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爱

一

朝鲜开化思想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国内外原因。就国内原因来看，开化思想的形成是朝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当时朝鲜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中，封建统治阶级急于摆脱危机的意愿为开化思想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客观环境。就国外原因来看，这是日渐富强的日本和中国洋务派的启发等因素影响的结果。内外因素的结合促使了朝鲜开化思想的形成。

所谓朝鲜开化思想，是19世纪6，70年代朝鲜社会中正在成长的资产阶级以反对腐败无能的封建主义、实现近代化为目的的近代启蒙思想的雏形。具有朝鲜开化思想的人士开始探索朝鲜开化途径，关注清朝的洋务论和日本的文明开化论。19世纪70年代前后刚刚形成的朝鲜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他们主张开化朝鲜的方案也仅局限于学习先进技术和采取富国强兵措施，未能上升到要求资产阶级革命的程度。所以他们寄希望于封建上层阶级中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物身上。因此，朝鲜开化思想的代表人物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而是顺应社会发展的统治阶层内部的进步学者们。①［韩］朱红星、李洪淳、朱七星:《韩国哲学思想史》，首尔:艺文书院，1994年，第495页。两班出身的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朴珪寿、金允植和中人出身的刘鸿基等人士，既是开化思想的倡导者，又是开化派的组织者。19世纪80年代，他们凭借在清朝和日本的实地见闻，逐渐成为国内近代改革的推动者。

朝鲜末期的开化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朝鲜王朝后期的北学派实学思想，克服了19世纪中叶涌入朝鲜半岛的西欧势力的威胁性挑战，并主张以建设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为目标，对内推行政治、行政及社会改革，从而基本满足了以农民为主的广大民众的要求;对外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以各种形式吸纳西欧列强的近代体制，从而使落后的朝鲜逐步实现近代化，以实现富国自强的目的。

“开化”这一概念虽然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但在开化思想人士之间具有不同的理解。金允植将开化的概念解释为“开发使其变化，即时务”。也就是指挖掘传统使其变化，从而顺应时代发展的时代性任务。①［韩］李德求、李润熙等:《民族与思想》，首尔:南芝图书出版社，1997年，第111页。另外，朴泳孝在当时献给高宗的《建白书》中把“开化”理解为就新、自立，即“成就新的文物，建设自主国家。”俞吉濬也试图对开化的具体概念进行整理。俞吉濬1895年在日本刊行的《西游见闻》中指出:“凡是开化，就是观察古今形势，比较彼此境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②［韩］李德求、李润熙等:《民族与思想》，第112页。所谓开化，就是在实践中鼓励开发新的有益的东西。综合金允植的“时务”，朴泳孝的“就新、自立”，以及俞吉濬的“开化”等来看，所谓开化可以理解为排斥虚构与观念，立足于实事求是的价值观，以此改善个人生活和国家政治。即，“开化”的一般意义大体上是作为物质开化追求富国强兵的“开物”与人为教化的“化民”相结合的用语。也就是说，开化可以分为谋求人类主体觉悟和追求实事求是的内心修养与追求产业、政治、国防现代化的外部实践两个方面。

二

朝鲜稳健开化思想的主要主张和思想可从“东道西器论”、“富国强兵论”、“均势外交论”等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稳健开化思想的代表主张之一就是“东道西器论”。“东道西器”是指坚持传统之道，接受西方之器。即维持东方传统的政治文化及其体制，主要在技术部门接受西方近代的文明成果。随着西方对东亚各国冲击的加剧，“东道西器论”与清朝的中体西用论和日本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论一样，是朝鲜统治阶级为了抵制西方侵略而提出的一种方法论。进入19世纪80年代，当向西方列强开国的问题再次成为重要国事问题时，东道西器论作为一种超越斥邪卫正论界线的自强理论即洋务策，成为朝鲜国防思想即独立理想的原型。③［韩］金荣作:《前期开化思想的构造与特质》，见韩国政治外交史学会编:《韩国政治外交史论丛》第17集，1997年，第212页。

