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永军 杨东东

批判诠释学被视为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方法论。然而，从文本角度看，哈贝马斯对批判诠释学所作的阐述既不集中也不系统。哈贝马斯有关批判诠释学的思想主要以论战形式表达出来，又在其他著作中得到一定的深化。总起来说，批判诠释学从未成为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核心。尽管如此，研究者也绝不能低估批判诠释学之于哈贝马斯宏大体系的价值和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诠释学把诠释学的理解、解释活动与批判、反思活动联系起来，突显了诠释学的实践、应用与深思真理之功能，在理解的诠释活动中恢复了亚里士多德式古典智慧。如此一来，批判诠释学的意义和价值就不仅局限于它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合理的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批判诠释学成为一种进行社会批判和合理化社会重建的深层反思精神，能够帮助批判理论的学者们实现社会批判的基本目标。就此而言，我们可以用“实践”、“应用”和“真理”三个概念概括哈贝马斯批判诠释学的价值和意义。

一、实践取向与批判反思

哈贝马斯理论有着强烈的实践取向。克服传统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颠倒关系，实现思想史的拨乱反正，重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为一体，是将哈贝马斯主要著述串联为一体的一条主线，这种重视实践智慧的旨趣在作为方法论的批判诠释学之中也有着显著体现。

哈贝马斯以实践为核心的研究取向，首先在《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充分显示。在该书中，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实践智慧先于理论智慧发生。人类进入社会状态之初，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能力较弱，维持生命及种群延续的能力非常低下，人们只为自身生存而忙绿奔波，根本无暇思考理论性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考虑怎样更好地来控制自然、占有自然，使其更有效地为自己的生活服务时，没有理论的情况才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说，理论产生于实践，是根据实践的需要而后形成的。‘理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掉实践’，理论的这种后来性，决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①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译者的话”，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Ⅰ-Ⅱ页。更何况，理论的成败与否，最终也要取决于实践的检验:“实践中提出的理论……要经受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的检验;实践和经验可以驳倒理论;理论可以被证伪。”①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译者的话”，第Ⅱ页。哈贝马斯由此指出，理论并不能够脱离实践单独存在，实践始终居于首要地位。

依据哈贝马斯的观点，纵观西方思想史，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关系和实践的重要性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看作是伦理学的延续，是关于“美好的和正当的生活学说”，因而密切相关于人类的生活实践领域，其目的是培养和塑造人的品性，教化人的禀赋，从而在希腊城邦中建立与维持一种合理的行为规范和自然秩序。单就此种意义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他的“全部实践哲学”。作为实践哲学，它并不要求严格的科学形式，“因为政治学的对象、正义的事和正当的事在变化的和偶然的实践联系中缺乏本体论的连续性和逻辑的必然性”②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第45页。。也就是说，政治学为人们提供一种可能有效的规则，而不关心拟科学的规则定律，本性上是一种重视实践智慧的思想学说。

遗憾的是，以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为代表的这种重视实践智慧的古典传统，并没有被近代思想很好地继承下来。由于受近代兴起的自然科学思潮的影响，“18世纪末叶以来，新形成的诸种社会科学，以及公法的诸种学科，危害着古典政治学说的生存。脱离实践哲学躯体的这一进程，首先是随着人们按照现代经验科学……的模式来建立政治学而结束。”③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第43页。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近代哲学的始作俑者是霍布斯。霍布斯效仿他的前辈弗朗西斯·培根，致力建立科学的政治学，将近代实验科学方法引入政治学，对国家的成因、形式以及政治权力的运作进行科学分析。霍布斯的作法尽管有助于政治学的世俗化，但却开了利用自然科学来规范社会科学之先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界限由此被混淆，由此带来的一个令人痛心的后果是，理论和实践关系在人类探索性活动中彼此关系的翻转。实践不再成为理论的基础和检验的标准，理论也不再以解决实践问题为基本指向。理论(例如政治学理论)将自己发展成为一种技术性学说，遵循严格的逻辑必然性，并且要求结果的精密化和精确性。以往对人类的幸福、公正、自由等理论的研究，要么被当作非科学的论题而受到排挤，要么就被改造成可以用技术性精确计算解决了的问题。在思想和学说之古典时期占据显赫地位的实践旨趣，被近代哲学的精密化技术分析，不再是与良善、公平以及正义等崇高字眼联系在一起的高尚智慧，而被实用性地矮化为政治活动的技艺或统治术。

