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兰

词的意义不是某一方面的内容或类型独自构成的单一体，而是由多个侧面、多种类别的内容构成的复合体，这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而且也是被关注和研究较多的问题，但是词义内部不同类型的内容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一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本文主要针对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的关系以及相应的交际功能的差异等问题予以探讨。我们的前提是所有的词都有理性意义，包括实词也包括虚词;①参见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96页。同样的，如果将中性情感也看作情感意义的一种，那么也可以说所有的词也都含有情感意义，当然我们重点讨论的是褒贬情感意义。

一、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比重关系的梯度差异

这里的比重关系指的是重要性的差异，即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哪一个更重要、更突显的问题。从词义的整体看，毫无疑问，理性意义是最重要的，它反映了客观对象本质的和一般的特征和属性，标记了客体的主要的语义信息，居于词义网络的核心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作为词最初和首先获得的意义，词义的其他类型和内容也多与理性意义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以理性意义为依托在理性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情感意义与词的理性意义、内涵意义、联想意义、风格意义等都有关系，但是与理性意义的关系最为密切。我们曾经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过分析探讨，从词义系统的整体看，情感意义是主体对客体持有的情感和态度在词义中的反映和体现，与反映客观对象本质属性的理性意义相比，它自然是具有附属性质和居于次要地位，主要依附于理性意义存在(有的也可以依附于其他意义存在)，这是就静态存在形式而言的。到了动态的语境中，两者的关系是可以发生变化的，情感意义有时有可能取代理性意义的主体地位，由次要意义上升为主要意义，而理性意义由主要意义降格为次要意义。但是如果进一步具体观察不同类别的词，如不同词类、不同词群、不同语义场的词等，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的关系即使在静态的系统中也并非均衡地呈现为主次的关系，也就是说并不是在所有的词中，理性意义都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认为理性意义是一切信息的最重要的语义组成部分，这是一种错误思想。①参见［英］利奇:《语义学》，李瑞华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3页。

那么词的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的关系究竟呈现为怎样的情形呢?有哪些不同的表现呢?应该对不同类型的具体的词作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就整个词汇系统看，两者呈现为梯度差异。借助评价语言学对评价语词的分类理论，②张家骅等:《俄罗斯当代语义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31页。在评价性语词中，有些词情感评价意义占据主导地位，有些词描述意义占据主导地位，有些词处于两者的中间，一种意义的增强意味着另一种意义的减弱，两者处在矛盾的关系中。也有学者将这种差异区分为三级:纯情态词、带有一定经验特征的情态词、以经验意义为主的情态词。③彭宣维:《语言过程与维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2-134页。两种分类大体相同，也都承认单纯表示情感评价意义的词数量是极少的，如混账、混蛋、败类、恶棍、下流、肮脏等词(所谓骂人的话，詈词)，以及一些感叹词如呸、哼等，我们认同该类词情感意义很重的观点，在词义结构中，评价性义素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了描述性义素。但是我们认为，即使是该类词也并非是全然没有理性意义和描述性义素，只是这种描述性更加虚化和弱化，信息的焦点已被情感意义所占据。理性意义为主的评价性词如怠(怠惰)、懦(懦弱)，其评价性义素为次要义素;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都重要的评价性词如美、勇，描述性义素和评价性义素都很突出。

在词汇中，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是标记情感意义相对集中的类别。其中反映人的称谓、人的品质属性、人的行为动作的概念又是情感意义相对集中的领域。其中形容词又是含有感情色彩较多、较普遍的一种词类形式，如果有其他类别的词临时用为形容词，即向形容词靠拢，那么，这种靠拢的结果是无情感意义的可能变为有情感意义，如“不君”、“不臣”中的“君”、“臣”，也有可能是使原有的情感意义更加浓厚，如“甚德”、“纯孝”中的“德”、“孝”等。