在近代朝鲜，朴珪寿首次主张东道西器论。他受到实学思想的影响，目睹了中国的事态变化，对一直被视为形而上学的西方文明利器有了新的认识，并进一步转化为东道西器论。因此，他通过吸纳西方文明利器，主张御洋论，强调东道。朴珪寿指出:“虽然人们都说西法来到东方，使东方人必会变成夷狄或畜生。但是我认为有东教西去的迹象，使西方的夷狄将会变成文明人。”④［韩］金允植:《续阴晴史》卷5“高宗28年2月27日条”，果川:国史编撰委员会，1960年影印。由此可见，他主张东方的精神文化优于西方技术文化的观点，这种理念成为朝鲜开国论的依据。始于朴珪寿的东道西器论19世纪80年代初在理论上日渐体系化、多样化，持这种观点的人也逐渐增多。当时具代表性的东道西器论者是金允植等人。金允植对于道和器的立场是:道和器不是同等关系，也不是器先于道，而认为道器是本与末的关系，主张在坚持东道立场的基础上吸纳西器。这在当时保守、进步的层面来看，具有浓厚的中立保守色彩，对于他们的评价也是各有不同。金允植学习了朴珪寿、俞莘焕等人的理论，其主要观点是朝鲜的富国强兵论，问题是如何认识西方和吸纳西欧文化。作为领选使在清朝逗留期间，他通过与清朝洋务官僚的接触，吸纳了洋务论，形成了自己的东道西器论。对于日本，金允植指责说，虽然日本很富强，却未能达到民和，由于日本过度模仿西方，失去了东方的精神文化。⑤［韩］金允植:《阴晴史》“高宗19年2月11日条”，首尔:探求堂出版社，1971年影印。金允植反对无条件地吸收西方文物，而主张要有选择性地吸收，即以东道为中心的西器吸收理论。

开化思想进入与现实相结合的实践阶段，即东道西器论由理论付诸实践的时间是在“壬午军变”之后。“壬午军变”之后，金允植将西方文明区分为教与器，他认为西方的教是邪，是排斥的对象，西方的器是利用厚生，是吸纳的对象。西方的器主要指农桑、医药、甲兵，这未能脱离技术文明吸纳的范围，未能超越防御外部敌人的层面，而朝鲜采取的是内修政教，外结邻好，以此来强调应坚持朝鲜传统礼仪的重要性。

实际上，金允植主张的东道西器论没有明确区分作为东道应坚持的和作为西器应吸纳的部分。金允植将西器的吸纳范围从兵器类为首的国防、军事部门出发，扩大到全社会文明。相反，对于东道，他主张在朝鲜最应优先考虑的是“修我政教”。这里的政教包含多层含义，大体上是指现有的政治和以儒教为中心的体制。金允植并不完全肯定现有的政治以及儒教秩序，他认为若有弊端应进行改革和完善。从政治体制来看，金允植认为宰相的作用非常重要，因此构想了宰相合议制①［韩］金允植:《续阴晴史》附录“追补阴晴史”。，主张宰相的任命不应由君主决定，而应是听取政府官吏或太学诸生等各阶层的意见后，任命民意指向最多的人士。②［韩］金允植:《云养集》卷7，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0年影印。这虽然指出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制约性因素，但未显示出改革意图。稳健开化派中最具进步性的俞吉濬也完全拥护君主专制制度。③［韩］俞吉濬:《俞吉濬全书》1卷“西游见闻”，首尔:一潮阁出版社，1971年影印，第86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稳健开化思想只局限在对闵氏家族独占官职掌握政权的批判上，却未能全面批判当时的势道政治。

