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

毕永年是活跃于19、20世纪之交的江湖豪侠、革命志士，从结交、联络会党，到维新派的戊戌变法，以及保皇派的自立军起义、革命派的惠州起义，他都奔走其中。数年间，毕永年不遗余力，联络哥老会，促进了会党与革命派、保皇派的联合，不料于而立之年被害，且其死事扑朔迷离。冯自由为其立传时，扼腕叹息道:“总理在日，闻永年愤世远遁，如失左右手，尝四处访寻不获。自庚子至乙巳同盟会成立，长江流域各省之运动为之停顿云。”①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载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6页。至今，学界有关毕永年的专门研究甚为缺乏，目前仅胡永弘与杨天石有专门文章论及，②胡永弘:《毕永年传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长沙文史资料》第11辑(1991年)，第146-151页;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当然，与毕永年事迹有关的其他论述也有一些，例如桑兵:《兴汉会的前因后果》，《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2年第5期(该文同时收入桑兵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一章，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这些文章对毕永年事迹的论述各有所长，抵牾之处亦多。其余则杂陈于各种辛亥革命史料中，且多互相矛盾，歧见迭出，莫衷一是。本文广泛搜罗史料，爬梳剔抉，详加论述，试图还原1898-1901年间毕永年的人生轨迹，就教于大家。

一

毕永年，字松甫，又字松琥，化名安永松彦，曾经削发为僧，法名悟玄，同治八年(1870年)出身于湖南善化(今长沙)一个世代官宦之家。据《毕氏家谱》记载，其六代内祖辈都曾受到五品以上诰封，父亲毕昌颐被诰封为奉直大夫，叔叔毕昌鼎、毕昌言也曾为官多年。在青少年时期，永年聪明好学，中西诸家之籍，多有涉猎，曾编写《卢梭精萃》一书，③胡永弘:《毕永年传略》。具备了很好的思想、文学底蕴，为以后进行革命宣传奠定了基础。永年少时常读《王船山遗书》，大大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逐渐树立起兴汉逐满之志。对于服务满清的汉族官僚，永年素怀不满，每遇乡人称道湘军将帅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的功绩时，便斥责道:“吾湘素重民族气节，安得有此败类?”闻者为之色变。④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

19世纪末，清政府中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愈演愈烈，湖南是当时新旧冲突较为激烈的省份之一。1894年，具有维新思想的翰林院编修江标任湖南学政，大力提倡新学，“以变士风、开辟新治为己任”，①胡思敬:《江标传》，见闵尔昌撰:《碑传集补》卷9，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年，第31页。允许百姓议论时政。1895年，维新派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力主新政，创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唐才常任讲席，以培育新式人才;又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创办《湘学报》，是为清末地方督抚中惟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人物。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宣传活动遭到以王先谦、孔宪教、叶德辉为首的湖南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后在光绪皇帝严旨斥责下才得以顺利发展。

正是在这种重视新学的社会环境中，永年于1897年考取拔贡，与他同时考中的还有唐才常，不久，永年又结识谭嗣同，“谭、唐亦夙具种族观念，佥谓非推翻异族政府无以救国”，②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与永年兴汉逐满的志向十分相投，由此三人成为莫逆之交。这一时期的湖南创办了许多讨论时政的机构和报刊，主要有维新派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于1898年春在湖南兴办的南学会，“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凡旧日所有拘墟之习，骑墙之见，入此会者，务宜屏除”。③汤志钧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91-92页。永年积极参与会中有关新学的讨论。此外，永年还和唐才常等人组建“湘学会”和“公法学会”。为了更好地宣传革命，他们还共同创办《湘报》，永年并以部分家产作为创办报纸的资金。

与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同的是，永年在提倡维新之外，还主张民权、反对专制，他曾在《湘报》上发表《公法学会章程》、《问答南学会》等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存华篇》，他在文中指出:“秦始皇、唐太宗、明太祖以塞聪锢明、圈苙豪杰为治，故民权日屈，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牖民公天下之精意亡。”④郑大华等编选:《强学——戊戌时论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3页。秦始皇等帝王这种肆意剥夺民权的愚民政策违背天赋人权，最终只能使民众的国家观念逐渐淡薄，只知“小家”，不知“大家”。因此，永年强调只有重视民权，才能避免民族危亡，“人人皆承天地之气以为命，即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以立命。权也者，我与王侯卿相共之者也!国也者，非独王侯卿相之国，即我群士群民共有之国也”。⑤郑大华等编选:《强学——戊戌时论选》，第254页。这种国家观是后来永年在思想上、行动上与维新派领导者康有为和梁启超分道扬镳的动力，后者希望通过光绪帝主政实行政治变革。

