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东峰

冲破男权藩篱的勇者
——解读《庭院里的女人》

欧阳东峰

女性题材影片《庭院里的女人》（Pavilionof Women）改编自美国女作家赛珍珠1946年创作的《群芳亭》，值得一提的是，赛珍珠于1938年凭借中国农民题材的史诗般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时声名远播。《庭院里的女人》于2001年由美国环球电影公司全球发行，香港新浪潮电影导演严浩执导，著名演员罗燕改编、制片并主演，这是第一部由华人担任独立制片人的美国电影，意义非凡。故事以1938年日军侵华为时代背景，以江南望族吴府的吴太太与传教士安德鲁的情感为线索，讲述了一段奇特的感情遭遇，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这份乱世爱情也遭受了严峻的考验。影片风格细腻温婉，隽永深邃，像一幅江南水乡的水墨画，影片塑造的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女性人物更是深深地打动了观众，吴太太也由被藩蓠隔绝到冲破重重阻挠，成为追求独立意识的化身。

一、寂寞梧桐锁深秋——封建女性伦理的产物

影片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当时战火纷飞、时局动荡，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都处在中西碰撞、新旧较量的过程中，新事物新思想的引进给困守的人们以启蒙和鼓舞，特别给几千年封建礼教压制下的中国女性带来了精神解药，但拯救的过程却困难重重。

在《庭院里的女人》里有两个主要的女性形象，一个是吴太太，一个是吴太太为老爷买的小妾秋明。女主角吴太太作为传统封建家庭的管理者，保持着体面尊贵、知书达理、光鲜能干的女性形象，在男权话语的统治下，她严格遵守温良恭俭让，坚持贤德贞洁，以至抹杀了自我个性，沦为男性的附庸，这样的形象与中国长期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思想和经济状态、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性别伦理是我国封建传统伦理体系的重要部分，女性伦理主要指儒家的道德规范和个人的文化心理，可谓贞烈并举，上升到了人格尊严的高度，在《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下））中就有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案例[1]。

中国的性别伦理源于原始农耕经济、宗法血缘的根基，家庭的稳定性和继承性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先决条件，由此而形成的男尊女卑的两性伦理就是合理中的不合理，是用女性的代价换来的两性生存的合理[2]。在旧中国，女性成为依赖男性而存在的“第二性”，受到社会的歧视和男贵女贱的不平等待遇。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能在家中相夫教子，圈子十分狭窄，因此，女性的伦理是男性要求的伦理，是建立在父制霸权基础上的行为规范。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三从四德”，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此外，还必须奉守“不教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观和从一而终的贞节观。这种畸形的集体无意识使女性在浑沌中依附男性，缺乏真正的反抗，女人的“贡献”就是维护父权制家庭的稳定，女人的角色与男人紧紧相连——妻子、母亲、媳妇，这些角色赋予的内容就是伺候公婆，照顾丈夫，养育孩子，操持家事，待韶华渐远，女人的青春和梦想不复存在，只能徒留残梦空悲叹。

吴太太就是这众多悲剧女性中的一个，她是被封建男权禁锢的女性，没有自由，没有本真，只有冷冰冰的教条与隔离，在吴太太的身上，可以看到无情的传统伦理观念的烙印，但同时也更能体会到她对这烙印的痛恨与厌恶，正因为这样，在看似波澜不惊的表面下暗藏着她内心备受压抑、渴望解脱的另一面，于是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传统的殉葬品变成封建礼教的背叛者。

在吴家，吴太太生活的全部就是如何做好一个男人的女人，她管理家政，支配佣人，安排每个儿子的婚事，调教家里的女人，成为幽深庭院里的中心。影片名为《庭院里的女人》，“庭院”带给人们的想象除了建筑，更是一个旧式家族的符号，女人们压抑、受困的灵魂在狭小森严的壁垒里，在厚重的大宅门后，忍气吞声，血泪交加，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看似雕梁画栋、珠光宝气的富贵之家，弥漫着冰冷死寂的封建礼仪和动辄得咎的家教规矩，作为有血有肉有个性有感情的女性，她们的真实想法只能深埋心底，无从释放。如果没有偶然的人生际遇，如果吴太太没有遇上安德鲁，她很可能会无奈地自我沉沦，或者在战乱和家变中凄凉地逝去。

机缘巧合下她与安德鲁这个改变她命运的传教士相识相知，但命运弄人，一个是女性伦理规范制约下大户人家的太太，一个是誓将一生奉献给上帝的传教士，两个人的相爱都是对各自信仰和原则的背叛，这越轨的爱情奇特浪漫，发生在战火弥漫的灾难性背景下，更加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赛珍珠笔下的吴太太是一个人性化很强的人物，她没有说一不二的斗争性，而是在环境中萌发出从朦胧到鲜明的抗争意识，在日趋没落的封建旧式家族里逐渐坚定自己的立场，奔向自由的新世界，这种层进式的渐变过程使得人物的诠释更为立体和饱满。