因此，从开化思想与传统相连接的内在层面来看，东道西器论有其保守性;从开化思想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相连接的外在层面来看，有其进步性。应该说，东道西器论综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④［韩］李永东:《韩民族精神史》，首尔:明成出版社，1998年，第269页。然而由于东道西器论不是对西方观念的全盘照搬，可以视其为斥邪论和激进开化论的中间形态，西器的有效思维方式本身已经脱离了全盘否定西方文物的斥邪卫正思想理论。总之，东道西器论的目标如果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就是富国强兵。⑤［韩］金荣作:《前期开化思想的构造与特质》。依靠富国强兵实现自强，由此来构想国家的独立，从这一点来看，稳健开化思想的东道西器论在朝鲜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稳健开化思想的自强论中，他们的代表性主张便是富国强兵论。19世纪80年代初，他们认为富国强兵的焦点在强兵上，认为富国是次要的。这种以强兵为中心的理论与当时大院君掌权期的时代背景相吻合，被强调为“御洋”的形态。在强兵的方法上，金允植主张通过吸收西方文物来实现御洋，他在领选使出行之前更加体系化了强兵理论。他继承了朴珪寿的开国论，自己也对开国予以肯定，并通过防御政策将利器作为资本。为此，他指出要去天津不惜一切费用学习先进技术，因此他主张当时财政枯竭的朝鲜要适度地节约。他作为领选使到清朝与洋务论者交流后，更坚信了自己的强兵论主张。“壬午军变”之后，认同金允植主张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金允植从清朝回国后便将自己的强兵论付诸实践。虽然他未能直接参与中央军和地方军的改编，但他在任江华留守期间，倾尽心血操练江华军，更换新式武器，强化江华军。此外，他还设立了机器局和机器场，尝试生产近代武器。但是实施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还产生了各种副作用，因此金允植开始对自己的实践进行反省和改善⑥［韩］金允植:《续阴晴史》卷4“高宗26年闰2月8日条”。，于是他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新的养兵方法。他的养兵方法论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为“减兵省饷”。他将宿卫兵减少到2000人，剩下的让他们回去充当农业劳动力，确保了充足的财源之后再来慢慢增兵。与以前不同的是，他并不是迅速地缩减军队和强兵，而是通过渐进的方法，先主要确保财源，将强兵作为次要问题。为了能有充足的兵饷，金允植提议实行屯田制。他提议实行屯田，这说明他仍固守农本主义产业认识。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逐渐增兵的方案似乎带有一种近代意义上的常备军的倾向，可以看成一种士兵精锐化的措施。此外，金允植的减兵和渐进的增兵也是由于他判断与西方各国直接签订通商条约后，人们一直都存在的担心受到西方武力侵略的危机意识就会减弱，然后解决对内问题，这样朝鲜的富国强兵就是自强之后而实行的。

19世纪80年代初期，稳健开化思想为实现富国的目的，将重点放在以强兵为首的各种近代设施的建设以及依据制度吸收而实施的财源确保方法上。他们最先选择的就是通过内修实行的节约使用论。这一主张体现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阶层的意识，尽管在方法上多少有些分歧。金弘集认为节约使用是以民富为基础的，即民富等于国富。⑦［韩］《高宗实录》卷25“高宗25年2月29日条”，首尔:探求堂出版社，1970年影印。金允植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主张，他指出要民富首先要富民，主张护富论。一直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民富思想是实学思想家所实施的财产均等化。当然，金允植初期也未能克服实学思想家的局限，但是他接触了洋务论及西方先进书籍之后发生了认识上的变化，金允植对于财产均等化持反对意见，在护富论中指出，贫富并非人能左右的，而是天意而定，古代圣人也无法将其均等。他指出富者是原来勤劳工作而成功的人，国家不应该憎恨他们，而要给与扶持、奖励和保护，而不是将他们打倒。这虽然可以看成是对农民经济的均等化论或土地再分配论的批判，但我们可以看出这是确保富国方法和强兵之财源方法的一种新的见解，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在当时财政匮乏的情况下，由于各种制度改编和改革措施未能取得一定成果而进行的方法论上的进步。同时，金允植认为，欧美各国的强盛并非单纯依靠强兵的文明利器实现的，而是在促进生产、制造利器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因此，他的护富论也吸收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试图用新的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他主张应保护富民，使他们安心从事生产，振兴事业，10余年之后就应该会有人来建设工厂等。①［韩］金允植:《云养集》卷7“护富”。他主张富国论的主要阶层是富民，认为如果不保护和扶植他们，不让他们从事生产、振兴事业，朝鲜就不能富强。金允植对货币的见解是护富论的理论基础，他对货币通用的意义应放在利民上还是放在利国上这一问题进行权衡，主张应该放在利民上，这样他与闵氏政权开始产生了意见分歧。由此可见，这是一种不赞成从根本上完全废止旧制度的局部改革论。俞吉濬也同意金允植的护富论。他将富民看作是很重要的产业阶层，体现出对富民的保护立场。②［韩］俞吉濬全书编撰委员会:《俞吉濬全书》4卷“地制议”，首尔:一潮阁出版社，1996年。

