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运元

从郁达夫身份观其作品的独特性

孙运元

郁达夫的文学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已有定位，他出色的文学才华和骄人的成就也一直为后来者所赞誉。笔者认为，郁达夫的杰出的文学成就，来源于他作品的独特性，而他作品的独特性又来源于他独特的个性身份，他那不俗的文学姿态确乎达到了超凡的境界，同时也透出阵阵低俗的气息。

一位作家的先锋性大都来源于他的叛逆性、挑战性和不可低估的独特性。据美国当代著名精神分析批评家霍兰德关于一个人的个性身份与其文学经验之间关系的核心理论，个人的风格是由人体、文化和个人独一无二的历史造成的，亦即人的身份造就风格。人的个性身份由三个方面构成：人体身份、文化身份和历史身份。而个性身份，霍氏认为，往往决定一个人的阅读反应。笔者认为这种影响应为双向的；作为一个作家，他既是读者又是作者。一个人的独有个性身份不能不对作家构成影响，如果这种独特性程度足够高的话，就会形成巨大影响。郁达夫具有天生独特的个性身份：天才的鉴赏力与识别力，敏感细腻的审美能力，个体的生动性、内心活动的丰富性和人性的深刻性，同时他兼具大家所具备的睿智悟性，深厚的文化功底，深邃广博的历史感和与众不同的坎坷经历，这一切都成为造就一座文学大厦的块石。

郁达夫的人体身份是非常特别的。身体纤弱，神经脆弱而敏感，多疑而忧郁、猜忌而冲动；他又有着不一般的历史身份，虽然是郁家幼子，却无娇生惯养的资本。郁家历代书香门第，到郁达夫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破落。3岁丧父，不知父爱为何物，寡母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经常奔波在外而疏于理内，不能给予郁达夫以母爱。6岁的姐姐也被迫送给人家做童养媳。郁达夫比一般人过早地受到了人间磨难。童年的孤独生活使他逐渐养成了孤僻、内向、自卑、自怜又自恋的性格。

郁达夫有着超常的“里比多”冲动。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这种冲动一经压抑就容易扭曲变态。12岁时这种冲动下的所谓初恋随着他考入嘉兴中学而告终，但却给少年的郁达夫初次埋下了春愁的种子。从嘉兴到杭州再到之江大学预科，郁达夫一直与周围同学格格不入；惜花之情、怀乡之意时时泛起，使他寂寞难当，倍感孤独；于秋风乍起、荷花凋落、碧水悠悠、残蝉哀鸣的无奈中，暂时把此种冲动压下，转而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所谓文人情怀，无非花月；才子牵挂，皆关风情。到了日本留学时，经济上的窘迫，举目无亲的孤单，作为外国人所遭受的冷遇，再加上其貌不扬，使他在寻求女性呵护的失败过程里，对痛苦、失败、无奈体验得异常深刻。以上诸多因素养育了郁达夫变态的情欲、绵绵孤独和虚无的情绪，从而成为他在作品中得以表现的主要内容。

这独特的“身体身份”和“历史身份”使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女性为主角，或与性有关，有些作品甚至写变态的性欲。在笔者看来，郁达夫的某些作品基本上是他个人心灵史、个人心理体验的写照，非得要把他的一些个性身份处处跟社会、国家、民族联系起来，从而去阐释、剖析他的作品，以揭示出其中“大义”，这种做法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处于人们自觉的善意：“勿以恶意观人”，认为唯其如此，才能起到正统的教化作用，不至于贻误青年，才能于世有补。其实，把他的某些作品与国家民族精神联系起来解读有失牵强。由于超强的性欲，受压抑后变态的“里比多”冲动，使他擅写情，而这种变态让他往往置社会道德所要求的“至善原则”于不顾，一味遵循“快乐原则”，形成了他作品里常有的景象。此时实在是他人性中原始的东西、压抑后的东西展示较多，社会的、至上的内容极少。如《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暂时的冲动、暂时地寻求情感寄托并不是爱，他恐怕也深知是不能娶她为妻的，而静儿也不可能真的跟了他去，其原因恐怕也不能简单地归为中国的落后，因为Y君的爱的出发点本来就不够厚重真实。

