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恩良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对此，学术界成果较多，分歧也颇大。本文拟以西南袍哥为考察中心，对学术界长期争论的几种观点进行一些探讨。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联络与利用是“成功的策略”还是“一个误区”

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秘密会党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联络工作，使部分会党首领和会党成员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对此，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持赞许的态度，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结成联合阵线，这既是当时客观形势所需所迫，也是双方在反对封建专制、推翻清王朝斗争目标上一致性的表现。两者的联合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①周建超:《论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秘密会党的联合》，《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因此，“是一个有助于实现革命派政治目标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策略”。②饶怀民、简婷:《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会党的策略》，《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但也有学者认为，辛亥前夕资产阶级利用会党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不但没有获得哪怕是局部的成功，甚至没有显示出丝毫成功的迹象”，因此，“历史事实无情地表明:利用会党是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③欧阳跃峰:《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

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看似都有道理。到底怎样评价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联络和利用，科学的态度应该还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进行分析。

(一)辛亥前夕西南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情况

辛亥革命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近代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到19世纪末得到了初步发展，并开始在政治上寻求自己的发言权。但这一阶级从它产生开始，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它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但是又一方面，由于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它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它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1-656页。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直试图通过改良维新或君主立宪的方式参与政权。直到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它们和平参与政权的梦想最终破灭，才开始转向革命。而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是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急先锋。

总的来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前的力量是很弱小的，沿海如此，西南更甚。

四川是西南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但直到19世纪末，“四川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生，比沿海省份大约晚了二十年”。②隗瀛涛:《四川近代史》，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52页。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以前，四川的民族资本企业仅13家;1901年至1911年间，四川新建的企业为108家。因此，这一时期四川的民族资本“仍然不是近代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式，它的力量是弱小的”。③席萍安:《商会与近代四川的民族资本》，《文史杂志》1999年第3期。

近代云南资本主义主要兴起、发展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至19世纪80年代以后。云南的一批官僚、地主、商人逐渐投资于工矿业，发展了一些民族资本的工业，但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且与地主阶级和官府有较密切的联系，或者经营者本身就兼有地主、官僚的身份，带有一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革命性不强。

贵州近代化的开端与发展，“比多数省份要迟缓一二十年”。④周春元、何长凤、张祥光:《贵州近代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页。1911年统计，贵州有120家“工厂”，雇佣工人1578人，平均每家“工厂”雇工不足14人。⑤杨开宇、廖惟一:《贵州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3页。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南民族资产阶级还处于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夹缝中求生存，力量弱小，人数有限。单靠这么一支队伍，不可能推翻清政府在西南的统治，如果要革命，不得不利用和依靠其他的社会势力。

那么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应该依靠谁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肯定应该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但当时的民众有革命的思想觉悟吗?孙中山在回顾革命的历程时曾谈到:“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但往来呼吁，数年之间，“应者寥寥”。⑥《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2－193页。“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⑦《孙中山选集》，第197页。在这种背景下，资产阶级革命派想直接号召、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造反，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派也认识到会党存在着“知识薄弱，团体散漫”⑧《孙中山选集》，第197页。等严重缺陷，但出于增强革命力量的迫切需要，也只能将会党视为最好的联络对象了。加之，这一时候的会党也正在寻求一种可以联合的力量以达到他们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四川袍哥首领佘英曾对宋教仁说:“我们总欲做一番事业，以为我们同胞复仇，惟才力不及，一时举事，内政、外交皆不能办，故不得不联合海内外英雄志士同力并举。”⑨《宋教仁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1页。此话颇能说明问题。

因此，尽管从最终目的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秘密会党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反满反清的共同需要，使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走向了联合的道路。以往一些学者侧重于革命派客观条件的分析:“在当时特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下，刚诞生不久的资产阶级力量非常弱小，光凭他们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清政府。这就要求革命派在外部寻求一个分布广泛而又势力强大的反清力量”。10陈静、胡杰:《浅析辛亥革命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策略》，《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这种观点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是不是一种简单的利用