哈贝马斯对霍布斯式政治科学所带来的实践和理论的分离及其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并针对这种理论与实践分离之后果及其所造成的危害，提出要建构一种以实践为核心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明确指出“批判的社会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在传统理论，特别是形而上学思维中，哲学的现实社会功能没有任何体现，它所关心的，仅仅是自身在被割裂的抽象领域之内有何意义。专业哲学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外在的、与己无关的……事实证明，脱离了任何实践生活的关联并试图以此种方式把握世界结构的纯粹理论，当它解释自在之物时必然是虚假的。因为，认识活动植根于一种意义关联之中，而这一意义关联只有在生活实践，在语言和行为所具有的本质中，才能成立。”④转引自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序言”，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页。可见，“批判的社会理论”有着明确的实践取向，以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为核心追求。

“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实践旨趣是通过批判诠释学实现出来的。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方法论原则，批判诠释学本身就有着一个明显的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的复归。这个复归的历程与诠释学的现代实践转向之整体趋势相吻合。梳理诠释学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诠释学从起端处就是实践的。最早的诠释学理论——即神学诠释学和法学诠释学——虽然仅仅作为局部诠释学出现，但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最初的统一的简明摹本。关于这点我们可以通过诠释学的词源学考察得到证实。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中，伽达默尔认为，“诠释学一直被理解为说明和解释的理论或技术。表述这一内容的德语词Kunstlehre (即一门有关某种机能或技巧的技艺学)实际上是从希腊文techne(技术)一词翻译而来的。它使诠释学与语法学、修辞学和辩证法等‘艺术门类’(artes)建立了联系”。⑤转引自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此外，伽达默尔还提出:“诠释学首先代表了一种具有高度技巧的实践。它表示了一种可以补充说‘技艺’(Techne)的构词法(Wortbildung)”。⑥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二卷(“古典诠释学和哲学诠释学”)，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9页。由此可见，最初的诠释学是一种实践技艺，与本质上是沉思的理论相辅相成，是人类探索性活动的两种基本形式。

除了从词源学角度对诠释学的实践意向进行发掘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神学诠释学和法学诠释学的现实应用中找寻实践精神的踪迹。作为诠释学的最初展现形式，神学诠释学与法学诠释学分别以圣经和罗马法为研究对象，它们“都具有……理解真理内容和服从真理旨意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具有规范性的职能长久以来成为这两门独断型诠释学(神学诠释学和法学诠释学)的基础，因而‘应用’这一要素在诠释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普遍强调”①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第6页。。当然，这种应用与自然科学理论的应用并不相同。在自然科学中，应用不过是理论向外在世界延伸的过程，它并不是理论本身的构成要素。与此相反，诠释学将应用职能归属到自己名下，认为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应用。“……应用不是理解现象的一个随后的和偶然的成分，而是从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活动。所以应用在这里不是某个预先给出的普遍东西对某个特殊情况的关系。研讨某个传承物的解释者就是试图把这种传承物应用于自身。”②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一卷，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41页。诠释学从它产生开始就不可避免地与实践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