针对朝鲜后期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法，金允植指出“三政策”。虽然不能说“三政策”是朝鲜后期整个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全部，但的确有相当多的新主张对解决当时的一些社会矛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对三政的大体改革方案是革新军布和货粮制度，将其税金全部统合到田税中。为此，最首要的任务是解除赋税的不平均问题。其方法是实行农民经济的平均生产化。因此，最先解决的问题就是土地法。在金允植看来，方田法是最合适的。金允植在结布、儒布、口钱和游布等多种征收方法中提倡结布。此外，为了确保国家财政，他还主张增加商税和舟船税。

金允植指出富国的方法在于农业，并提出以常平仓和义仓制带动地方经济和农村经济的方案，并阐明这一方案继承了实学家柳馨远的理论。他说朝鲜由于地方经济、农民经济未能很好的发展，导致中央和地方的仓库空空如也。尤其是地方每年所收的地税等钱都上交给了国家，所以地方连一米一钱都没有。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和地方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消除各种杂税，减轻农民负担，防止中层官吏的不正当行为。另一方面，要减少吏胥人员。假如确立常平仓和义仓制，则会提高官吏俸禄，防备荒年，减少武装费用、国债和盗贼，从而逐渐恢复民力。③［韩］金允植:《云养集》卷七，“蓄积”。金允植试图在农业中寻找富国之路。金允植设想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方案，不是通过农业技术的发展提高产业性，而是在于努力打破制度上的矛盾。金弘集的观点也是大同小异。“甲申政变”后，金弘集被任命为左议政，在与高宗对话时，也强调了农村制度上的矛盾。④［韩］《高宗实录》卷25“高宗25年10月8日条”。

均势外交论是稳健开化思想的第三大重要主张。均势外交论在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中也有记录⑤［韩］金荣作:《韩末民族主义研究:思想与现实》，首尔:清溪研究所出版，1989年，第100页。，所谓均势就是朝鲜既然已经和日本签订了开国通商条约，就要与更多的西方国家签订条约，以求朝鲜周边列强的势力均衡，防止受到一国独占的侵略。《朝鲜策略》立足于均势观点的朝鲜现实外交方案，提出“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谋求自强之策略。19世纪70年代后期是稳健开化思想吸纳均势外交的时期。但是当时在以儒教思想为基础的华夷观和“事大字小”主义价值体系的支配之下，朝鲜不论多么希望实现均势外交，都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然而包括稳健开化思想在内的部分知识分子阶层将其视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金弘集也认可了“均势策”的有效性，明确指出“夷狄观”妨碍“均势”策略的实施，并向高宗转达了清朝《朝鲜策略》中的建议。基于这种观点，朝鲜政府在与西方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之前，为了让在野人士认识到其妥当性，便向他们分发了《朝鲜策略》。但结果却使在野人士的反邪论高涨，受到了卫正斥邪思想家的激烈反驳。这一波动在一段时间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交决策议程，最终闵氏政权选择了均势外交政策。19世纪80年代初期，均势外交成为朝鲜内部实质的外交路线，确立、推行这一政策的大部分人士都属于稳健开化派。虽然应该由稳健开化派负责实质的外交事务，但他们却几乎没有处理能力。以金弘集为例，在他两次修信使行中，应该要解决谢绝仁川港开港、禁止出口米粮、修改海关税则等三个问题。⑥《东京日日见闻》，1880年8月20日字，东京大学明治新闻，杂志文库所藏。但是由于他缺乏外交实务能力，且日本方面没有诚意，他没能正确转达朝鲜方面的意思，导致未能妥善解决问题。这种外交实务能力的缺乏，使金弘集不得不接受来自驻日、驻清公使馆的职员的各种外交实务指导。金弘集、金允植以及在签订朝中商民水路贸易章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鱼允中等人，即使是19世纪80年代初期与西方各国签订条约的负责人，也没有实际的实务能力，即使有，也只是初级水平。这种外交实务能力的缺乏使稳健开化派人士对清朝的能力和指导作用给予了非常肯定的评价，从而显示出一种投降主义倾向。金允植以亲清为由，想借助清的帮助来克服外交中出现的各种失误并协助防御外来攻击。因此，他在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时说道:“我们向各国声明朝鲜是中国的属邦，中国也不能不对我们负责，各国也不能轻视我们。……万一中国不像从前一样好好保护我们的话，我们是很难维持的，”①［韩］金允植:《阴晴史》“高宗18年12月27日条”。表现出对清朝的依赖和投降主义倾向，这与清朝对朝鲜的属邦化是一致的。