我们以《左传》形容词(参考《左传词汇研究》的分类)为例，④毛远明:《左传词汇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3-71页。《左传》中的形容词数量较多，包含多种性状概念类别，其中表示空间属性概念的词如远、近、高、下等，表示时间属性概念的词如早、迟、永、久等，表示数量或度量概念属性的如多、少、大、小、长、短等，表示程度属性概念的如深、浅、厚、薄等，表示速度概念的如速、急、缓、徐等，表示颜色概念的如白、黑、赤、黄等，表示气候概念的如旱、寒、暑、湿等，表示资材概念的词如困、乏、茂、富等，以上表示事物诸种属性概念的类别一般情况下表现为中性的情感意义。而表示人的品性、伦理道德、外在形貌等方面的概念形成的形容词则体现了情感评价的密集性特点，成为情感意义、情感词语的多发区域。具体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表示人品、伦理观念:仁、义、知、信、忠、孝、慈、敬、共、俭、友、敏、端、直、勇、贞、良、让、善、顺、圣、贤、宽、和、睦(以上为褒义);虐、很、昧、顽、厉、狡、妄、曲、邪、荒、暴、迷、姦、淫、贪(以上为贬义)

表示人体形貌:美、秀、艳、威、姣

表示人的性格:刚、温、躁、果、懦

表示人的感觉:聋、聪、明、昧

毫无疑问，以上几类形容词都蕴含了一定的情感评价意义，评价语言学称之为评价形容词。依据评价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该类词可以再进一步区分为一般评价形容词和具体评价形容词。所谓一般评价形容词是以好、坏(或善、恶)等为基本意义的词，表示综合的、概括的和抽象性的评价，这类形容词的语义中评价性义素占绝对优势，描述性义素受到了彻底的排挤;在具体评价形容词的语义结构中，评价性义素和描述性义素并存，二者既此消彼长，又互相交织，很难划清界限。具体评价形容词又可以分为七种:感觉-品味评价、心理评价、美学评价、伦理评价、功利评价、规范评价、目的评价。七种具体评价可以再概括为三大类:感觉评价、精神评价、实用评价。它们进一步再概括，成为价值论中最一般的评价，即好和坏(或善和恶)。⑤张家骅等:《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第531-533页。依据上述理论来观察，《左传》中的形容词涵盖了一般评价形容词和具体评价形容词以及具体评价形容词的几个小类。前者如“善”、“良”等，后者如“敏”、“狡”等。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一般评价形容词中评价性义素得到突显，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具体评价形容词的几个类别中，评价性义素所占的比重也体现出差异性，评价性义素由强到弱的序列为:人品、道德、伦理、观念→人体形貌→性格、个性→感官感觉。

以上几种情形，人的形貌、性格等方面的形容词所标记的形貌概念和性格概念，与标记人品、伦理概念的形容词相比，显然天然形成的自然属性的因素更多一些，而后者更多的体现出社会、文化、修养等方面的因素，所以它们的情感评价性不仅在倾向性的侧重上不同，在程度方面也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后者的程度重于前者。

情感意义强，理性意义则相对弱;反之亦然。对于表示人品、伦理观念的形容词来说，其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均属于突显型。当然，不仅是形容词，在其他词类如名词、动词等词类中，也存在类似情形。

二、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亲疏关系的分布差异

理性意义是词作为语言符号最先获取的意义，情感意义的表达和存在一部分是由理性意义来体现，另一部分是由其他意义如内涵意义、联想意义或有关语言成分等来体现的，这样，情感意义与理性意义也就有了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之分。毫无疑问，处于直接关系之中的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的关系最为密切，如善、恶、吉、凶等;而处于间接关系之中的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的关系则较为疏远，如股肱的褒义情感倾向、豺狼的贬义情感倾向是依赖各自的联想意义来体现的。该类情形中，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的关系是疏而非亲的关系;由特定语言成分来体现的情感意义，与理性意义的关系是更加疏远的关系。如“尼父”的情感意义与其理性意义的关系就是如此。亲密关系表现为两者的融合程度高，非亲密关系显示出两者的融合程度低。

