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春王益平

（1.昌吉学院初等教育学院；2.昌吉学院社会科学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苏俄早期（1917—1921）对新疆睦邻政策现实动因之考察

王恩春1王益平2

（1.昌吉学院初等教育学院；2.昌吉学院社会科学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文章认为革命之初的苏俄政权对新疆采取睦邻政策的基于两个方面的现实动因，一是内因——苏俄政权在中亚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势力干涉、白卫军颠覆、地方民族主义分离等现实威胁；二是外因——新疆地方政府实施的对白卫势力和苏俄政权等距离外交的“中立政策”赢得了苏俄对新疆主权的尊重。而苏俄与新疆政府成功会猎入窜新疆境内的白卫势力则创造了双方睦邻友好、平等交往的历史契机。

苏俄；新疆；睦邻政策；历史考察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主动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最初的几年间，苏俄政权基本未获得喘息机会。为了维护苏维埃政权的生存，苏俄在军事上反击内外敌人斗争的同时，在对外政策上，先后通过了《和平法令》、《告俄国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并于1919年起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苏俄政府奉行了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1］和睦邻友好政策。苏俄这一睦邻政策在苏俄的中亚和中国的新疆间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这对维护当时新疆的安全稳定和确保苏俄中亚政权的立足与稳固都产生了积极作用。本文主要立足于苏俄视角来考察苏俄对新疆睦邻政策的内外动因，这对进一步细化现代史领域的中国西北边疆关系研究不无裨益。

一、苏俄早期对新疆睦邻政策之现实内因考察

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协约国宣布对苏俄的经济封锁，同时达成了分割苏俄领土的秘密协定。1918年春至1919年春，苏俄国内外反动势力“共集结了约130万军队”［2］对苏俄政权进行武装干涉。作为苏俄国内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临近中国新疆的苏俄中亚地区，其中亚政权长期立足不稳，多次面临险恶困境，迫使苏俄此时对中国新疆实施睦邻政策。

（一）英日帝国主义及苏俄国内白卫势力啸聚一处，企图以新疆为基地，将中亚作为绞杀苏俄政权的重要政治地缘带

苏俄中亚地区是苏俄防卫势力较为薄弱的地带，同时也是反苏各类势力汇聚的渊薮之一。英日坚持从中亚干涉苏俄政权的呼声一向很高。一向与帝俄争雄中亚的英国积极筹划从苏俄中亚打开武装干涉的缺口。英国驻喀什领事艾瑟顿同旧俄驻该地领事梅世臣勾结，以武器和军用物资供给七河省和费尔干纳省的白匪，并同他们“经常保持联系”［3］。艾瑟顿还积极加强对中亚地区白卫政府外交支持，如他向英国政府建议派遣一个特别使团到俄属土耳其斯坦去。作为铁杆反苏分子，艾瑟顿不止一次地把恶毒诬蔑苏维埃政权的公报从喀什寄送给中亚的反革命匪帮，进行政治宣传煽惑。他还极力怂恿喀什提督马福兴出兵中亚攻打红军，并以帮助马氏在全疆夺权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政府同样不甘寂寞，企图染指新疆和中亚，它向新疆派遣的“调查员”“亲自向杨增新表示，日本政府可以派一个师团来新疆，分驻伊犁、塔城，帮助中国巩固边防”。并煽动说：“新疆可以利用俄国内乱的机会有所作为，作将来收复权利的依据”［4］。此外，苏俄国内部分敌对势力以新疆为“避祸地”。大批俄国地主、资本家和旧俄军官涌入新疆，大量白党败兵聚集在新疆边境，随时可能窜入。这些都是反苏俄政权的坚决分子，他们同新疆的旧俄殖民势力相勾结，对苏俄政权构成严重的现实威胁。

（二）中亚的白卫势力一度十分猖獗，苏维埃中亚政权生存维艰

1917年11 月至1918年春，苏俄国内反布尔什维克势力曾遭到一次沉重打击。1918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乌拉尔至西伯利亚地区发动叛乱。中亚地区白卫势力闻风重新振作并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相互策应，很快攻占了哈萨克草原的许多重要城市。6月，哈萨克草原首府鄂木斯克被白卫势力攻陷。鄂木斯克白卫政府得以成立。不久，叛乱势力蔓延到突厥斯坦的七河省等地。7月，中亚与苏俄欧洲连接枢纽地奥伦堡被攻占。11月，原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自封为“俄国最高执政”，并于次年的3月间统率25万叛军在鄂木斯克誓师出发，西进攻打苏维埃政权。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同期，中亚各地的苏俄地方政权生存的极端危险性可从下面的一则报道中窥见一斑——突厥斯坦1918年1月13日《我们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突厥斯坦的居民已经感受到了人民的敌人的罪恶阴谋。半个月来，杜托夫控制了所有运往突厥斯坦的粮食。因为他，突厥斯坦边区全体居民被迫挨饿，将来可能陷入断粮的境地”［5］。连年战祸加之1917至1918年中亚的严重干旱，中亚地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奇缺，畜牧业遭受重大损失。锡尔河、撒马尔罕、费尔干纳三个州的牲畜总头数1900年为890万头，1920年仅有340万头。苏俄中亚地区人口因之锐减。仅1920年哈萨克西部地区就有140万人饿死［6］。而新疆作为前俄国传统的贸易伙伴拥有丰富的农畜产品，就近向新疆购进农副产品无疑是苏俄中亚政权的上选，因此，苏俄迫切希望能尽快建立与新疆通商的关系，以缓解其中亚地区的经济困境。