稳健开化思想的均势外交论是对清朝给予优惠，依赖清朝，对外实行万国公法的均势理论模式。因此，随着稳健开化思想在均势外交论基础上与清朝和欧美列强签订了通商条约，开放门户之后产生了诸多副作用。金允植承认在19世纪80年代初签订的条约中，朝鲜失去了外交实务中的实利。然而开化派内部却没有努力或用实际行动来纠正与各国签订的通商条约上出现的弊端，反而只是维持现状或是消极对待。以至于“壬午军变”和“甲申政变”之后由于清军的介入，朝鲜开始从属于清朝，并造成了1885年英国占领巨文岛的结果。

三

朝鲜开化思想中激进开化派的开化理论和稳健开化派的自强理论，在思想形成初期有许多认识上的共同点。他们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接受西欧的文明利器，实现富国强兵，从而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然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改革方法论的范围、重点、先后顺序等问题上均具有较大的差异，导致了稳健开化派未能参加甲申政变。对于改革方法论，即使在相同的稳健、激进开化派内部也有略为不同的主张。因此，我们通过比较分析双方的各种主张和立场，来加深对稳健开化思想的理解和分析。

在外交领域，在朴珪寿死后，开化派仍强调开国论，向西欧直接开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壬午军变”后，由于清朝积极干涉朝鲜内政，加速了朝鲜的属国化。对此，激进开化派尤其是金玉均指出，虽然大院君是他的政敌，但清朝绑架大院君，这是对朝鲜独立的否定与侵害，感到非常痛恨。在清朝的力量与东亚问题上，他彻底反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主张驱逐清朝势力，撤走清军和日本公使馆的护卫兵，并主张不受清朝等外国干涉的完全自主独立论。与此相反，稳健开化思想提出均势外交论，主张以过去的外交秩序为基础，并极大地依赖于清朝，从而加速了清朝的属邦化。另外，激进开化思想对于万国公法并没有多大的期待，而稳健开化派却显示出一种盲目信奉的态度。在外交路线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激进开化派在甲申政变时引进了日本军队，在实现朝鲜的完全独立自主方面铸成了大错。稳健开化派也没有从清朝的教训中认识到独立问题，从而导致“壬午军变”后实行的各种外交政策出现了很多副作用。总之，无论是激进开化思想的完全自主独立论还是稳健开化思想的均势外交论，都主张其实施政策的主要力量要在以强兵为基础上实现。然而强兵策略一失败，他们的均势外交论也就成了空中阁楼，尤其是甲申政变之后，他们在外交路线上都倾向于中立华夷论。