有一些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只是一种简单的利用，仅仅把他们作为武装斗争的排头兵，而“对会党的盲动性、散漫性等劣根性缺乏必要的有效的改造，而且联络会党时只注意联络会党头目，不注重广泛动员会党群众;只满足于反满的宣传，不注重深入进行民主革命的教育”。①周建超:《论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秘密会党的联合》，《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因此，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利用会党参加反清起义这一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效果”，②欧阳跃峰:《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而在其他方面，则乏善可陈。这一观点，也值得推敲。如在西南，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依靠袍哥在云南、四川先后发动了河口、永昌、泸州、成都、叙府、广安、乐山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很大程度上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在西南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也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一是吸收袍哥加入资产阶级革命组织。早在1902年，孙中山便派具有兴中会和哥老会会员双重身份的黄士诚前往贵州考察情况，与贵州袍哥组织同济公首先发生联系。1910年，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平刚等奉孙中山“各省同志，各回本省运动革命”的指示回到贵州，“即与张百麒商量整顿贵州革命力量，预备起事”。③平刚:《贵州光复史实——在贵州光复纪念大会上讲词》，见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7-343页。之后，自治学社即加紧了对贵州袍哥的联络。据时为贵州贞丰同济公红旗管事的胡刚回忆:在同盟会的努力争取下，贵州资产阶级革命组织自治学社成立后不久，陆续参加的社员总数达14000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哥老会员。并有不少袍哥首领如方策、陈燮春、邓金昶、许可权、曾宪章、郭清生、张顺清、谭冠英、简书、简忠藩、陈永锡、彭景祥、李立鉴、凌霄等，初步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基本主张，后来都成了自治学社的核心成员和地方骨干力量④胡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三)，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第461-479页。。在四川，由于革命党人的积极奔走和联络，一大批有声望的袍哥大爷及一般成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哥老会不仅山头林立，互不统属，而且内部等级森严，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分成上下尊卑五个辈分。佘英、熊克武等认识到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革命队伍的团结和统一，决定由佘英带头改变这一陋习，提倡在堂口之间不分上下高低，“倡导仁义不分上下”，又利用万国青年会的名义，将仁、义二旗合而为一，⑤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编“四川诸役”，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年。并且改变了哥老会原来“反清复明”的宗旨，注意将袍哥弟兄引导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轨道上来。经过同盟会成员的联络和引导，四川哥老会固有的某些弱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正。

二是动员袍哥策反滇、黔新军。新军是清末编练的近代化陆军。至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云南有陆军第十九镇，贵州有新军一标、二标和抚台卫队，其初级军官和士兵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袍哥阶级”。⑥阎崇阶:《贵州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活动回忆》，见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409-424页。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滇黔两省新军中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使这两省新军中的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或同情革命，成为滇、黔光复的主要力量。据当时自治学社重要成员吴雪俦、胡刚回忆:自治学社以哥老会为纽带，采取“内外双层拉拢”的策略，通过不同途径，联系新军的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大约三、四个月，新军合作的革命空气，遂高涨起来，为九月起义创造了成熟的条件”。⑦吴雪俦、胡刚:《贵州辛亥革命散记》，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74-198页。在云南，同盟会员詹秉忠、黄子和等通过东南六城的哥老会负责头目戴光仪、戴光廷、马海堂、王海廷等人以及云南全省哥老会的总头目何高升，结识了当时在营队里的上、中级军官五、六十人，随时利用节假日，在昆明城郊的归化寺、昙华寺、铁峰庵等处秘密会见。除昆明外，以张文光为首的同盟会员也利用哥老会在腾越新军中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革命党人在云南新军中的力量迅速壮大，甚至直接掌握了新军的大部分领导权。因此，当云南“重九”起义之时，“出现新军第74标三个营全部起义;第73标第三营起义，第一、二营中立;炮标三个营全部参加起义，马标开始中立，后也参加起义，使起义迅速成功，这也成为必然之事了。”⑧李永顺:《秋获集》上册，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页。

因此，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西南袍哥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是把袍哥作为武装起义的敢死队。

二、会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系农民的“纽带”还是“栏栅”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系农民的“纽带”，还是阻隔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栏栅”?这一问题主要是围绕会党的性质展开讨论的。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也直接关系到对资产阶级联络和利用会党策略的不同评价。认为会党是革命党人联系农民的纽带的学者，很容易肯定资产阶级对会党联合利用策略的正确性，他们认为，“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民族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系较少，因而不可能直接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只得借助于与农民有直接联系的秘密会党，通过会党动员农民起来革命”。①周建超:《论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秘密会党的联合》，《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而认为会党是阻隔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栏栅的学者，往往同时认为资产阶级联合利用会党是一个误区，他们认为，“会党是否能够充当革命党联系农民的纽带，完全是后来的学者提出的理论问题，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不但从未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甚至不可能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对当时的革命实践有何现实意义”。②欧阳跃峰:《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