（三）中亚地区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

1917年11月15日，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了“民族完全自决”的原则。但就苏俄领导人本意而言，他们并不希望看到俄国境内众多的少数民族一个个地从国家中分离出去，而希望看到的是少数民族留在苏维埃俄国版图内，因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特别强调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建立俄国各族人民的自愿和真诚的联盟”［7］。

同期，中亚各地的穆斯林群众提出了自治要求，但当地的苏俄政权并没有满足这些愿望，在有些地方甚至连应有的关注都没有，这使很多穆斯林群众感到失望，产生不满。因此，较大规模、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运动随之而起。

1917年12 月，中亚一些民族主义者决定成立“浩罕自治政府”，并宣布自治政府是突厥斯坦的唯一全权政府，借此否认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哈萨克民族主义政权在向莫斯科提出自治要求没有得到答复后，竟一度与白卫势力进行联系。在花刺子模，其共产党内则充斥着乌兹别克沙文主义者。希瓦和布哈拉两个共和国出面掌权的只是名义上加入共产党的青年希瓦党人和青年布哈拉党人，“他们倾心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特质的苏维埃体制”，与中亚苏维埃政权离心离德。

二、苏俄早期对新疆睦邻政策现实之内因考察

（一）杨增新政权明智地执行“中立政策”和“不干涉”政策

苏俄内战期间，新疆的最高执政者杨增新执行了对中亚苏俄政权和旧俄势力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杨增新，云南蒙自人，时任新疆省长。他虽是个旧式军阀，但对新疆实力和俄国情形却有着清醒的估计。新疆兵少、饷缺，武器窳败，民族思动，“新疆之防俄，北起塔城，西至伊犁，西南至阿克苏，更西南至喀什，防御线之远将及万里。故新疆对于俄新旧两党战争，只能采取不干涉主义，若稍有偏重，不论开罪何党，更是以将我国牵入漩涡”［8］。当时，全疆的军队仅一万数千人，以如许的微弱兵力，别说对抗强大的苏俄红军，就是对付连吃败仗的白军也是力不从心。杨氏对新旧两党的发展走势也作了准确的判断。他认为，俄国革命是“四海穷困”、“富人少而穷人多”造成的。“盖新党必占优胜，古今中外，各国无不皆然”［9］。但尽管如此，对新旧两党均不能支持。因为如支持旧党，实际上等于把新疆当局置于新党的敌对位置，从而为新党越境追剿白俄败军、打击其国外支持者——新疆政府提供口实。另外，从俄内战发展趋势看，俄旧党势力已很难恢复，一旦新党获胜，新疆当局支持旧党的做法必将为未来新疆与新生的苏俄政权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若支持新党，无疑会引起窜入新疆境内的数万白俄败兵、难民的不安和可能滋生的暴乱，同时，也可能为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侵略新疆提供借口。

由于严守中立政策，加之杨增新也作了必要的军事准备，旧俄势力在遭到红军追击仓皇逃入伊犁、塔城地区后，并不敢轻易寻隙滋事。而苏俄政权对新疆政府并不偏袒白俄败兵的做法颇生好感。1919年5月后，苏俄军队进入新疆边界。杨增新指示边境地方官与之交涉，并申明新疆政府严正立场：“新党已立共和国，已有国家资格，若无端派兵侵占他国领土，实为万国公法所不许，该俄共和国未经万国承认，若行此不守公理公法之事何以立国？”［10］同年8月初，当苏俄红军进入新疆塔城边界，后经交涉，旋即退出中境，表达了尊重中国、尊重新疆政府的理智态度。

