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威

著名诗人苏金伞以独立而质朴的诗风著称。在长达七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始终以普通农民及其生活为主要关注对象，以简洁、自由、朴实的语言传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①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艺术世界。

细读苏金伞诗歌，结合他一生的行迹来考察，可以看出苏金伞的诗歌世界由三个分属不同层次的空间构成，从下到上依次是:“土地”——现实空间，“中原”——历史空间与“行走”——发展空间。“土地”是基础、重点;后两者是“土地”的生发与升华。作为意象而反复出现的农村和农民是贯穿三层空间的“中轴”，也是每一层空间的“圆心”。《我们不能逃走》可谓“中轴”与“圆心”最好的表达。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创作中关注、指涉的现实世界也在扩张，由此建构的艺术世界呈现圈层式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多层的同心圆，它们分别指向不同的亚空间。这种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立体结构使苏诗具有了强大的艺术魅力。

一、土地

苏金伞以“土地诗人”著称，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苏诗中，“土地”这一现实空间并不仅仅实指物理状态的土壤，而是更多地以兼具人文自然内涵的家园、黄河面貌出现。家园、黄河可以看做是从“土地”这一现实空间之上细化出来的“同心圆”、“亚空间”，它们丰富了苏诗的现实空间。

1.家园

在他的笔下，单就是老屋的台阶也拥有了很多很多深情的往事。“台阶上，/立过祖父，”“台阶上，/坐过祖母，”(《台阶上》)这些情景即使是在几十年之后还能清晰地浮现在诗人脑海中。不仅是老屋，还有诗人生活过的小镇，“在我拖着小辫子时，/寨墙就已经倾圮了，/还留下半扇寨门。”(《小镇三题》)生活中最大的欢乐就是丰收时“挎着香喷喷的馍篮，/到外婆家走亲戚时才有的喜悦。”(《稻草担子》)是腊月里孩子们“用竹杆抬一只矮凳/当作小轿，/预习着嫁娶的仪式。”(《腊月是结婚的日子》)这一切都源自诗人真实的生活经历，有迹可循。经过艺术加工与传达之后，普通、琐碎的日常生活升华为诗歌意象，也凝结成了诗人建构自己艺术世界的基石。承载了悲欢离合的土地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首先以“家园”这一空间形式展示出来。

在家园当中也有种种爱情故事发生。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一段《埋葬了的爱情》。这首曾经受到著名学者谢冕盛赞的作品将事件发生的空间限制在城外沙丘中，这是家园的边际处，是诗人在早年为自己寻觅、开拓的私人空间。这里发生的一切全部只在个体范围内才有效。诗人的“赋予”行动对物理状态的土地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在他自己的意识及艺术世界中举足轻重——“我们埋在地下的爱情/生了根”。因为这里已经摆脱了前述“家园”当中的喧闹，而成为一间只属于诗人自己的小屋。

建筑在“土地”这一现实空间之上的“家园”，以公共和私密两重身份进入诗歌世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由诗人通过现场记录和事后回忆的方式逐步结构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土地”二字并不需要直接出现，也不需要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将视线下移来凝视，它的存在以间接方式出现，即土地的承载、支撑作用。除此之外，土地还是生活必需品——粮食的来源，这在苏诗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同样也是前辈研究者重点关注与分析的对象。“苏金伞的‘滋味’是农民的小富即安。”②很明显，这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是，苏金伞诗歌中流露出的这股浓情恰恰提示读者必须注意“土地”这一现实空间对诗人现实生命及艺术生命所提供的养分——土地是苏金伞的精神“家园”。

2.黄河

黄河从河南省境内蜿蜒而过。苏金伞一生的大部分活动空间都围绕着它。现实生活中，黄河所产生的影响有利有弊可以灌溉农田，也可以摧毁家园。在苏金伞的艺术世界里，黄河连同洛河、汝河、三门峡等共同组合成一个特殊的空间，即爱恨交织的故土。在这里，诗人因种种亲眼目睹、亲身体验的悲喜剧而无法对其作出准确判断，但是又不可能逃避，因为他的情感之根已经深深扎入其中。

之所以说苏金伞对黄河会产生恨意，原因是它在历史上多次改道及国民党政府对河堤的蓄意破坏。在他小的时候，虽然还没有见过黄河，但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威力。睢县位于黄河故道，这里遗留有大量沉积的沙土，“弄不好会连屋顶掀走，/把我们活活埋进土里。”(《黄河又回来啦》)然而，生存在黄河周围的人民顽强地承受着各种天灾。可是“人祸”又不时袭来。国民党政府于“1938年6月炸开花园口水淹黄泛区人民;1947年春天又强行堵口放水淹故道里的解放区军民。”③诗人因此而这样对黄河说:“你这没有品性的恶汉!”内蕴的情感已经从无奈、哀伤升级为愤怒。不过，两者的所指完全不同:前者是指自然，不可避免又无可挽回;后者是人为，动机不纯又残忍至极。从艺术层面来看，两者的结合使诗人对“黄河”这一现实空间的“恨”变得丰满起来。