永年“性豪荡，喜结纳”，⑥民表(秦力山):《毕永年传》，见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229-230页。不仅在湖南知识界十分活跃，还与底层社会的会党有广泛联系。自1896年起，他便往来湘鄂之间的长沙、岳州、新堤、汉口等地，结识哥老会人士，与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佑等哥老会头领往来熟悉，并亲自加入哥老会，在会中被封为“龙头”之职。⑦毕永年与哥老会的往来情况，主要依据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毕永年加入哥老会的确切日期不详，文中所言“1896年起”系据胡永弘:《毕永年传略》。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标志着“维新变法”正式启动，维新运动走向高潮。谭嗣同受光绪帝之召进京，参预新政。6月29日，维新派在日本创办宣传刊物《东亚报》，由于缺少主编，时务学堂推荐永年与樊锥担任，他们确立的报纸宗旨是:“首以振发中国为主义，博采通学，广译新闻，使朝野固穷洞达昭晰之士有所观感。”⑧《湘报》第76号，1898年6月2日。

为了追随谭嗣同，永年于9月12日(七月二十七日)到达北京，通过谭的介绍认识康有为，寓居南海馆。此时，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正密谋依靠袁世凯的军队实力，围攻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康有为、梁启超得知永年与谭嗣同、唐才常相熟，并与南方会党多有联系，又精于言论，因此有意让其参与戊戌政变，派他到袁世凯幕中任参谋，以监督袁世凯，甚至打算叫永年率人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永年认为:“袁是李鸿章之党，李是太后之党，恐不可用也。且袁亦非可谋此事之人，闻其在高丽时，自请撤回，极无胆。”①这里关于康有为的围园密谋，主要根据毕永年的日记《诡谋直纪》，载于《近代史资料》第63号，1986年。但对于此日记的真实性，学者房德邻和孔祥吉提出质疑，参见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对毕永年〈诡谋直记〉疑点的考察》，《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房德邻认为，《诡谋直纪》是写给日本人看的，使企图调解孙中山、康有为两派关系的日本人完全抛弃康梁，而完全支持孙中山一派，日记中所记载的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情节，当是毕永年根据他在八月初三日甚至是戊戌政变后听到的密谋事编写的。孔祥吉也认为，《诡谋直纪》是对见闻的整理，并以日记的方式编排出来，以达到使日本政府驱逐康有为的目的。这里所引，属于永年的个人观点，由于永年很快离京南下，至少说明他与维新派——保皇派在此时已经产生了裂痕。没有立即答应康梁要求。旋即，永年得知谭嗣同将计划全盘告知袁世凯，断定计划一定失败，毅然于9月19日(八月初四日)离开北京，返回长沙，并给谭嗣同留信一封，劝其迅速离开。离开北京数日，永年甫抵上海，戊戌变法即告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害，《湘报》亦遭查禁。得知谭嗣同被害消息，永年悲愤万分，遂“自断其尾(辫)，火其贡照，示不复再隶于满清之治下”。②民表(秦力山):《毕永年传》。随后，毕永年应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徐勤邀请，随日人安永东之助东渡日本。③《宫崎滔天谈孙中山》，见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91-326页。

二

毕永年素有种族思想，东渡日本后，在横滨拜访孙中山，与孙意气相投，赞成革命，遂加入兴中会。④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发动的多次起义，主要依靠会党力量。1895年广州起义时，三合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因地缘关系，孙中山对广东三合会甚是熟悉，但与内地会党却疏于联络，其同党陈少白也说:“我入了会(三合会)以后，在广东方面，已很可活动了。但是要在长江方面活动，就一定要联络哥老会。不过这件事有些困难，因为广东三合会同长江的党会，向来没有联络。”⑤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1-75页。永年因与两湖哥老会颇有渊源关系，孙中山很是重视，有意在长江中下游点燃革命之火。⑥后因永年不幸早逝，“自庚子至乙巳同盟会成立，长江流域各省之运动为之停顿云”。见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

