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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塑造——试论《还乡》中哈代男权意识的体现

2011-08-15余婧李毅

世界文学评论 2011年1期
关键词:丽亚哈代男权

余婧 李毅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小说家、诗人,其作品以塑造众多有新思想的女性形象而著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哈代一直被认为是个同情女性的人(Johnson 96),是位“纯粹的女权主义者”,有着“男性思维和女权意识”(张亚婷157)。但细读文本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位因塑造“新女性”形象而拥有大批读者的文学巨擘自身始终存在着矛盾性。不可否认,哈代笔下的大多数女主人公摒弃传统习俗与偏见,争取自由恋爱和幸福,但是与那些温顺又缄默的女性人物相比,她们的结局往往都是悲惨的。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哈代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给人造成的印象大多是轻浮且感情用事,她们对男性传统发起挑战,但同时又总得依靠男人的帮助。由此可见,哈代对女性的态度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正如兰瑟在其《构建女性主义叙事学》(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中所提到的,“文学是两种系统的交合之处,既可以从模仿的角度将文学视为生活的再现,也可以从符号学的角度将文学视为语言的建构”(申丹韩加明王丽亚280)。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哈代的叙事作品同样具有这种双重性质:不管是从叙述视角、叙述声音还是叙述者对女性人物言语的有意戏仿诸方面来考察,都可以看出哈代有意无意体现出来的男权意识,在文本当中则是以男性为隐含读者的叙述策略以达到与男权文化的认同(郭高萍77)。

《还乡》是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之一,是一部明显具有哈代风格关于生与死的小说。但事实上通过细读,我们会发现文本中甚至出现主要人物角色倒置的倾向。在这部男性文学里,到处充斥着男性的话语,叙述对象也是隐含的男性读者,游苔莎在文中已然成为被两者共同观摩的对象。

从影视批评的角度出发,借用评论家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特殊的命名法,哈代专家朱迪丝·米切尔(Judith Mitchell)用“窥阴癖”(voyeurism)一词来阐释其作品中男性窥视的主体性(Miechell 172)。换句话说,叙述者与文本的男性人物不约而同地对女性人物赋予凝视/被凝视,主体/客体的不平等地位,作者通过他们的眼睛描绘出女性人物的美貌并潜移默化地暗示给男性读者,引起共鸣。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哈代基本上采用的还是传统的全知叙述视角,这种叙述模式使叙述者高高在上,如上帝般俯视全局,而且方便叙述者“与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申丹232)。在男性凝视下,女性形象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所以,在评论家罗斯玛丽·摩根(Rosemarie Morgan)看来,游苔莎具有多重性,在不同男人眼里形象不尽相同:对于她的外祖父而言,她很孩子气又爱幻想;对文恩而言,她是个妖妇;在周围村民眼里,她既是个美人也是个女巫;对克林而言,她是个女神,继而是个妓女(Morgan,Women and Sexuality in the Novels of Thomas Hardy 205)。在男性主体凝视当中,女性不断被客体化、被“他者化”,被塑造成隐藏在父权制背后男性审美标准的符号。从这点意义来讲,游苔莎不是生而就契合男权文化的价值,而是被其逐步建构而成,又逐步迈向死亡的。在游苔莎尸体旁,她同时被三位男性人物注视,他们的眼睛如同镜头一般在她身体上来回移动,而读者也透过他们再次看清游苔莎的面容:“她那两片精致曲折的嘴唇儿有很美的表情,好像是一种自尊心,刚刚使她闭上嘴不说话的样子。原先她由激烈怨愤转变到听天由命,就在那一刹那的转变中,她的嘴唇一下固定,永远不动了。”(哈代534)这种带有欣赏的眼光所描绘的尸体根本没有让看客感到厌恶或是恐怖,反倒是激起如恋尸癖一样的愉悦和庄严之情。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看”并没有完全局限于男性人物身上,游苔莎也在“看”,只是她的“看”更加隐蔽——她用望远镜侦查,穿着土耳其骑士服透过假面具观察。与男性人物的大胆凝视相比,她的“看”是小心翼翼的,微不足道的。况且读者还再一次被带领着来凝视她的“观看”(Miechell 124),而“看”本身即意味着把女性当作物体占为己有(Shires 54)。