诗人对黄河的爱与赞美，主要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诗作中。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整修和建设，“植树在黄河岸上”使曾经为害一方的黄河变得“跟雪一样平静”，(《两座桥之间》)“新建成的黄河大桥/使我们的胸襟开阔了。”(《我们同属于黄河家族》)如此集中地歌咏一处景物是为了展示新中国为这片土地带来的崭新变化。更重要的是内心情感的扭转，“山风满怀，野花满目，/远远看见黄河在滚着波浪……”(《待嫁的姑娘》)这几句中蕴含着大量的政治性隐喻，不仅仅是作为自然景物的空间在恰当的状态中自在自为，还有农民的劳作、工人的奋战和诗人自己的情怀。自然景物与人工创造的结合，使苏金伞对黄河“爱”的一面充实起来。

诗人对黄河的情感与评价因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但绝对不可以将两者截然分开，也不存在某个突转的时间点。综观苏金伞的作品，可以发现对黄河“爱”的一面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在解放前这一面由于种种原因而受到压制，以另一种更坚韧、更顽强的形式表达出来:“用我们的汗，/用我们的血，/来灌溉呵。”(《耕种》)诗人用敏感的心灵将自己所熟悉的土地做了一番仔细“审悲”之后，忠实记录下了所见。“在审悲活动中，我们可能会悲伤地哭泣，甚至痛苦地呼号，但它却能使我们的生命能量畅然一泄，并使我们快乐地享受生命的自由与甜美。”④总之，苏金伞对“黄河”这一空间的成功开拓源于他真切的经历与形象的艺术传达，使得黄河本身所具有的雄壮之美能够融合进时代的大潮，面向读者汹涌而来。

二、中原

从传统影响来看，在苏金伞诗歌的“土地”空间之上，还有隐约可见的“中原”这一历史空间，它明显见出于诗人在创作心理上对自身所处的观察视点的设定。它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代代相传的“中原”意识，但是在苏金伞这里发生里富有时代特征的变化。

1.位置自觉

河南省及周边地区古时统称为“中原”。从已有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成果来看，这里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地位显赫，承载过相当重要的政治功用，突出地表现在东汉、魏晋及北宋时期。在东汉与魏晋这一前后相继的历史时期中，文人以一腔热情直接参与政事;北宋时期士人始终抱有“代圣贤立言”的理想可以说是“中原特色”在历史发展中的顶峰。众多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人生轨迹与传世名篇彰显了这一点。“经由历史积淀而成厚重的传统，催生出中原人士极大的政治热情，铸就了他们敢为天下先的人文精神。”⑤之后，对政治及文学的极大热情始终在延续着。

苏金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中原文人气质的影响，并且在日后始终坚守着从这一历史空间中获得的宝贵财富。在早期诗作中，登高处以四望的情景就已经出现了，例如《登鼓楼》。这种看似简单的行为值得注意:“此处”与“高处”是水平与垂直的双向定位，眼前之景与万古之思透露着穿越历史的共鸣，与阮籍《咏怀诗》第十七首的场景拥有了深刻的内在共同性，即作者此时此刻的登临接续了古时文人的类似感受，他不仅接受了这种传统的“天地模型”，而且在自己建构的艺术世界当中将自身置于中心，唯有如此，他才可以在这叠加的两重基础上继续发挥自己的诗情。苏诗中还有一种类似的观察视点，即“仰望”。“太行山/像一座古老的城堡”(《太行山的传说》)将这样的诗句与曹操《苦寒行》联系在一起，就能够看出在这里观察者显然是身处较低的平原，仰望“中原”边际的山脉。

2.时代自觉

随着生活经验的增长，体现了苏诗中的“位置自觉”又加入了“时代自觉”的成分。《在汝河岸上》作者喊出“不久/我们将在江南相见”，暗示了作者在创作该诗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显而易见地展示出作者在意识深处对自身文化地理的定位。与此类似的诗句还有“让那长列的火车，/轰轰隆隆地奔驰过去，/要和江南的村庄去握手。”(《修桥》)它不仅是诗人投身火热的革命之后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对未来的憧憬，还是对理想必然实现的自信。这种政治热情与地理设定的融合进一步发展了传统文人的内心观感，将视野放宽至纯粹由知识和想象建构而成的祖国之上，古已有之的独特内心优势被作者纯化，去除了古诗中内含的“夷夏之辨”，使其更显高亢、豪迈。

这些共通之处还有很多。由此引出的问题首先是苏金伞对“中原”这一历史空间的承继是如何实现的呢?其次是继承而来的“中原”如何成为“苏金伞的中原”?关于第一个问题，可以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切入。因此，苏金伞诗歌中的“中原”这一历史空间就有根可溯、有据可依:它是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逐渐累积并代代相传，在这个过程中又加入了文人的审美创造成分，从而使苏金伞的诗作呈现出与古人遥相呼应的状态。那么，原型层面的“中原”又如何成为“苏金伞的中原”呢?苏氏“中原”具有多重现代性意味，这里既有传统农民在新兴资本主义冲击下悲惨的生活状况，又有现代城市、现代战争以及现代政治变迁，这一切都是古人的“中原”绝不可能出现的。其实，苏氏“中原”已经融入诗人自己的情感，或者说“中原”已经化入诗人创作与生命当中，从而具有了特色鲜明的灵性。即使是“年来日子过得不算好”，即使是“鬼子害苦了我们”，我们也“不能逃走”!“诗人在长长的70年间所开拓的创作境域，正如一片古老的中原大地，放眼望去，平展的，表面上不见高山峡谷，也感觉不到远近有什么大的倾斜，然而却大地似的稳定、宽广、厚实、永恒。”⑥由此，苏金伞的“中原”才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历史意义。