关于会党的性质，历来有“农民说”与“游民说”两种不同的观点。持“农民说”者认为，会党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会党的成分主要是贫苦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无产者(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其他阶级、阶层的人数甚微”。所以，会党是一种农民结社。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虽然没有直接去发动农民，但是他们联合会党，依靠会党去带动农民，这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间接的联盟，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联盟。”③周建超:《论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秘密会党的联合》，《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而持“游民说”者则认为，判断一个党派或社团的性质，不是取决于其成员是以哪一种人占多数的，“而要剖析它的纲领、主张和所要实现的理想，或所表现的思想倾向代表哪一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林增平通过对会党的誓词和会规，会党成员往来的隐语和暗号，会党不愿接受同盟会纲领中“平均地权”的内容等方面的具体考察和论证之后，得出结论说:“(会党)体现了日益扩增的游民——转徙于城镇和水陆交通线上衣食不周的劳动者和小商小贩，浪荡江湖的品类不齐的下层群众，以及被裁汰的散兵游勇各色人等的要求和利益，并不反映农民的生活习尚和意愿”，其性质只能是一种游民结社。④林增平:《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由于广大农民对于会党的诡异行为持恐惧、戒备、鄙夷心理，而不是钦佩、羡慕、向往的态度，“在正常情况下，革命党人仅靠会党是很难联系、动员农民的”。⑤欧阳跃峰:《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

以上持“农民说”者简单地把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看成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看成是封建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而忽视了社会内部各群体、阶层、等级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秘密会党的性质非地主组织即农民组织。这种思维和观点，肯定会有失精准。而持“游民说”者，片面强调游民与农民的区别和隔阂，完全忽视农民与游民之间的相通性关系，从而把作为游民结社的会党看成是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一道栏栅，这种观点同样值得商榷。

就西南袍哥而言，其成员的构成有一个从纯粹的下层社会游民向包容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的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袍哥与农民的关系也从互不相干甚至相互敌视向相互联系甚至互帮互助转化。

西南袍哥的前身是清乾隆初年出现于川黔等地的啯噜。啯噜成员多为“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奸淫劫掠，无所不为。其聚集多在州县交界处所，出没各有记认，羽党日多。捕役乡保，或一禀报查拿，必致遭其惨毒，为害实甚。”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33-634页。在这种情况下，朴实本分的农民唯恐避之不及，当然不齿与啯噜为伍。但从啯噜演化为哥老会后，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不管是袍哥成员的构成还是袍哥组织的性质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南袍哥已极大地放宽了加入其组织的条件限制，除极为个别的情况外，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员均可加入袍哥组织。按江湖说法，这些行业分属惊、培、飘、猜、风、火、爵、耀、僧、道、隶、卒、戏、解、幻、听等不同流品。袍哥成员之杂，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四川俗话说:“袍哥能结万人缘”，“上齐红顶子(官员)，下齐讨口子(乞丐)”，指的就是袍哥成分的复杂。