可惜的是，诠释学在从局部诠释学走向普遍诠释学，逐渐成为具有普适意义的人文学科方法论过程中，渐渐掩蔽了自己的实践旨趣。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在将诠释学带向普遍化的同时，也开始强化普遍诠释学的一般性理论特征。在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看来，诠释学并不是针对某些古典的、具有权威性的神圣著作展开理解的理论，它的范围应当扩大。应当把诠释学理解为对精神现象的解释，其对象包括所有的与人文现象有关的文本或精神作品。更进一步说，诠释学应该是一门能够作为人文学科方法论的普遍学问。可是，当这些诠释学家开始他们的伟大事业时，却将实践意向抛诸脑后。早期的诠释学理论之所以能够保持与实践的关联，就在于它阐明与传达的是权威作品中包含的真理，因而与一种美的、道德的生活相关。然而，在普遍化了的诠释学那里，作为其对象的文本不再具有真理意义，而被认作是作者的思想和生活的反映。对这些文本的理解，不过意味着“重新体验和再次认识文本所自产生的意识、生活和历史。因此诠释学的任务就不再是使我们接近上帝或神圣的真理，而是应发展一种有助于我们避免误解文本、他人讲话或历史事件的方法”。③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第23-24页。狄尔泰甚至希望将诠释学建构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精密的理论。这一切都说明，诠释学完全脱离了实践层面，转向一种单纯的关于理解的方法论原则。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扭转了诠释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样一种错误路向。伽达默尔在将诠释学从方法之学提升为本体之学同时，又一次将诠释学与实践智慧联结在一起，诠释学实现了向实践意识的回归。伽达默尔的努力使得哈贝马斯建构一门具有实践意义的诠释学的任务变得相对简单与轻松。哈贝马斯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与批判理论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将批判反思意识引入诠释学，建构出一门被称作“深层诠释学”或者“批判诠释学”的解释理论。这种理论与伽达默尔无批判地承认传统和语言在理解中的重要地位不同，要求在对文本进行诠释之前需要对传统和语言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从而解除各种成见对真理的遮蔽。如此一来，诠释学与批判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结合在一起，具有了批判理论所追求的解放作用，契合于人类追求美好而正当的生活的愿望，其实践指向明显被突出出来。这种实践旨趣落实到交往行动理论，就构成了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主题:面对理性化和世俗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发展困境，批判理论绝不能仅仅成就为一门解释世界的理论，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的任务，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批判诠释学就是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重建理性化社会的方法、路径。

二、批判诠释学的应用价值

作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重建理性化社会的方法和路径，批判诠释学的应用价值通过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直接实现出来。

众所周知，“现代性作为一个发端于西方而席卷全球的现象，在全球化背景下，正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普遍化的规范工程”①傅永军:《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38页。。诚如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说:

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现代性已被视为导致了将统一性和普遍性观念强加于思想和世界之上的探索。实际上，它的使命就是要把有序强加给无序，把服从的规则强加给未开垦的处女地。然而，随着权力的全球平衡正在从西方转移出来，随着更多的声音对西方反唇相讥，出现了这样的强烈感觉，即现代性不会是普遍化的。这是因为现代性既被视为西方的规划，又被视为西方的价值观向全世界的投射。事实上，现代性使得欧洲人可以把自己的文明、历史和知识作为普遍的文明、历史和知识投射给别人。②Mike Featherstone.Undoing Culture:Globalization，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London:Sage，1995，p.10.

可见，现代性问题意义重大。无论是已经成熟且遭受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的西方现代性，还是受西方现代性影响的全球现代化进程，都必须以成熟的西方现代性为镜像，反思地对待现代性提出的种种问题。因此，交往行动理论借助批判诠释学所提供的反思方法对现代性的批判与重建，具有某种普遍的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重建，缘起于对马克斯·韦伯所发现的现代性的悖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已经尖锐地提了出来。他一方面认识到理性化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普遍趋势，各方面都朝向最合理的方向发展，可是另一方面，他觉察到工业化、现代和科层制度的高度发展，会危害到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③傅永军:《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第49页。约翰.基恩指出:“资产阶级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在这种过程过程的垄断性影响下，当代现代社会把自己结成一个自我奴役的‘铁笼子’。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慢慢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和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抽象的一般统治制度的不断调整。官僚主义的统治是当前的命运，它的将来可能更是如此。一个‘冰冷黑暗的极地之夜’像幽灵一样徘徊在现代世界上。”④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马音、刘利圭、丁耀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6页。结果，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成为常态。

针对现代性的这种困境，哈贝马斯展开反思、批判与重建工作。一方面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泛滥，用批判诠释学做“破”的工作。另一方面致力于发现交往理性，用批判诠释学做“立”的工作。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做“破”的工作时，哈贝马斯努力纠正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待工具理性的极端态度，竭尽全力消解早期批判理论所带有的浪漫化的反技术主义和怀旧主义。哈贝马斯本人更注重“立”的工作。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十分重要，但这种反思和批判绝不仅仅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而是必须将其扩展至对积极地理性化社会的建设性探索。这种探索的核心是发掘理性的交往资质，从而将现代性理论由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与批判转化为一种新的社会整合理论。哈贝马斯说:“……现代性理论，它对当今越来越清晰可见的社会病理学类型进行解释，认为它的根源在于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受到独立的、形式地组织起来的行为系统要求的摆布。因此，交往行为理论意在尽可能地解释现代性悖论产生的社会生活背景。”⑤J.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1: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Boston:Beacon Press and Cambridge: Polic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y Basil Blackwell，Oxford，1984，第XI页。哈贝马斯诊疗的结果是，“现代性作为启蒙未完成的计划，主要结症在于现代社会中遵循工具理性运作逻辑的系统(system)和遵循交往理性运作逻辑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之间出现了不对称性。即系统的运行逻辑侵入了生活世界，扭曲了生活世界的整合能力。批判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因此转变为:开掘生活世界的潜能，重建系统和生活世界两者之间的平衡，扭转它们之间的不对称性。”⑥傅永军:《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第334页。