三、行走

苏金伞一生行迹范围较窄，主要集中在河南省境内。因此，以故乡河南省内为描写对象的诗歌就构成了“行走”的第一层圆;除此之外的风景就构成了苏诗“行走”的第二层圆。

1.河南省内

安土重迁的传统意识是中国人精神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片祖祖辈辈居住过的土地上，到处都有令人留恋的故事。“这一切我们都不能舍弃”，“这一切我们都不能抛丢”。(《我们不能逃走》)从故乡开始，诗人踏上了旅程。

当日寇入侵时，河南大学暂时迁至嵩县潭头，这是一个位于山区的小村子。苏金伞用诗句记录下了这里的闭塞:“乡村和城市/永远是绝望的赛跑者/赖货郎挑的援助/才勉强不至于弃权。”(《货郎挑》)其实这首诗是对诗人所熟悉的农村的新一重拓展，他将平原上的日常经验暂时弃置不顾，以一个突然闯入者的身份进行观察，山区的独特生存风景被放大。关注点的转移在瞬间让保存肉体的逃亡行为具备了精神价值。另外一首创作于这段经历当中的名作《离家》则进一步深化、丰富了行走的意义:“他茫然地答应着/走了……/他后悔不曾捉几只/挂在床头，/好在他走后，/代替他/安慰孩子的寂寞。”无奈的分别与离开是为了妻儿能够更好地活下去，脚步的沉重由心灵的牵挂而更加坚定。即使是在行走的路途上由于某些原因而不得不暂时停下来，诗人也不会甘愿如此，他想投入到时代大潮中去，(《天亮了，但仍下着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苏金伞终于结束了长期的流亡生活，不过畅快的心情并不能保持多久，苏金伞加入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游行队伍，看到《马蹄》肆意狂奔，这一段激情高涨的路途突然间变得具有普遍意义与刻骨铭心。行走的价值进一步充实，它不再仅仅是个人为保全性命的无奈之举，而是直接与时代产生了联系，又反过来影响着时代发展的脚步。

在解放战争期间，苏金伞用诗歌作为武器，与国民党统治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民身份证》是一首优秀的讽刺诗。其中，主人公“我”的行走由于查验“国民身份证”而不断受到阻拦。在这里，苏金伞将行走的意义重新限制在了个体之内，用一系列的场景描绘出民不聊生的黑色空间。细读之后，可以发现诗人与诗作的深度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完全有赖于行走对现实与艺术世界的双重开拓。

1948年夏天，苏金伞来到了豫西解放区，(《在汝河岸上》)在这片充满生命力的土地上，苏金伞见到了刘伯承、陈毅、陈赓三位将军。在这里，诗人目睹了为革命队伍顺利前进而“修桥”的热闹场面。同样是在这里，诗人还发现了与行走密切相关的一样事物——鞋。由解放区的农民缝制的鞋，“鞋底厚，针脚密”，(《迎接自己的队伍》)“小毛驴/驮着鞋子，/似乎也感到很光荣;/一见那些拉车的牲口，/突然扬起耳朵，/得意地大叫几声。”(《送鞋》)苏金伞在利用多重视角表现自己于行走路上的所见所闻之时，也多角度展示了他内心的兴奋与喜悦。

2.河南省外

这段旅程的高潮部分出现在《宿营——来北平途中》，“我们这一组/被分配在一个农民家里。//老大娘早已把炕打扫干净，/又扑上一层谷草;/窗上的小洞，/也都临时用纸补过;/这样还怕我们冷，/硬要把炕烧暖和。”不仅是受到了这样热情的招待，诗人还目睹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苏金伞在现实与艺术世界中的行走于此处实现了感染力的最大化。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苏金伞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创作源泉，即扎根在中原土地上，扎实前行，忠实记录，既不因急于迎合时代而流于庸俗，更不为销量而媚俗。“他的写作被证明是有效的。”⑦他的作品整体上也因此而获得了超越时代的价值。

注解【Notes】

①⑥牛汉:《苏金伞诗文集o序》(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8，5。本文所引用诗句均来源于此书，以下不再注明。另，苏金伞逝世后亦有相似评论，见南丁《送金伞远行》，《文艺报》1997年2月20日。

②刘同般:“评苏金伞的诗歌创作”，《商丘师范学院学报》，4(2005):36。

③阎豫昌:《苏金伞评传》(郑州:文心出版社，1994年) 181。

④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235。

⑤周晓林刘玉平:《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05。

⑦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九十年代诗歌综论”，《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