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的这种亲疏关系在不同类型的词中也有不同的表现。从词类方面看，两种意义最为亲密、融合度最高的应该是感叹词。在该类词中，两者水乳交融，不分彼此，两者的划分只是语言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予以认识和分析的结果。在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中，名词标记的是事物范畴，而事物拥有的各方面的属性特征使其更有可能产生内涵意义、联想意义、文化意义等意义类型，这样在名词的类别中情感意义依赖理性意义之外的意义来获取也就增加了更多的几率;而动词和形容词分别表示的是行为范畴和性状范畴，相比名词而言，它们产生联想、内涵等意义的几率和可能要小。那么，比较而言，在动词、形容词中，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紧密融合的特点更为突显。

从词汇的历史发展来看，在词汇发展的早期阶段，词的意义内容较为单一，情感意义主要直接由理性意义来体现，两者密切融合的情形更多、更常见，如《左传》中带有情感意义的词多数都是如此。当词汇发展到相当的阶段后，词义内容包括词义类型的构成侧面以及词义数量等都得到丰富和发展，情感意义由理性意义之外的其他意义内容来体现的情形逐渐增多，这样两者相对疏远的情形也越来越多。

三、理性意义、情感意义的关系在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等词义类聚中的表现

1.理性意义、情感意义的关系在多义词词义类聚中的表现

多义词是对词的理性意义概括归类形成的词义聚合体，从理性意义的角度研究多义词的不同义项以及义项之间的联系是被学界关注最多的领域，也是长期以来多义词研究的中心问题，毫无疑问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认为，多义词中的情感意义以及不同义项情感意义的关系也应该是得到重视和研究的。从情感意义方面看，多义词不同义项的情感意义有的是相同的，有的是相异的，但是“异”是有限制的。从整体上看，多义词的各个义项或者都在褒义范畴，或者同属贬义范畴，或者褒义与中性同在一个范畴，或者贬义与中性同在一个范畴。褒贬同词的现象有，但属于极个别的情况。可以说，正如理性意义之间存在着各种联系，不同义项的情感意义也能体现其间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与其理性意义之间的联系也是相关的。

在以上条件制约下，多义词的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可能体现为不同的比重和亲疏的差异。例如“聪”和“明”，作为耳聪目明的意义，当它们标记与耳和眼相关的概念时，评价性义素就已经存在了;当跨出感官领域标记更抽象的概念时，其评价性义素就更为突显。此处两种意义的关系显示了梯度的差异。再如“恶”，在《左传》中有貌丑的意义，也有善恶的恶的意义，两者相比，前者具有的是具体评价意义，而后者体现的则是一般评价意义。再如“善”，《左传》中有善恶的意义，也有善于、擅长做某事的意义，两者都有褒义的情感意义，但前者属于一般评价意义，后者属于具体评价意义。这与前面所谈到的品行、道德领域的情感评判重于性格、外形领域的评判是一致的。当然不是所有多义词都如此，有些多义词不同的义项可能呈现为相同程度的情感评价意义。如“哲”，有明智、圣明的意义，也有贤明的人的意义，两者的情感意义是相同的。

在多义词的义项中，本义往往是具体意义，转义往往是抽象意义。多义词的意义结构有由具体向抽象发展的趋势，那么，情感意义的轻重分布也大体是顺着这一趋势来呈现的，即具体→抽象，意味着程度轻→程度重。当然不是多义词所有的义项之间都呈现为具体与抽象的关系，自然也不是所有义项的情感意义都体现程度轻重的关系，如“可怜”，有两个义项，一是值得怜悯，一是可爱，两个意义都是抽象性的，但前一义项无所谓情感评价意义，后一义项则具备了褒义的情感色彩。