杨增新实施“中立”政策除给新疆带来稳定的同时，客观上也起到了消除苏俄政权隐患的作用，有助于苏俄政权在中亚立稳脚跟，也奠定了双方初步的政治互信。

（二）新疆地方政权与苏俄中亚政权成功会猎入窜新疆旧俄白卫势力，此举奠定了双方睦邻友好的历史契机

1920年，在苏俄红军的追击下，旧俄白卫军败兵多批窜入新疆。1921年5月1日，白卫军官诺维科夫部窜入塔城地区，并于5月14日到额敏同先前安置该地的巴奇赤匪众汇合，势力大增。受日本塔城密探的煽动，两股匪徒公开宣布：“准备进犯乌苏、绥来（今玛纳斯），攻打乌鲁木齐”［11］，然后北上攻打苏俄。苏俄视入新白匪如芒在背，必欲除此隐患；而杨增新视白匪如骨鲠在喉，但力量有限。这就使双方军事上的合作成为可能。

1921年5月14日，苏俄七河省全军总参议兼外交代表拉子多布列耶夫咨文塔城地方当局：“准红党军队入中国境内将白党败军收服……军事一毕，全行撤回本国”。杨增新对此作了积极回应，同意红军不得已时可“入中境”，但不得对中国的主权构成妨碍，如：“对于中国之建筑物及村落居民，不得稍有毁损伤害……对于中国人民之牛羊马匹商货车辆，不得稍有截留或任意征发……一俟旧党无抵抗能力……即应全行撤回俄境……不得有向中国需索供给之事”［12］。

1921年5月17日，苏俄突厥斯坦方面军司令部同新疆地方当局签订了共同采取军事行动剿灭入窜新疆的巴奇赤、诺维科夫白匪的协定。9月，苏俄与新疆签订《关于苏俄红军开入中华民国国境以剿灭阿尔泰白匪部队之协议》。根据协定、协议，盘踞新疆的白俄匪军被肃清。9月末，红军全部撤离新疆。这次成功的会剿，在中方，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新疆稳定，在苏俄，消除了威胁苏俄中亚政权的隐患，双方政治互信大增，这就为随后进行的双方经济贸易谈判、平等地开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结语

革命早期的苏俄外有帝国主义的叫嚣和武装干涉，内有沙俄白卫势力的骚动与叛乱，这一情形在苏俄的“政治软腹”——中亚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内战混乱之际，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中亚突起，这些运动对革命呈现着犹疑观望、参与联合、自行其是、摇摆于革命反革命阵营、甚至公然反对革命等复杂特征，这无疑加剧中亚地区的政治动荡，苏俄的中亚政权生存艰难。立足苏俄立场，这是苏俄对新疆实施睦邻政策的内因。此时如能结好中国新疆的地方政权，一是避免其成为反革命势力失败逃亡时汇聚的渊薮，二是利用新疆物产丰富来解决其自内战和天灾带来的粮油短缺、牲畜困毙的窘境，这对苏俄中亚政权的生死存亡休戚相关。因此，苏俄对中国新疆实施睦邻政策固然是苏俄秉行列宁主义理想而实行对华宣言精神的体现，更是基于中亚地区的政治现状而作出的现实主义选择。苏俄对新疆睦邻政策效果的优劣还要取决于新疆地方政府的态度，即苏俄睦邻政策的外因条件。同一时期的中国，各派军阀为问鼎中央政权，混战不已，造成了中国北洋政府威信下降和对边疆地区控制的下降。对辛亥革命以后就基本上孤悬塞外的新疆而言，这意味着其在应对复杂严峻周边环境时缺乏有力的后盾支援；当然这也给新疆当局在对外交往政策上留下了一定范围的适度选择、调整的空间。新疆地广人稀，民族众多，防务薄弱，缺乏后援，当时统治新疆的最高决策者杨增新明智地采取了对新旧两党“中立”和随形势变化逐步交好苏俄的政策。苏俄和新疆地方政权之间具备了实施睦邻政策的基本条件，而双方成功会猎入窜新疆的沙俄白卫军则成为密切双方睦邻关系的历史契机。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苏俄政权的稳定，特别是列宁去世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抬头，苏联开始重新审视和调整对新疆的政策。

［1］向青，石志夫，刘德喜.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28.

［2］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42.

［3］帕·特·艾瑟顿.在亚洲的心脏［M］.伦敦：伦敦出版社，1925：151.

［4］包尔汉.新疆五十年［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39-40.

［5］X.III伊诺雅托夫.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的胜利［M］.莫斯科：1978俄文版：285-286.

［6］阿贝尔霍仁等.欧亚大陆腹地国家—哈萨克斯坦历史专题［M］.阿拉木图:1998俄文版:209.

［7］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68，110.

［8］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M］.台北：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450.

［9］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七［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39-44.

［10］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M］.台北：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514—515.

［11］包尔汉.新疆五十年［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55.

［12］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第6卷［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10—12.

王恩春（1965-），男，汉族，新疆奎屯人，昌吉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新疆地方史；王益平（1968-），男，汉族，江苏睢宁人，昌吉学院社会科学系，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近现代苏联与新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