郁达夫的另外一些作品如《空虚》《人妖》等似乎专门写无意识的原始冲动，对无意中邂逅的素不相识的女子，便能荡起他的非非之想。在这些作品里，我们委实没有看到郁达夫有甚高尚的东西，只不过是纯粹的动物性冲动。我们虽然钦佩他惊人的才华和天才的想象力，但其格调无论如何算不上高尚，此低俗之谓也。

当然，郁达夫的独特性还在于他更多的作品都是依赖于其“文化身份”和“历史身份”的融合，亦即脱俗之处。童年环境的影响（家道破落、父亲早逝、贫富差异的极端影响），青年时代中国的黑暗凋敝——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列强蚕食，这一切使郁达夫深感报国无门、济生无望。他又从根本上摆脱不了封建士大夫式的情结：自诩有扶社稷、济众生的雄伟抱负，但实际上仅为“一介书生、百无一用”，从而愤懑而至于万般无奈。万般无奈下转而投入女性世界，即便是这个美好世界也是自我幻想的虚拟世界。在异国他乡遭受的冷遇、经济上的拮据、祖国的落后、政府的黑暗、军阀的倾轧、国民素质低下，使他骨子里传统士大夫的狂傲、清高和雄心大志显得异常虚妄、不堪一击。正如低产和无产人家免不了低三下四、卑微苟且一样，政治地位的低下，经济上的窘迫往往使人的血性慢慢萎缩进而僵化。正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小如一家，大至一国，其理相近。试想，当时中国若为一强国，邻国不敢小觑，该强国的臣民们即使身处异国他乡亦当心高气昂、眼界远大，也自然会放开心胸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既如此，何来心胸之块垒、心中之郁结？什么消沉、什么苦闷、什么沉沦皆可化为乌有！在国内亦复如此，倘若国内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社会开放、国人进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郁达夫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忧郁。这样一来，郁达夫的“沉沦”就有了它的普遍性和时代性，否则祖国的衰落则成为他表现自己独有的超常性欲的借口。在这里，郁达夫找到了使自己人格升值的安全而高贵的地带，使人们终于在之后的年代里不复斥之以“急色儿“和”“色情的羔羊“，而称其“世界观复杂然不啻为一进步的好作家”。

郁达夫的“文化身份”也算得上是较为独特的：他天资聪慧，识记能力强，感受力特别强，这使他日后在广泛深入汲取中外文化方面显得游刃有余，他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同样深厚广博的西洋文学基础。在中学、大学里文理科成绩皆优，在大学里学的是统计学，却偏又对文学情有独钟，通晓英、日、德、法等语言，可以直接阅读研究原文著作。他涉猎非常广泛，他自己曾回忆：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几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共有一千部内外。成仿吾称郁达夫在帝国大学读过三千本以上的书。由此，郁达夫奠定了雄厚的文学基础，深受西方文学思想和作品的影响，这种影响要有其独特性，他喜欢并主动阅读的往往是与他本人的经历、气质、个性相似的作家的作品。这样最能引起他的共鸣，理解和吸收得也更到位，比如俄国的屠格涅夫和法国的卢梭对他的影响就非常大。

郁达夫身份的独特性还在于日本宪兵在南洋宿命般地给了他一个及时而完美的结局，当然这跟抗日精神无关，之所以如此论说，绝非故作惊人语，正如有人曾提出假若建国后鲁迅生命尚存，他会如何创作的问题，这问题同样可以对郁达夫提出。假如郁达夫“安全登陆”，试想他会在“反右”中怎样？在“文革”中会怎样？以鲁迅如此之地位和思想倾向，就有人说他会在监狱里写作，而郁达夫恐怕在监狱里连握笔都不能。独特的他最后的作品将是绝笔或者绝命。坦率地讲，一位有着独特精神和艺术追求的作家与其创作精神被扼杀，不如与日本人对立而丧于日本人的枪下，成其英烈壮名，在一个“有进步倾向的好作家”的名徽上又加了一个“有革命倾向的”和“民族的不屈者”的称号，由此看来身份独特的郁达夫最后“作品”的格调还是不算低的。

孙运元，四川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山东省菏泽学院初等教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