随着袍哥成员构成的复杂化，袍哥的势力范围也不断扩大。至辛亥革命前夕，袍哥势力已渗透到了西南地区城乡各地社会各阶层之中。在贵州，“蔓延及于穷乡，几于无村无寨无之”;①冉最修、张俊颖纂:《兴仁县志》“大事志”，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油印本。在四川，“省会一区，仁字旗公口至三百七十四道之多，礼、义两堂不与焉。至乡、区各保，与夫临路之腰站，靡不保有公口，招待往来者，目不暇给”;②刘师亮:《汉留史》，成都:成都球新印刷厂，1938年，第25页。有人甚至回忆道:“(袍哥组织)遍及四川城乡，其成员占成年男子90%左右。”③王大熠:《四川袍哥》，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旧中国的社会民情编》“帮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392-404页。在云南，“哥老会盛行，在城市乡村里都公开组织活动”。④《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政协云南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62年编印，第110页。这些公开组织的活动，不仅是袍哥加强内部成员之间沟通的方式，同时也成为了袍哥与社会各阶层进行联系的桥梁。四川一些贫困人家的老人去世后，袍哥还担当起了组织和资助丧葬的义务。有学者论证，四川袍哥对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目连戏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袍哥大爷多以当地的保护神自居，常常是搬目连的主要操办者，这就接通了目连戏的演出与不同社会阶层的联系，“清末以降，目连戏在四川能有那样的渗透力，与各地袍哥组织的推波助澜是密不可分的。”⑤王定欧:《川目连艺术论》，北京:天地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随着哥老会成员构成的变化，哥老会自身的性质和功能也慢慢改变。沙汀在其《沙汀》中，对四川安县袍哥组织的变化做过比较详细的介绍。辛亥前，安县袍哥的主要成员是城镇无业游民、摊贩、手工业工人，也偶有破落子弟，或急公好义的小粮户侧身其间。到保路运动兴起后，许多无路可走的农民大量涌入，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过去瞧不起袍哥的士绅，也纷纷参加。安县许多乡镇头面人物往往是‘土匪’型的，而拥有武装力量的袍哥头目多被‘招安’成军。这就使得四川形成了官府、乡绅、军阀、袍哥四位一体，互相联络又互相争斗的局面，哥老会可以是执政的势力，也可以是在野的势力，无论哪一种，它已变了质。”⑥沙汀:《沙汀》，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因此，如果不把秘密会党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不去考虑随着形势的发展会党的成员构成及其性质也在变化当中这一历史事实，而以静止的观点笼统地认为会党是一种“游民组织”或是一种“农民组织”的话，“会党到底能否成为资产阶级联系农民的纽带”这一话题恐怕永远得不出一个双方认可的结论。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在不同的地域，会党成员构成也是有所不同的。在沿海大中城市，即使到辛亥革命前夕，其游民性仍然十分突出，农民加入其中的微乎其微。而在清末的西南，哥老会已经不仅仅是资产阶级联系农民的纽带，甚至可以看成资产阶级联系其他各阶层的纽带了。

三、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是主力还是助力，抑或是阻力

关于会党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作用问题，学界一直有“主力”、“助力”、“阻力”的争论。尽管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学者都赞同采取辨证的方法客观对待，但不同的声音始终不绝。结合西南袍哥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具体表现，其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都很突出。

(一)西南光复的主力军

1.以袍哥为基础的保路同志军与蜀军政府的成立

1911年5月至9月，在四川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保路运动”。这是一场由资产阶级立宪派所领导、利用袍哥力量进行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由于同盟会的积极引导，“在性质上已经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⑦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第二卷，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462页。因而成为了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前奏。

随着保路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同盟会员龙鸣剑的倡导下，由华阳袍哥首领、同盟会员秦载赓与川西南著名袍哥首领侯宝斋等出面召集各地袍哥大爷于1911年8月4日，在资川的罗泉井开“攒堂大会”，决定在立宪派控制的“保路同志会”之外，另行建立以袍哥为主的“保路同志军”。同志军成立后不久，便发生了震惊全川的“成都血案”，宣告了立宪派领导的“文明争路”运动的失败，从此开始了同盟会所领导的以哥老会为骨干力量的同志军起义。之后，在成都各县、邛州、大竹、大足、犍为、宜宾、威远、涪陵、古蔺、綦江等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袍哥同志军武装斗争。

1911年9月25日，袍哥首领王天杰回师荣县，和同盟会员吴玉章等宣布荣县独立。“逐清吏，别署同志，一新政令”。荣县独立在时间上比武昌起义早半月，“首义实先天下”，①《王烈士传碑》，见高文、高成刚编:《四川历代碑刻》，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71页。是辛亥革命时期由同盟会员建立的第一个县政权。此后，荣县成为成都东南同志军反清斗争的中心。影响所及，四川各州县纷纷效法，推倒清政府，实现独立的浪潮迅速席卷巴山蜀水。

