮在用人方面也存在失误。诸葛亮在治理蜀汉，指挥作战过程中，积极探索用人之道，形成了一套用人思想，许多有才能之辈大多得以使用，使蜀汉度过刘备时代最困难时期。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诸葛亮辅政时代其人才状况与刘备时代士人“从之如云”［21］《三国志·刘巴传》P980的现象相比，显得十分萧条，其手下可用之将才少之又少，用来用去也就是魏延、杨仪、蒋琬、费祎、姜维等寥寥数人，蜀汉确实也没有出现更多的新秀，难道有百万人口的益州就没有贤才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蜀汉人才枯竭的局面呢？作为手握军政大权的诸葛亮不能不负有重要责任。诸葛亮在用人实践中，其优点是善于发现与使用人才，但缺点是很少注意大量培养人才，从所记载史实看，诸葛亮也就培养了蒋琬、费祎、姜维等几人，显然不够用，且大多才能平庸。另一方面，诸葛亮用人私心很重，对才能超过诸葛亮之上的，威胁其地位的，大多利用各种手段，将其废黜，如李严、廖立、来敏等，使本来就少的蜀国人才变得更少了。可以说，蜀汉后继乏人局面的出现，完全是由诸葛亮用人失误造成的。因这方面研究文章较多，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正因为诸葛亮有这样那样的失误，而又不改正其中不足，尽管他满怀赤诚，竭尽全力，报效蜀汉，但还是没能实现《隆中》战略所确定的“兴复汉室”的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遗憾。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