这样，批判诠释学的现实价值通过交往行动理论对现代性的重新构建就明白地展露出来。交往行动理论规约下的现代性理论就由对现代性后果的痛斥，演化成为一种朝向未来的理性化社会理论，这种理论既不是关于现代社会的一种形而上学玄思，也不是对现代社会进行的经验描述，而是一种具有强烈规范意味的社会整合理论。这种社会整合理论提供出一种诠释范型，以辩证的方式理解现代社会的存在样态，解释人们的价值系统，由此为未完成的启蒙的现代性理想辩护，并提供出一种更加务实和有效的社会改良与社会进步模式。

三、真理与深层反思的方法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已经将诠释学的真理概念解释为那些在人们的理解式存在过程中不断创建出来的哲学经验、艺术经验和历史经验。受其影响，哈贝马斯也坚决反对片面地将真理理解为依靠科学实验方法所发现的事实这样一种实证主义观点。批判诠释学的实践取向促使哈贝马斯将真理主要理解为对人类追求自由、公平、合理之本真状况的揭示。

强调真理是对人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审视与考察，是哈贝马斯批判实证主义真理观的必然结果。在哈贝马斯看来，从传统上看，哲学的第一要义是揭示人之存在(being)的奥秘。但是，这种符合哲学本义的爱智慧活动，被实证主义所中断、离弃。以现代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采纳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依照认识符合对象之要求，认为只有对事实进行描绘的命题——这类命题可以被证实或证伪——才是有意义的命题。那些没法用经验和事实所证明的命题，即那些有关人类的伦理的、道德的、美学的观点是没有意义，无所谓真或者假。于是，对人的分析被化约为对可计量的物的分析，欧洲哲学因此而失去了对人的关怀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人性危机。

面对上述哲学危机，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一批欧陆哲学家挺身而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诠释活动中重新倡导对人之存在的关注。这些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实证主义者的做法并没有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将世界的真理意义向人们呈现出来。相反，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过度强调，导致了对真理的取消，特别是取消了具有解放旨趣和意义阐释作用的历史知识和解放知识，结果必然导致对人的彻底遗忘。针对这种片面性，胡塞尔提出应当对人的主体性进行研究，并通过对主体意向性的考察揭示人类的价值意义。海德格尔更是将人的存在作为其早期哲学的主题，研究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对人的本真存在事务遮蔽，强调哲学在今天的任务就是去存在之蔽，让真理自身澄明自身。伽达默尔则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启发之下，将自己哲学的注意力转向人类的存在，致力探寻作为人类基本存在方式，坚持真理就是存在本身。

毋庸置疑，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伽达默尔等人的哲学对于摆脱实证主义的束缚，重建人本主义哲学居功至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失去位置的人类存在重获重视。特别是哲学诠释学从理解和解释角度对真理问题的人文强调，就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代表了人文及社会科学(或精神科学)抗拒科学主义的倾向”。①参见龚群:《哲学诠释学的方法论问题》，《哲学动态》2001年第2期。或如伽达默尔所欲表达的那样，在人类经验范围之内或人类经验可以证实(证伪)真理前提下，去探求一种对真理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彻底摆脱了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束缚。

哈贝马斯赞同伽达默尔，认为批判诠释学就是这样一种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原则。在他看来，批判诠释学承担着显现真理的重责，是一种诠释、展示真理的方法论。就像哲学诠释学的任务是显示真理，是存在的本真状态自我呈现那样，批判诠释学在将为德国古典哲学阐扬的反思精神引入自身同时，又不像哲学诠释学那样完全抛弃自然科学的因果分析模式，而是试图将人文学科的理解与解释方法与自然科学的因果分析模式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一种真正适应于人文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模式。使用这种模式，人文学者在对扭曲现实的反思中、对人类交往活动的反思中找寻通向真正合理社会与真实存在的可行通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把哈贝马斯的批判诠释学看作是一条指向真理的通路。