1911年11月21日，著名袍哥大爷曾省斋在广安宣布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曾省斋被推为正都督，“四川革命建号都督者，固以省斋为最先者”。②《筠连县志》卷七“人杰志”，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川北军政府的成立及其军事斗争，对四川全省的独立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1911年11月22日，具有袍哥与新军双重身份的夏之时率众打响了辛亥重庆起义的第一枪。当天，即设蜀军政府于巡警总署，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宣布独立。蜀军政府是同盟会重庆支部在全国革命形势推动下建立的省级革命政权。之后，泸州、江北、綦江、璧山、永川、荣昌、铜梁、台州、江津、开县、岳池、邻水等县亦相继独立，表示服从蜀军政府的领导。蜀军政府作为一个省级革命政权，不仅其组织机构基本上由同盟会员掌握，而且其内政外交政策也完全体现了同盟会的纲领和精神，这在当时全国范围内都是少见的。

2.袍哥与滇黔光复

“云南光复之役，发难之地，一为省会，一为腾越，而腾越为先。”而腾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活动，“肇端于杨振鸿，而成功于张文光”。③曹之骐:《腾越光复纪略》，见《辛亥革命》(六)，第232-233页。杨振鸿和张文光都曾参加哥老会，在反清活动中，也都与哥老会保持有密切的联络。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缅境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认为滇西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赶回腾越布置。于10月27日誓师起义，在袍哥首领陈云龙、杜文里、刘竹云等的大力协助下，起义很快取得胜利，并建立了革命政权——“滇第一军都督府”。张文光被推为滇西都督府都督，陈云龙为都指挥。腾越“九六”起义，不仅推翻了清朝在腾越地区的统治，而且率先在云南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为响应武昌首义，昆明同盟会员及进步人士于1911年10月30日(旧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发动起义，俗称昆明“重九起义”。重九起义的主力军即为驻昆明附近的新军步兵第七十四标、七十三标，这两支队伍中的目兵和中下级军官“没有不参加哥老会的”。④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8-112页。因此，哥老会对于昆明光复的作用不言而喻。

1911年11月3日，贵州省城贵阳首义，“开第一枪的是杨树青，吹紧急集合号作起义准备决定大事的是董司号长，支持自治学社的决定鼓励大家即时动作的是艾树池、马繁荣等，他们都是哥老会成员。而支援了陆小，发动了全城首义的大举，完成了贵州光复大业……革命活动中一切奋不顾身的冒险工作，几乎绝大部分由哥老会成员的社员担任”。⑤胡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461-479页。陆军小学和新军营发难的骨干，如赵德全、金涓滨、庄鹏程、匡林、江德润、白东山等，多数都是哥老会成员。

除省城贵阳外，省内其它各地的光复，哥老会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大定，革命党人简书于11月8日晚“决定令各会党于次日聚集城厢附近、听候进止。并知会防营戒备，而由同志数十人强入郡署迫郡守宣布独立”。贵阳独立的消息传来，简书“即指挥同志宣布独立，郡守表示服从，于是不崇朝而全郡已遍树革命旗帜矣”。⑥凌宵:《贵州革命史》，见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359-369页。在安顺，革命党人联合哥老会，协同知府宣布独立。民众起来，焚毁了安顺地区的教堂，传教士逃往云南，“安顺府知府和该地哥老会首领曾共同商议关于向传教士们提供卫队的人数问题”。①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22-423页。在荔波，“武昌起义，黔省光复，……荔波哥老会同时响应。”②民国《荔波县志》卷八“大事志”，荔波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刻印本。在黔西，“自治学社黔西分社和哥老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赶跑清政府的黔西知州。”③《黔西县志·大事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5页。

(二)消极影响

如前所述，袍哥在西南光复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但袍哥毕竟是一种落后的群众组织，其与生俱来的缺陷和陋习也在辛亥革命中不断暴露出来。

1.牢固的反满尊君思想。袍哥毕竟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也不能体现新的生产关系，它甚至游离于生产之外。它破坏旧的统治秩序，但又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统治秩序，它要推翻满清专制政权，目的无非就是要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封建王朝，以便使自己从被统治阶级转变为统治阶级。他们把革命仅仅看作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即使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指导，反复说明“这次革命是国民革命，而非古代英雄革命。所以革命的目的，在求全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非为个人争帝为王”，但参加辛亥革命的绝大多数袍哥弟兄的“尊君”思想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总是幻想着“他朝明主登帝位，洪家兄弟受皇封”④李子峰:《海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192页。的荣耀。因此，当四川袍哥大爷佘竟成从日本回国发动革命时，袍哥兄弟“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有称他为‘佘大王’者，尤以广船桡夫，传播更远。……都说‘佘大哥的星宿现了，不久做了皇帝，我们就好了。”⑤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因此，“会党的参加，就使得革命派中原来就显得混乱的革命思想更加混乱起来。”⑥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187页。