值得注意的是，永年虽在日本加入兴中会，但与康梁等保皇派亦未割断联系。赴日后的康有为、唐才常与日人宗方小太郎曾经谋划以南学会为主力，在湖南发动勤王起义，永年亦参与其中。⑦有关这次起义策划的详细情况，参见杨天石:《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永年还把唐才常介绍给孙中山，“时康先生方在海外大倡保皇会，建议募款，招兵勤王，其眼中之徐敬业，舍唐莫属，而唐才常亦思利用保皇会款，为起事之需。故虽与中山相见，不便与兴中会积极合作，只订殊途同归之约”。⑧张篁溪:《自立会始末记》，载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7-10页。不久，唐才常即回国进行勤王起义的筹备与组织工作，临行时对日人平山周说:“湖南哥老会有起事之兆，因接急电归”，并不言事实。⑨［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156页。而永年也接到催其归国的急电，他特别致电犬养毅说到:“仆远在此间，不知湘中刻下已有举动否?但昨飞电急催，则情形可想，如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0日本冈山县乡土文化财团藏原函，在木堂纪念馆展出，收于方行编:《樊锥集·外一种:毕永年文》，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4页。永年未提此急电来自何处，但他参与康有为湖南起义计划，此电应是康派催他回国助唐才常起事。

孙中山一派认为，欲起事，必四方同时起兵，令敌有应接不暇之势，今各处未曾准备，独湖南一隅举兵，必然不利，湖南起义计划需放缓，于是遣平山周去中国了解情况，并延缓其事。平山周便与接急电回国的永年同行，时在1898年11月15日。11［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57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68页。两人抵上海后，得知唐才常回国实情——哥老会并无起事征兆，而唐才常则继续筹备勤王起义。12［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57页。随后两人又沿江而上到达汉口，约永年好友林圭同行。林圭在本年早些时候入时务学堂，戊戌政变后学堂解散，正无着落，遂与平山周、永年一起调查两湖情形。①民表(秦力山):《林锡珪传》，见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231-233页。他们发现，整个湖南人心消沉，南学会等团体早已消亡。②小田切万寿之助:《湖南地方近况及送呈毕永年著〈诡谋直纪〉之件》，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312-491314，转见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但他们与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等人接触后，看到了哥老会所具备的巨大势力，倍感欣慰和鼓舞。③［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57页;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鉴于湖南南学会已无实力，而张之洞并无支持勤王起义的意向，日人宗方小太郎态度也发生反转，康有为的湖南起义计划卒无所成，但唐才常等人仍然在积极筹备，中心转向湖北，第二年便在上海成立正气会，进一步组织勤王起义。④有关此次计划流产原因，可见杨天石:《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永年等三人的此次调查，唐才常等维新派也把哥老会作为依靠的主要力量。日后，林圭在这一方面发挥出巨大能量。⑤民表(秦力山):《林锡珪传》。永年等人此次与哥老会头目之联络，也成为孙中山革命党与长江哥老会实质联系之肇始。

有关永年与平山周调查两湖情形，冯自由在《毕永年削发记》一文中认为，是孙中山派二人考察湘鄂会党、视察哥老会实力的。⑥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通过参考杨天石文章中所引日本外务省档案与日人日记，再结合当事人之一平山周的回忆，笔者认为，永年是接到维新派的电报回国的，而平山周则是与之同回了解情况的，二人回国的初衷是为了考察勤王起义的可行性，而非专门考察哥老会，但回国之后两湖之行的最大收获，却是获得了两湖哥老会的实情，这实在是两人回国的结果而非主因。

1899年2月，永年与平山周回到上海，永年留沪继续进行串联活动，平山周独自回到日本。平山周回日后在东京的《东亚时论报》上发表长篇观感，论述了哥老会的情况。⑦具体内容可见蔡少卿:《论自立军起义与会党的关系》，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63-290页。在向孙中山汇报两湖考察情况时，他说到:“因毕永年的介绍，得以和哥老会人员结交。他们都在翘首等待义军的兴起。其会中人才甚多，如果孙先生能揭竿而起，则天下必为之响应。”⑧［日］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156页。永年在哥老会中的巨大影响，从这件事情中可窥一斑。当时兴中会不少会员也有起事之意，请孙中山开始行动。但孙因尚未准备妥当，不同意轻举妄动。孙中山提议，兴中会暗中支持菲律宾，帮助其迅速独立成功，然后再转向中国大陆，在中原发动革命军。⑨黄中黄(章士钊):《孙逸仙》，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0-132页;［日］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第156页。按:《孙逸仙》一文即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之节译，本文两者参照使用。