批判诠释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指向真理的通路”，主要原因在于哈贝马斯对胡塞尔以来的欧陆哲学采取了一种批判继承的辩证态度，他的这种态度是他遵从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辩证反思精神的具体体现。依照这种辩证反思的精神，批判诠释学所理解的诠释不仅要呈现真理，更要揭示真理，因此，对于使理解成为可能的所谓“前理解结构”必须首先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以防止它们对于真理的遮蔽。而此前的诠释学完全没有这个步骤，在没有对诸如传统和语言这类容易遮蔽正确理解的因素进行批判考察情况下，就认为单凭理解和解释就可以呈现真理。因此，批判诠释学必须突破哲学诠释学的限制，从被动承受理解的前理解结构跃进到积极主动地检讨传统、语言等理解所必需的前见是否会遮蔽理解的真理性，将反思意识和批评精神引入自身，让真理无遮蔽地敞开自身。由此可见，“哈贝马斯借诠释学之名行意识形态批判之实”①傅永军、王元军、孙增霖:《批判的意义——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1页。，批判诠释学的重心是反思和批判，其用意不在于还原客观存在的事实性关系，而在于在实践的话语活动中持续不断的批判与反思交往行动所依赖的各类预设。就此而言，批判与反思作为哈贝马斯对诠释学的创造性理解和解释的方法和结果，就是批判诠释学被理解为方法论而非本体论的核心依据。

在哈贝马斯那里，批判与反思并非仅具有消积解构意义——以霍克海默为首的第一代学者倒是这种消极批判战略的践行者——它同时也包含着积极的建构努力。反思传统的最终目的在于面向未来，是对未来理性的筹划。哈贝马斯对此充满了信心。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熟知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哈贝马斯相信，在交往过程中的主体的言语和行为能力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个学习过程对应着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个阶段有对应着某种言语和行为的系统化结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不可逾越的，也是不可逆的。它们既是先前阶段的合理延续，又在重建的意义上不同于前一阶段并暗示着更高的阶段。这种能力形成的阶段性虽然也导致意义解释和生成的无限性，但却并非是一种无原则的再生，它能够在结构演进的同时保持自身向更高的解释演进”。②傅永军、王元军、孙增霖:《批判的意义——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第192-193页。批判反思的诠释功能就这样获得了认知心理学的确证。

总的说来，哈贝马斯的批判诠释学集批判反思和理性重建为一体，是一种有着确然性真理指向和严格性规范要求的方法论原则。这种方法论原则应他的批判理论之实践品格与思辨品格的要求，面对强大的、对理性充满质疑的后现代思潮高扬自己的理性主义旗帜，在充分吸纳现象学、哲学诠释学、精神分析理论之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以沉思现实生活为核心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哲学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恢复了哲学所应具有的亚里士多德式古典智慧，他并没有因为批判诠释学对实践智慧的强调而忽视、低估了理论智慧。相反，与亚里士多德相一致，哈贝马斯主张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双峰并峙。正像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那样，实践智慧是使人们过上好的生活的必要条件，理论智慧追求永恒真理。理论智慧虽然不直接相关于人的世俗的幸福生活，但正如苏格拉底著名格言所说的那样，一种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实践智慧可以为了更好地沉思永恒真理，使人们过上一种经过批判与反思的生活而发布行动命令，让自己的实践活动服务于追求永恒真理的理论智慧。可见，批判诠释学作为一种方法，指引出一条通过深层沉思而抵达真理从而现实地实现人类最大幸福的道路。就此而言，较之伽达默尔等人的诠释学，哈贝马斯的诠释学思想更能体现出时代的思想特征，更切近于当下社会发展对实践智慧的要求，因而也就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综合上论，本文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简短的结论:作为一种综合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批判诠释学将诠释学之理解-解释的真理功能与批判－重建的实践技艺十分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可看作为现代性进展中恢复哲学古典智慧的一种经典范式，也是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的一种新范型，值得国际哲学界给予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