二、长空乘风千万里——冲破男权藩篱的勇者

影片中的安德鲁是一位笃信上帝的传教士，职业为孤儿院医生，这个人物简直就是理想男性的化身，因为他几乎具备了一切英雄的特质：在危急关头勇猛直前、善良正义、尊重女性、保护弱小、博学多才、风度翩翩，他满足了女性对魅力男性的全部想象，似乎他不再是一个爱情的对象，更多地充当了吴太太逃离牢笼的钥匙、发现自己的镜子，如同过河的一座桥、登高的一座梯，成为吴太太拯救自我、找回自我的中介物。

吴太太也尝试过逃避现状，改变生活，被人选择不如选择别人，于是她主动提出为丈夫纳妾，买进秋明，这样她由婚姻的被动方变为支配方，以为可以获取解脱。买入秋明成为她自我意识的觉醒，却未料到自己的儿子爱上纯洁美丽的秋明，从而卷入感情风波，令自己陷入被动。这种貌似自我拯救、挣扎求全的行为换来的是女性更大的牺牲和困境，吴太太意识到，要换取真正的自由，必须跳脱这男权的藩蓠。

吴太太在肉体上获得了自由，但心灵上缺乏知音，直到在邂逅中遇到安德鲁，吴太太被安德鲁的博学、勇敢和才华吸引，安德鲁也被饱读诗书、美貌和内涵兼具的吴太太倾倒，吴太太常去听安德鲁的讲课，两人的情愫在渐渐生长，一次在吴府火灾中，吴太太不顾危险，奋力救出安德鲁和孤儿，这闪耀的火光犹如自由解放的光明，给弱者以引领以鼓舞，安德鲁被吴太太的决绝和勇气感动，两人的感情突破重围，飞速发展。之后，日军入侵，为保护吴太太和孤儿们，安德鲁不幸失去生命，吴太太的人生轨迹也从此改变，她毅然支持儿子对爱情的追求，送秋明离开吴家，不让她成为旧礼教的祭品，并继续着逝者未完之使命，为孩子们的教育事业继续前行。她对真实爱情大胆地渴望和追求，冲破了形如桎梏的藩蓠，令人欣喜雀跃，更重要的是，她重新认识了自己，找到真正的追求。

这条发现自我的道路不是偶然的，它暗藏着深厚的时代渊源。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早已感受到了西方的新鲜空气。早在1914年挪威“精神界之战士”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就被春柳社搬上了上海的戏剧舞台，1918年6月，罗家伦和胡适在《新青年》上刊登了《娜拉》译本，同年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嘏译的《傀儡家庭》，1921年潘家洵译、胡适校的《娜拉》作为商务印书馆《易卜生集》的第一卷出版，到1931年已出五版，之后译本频见，影响渐巨，1935年更被称为“娜拉年”。这对传统中国女性伦理的挑战显而易见，一时间，娜拉成为一种符号，娜拉出走意味着离开家庭的束缚，是反抗精神和个性解放的独特表现，是沉睡中的女性自谋自立的一条新道路[3]。这种启蒙思想的输入，也大大推动了封建妇女打破禁锢的进程。

三、余论

赛珍珠两岁就随着当传教士的父母来到中国江苏镇江，历时三十多年，深切接触中国社会，创作了大量中国题材的小说。她的笔下既有女性的细腻，也有宗教的热情；既有人道主义的关怀，也有理想主义的主张。因此她塑造的安德鲁，是传教士形象的典型体现，他善良真诚，救助孤儿，将西方的科学和思想带给中国。作品的过人之处是没有成全二人的男女之情，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尾，以此来满足读者的眼球，而是将这种小我之爱升华为吴太太对人性的关怀和大爱，这样的爱更荡气回肠，也是赛珍珠意欲通过基督教的胜利来传达的灵魂净化和自由博爱的精神。

生长在典型的美国家庭，受过美国的高等教育，同时又耳濡目染中国的乡土风情，深受中国古典传统文学文化的熏陶，赛珍珠受益于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这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和融合使赛珍珠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固有的文化模式，她是一个游走于中西文化的双栖人，异质文化的撞击和共生渗透到她的笔下，因此东西文化杂糅的观点在她身上反映得特别强烈。当吴太太对他的丈夫坚决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时，无异于美国黑人女作家AliceWalker的著名女性主义小说TheColor Purple（1982）里Celie那具有博爱精神和自立性格的呐喊：“I’mhere!I’mhere!”这一如同独立宣言的宣告彰显着女性摆脱束缚和压制的强烈愿望，是勇敢热情地奔向自由生活的前奏。

吴太太是中国女性伦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变迁阶段的一个缩影，在这个阶段里，女性从宗法家族关系要求的服从式伦理，转为构建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新型伦理，这一由被动到主动、由附庸到自立、由他者到主体的革新就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之途。女性伦理观念蜕变的需求是内在的动因，五四带来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外在的推力，在二者的作用下，女性主体的觉醒才有发生的可能。吴太太成功逾越男权藩蓠，是女性个体对封建家庭秩序的颠覆，更是转型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如今号称有宝马才有爱情的物化时代，我们渴望《山楂树之恋》中的清纯爱情，也思考着女性的精神定位和思想方向，独立、自由、勇敢、崇高是女性追求的更深远的境界。女性该如何定位其群体意识和自我价值，将是女性伦理观永远讨论的话题。

[1]鲍延毅编.死雅[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755.

[2]王纯菲，火凤冰栖.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12-13.

[3]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257-263.

欧阳东峰，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