此时，菲律宾正在阿奎纳多领导下进行反美独立战争。此前，孙中山会见了菲律宾代表彭西，同意给予援助。孙中山制订了详细的援助计划:先委托日人中村弥六为菲购买器械，再派平山周等人至菲考察情况，随后，由孙中山领众人至菲律宾援助成事。但是，因为运送所购器械之船在浙江海面沉没，二次购械也未能成功，该计划最终流产。10详细情况可见冯自由:《孙总理庚子协助菲律宾独立及购械失败始末》，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7-88页。

其间，永年与康有为交恶。有关此事记载最详细者为秦力山，他与永年是好友，后来参加自立军起义，所记较为可靠。往日(1898年10、11月间)，永年访康有为时，康因其已访孙氏，顿起门户之见，闭门不纳。11民表(秦力山):《毕永年传》。此时，康有为又致信永年，使其“制造事端”，以激励湖南消沉的人气，永年大为不满。12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而且，永年民族思想强烈，因戊戌政变失败、谭嗣同遇害，愤恨满清政府，他对康有为大张旗鼓实行保皇、利用海外华侨钱款行乐之事十分不满，加上孙、康两派的矛盾，已加入革命阵营的他，便著成《诡谋直纪》，播报康党的“围园杀后”密谋，并经各种途径交与日本外务省。康有为甚是恼怒，命人在港澳一带寻觅杀手，“有能刺杀毕者，以五千元酬之”。13民表(秦力山):《毕永年传》。康、毕二人之仇隙，可见一斑。

1899年春，毕永年第二次赴日本，向孙中山汇报情况，随后领命回国。5月间，永年回到汉口，任日人宗方小太郎所办《汉报》之主笔数月。①民表(秦力山):《毕永年传》。有记载说，1899年夏，孙中山“命永年率壮士投独立军”，支援菲律宾。于是，永年率队开赴菲律宾，助阿奎纳多作战数月，“援绝而归”。②尚秉和:《辛壬春秋》卷35“毕永年传”，同时参见方行编:《樊锥集·外一种:毕永年文》，第86页。此事恐非确实，据10月29日永年致宗方小太郎函云:“弟因诸友牵帅，遂遽弃贵馆之委任而相随伊等至香港，鄙怀实所歉仄，幸先生谅焉。”③函见日本近代立法会收集资料，明治文库藏，缩微胶卷，转引自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永年所言“弃贵馆之委任”，应是弃《汉报》主笔之职，所以这一时期永年当在汉口《汉报》担任主笔，无暇开赴菲律宾。而且，如前所述，孙中山的援菲计划并没有“命永年率壮士投独立军”这一内容，况且该计划也最终无成。

三

这一年里，毕永年做成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促成了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的合并。1899年4、5月间，陈少白已在香港加入三合会，在广东广泛联络会党。兴中会若欲在湘、鄂、闽、粤同时大举，就必须依靠毕永年广有联系的长江哥老会。

1899年春，永年第二次回国、任《汉报》之职时，广泛联系哥老会中好友，晓之以大义，促成他们对孙中山革命派的向往与联合之心意。这年秋天，永年致信在港的陈少白，言将率哥老会首领入港。不久，哥老会一行人抵达香港，而永年因囊中羞涩，滞留沪上。哥老会诸人带来永年的介绍信，信中附哥老会各首领传记，所描写诸人犹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中之人物。宫崎寅藏、陈少白往访其中两位骨干，他们表达了合并三合、兴中、哥老等三会以及共拥孙中山为首领的意思，并说:“现在，如不了解国际形势，贸然揭竿而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况，所以，对孙先生期望甚切。希望毕先生到后共商此事。”④［日］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第168页。宫、陈二人听后甚喜，宫崎寅藏由衷感叹:“促成这种结合的形势并不是偶然的，此皆因为去年南万里湖南之行播下了种子，而毕先生则尽其力以创造此机缘。”⑤［日］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第168页。