2.浓厚的雇佣意识。辛亥革命时期，整个西南乃至全国，大多数的会党成员是以“革命的雇佣军”的姿态出现的，他们参加革命派所组织的各项活动，并非从内心接受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而是为了某些物质的诱惑甚至是一些蝇头小利。当革命经费充足时，这些袍哥弟兄往往能赴汤蹈火，奋勇向前，但一旦经费短缺，他们就会弃革命大义于不顾，甚至转而成为反革命势力的帮凶。云南河口起义中，同盟会员、袍哥首领关仁甫奉命运动巡防军中的哥老会成员。经其发动联络，袍哥弟兄都纷纷表示愿意反正，但提出要得到银两补助。在四川广安起义中，袍哥弟兄因未拿到银两而把佘竟成包围在茶馆，虽然熊克武及时赶到，平息了事态，但由此引起了警察所的注意，最后导致起义失败。贵州光复后不久，由哥老会组成的五路巡防营因未及时领到饷俸，即“闹到枢密院向空开枪示威，到立法院以枪托触地泄愤”。⑦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47-173页。甚至为立宪派所收买，发动“二·二政变”，大杀革命党人。

3.袍哥首领对革命的态度参差不一。放荡无羁的生活状况，养成了袍哥既勇于斗争又具有盲目破坏主义的社会性格。他们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各秘密社会组织之间，山堂林立，不相节制，为了各自的利益，往往互相争夺，很难达成一致的行动。正因如此，西南辛亥革命时期，各袍哥首领对于革命的态度是参差不一的。在西南辛亥革命中，固然有不少杰出的袍哥首领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了同盟会，在西南历次武装起义中，不惜身家性命，抛头颅，洒热血。可是也有不少袍哥“大爷”、“舵把子”始终顽固不化，拒绝与革命党人合作，如重庆袍哥首领唐廉江就很典型;有的袍哥首领甚至与清朝当局相勾结，杀害革命党人，著名的同盟会员兼袍哥大爷秦载赓就是被袍哥首领邓大兴所杀害。⑧阙名:《秦烈士载赓事略》，见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65-466页。同盟会员侯橘园本人虽然也是“袍哥大爷”，但是，在他组织同志军进军成都时，有的袍哥首领认为他是留学生和同盟会员，“不是真正的袍哥”，当他在讲述革命道理时，便被连山的袍哥大爷秦老皮当场枪杀。⑨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成都:四川省新华书店，1965年，第82-103页。新津同盟会员兼袍哥大爷侯宝斋，也是被赵尔丰所收买的袍哥分子杨虎臣所杀害。10阙名:《侯宝斋事略》，见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第365-366页。

袍哥固有的缺陷和陋习，给西南辛亥革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因此，民国建立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开始破裂。

四、辛亥光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关系的破裂是“过河拆桥”还是势所必然

辛亥革命以后，在大多数省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急转直下，曾经的盟友关系迅速瓦解。陈炯明在广东、李烈钧在江西、柏文蔚在安徽，都采取各种形式对会党进行公开的武力解散和镇压。对此，学术界褒贬不一。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武昌起义的胜利，使革命党人“不再想依靠会党和工农群众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而想急于结束这场革命。因此，他们就把原来在革命中充当主力的会党和工农群众一脚踢开，转而跟旧势力握手言欢，来共同维护秩序”;①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2页。一种意见认为，民初会党的活动背离了民主革命的目标，“帮会与新的行政机构产生了重大冲突，因此，取缔公口码头、镇压暴乱成了新政权的迫切任务”;②周育民:《辛亥革命与游民社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革命党与会党关系的破裂，“应由革命派负主要责任，而会党在新形势下暴露出来的缺点，也是导致它与革命派分裂的重要原因”。③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5页。