在传统文学当中,女性人物往往是男性中心话语权操控的对象,同时也担当了男权文化下价值尺度评判的标准。根据叙事学理论,叙述声音(narrative voice)的强弱与权威性表现成正比,越是通过声音的介入来显示自己的“在场性”,就越有权威(郭高萍80)。哈代小说中的如上帝“临在”的全知叙述者同时也可以“享受以常规惯例为基础的绝对可信性”(申丹224)。布思在《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第一版里引入“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的概念,用以说明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采取的特定立场,观点和态度(申丹韩加明王丽亚224)。在他看来,“男人把女人想象成没有个体的存在,她本应该总被男人同化吸收。他们也不会深深地爱女人,除非女人能从性格中天生的软弱和惰性中提升自己”(Morgan,“Conflicting Courses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476)。叙述“强音”的不断介入使得读者时刻感受到一种“在场性”,于无形当中接受这个声音并认同叙述者的道德判断。而这种认同带来的后果无疑在意识形态层面认可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强势规定。当游苔莎为结婚迟疑不决的时候,克林断言道:“你也正跟所有女人一样。她们立身处世,总是不论碰到什么地位,都能随遇而安;男人们却总想创造一个世界,来顺应他们自己”(哈代308)。作者利用克林的声音针对所有女人发表议论并提醒我们,女人天生就是懦弱的。因此,“正是女性的柔弱和反复无常加强了自身的异化,相反却强化了男性气概”(Chiders 99)。哈代的叙述声音以强者的姿态给女性下定义,确保了男性高人一等的优势。

除了以上分析以外,我们还应该注意文本中女性人物的所思所想是如何被“表现”出来的。学者朱迪丝·米切尔不客气指出,哈代避免使用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来直接呈现女主人公内心的独白,没有把人物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Miechell 184)。“由于自由间接引语可以不带引导句,转述语本身构成独立的句子,这样就如同直接引语那样体现人物主体意识,从而使人物带有较强的主体性”(申丹韩加明王丽亚303)。相反地,哈代却大量使用间接引语或者干脆只把女性人物的内心直白地描叙出来,从而把她们置于被观察的“物化”阶段。当游苔莎的梦想彻底破灭的时候,其绝望情绪也是通过叙述者不带感情色彩的再现而已,她只是“把这件事琢磨了又琢磨”,“她正在那儿希望”,“心里起了一种极端痛苦的龌龊之感”(哈代354)。这里只出现一系列抽象动作,思想内容则一笔带过。

不过不可否认,哈代也使用了自由间接引语来展示游苔莎的内心世界。据有关学者统计其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多达19次,其中涉及到游苔莎的就有14次之多(方英68)。不过值得留意的是,自由间接引语也会扮演双声语的角色,即“一旦当叙述者与人物的态度相左时,叙述者的声音往往体现对人物的反讽,自由间接引语即成为戏仿的场所,增强叙述者的权威”(申丹 韩加明 王丽亚305)。在游苔莎扮成土耳其骑士看到朵荪的时候,作者采用自由间接引语表达她的懊恼:“另一个女人,正在那儿放光射彩,逞艳斗丽,而自己却这样古里古怪装束打扮,这不完全是糟蹋自己吗?她要是先就知道了这番相会的全部意义,那她一定要用尽方法,就是斡天旋地,也要以本来的面目前来赴会。”(哈代218)这段“间接的内心独白”(indirect interior monologue)(申丹340)以一个反问句达到加强预期的文体效果。其中“古里古怪”和“糟蹋”把女主人公自我埋怨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叙述者始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用戏谑的口吻总结。从表面上看作者顺着游苔莎的心态进行追悔,但夸张而又前后矛盾的口吻恰好形成强烈反差。紧接着在这段总结之后叙述者暴露了自己的“在场性”,列举历史上两个女人通过易装成功获得爱情和地位,巧妙讽刺了游苔莎的虚荣。

傅立叶曾说过,“强权之下,处处有异化”(波伏娃694),哈代笔下的女性人物成了她们自己处境的反映。这些女主人公美丽迷人,却又缺乏聪明才智;她们追求自由、反叛传统,但又是天生的弱者,一再地被客体化、边缘化。也许正如学者吴笛教授指出的,“哈代的女权意识本身就是分裂的,矛盾的,双重的,他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男权中心文化和文学观念的影响”(吴笛74)。与他同时代的许多男作家一样,哈代也不自觉地削弱了自身对那个社会制度的批判力度,合谋将这群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变成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Chiders,Mary.“Thomas Hardy:the Man Who‘Liked’Women.”Criticism 23(1981):99.

方英:“论哈代小说中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及其问题效果”,《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4(2004):69-70。

郭高萍:“论托马斯·哈代小说中的男权意识——从叙事学视角分析”,《重庆三峡学院学报》6(2009):76-82。

哈代:《还乡》,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Mitchell,Judith.“Hardy’s Female Reader.”The Sense of Sex:Feminist Perspective on Hardy.Ed.Margaret R.Higonnet.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3.

Morgan,Rosemarie.“Conflicting Courses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The Return of the Native.Ed.Philip Mallett.New York:W.W.Norton,2006.

---.Women and Sexuality in the Novels of Thomas Hardy.New York:Routledge,1988.

R.Suzanne Johnson.“The Sense of Sex:Feminist Perspective on Hardy.”Studies in the Novel.27.1(Spring 1995)96.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Shires,Linda.“Narrative Gender and Power in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The Sense of Sex:Feminist Perspective on Hardy.Ed.Margaret R.Higonnet.Urbana:University of Illonis Press,1993.

吴笛:《哈代新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张亚婷:“哈代:男权神话的守望者”,《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2007):15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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