宫崎寅藏与陈少白汇寄路费，永年终于得以来港。然而，合作会议尚未召开，师襄与刘××两位哥老会人物亦至，此二人与维新派唐才常等关系密切，大概维新派已获三会合并的消息，派此二人前来离间，以争夺哥老会力量。宫崎寅藏等设计将此二人遣回上海。⑥具体细节可见［日］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第169-170页;黄中黄(章士钊):《孙逸仙》。之后，人心渐稳，合并会议随即召开。参加会议者有12人。哥老会方面:柳秉彝、辜仁杰、谭祖培、李权杰、张尧卿、杨鸿钧、李云彪;三合会方面:郑士良、曾捷夫;兴中会方面:陈少白、安永生(毕永年)、杨衢云。⑦出于保密的需要，宫崎寅藏在其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中，隐去了这12个人的姓名。各方史料记载也多有矛盾之处。此处所记的与会者，乃是日本学者上村希美雄对宫崎寅藏曾居地——旧对阳馆所藏挂轴分析所得，见上村希美雄撰、赵军译:《从旧对阳馆所藏史料看兴汉会的成立》，载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22-234页。据他分析，可证实的与会者有8人;据胡珠生《清代洪门史》确定了其余4人——杨鸿钧、李云彪、曾捷夫、杨衢云(胡珠生:《清代洪门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4页)。会议推举孙中山为统领，会名为“忠和堂兴汉会”，以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与会者歃血立誓，并制造印信给孙中山，三会终成合并之大局，时在1899年10月11日。⑧兴汉会成立时间，有11月与10月及1899年冬之说。上村希美雄根据宫崎寅藏在10月11日写在短外衣里的“为纪念诸盟兄题写”，以及10月11日宫崎寅藏设宴款待与会者，确定10月11日为兴汉会成立日期。见上村希美雄:《从旧对阳馆所藏史料看兴汉会的成立》，赵军译。会后，他们划定去向，决定分为三路——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以向各地传达会议要旨。宫崎寅藏与陈少白执印信回日本，向孙中山汇报情况。⑨［日］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第170页;黄中黄(章士钊):《孙逸仙》。

有关此后永年的行程，杨天石记述到，他携诸会党头目东渡日本，受到孙中山的热情款待。10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当时的与会者之一陈少白也声称，他留诸人在香港居住两月，并赠送盘缠，赴日本往见孙先生。①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但据宫崎寅藏回忆，会后不久，他即与陈少白携新入会员史坚如离港赴日，途经上海时，带史坚如到唐才常寓所，并结交哥老会人士。陈少白托哥老会首领张尧卿带史坚如同去两湖地区，再东渡日本见孙中山。②［日］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第171-174页。张尧卿便偕史坚如到湘鄂游览，会晤各路豪杰，随后，史坚如、张尧卿与汉口俄行买办、兴中会员容星桥同赴日本。③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97页。盖与哥老会首领同赴日本者，为史坚如，非为永年。

事实是，永年与李云彪等几位哥老会首领仍居住于香港。不久，兴中会便出现钱款不足、供给不周之痕迹，难以满足哥老会首领所需。恰在此时，康有为到达香港，他刚在美洲募得华侨钱款，也欲拉拢哥老会为自己势力，便赠送李云彪等首领各百金，各首领以为康有为一方富有，便倒向康有为，“毕(永年)责以大义，无效，乃愤然作厌世想，竟投浙江普陀，削发为僧”。④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0页。毕永年曾致信平山周，谴责见利忘义的哥老会诸友:“弟惜支那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⑤［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57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57页。林圭得知此事后，也不禁有所埋怨，在1899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致容星桥信中说:

一年之内，费尽几许心血苦力，而后得结此大众，非以为一人之名耳，为救同胞之苦难也。而一旦弃之，安兄一人不足惜，惟群兄啧有烦言。知者以安兄之急于办事，一有不获，则不免于燥而出此无益之为，然终无死心，必仍起而救世;不知者以安兄如此热肠，尚欲弃而为僧，其事必有因，则难免因而解体。要之，安兄不过一无忍谋耳。⑥《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载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321-323页。