以上观点，到底哪种最为公正呢?我们还是看看西南的情况吧。

(一)辛亥光复后的西南局势与袍哥兴衰

1.云南《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和《惩治律》的出台

云南光复后，军政府都督蔡锷为稳定全省局势，于1912年2月颁布了《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认为哥老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员的加入，致使“流品太杂”，甚至出现了“哄骗良家子弟，磕诈钱财”，“结党成群，奸淫抢掠”等不法行为，为共和政府之“法律不能容”。因此，要求“从前的公口山堂等名目，都要一律解散。”同年3月，云南军政府进一步发布《惩治律》，对违反告示规定，开山设堂、图谋不轨、持械抢劫、抗官拒捕等行为，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了比较详细的惩处规定。④曾业英编:《蔡锷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1-482页。

《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与《惩治律》的制订和公布，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云南哥老会的活动。一些违反禁令，继续开山设堂的哥老会头子被依律论处。据《申报》报道:“滇省哥老会首傅秉章等自反正后聚众开堂，谋为不轨，业经巡警局长侦出证据，禀请正法，而傅之党羽张星之、撒云山等亦经分别监禁”。同年，秦吉五等复暗开振华会，欲为傅秉章报仇，并营救张星之等出狱，以图大举。“恐势不敌，遣人前往联络匪徒，又派人前往川黔，勾结两省匪徒来滇作乱，定于×月×日举事”。⑤转引自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1、422页。旋被巡警局查获归案，经军政府批准，秦吉五、张星之、撒云山等一并被绑赴刑场处决。此外，李根源出巡迤西，对大理开山设堂的帮会也“立正典刑”。⑥荆德新:《杨春魁“兵变”正名》，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大理州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资料)，1985年，第207-219页。

2.四川袍哥势力的膨胀与受挫

1911年11月28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当时保路同志会的同志军因绝大部分是袍哥兄弟，军政府对之又无法律的约束，因之哥老会公口从秘密活动，转为完全公开。在成都各个街道，到处有哥老会的“公口”，袍哥们一时得意疯狂，为所欲为，寻仇报复，日有所闻。沿街所见，打英雄结、插花蝴蝶者，比比皆是。尤其公开赌博，旁若无人，军政府门前，便有赌摊一百余处。

1911年12月8日，成都兵变，以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重新建立了四川军政府。由于尹、罗都是袍哥大爷，成都及川西一带的哥老会组织迅猛发展，人数迅速增加数十倍，仅成都及其附近几个县的袍哥公口便增加了三百多个。①赵清:《袍哥与土匪》，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2页。广汉一带袍哥也是“红极一时”，在县城各处，摆设牌九和大宝赌场，日夜聚赌，包庇烟馆;在乡村，每逢赶场日期，集队你来我往，都是各带刀矛枪支，赌博酗酒，把全县闹得乌烟瘴气。②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82-103页。

为稳定长江上游政局，缓解武昌压力，1911年11月中旬，蔡锷决定出兵四川。12月上旬，援川滇军一、二梯团按原定计划分途进入四川境内。滇军入川后，即“冒称奉中央政府令，尽遣同志军，并戕其首长”。在此过程中，手段残忍。袍哥首领范燮在富顺被杀后，滇军惨无人道地“烹其心肝”。袍哥大爷黄方所部一百多人被滇军所执，在合江城全部被“断首、拔舌、剖腹、割心”。③王禄昌、高觐光修:《泸县志》卷六“人物志·黄方传”，民国二十七年排印本。曾参加云南重九起义的同盟会员涂哲，目睹滇军对四川袍哥的暴行后，只身前往南溪城下“剀切陈说”，而滇军“恶其言太切至，遂于是夜缚烈士斩之。”④朱之洪、童宪章编:《蜀中先烈备征录》卷二“涂烈士事略”，重庆新记启渝公司1923年印。由于袍哥是四川同志军的群众基础。因此，滇军入川对同志军的镇压，使四川哥老会遭受了重大损失。

在滇军入川镇压同志军的同时，1912年3月11日，统一的四川军政府成立后，来自重庆担任副都督的张培爵找尹昌衡会商，令巡警总监杨维出示限日撤销公口，并下令取消第二师、第三师中原有的公口组织，如有不遵，严行查办。接成都军政府限日撤去袍哥公口的命令后，杨维即下令将成都市200多个公口的招牌一律取消。