多义词虽然是以义项为单位的，对多义词科学的意义分析也建立在义项分立的基础之上，但它毕竟是属于同一个语音形式、同一个词形所统辖的一个意义体系，所以，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有必要从整个意义体系着眼。整个意义体系构成的意义结构，内部包含的各项意义有着各自不同的内容、特征、身份地位，也有着内部各种各样的联系，如直接与间接、基本与派生、中心与边缘、历史与现在、典型与非典型、常用与非常用等等，当然这些主要是就理性意义而言的。从情感意义方面看，可以说基本的、中心的、典型的、直接的、现在的、常用的意义，其情感意义是与其理性意义一样得到突显的;而派生的、间接的、边缘的、非典型的、非常用的意义，其情感意义与其理性意义一样是处在抑制、潜藏状态的。当然这指的是当它们处于静态孤立存在而脱离了特定上下文中的情形中，首先显现和被人们首先感知的，如“善”、“香”等。

2.理性意义、情感意义的关系在同义词词义类聚中的表现

同义词在理性意义相同的前提下，可以有情感意义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情形:其一，情感意义同属一类情感范畴，即同在褒义或同在贬义范畴，但在具体倾向的侧重、程度等方面可以不同;其二，情感意义可以是褒义、贬义范畴各自与中性范畴构成差别;其三，褒义、贬义范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却是有一定的限制，即褒义情感意义和贬义情感意义完全对立的词不能构成同义词，例如果断与武断、顽强与顽固、领袖与头子(头目)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的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都同样突显，甚至在同组的对比关系中情感意义更加突显。如果词义结构中被突显的意义是相反的，那么，它们很难构成同义词关系。换句话说，当大褒、大贬或强褒、强贬形成严格、整齐的对应时，同义关系是无法产生和存在的。这一点与反义词是不同的。

值得注意的是，将上面的三种情形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从第一到第二、第三种类别，情感意义的突显度是逐渐增强的，那么在同义词组的形成中，它们的参与度也随之逐渐增强，前两种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同义词的构成，到了第三种则需要严格的范围限制。“跟相对同义词一样，这类同义词的范围也必须限制得很严，否则我们就会把非同义词错看成同义词。例如，‘脸’和‘嘴脸’、‘领袖’和‘头子’、‘顽强’和‘顽固’就不能看作同义词。”①张永言:《词汇学简论》，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

3.理性意义、情感意义的关系在反义词词义类聚中的表现

反义词即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与同义词所不同的是，带有情感意义的反义词，在情感倾向性上是完全相反相对的，即义反的双方，一个隶属于褒义范畴，一个隶属于贬义范畴，是截然相反的关系。如果双方同在褒义范畴或贬义范畴，或者一方是褒义、贬义范畴，另一方是中性范畴，都是无法形成反义词的，这一点与同义词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一组反义词的双方，虽然在情感的倾向性上要求相反，但其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的比重关系却是一致的，如“忠”和“贰”、“信”和“伪”、“直”和“邪”、“俭”和“奢”、“荣”与“辱”、“仁”与“虐”等，每一组反义词中，前者的褒义色彩、后者的贬义色彩，与理性意义的比重关系相同，突显的程度相同。同样的道理，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的亲疏关系在同组反义词中也是一致的，即或者同是渗透性的，或者同是依附性的，表现为同样的密切程度和同样的疏远程度，如“善”与“恶”、“乱”与“治”等。

无论是多义词还是同义词、反义词等词义聚合体，毫无疑问聚合关系首先是建立在理性意义种种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理性意义的研究尤为重要，但是词义丰富的内容构成是客观现实，理性意义之外的其他意义及其与理性意义的关系在词义类聚的形成及表现中往往发挥着方方面面不同的作用，这也是不应忽视的。其中情感意义在各种词义类聚中的参与度相当高，它们较多情况下唱配角，但有时又扮演主角，有时与理性意义一起唱主角。总而言之，是不可绕开也绕不开的一个重要内容。反过来，要观察、分析和研究情感意义的内涵、比重、游离等情形，从语义聚合体的内部各种关系和联系中去考察、比较，也有利于分析的准确和全面。