林圭深责毕永年没有“忍谋”，不能以大事为重。

冯自由在《毕永年削发记》一文中记述道，永年是在1900年夏参与唐才常自立会事务时，因意见不合，而削发赴普陀为僧的。⑦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据平山周记载与林圭信件日期可得，永年削发应是在1899年末，故《毕永年削发记》记载为误。

四

毕永年削发后，林圭断言他终无死心，必会起而救世。果然，不久，永年又投入到革命事业中。⑧各种史料均未记载毕永年复出的具体时间，唐才常1900年4月1日开富有山堂，永年被封副龙头，故永年复出应是在1900年春。1899年夏秋之间，梁启超、唐才常、林圭等人在日本东京又策划以武汉为基地，在长江沿岸以会党为中心发动起义。是年冬，唐才常、林圭等人即回国在上海成立正气会，暗中进行勤王起义。不久，唐才常即将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军队称为自立军。⑨张篁溪:《自立会始末记》。

永年“初不与闻自立会事，而其章程及规划，实君草创之”。10古哀洲后死者(林绍先)原辑、赵必振增补:《自立会人物考》，载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298-317页。自立会首创者之一的秦力山也说道:“而林氏锡圭之所谋，亦多因于毕。己亥(1899)冬间，林自东京始归时，欲在汉镇招纳亡命，以图暴动，而穷无所告，毕以三百金助之。庚子之大计划，实始于此。”11民表(秦力山):《毕永年传》。可见，永年曾经积极参与自立会事务。如前所述，兴汉会成立后，留在香港的哥老会诸首领不久就倒向康有为一边，他们成为自立会的骨干。1899年12月下旬，张尧卿自日本归汉口后，同其他哥老会首领辜仁杰等20余人，与亲维新派人士日本人田野橘次把酒言欢。①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98页。或许，孙中山革命派与自立会确有合作计划，②1899年冬，11月中旬，孙中山在东京红叶馆出席送别林圭宴会，并介绍汉口兴中会成员容星桥协助举事，“决议即日起兵，分珠江、扬子江两流域进行。珠江流域总理自主之。扬子江流域命傅慈祥、吴禄贞主之”。见朱和中:《革命思想在湖北的传播与党人活动》，载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7-538页。唐才质在其《自立会庚子革命记》一文中，也有类似阐述，见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60-99页。这也可以解释永年为何会参与唐才常自立会、自立军之事。无论如何，永年加入其事，又与哥老会首领恢复了直接的联系。

1900年4月1日，唐才常在上海开富有山堂，永年便被封为副龙头。③关于富有山堂的龙头、副龙头等名称，据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一日岳州镇《呈报匪情咨》称，从所获哥老会巡风蒋国才腰间搜出《龙头匪衔文书》二纸，其名目、格式见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28-130页。然而，自立会所需资金仰赖于保皇派康有为，其宗旨必会与永年心中的革命思想有所差别，自立会宣言中既有“非我种族，其心必异”，亦有“君臣之义，如何能废”，自相矛盾。永年力劝唐才常断绝与康有为的关系，但唐才常依赖保皇会资金行事，坚决不听永年劝告，两人辩论一夜，永年失望离去。④冯自由:《自立会起事始末》，载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1-23页。时为1900年5月、6月之间事。张篁溪称:“自毕永年脱离后，哥老会众亦多松懈，渐趋于分散之势，虽有唐才常、林圭之极力联络，亦不复如初时之团结。此其失败之主因也。”⑤张篁溪:《自立会始末记》。这是永年在哥老会中地位与实力的又一实证，同时也说明哥老会本身弱点不足以成就大事，后来孙中山利用会党多次发动起义，屡起屡仆，不为无因。

与自立会、自立军筹备起义的同时，1900年春，孙中山在日本也与宫崎寅藏等人筹划惠州起义。此时，孙中山得到日本实业家中野德次郎赠与的大量资金，而且，在日采购军械的菲律宾人士，鉴于菲独立运动已失败，便将购买的军械转交孙中山。有此保证，孙中山便谋划在闽粤举事。⑥［日］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第258页。