3.民初贵州哥老会的畸形发展与滇军入黔

贵州光复后，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自治学社对会党开始实施“以帮制帮”的策略。同时，宪政党人也开始大力拉拢袍哥势力，以对付自治学社。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民国初年，贵州各州各县、各行各业，公口盛行。“自光复以后，省内外公口开设凡数百处，汉刘(留)权力，侈然伸张，一泻千里，有不可复遏之势矣”，“全省无一邑一郡无公口。……至于是时竟成一哥弟会之贵州矣”。⑤［日］平山舟:《中国秘密社会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163页。以致“头戴英雄结，鬓插杨梅花，腰围战裙，足穿麻儿草鞋之辈，百敷脂粉，背弓持剑，招摇过市，有如戏装”⑥庾恩旸:《云南北伐军援黔纪事》，见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371-408页。的荒诞离奇的场景在大街小巷习以为常。

贵州“二·二政变”后，宪政派乞请滇军入黔。

1912年2月27日，滇军抵达贵阳。在贵州耆老会、宪政会的怂勇、配合、支持下，唐继尧被推举为临时都督，总揽了全省军政大权。唐继尧上台后，先后发出《军都督取消公口片军示》、《晓喻解散公口文》、《取消公口会党文》等六个文告，下令:“公口一项，无论其危害地方与否，均着即日取消”，并开始到处捕杀哥老会会员、自治学社社员及光复有功之人。“军警局大量搜捕哥老会，杀戮无算，每日局前聚集多人，拥挤不堪，都是来看杀人的”。⑦《贵阳市志·社会志》之“帮会分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5页。贵州光复时开第一枪的功臣哥老会员杨树青，援川胜利回黔后，亦被刘显世诱杀于军警局。其它如彭心德、蔡奎祥、田有光、肖道生、伍伟章、杨肃安、张富山、饶毅、王子林、曾应堂、宁秉钧、胡德明、李鼎成、刘谨权等，都无一幸免。⑧杨昌铭:《贵州光复纪实》，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99-209页。贵州从此开始了历时20余年的军阀统治。而唐继尧的残酷镇压，贵州帮会亦元气大伤，四处逃散，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从此进入了一个长达24年的蛰伏时期。

(二)如何评价辛亥光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关系的转变

如前所述，辛亥西南光复之后，四川、贵州等省进入“袍哥世界”，公口林立，社会破坏活动日渐增多，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更重要的是，“洪家天下”的存在，对各省军政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当时《神州日报》撰文称:“今日足以为中国前途之隐扰者，军队问题外，则会党是也。……如赣、如蜀、如黔皆成会党势力范围。”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与会党的关系，已成为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且无法回避的问题了。对此，刚刚成立的各省军政府显然没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这就只能根据各自的认识、所处的地位、与会党的不同关系和会党表现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①胡绳武:《民初会党问题》，见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会党史研究》，北京: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221-238页。但不管如何，辛亥光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能否正确地评价辛亥革命后西南当局与会党关系的转变，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准确地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历史地位进行界定。为此，必须克服以下倾向:过分强调和局限于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而对会党参加辛亥革命的思想动机、心态、目的及其在辛亥革命后逆历史潮流的所作所为缺乏足够的重视;由于会党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冲击，而简单地把它视为一个“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而忽视了政治目标的盲目性、组织结构的分散性和行为范式的破坏性才是其最本质的特征;过分强调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满思想基础，而忽视了两者反满目的的本质区别;片面地考虑革命派对会党的简单利用，而忽视了两者其实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过多地谴责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忽视了即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缺点再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毕竟是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代表，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对寄生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作为一种“社会的病态征候”②陈旭麓:《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见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会党史研究》，第19-34页。而存在的旧式会党进行处理，势所必然，也无可厚非。只有排除所有这些倾向的干扰，对民初革命党与会党关系的转化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的、公正的评判。不管如何，资产阶级革命派毕竟不能把中国革命推向彻底的胜利。长江后浪推前浪，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产生，无产阶级代替了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越过革命性已经消失殆尽的会党狭窄圈子，用彻底革命的纲领和方式来发动真正的巨人——广大农民，并且与他们建立巩固的同盟时，整个中国的政治局势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③章开沅:《谭人凤与社团改进会——谈谈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文汇报》1962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