在经济领域，稳健开化思想和激进开化思想都认为朝鲜应该实现富国。激进开化思想指出两班官吏过度掠夺富余产品甚至是人民的财产，国家到处都是吃喝玩乐的人，导致国力损耗，主张首先应废除两班身份制度和门阀，然后任用人才。这是对现有统治体制的根本否定。相反，稳健开化思想指出朝鲜无法实现富国的原因在于农村经济的落后。他们认为农村经济的落后在于地方官吏和吏胥阶层残酷的剥削和繁杂的税收制度上。因此，主张严惩腐败的地方官吏和犯罪行为，减少其数量，从而实现体制改革。在谋求朝鲜富国的方法上，主张采取各种近代改革措施，两派都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所需财源问题。不论稳健开化思想还是激进开化思想，都以封建收取体制的节约论为基础。激进开化思想主张依靠募集内外公债筹措资本，向外国借款，利用海关税等方法。激进开化思想还提出近代产业开发论，要求废止还上制度，而稳健开化思想则主张部分废止或用其他方法代替。

在废止门阀和任用人才问题上，两派也具有不同看法。激进开化思想批判闵氏政权所带来的弊端在于未能实现润泽民生的政治、未能谋求富国强兵、有卖国行为、成为清朝属邦而无视国权等，②［韩］金玉均:《给高宗的上诉文》，《金玉均全集》，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2年影印，第142-143页。将其视为打倒的对象，同时探索政治权力在制度上的改革，从根本上限制了君主专制权，从而构想建立具有君主立宪制初期形态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内阁制度。③［韩］金玉均:《甲申日録》“1884年12月5日条”，首尔:建国大学出版社，1984年影印。稳健开化思想对废止门阀方面没有独到的见解，相反更加强调宰相的政治作用，主张要强化他们的权限，而且主张制度上限制闵氏亲族在官职与国家政策决定中的独占行为，但是没有像激进开化思想那样，主张废止门阀、直接批判闵氏政权本身。

在教育领域，稳健开化思想和激进开化思想都认为西方富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发展教育，认识到要想实现富国强兵，就必须加强学校教育。激进开化思想认为朝鲜解决内外危机的办法在于民众教育，即指出要对一般民众进行教育，尤其是寄希望于青年教育，强调新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欲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向国外派留学生，创立学校等。激进开化思想主张通过教育的国民化来达到人智开发的目的。与此相反，稳健开化思想则主张以两班为主培养官吏，在教育内容上也坚持以旧科举为中心的教育，同时主张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培养应用型人才。

在国防军事领域，开化思想认为要建立近代国家需强兵、养兵，对于养兵的方法，主张组织新式军队，以新的武器武装军队，这一主张随着金允植重新组织江华军而实现。1883年在朴泳孝的倡导下组建了新式军队500人，由于闵氏政权的阻碍和财政支援不足，最终归属于闵氏政权之下。从以新式武器武装军队这一点来看，金允植一派从清朝引进了武器制度所需的技术教育，雇佣清朝技术人员设立机器局和机器厂。然而，历史上并没有留下激进开化派制造新武器的记录。稳健开化派将重点放在购买小型武器上，而激进派则试图购买军舰等大型武器，比如曾委派李东仁购买军舰等。激进开化派和稳健开化派在各方面的认识差异导致了开化派的内部分化，这使得激进开化派将政变的方法付诸行动，发动了“甲申政变”，而稳健开化派的袖手旁观成为甲申政变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甲申政变”失败后稳健开化派的立场也开始动摇。

综上所述，在朝鲜近代史上，开化思想意识到了国内的封建矛盾，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主张改革内外政治，为朝鲜近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稳健开化思想提倡东道西器论，试图在维持现有体制的条件下通过吸收西欧文物进行近代改革，在内部政策上追求富国强兵政策，在对外关系中以均势外交论为基础，倡导自强理论。他们力图实现东道和西器的整体协调，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朝鲜内部最理想的近代改革，但从其实际政策的推行来看，他们在对待国内被统治阶层和对清朝、日本等外来势力的态度上显露了两面性。稳健开化思想的改革主张是自上而下的，在实际实践过程中未能彻底打破封建统治体制的束缚，表现出与保守掌权阶层闵氏政权相妥协的一面，因而最终与挑战统治阶层的东学势力形成对立的局面。而且稳健开化思想在推行自强理论时，表现出利用外势的一面，具有明显的买办投降主义者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