永年易名安永松彦，离沪至闽粤各地联络会党，“日本领事万岛舍松，合中、日旋闽志士大开欢迎会以张之。”⑦古哀洲后死者(林绍先)原辑、赵必振增补:《自立会人物考》。永年便在闽粤各地积极联络会党，以之为起义力量。1900年7月15日，永年以安永松彦之名致信宗方小太郎，声言自己已在闽粤多地联系众多朋友，需日方提供五千枪械。⑧东京大学法学院宪政资料图书馆所藏毕永年致宗方小太郎信，转引自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对毕永年〈诡谋直记〉疑点的考察》，《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900年6月，孙中山自日本启程，赴香港、南洋各地筹划起义事项。7月17日，孙中山抵香港海面，在“佐渡丸”船上与诸人商量惠州起义事项。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做了具体的人事安排。据杨天石记载，永年被任命为民政部长，⑨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国父年谱》记载永年为民政总裁。10《国父年谱》，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第114页。但据与会者之一宫崎寅藏回忆，任民政总裁的是日人福本诚;11［日］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第216页。陈春生的记载则是:“平山、福本则助理民政事务。”12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5-244页。此时，永年在广东改名为普航，受命继续联络哥老会，他致信平山周，介绍会党联络情况与李鸿章情形。13［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57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59页。有关孙中山运动李鸿章独立情形，见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60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20-223页。

按照惠州起义安排，郑士良担惠州举事之责，以三洲田为根据地。孙中山得到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支持，决定在惠州起事，沿海向东前进，孙在台湾等候，若军队能打到厦门，孙便渡海峡而至，亲自督师。14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郑士良率众在三洲田等候日久，其古怪情形引发清军怀疑，但因孙中山饷械筹备未得，不得动。清水师200余人驻沙湾，有攻打三洲田之势，郑士良为先发制人，于10月6日偷袭沙湾清兵，惠州起义爆发。起义军向厦门进军，孙欲渡台湾海峡进入大陆作战。但因日本内阁更换，孙中山被逐出台湾，10月22日，义军因粮饷缺乏、后援不继而失败。①受为菲律宾购买军械的日人欺诈，枪械难以获得，其详情可见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中的《运筹擘划悉皆失败》与《与孙逸仙书》两章。惠州起义情况，可见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

起义失败后，永年“至广州，乃鬻其西服，着僧装”，寄身于广东罗浮山海幢寺，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他日有奇虬巨鲸，大珠空青，任吾大陆破坏之责者，其人今或为僧也耶?吾方入其群以求之。”②民表(秦力山):《毕永年传》。永年表达了为僧意图，但也明确传达了希图再举的决心。秦力山听传闻说，永年已重新为僧，级别卑下，每天只是任做饭洒扫等苦事。但他雄心不死，积极奔走于罗浮山与广州之间，不久去世。

有关永年去世之事有三种说法:一、冯自由《革命逸史》中称他入浙江普陀山，不知所终;二、杨天石根据1913年4月《民立报》中《长沙毕永年先生追悼大会通告》，指出其最终是病逝;③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三、永年的曾外孙女胡永弘根据家传口述史资料，认为是被清兵砍杀致死。④胡永弘:《毕永年传略》。胡文称，毕永年到广州活动时，多借居在时为广东候补知府的叔父毕昌言家中，毕昌言继室李氏窥知永年是革命党人后，害怕受到株连，使人告密。1901年11月29日，官兵到毕家搜捕，永年见势不妙，欲从花园越墙逃走，被埋伏在那里的官兵团团围住。他奋力抗之，终为乱刀砍死。事后，毕昌言派人收尸，悄悄葬于广州郊外海滨，并嘱家人严守秘密。毕氏后人因永年系由于亲人叛卖而致惨死，认为乃家门奇耻，讳于外扬“家丑”，故也对外人秘而不宣。因此世人多以为永年系圆寂于罗浮山海幢寺。冯自由的说法没有史料根据，且如前所述，毕永年投浙江普陀是在1899年冬，后出寺活跃于自立会与惠州起义中。杨天石说法系外人所见。永年后代所说应该为真。

毕永年为革命奔波一生，刚过而立之年，终因革命而死，且死于非命。他在短短三年间(1898—1901)与维新派、兴中会、保皇派、哥老会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奔走中外各地，实为时代风云之缩影。鉴于其事迹若明若暗，杂说并存，本文详加梳理，试做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