四、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及其不同关系所体现的语言功能差异

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都是词义内容的组成部分，都是交际内容的构成部分，都要在语言交际中表现出来，执行交际的职能，但是因为两者形成的机制不同，特定的内涵不同，性质特点不同，它们的功能也是各不相同。理性意义主要表现为认知功能，对客观事物现象及其关系的认知;情感意义主要是一种表达功能，对主体情感和态度倾向的主观表达。众所周知，语言的交际职能事实上就是用以表情达意的功能，其中表情功能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表情载体及方式体现在语言要素的各个层面上，其中词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层面。在这个范畴中，交际主体将自身对各种事物现象的情感态度和评价凝聚在词的形式中，以情感意义的内容在语言交际中履行其表情功能。“除了被大多数人看作是语言最重要功能的信息功能之外，语言还有表达功能，就是说语言可以用来表达使用者的情感和态度，骂人的话和感叹语就是说明这种功能的最明显的例子。在使用语言传递信息时，理性意义占有最突出的地位，但对表达功能来说，情感意义(语言所传送的使用者的态度)显然是十分重要的。”①［英］利奇:《语义学》，李瑞华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8页。可以说，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在语言功能方面是各有侧重、各司其职的。

但是如上所述，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更多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存在于一个词的形式中，这样两种意义在履行各自的功能时也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在词的形式中既然不同类别的词在两种意义的比重上各有侧重，那么不同的词在履行认知和表达功能的过程中也是各有侧重的。理性意义比重重的认知功能强，理性意义比重轻的认知功能相对弱;反之，情感意义比重重者，表达功能强，情感意义比重轻者，表达功能相对弱。就链条看，指称或描述功能减弱，情感表达功能增强，而处于两者之间的是描述功能和情感功能的大体相当。

一般评价词和具体评价词相比，前者的评价义素比描述义素突显，后者的评价义素和描述义素同样突显，这意味着在交际中前者的表达功能强于信息功能，后者的信息功能和表达功能同样突出。语言交际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般评价词从理性意义看意义抽象，义域宽广，从情感意义看，更是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很强的表情能力。以“善”为例，研究“善”(good)的含义和善(goodness)的性质，应该首先认识到这个词在使用中含义是十分宽泛的，它用以称赞的可以是事物也可以是人。就人而言，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具备好的特质的人，而不仅仅局限于道德上的卓越，这个词的原意是表达某种模糊的称赞。②罗斯:《正当与善》，载冯平:《语言分析路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7-288页。但是仅仅依赖一般评价词是无法完成丰富纷繁的交际需求的，具体评价词的存在和应用，更能适应复杂细致的信息和表达功能的需要，所以，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及其比重和亲疏关系，在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等词义聚合体中的不同分布和表现，也为语言交际信息功能和表达功能的多侧面、多层次的实现提供了充足的储备和条件。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情形在同义词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有些同义词可以说只在词的感情意味或评价意义(evaluative meaning)上有所不同，词义的其余部分，即词的‘认知’意义仍然相同。有些语义学家举出以下例子: politician(政客)和statesman(政治家，国务活动家)，hide(隐藏)和conceal(隐藏)，liberty(自由)和freedom (自由)，充分说明这些成对的同义词之间，其感情意味是不同的，各自含有褒义或贬义。使用这种同义词，比单说某件事好，某件事不好要微妙得多。”①［英］帕默尔:《语义学》，《国外语言学》1984年第2期。如“弑”和“杀”，各自独立看，一个有贬义情感色彩，一个有中性色彩，但是放在一个同义词组中，在互相联系和对照中去分析，可以发现两者的情感意义及其表达功能得到了突显和强化。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兼具的词，以其双重内容具备了信息和表达的双重功能，它们以经济的语言形式担负着繁重的交际任务，这是语言符号系统的特性所决定的，也是交际的需求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