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野

1934年11月7日，在偏僻的陕甘交界地区、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乡一座古老的堡子——荔园堡，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情，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经过工农兵、妇女等各界代表民主选举，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当地的两名贫苦农民当选为副主席。

在地瘠民贫、人烟稀少的南梁，老百姓见过走马灯似地更换的地方老爷，见过横征暴敛的官员，见过烧杀抢掠的兵匪，从没有见过自己可以“红豆豆，黑豆豆”选举当家人，从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当家。历史没有记载那一天的天气，但是可以想象，西北的冬天、西北一块原始森林里的冬天，一定是凛冽而寒冷的。同样也可以想象，在火红的旗帜辉映下，老百姓心里的天，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老百姓的笑容是阳光而灿烂的。

生活在这个偏僻闭塞、连一所学校也没有的地方，老百姓不熟悉马列主义，不熟悉苏维埃，从来都是祈求有一个青天大老爷为小老百姓做主，从来没有过“民主”。但他们熟悉刘志丹，熟悉习仲勋。刘志丹就是那个四年前在距南梁不远的合水县太白镇发动起义、带领穷人打祸害百姓的土匪恶霸的刘志丹，是那个和他们一样穿光板羊皮袄，一起睡土炕、吃荞面、钻梢林的刘志丹，是老人孩子都称作老刘的陕北后生；习仲勋就是一团笑脸，整天东家进、西家出，摸摸这家炕热不热、看看那家囤里的粮够不够吃，给穷苦百姓分田、分粮的习仲勋，就是那个见了年长的人热热乎乎叫干爹、干娘，见了年幼的拉住手问长问短的关中娃娃；都是比亲人还亲的人，是和他们一样样的人。所以，他们来了总是要争着抢着拉进自己家，总是要把土炕烧得热热的，总是要把最好吃的端出来。他们不熟悉那个叫“苏维埃”的政府，但他们知道那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地方，是老百姓随便可以出入、也可以坐镇的“衙门”。

刘志丹、习仲勋这些人，确实和当地老百姓一样，他们从小就饱受官僚的盘剥，兵匪的欺凌，亲眼目睹社会的不公，人间的不平，深知老百姓的水深火热。所不同的是，他们都上过学，上学的时候幸运地遇到了“德先生”、“赛先生”，听到了十月革命的炮响，他们在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中率先清醒了，站出来了，并且高高地扬起自己的手臂。

这些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的年轻人，从陕北、从关中来到陇东，为什么能够很快就和当地尚处于蒙昧状态的群众建立起了亲人般的关系？这块偏处西北一隅的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够不断得到扩大，并且成为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最终为红军的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和北上抗日的出发点？

70多年后，许多来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凭吊瞻仰的人，心中都盘桓着这样一个问号，这个问号也曾一直横亘在我的心中。在拍摄反映陕甘边革命历史的纪录片的过程中，我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踏访了陕甘边革命的所有区域，采访过百岁的革命老人、许多老红军、老革命以及他们的亲属，终于打开了心中的问号，因为这是一场鱼和水的共同革命。

毛泽东在早年投身革命时，就将革命者与人民群众比喻为鱼儿与水的关系。刘志丹、习仲勋正是将自己投入到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所以才能海阔凭鱼跃。我在采访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时，这位80多岁的老人清楚地告诉我一件她父亲的往事：当年红26军一个连行军来到一个只有三四户人家的小村子，连长想这么小一个村子，肯定住不下。正好刘志丹在场，就告诉他说：“你去吧，那个村子保险住得下，那村里有多少户，房子多少间，锅多少口，炕多少个，你们到那里去，煮饭睡觉都不成问题。”连长去一看一数，丝毫不差。我最近读到项小米发表在《人民文学》2011年第五期上的文章《曾经有过这样一群人》，才知道这个连长就是共和国少将孔令甫，所回忆的事实也是丝毫不差。就像鱼儿熟悉水一样，刘志丹对陕甘边地区的每一道山梁、每一块梢林、每一条小路熟悉得就像自己掌上的纹路，真是了如指掌。所以，面对国民党军队多次来势汹涌、重兵压境的围剿，都能游刃有余、化险为夷，消灭反动势力，壮大革命队伍，扩大革命根据地。

作为水的不仅是这里的山川土地，更有这里的人民群众。刘志丹的队伍来了，“快把那亲人迎进来”，“热腾腾的油糕端上来”；敌人来了同仇敌忾，坚壁清野，即使家园被毁，掘坟杀头，也无所畏惧，小小的南梁，在敌人的一次清剿中，就曾被活埋20多人。习仲勋几次身受重伤，都是老百姓把他藏在家里，偷偷请医生疗伤，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补养将息，从死亡线上生拉硬拽回来。刘志丹牺牲以后，在运送他的灵柩回归故里的途中，群众泣血顿首，沿途祭拜，悲伤不已。三大红军主力会宁会师以后，第一次在环县联合作战，这也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仗，彭德怀亲任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环县一个农户家里。这家的主人外出办事，发现一股敌人正在向这里开进，立即返身，一口气翻山越岭跑了一百多里报告了消息，指挥部安全转移，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

鱼游在水里，所以鱼最熟悉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习仲勋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主持制定的边区十大政策，因为符合当地实际，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使这个荒凉之地，一时间变成了一座繁华小镇，出现了“长枪短枪马拐枪，跟上哥哥上南梁；你骑骡子我骑马，剩下毛驴驮娃娃”的景象，群众扶老携幼、举家迁往根据地。马锡五一直跟随刘志丹做军需，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曾任陕甘宁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华池姑娘封芝琴因为不满包办婚姻，又不服基层法庭的判决，从华池徒步来到百里之外的庆阳，找到马锡五申诉，马锡五听了情况以后，骑着马从庆阳出发，一路走，一路了解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到华池以后，召开群众大会，做出了令所有人心服口服的判决。这就是著名的“封芝琴抗婚案”，解放后因评剧电影《刘巧儿》名扬全国。由此形成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至今仍在我国的司法实际中运用。马锡五文化程度不高，他当时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法律，他所依靠的仍然是对水的熟悉。

鱼儿离不开水，离开水的鱼无法生存。毛泽东曾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的群众领袖”。1943年1月，毛泽东给时任陇东地委书记的马文瑞题词“密切联系群众”，给时任陇东专署专员的马锡五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给时任华池县县长的李培福题词“面向群众”，这是对陇东革命老区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陇东干部的鼓励、鞭策。水也离不开鱼，离开鱼的水就是一潭死水。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劳动英雄表彰大会。29日，毛泽东接见17位劳动英雄。一位老英雄走近毛泽东，紧紧搂住毛泽东的肩膀，粘着口沫的胡须因兴奋而颤动。他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也有了，这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子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接着脱口唱出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位劳动英雄就是来自陇东曲子县（今庆阳市环县）的大字不识的农民孙万福。不识字的农民，脱口就唱出一首经典的歌。同样不识字的正宁县农民汪庭有编唱出了歌颂领袖的歌曲《绣金匾》。这样的歌不是写出来的，甚至也不是唱出来的，是从老区翻身农民的心里飞出来的。当时已经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被这个胡须粘着口沫的农民搂着肩膀而以为忤，而是同样的高兴。因为从这张开的臂膀，他看到了一片广阔的水域，敞开的胸怀，看到了共产党人可以无限畅游、翻江倒海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