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纪念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加强<br/>——基于《叻报》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纪念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加强
——基于《叻报》为中心的考察

2011-04-10徐炳三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年2期

关键词：南洋庆典辛亥革命

徐炳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79）

辛亥纪念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加强
——基于《叻报》为中心的考察

徐炳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79）

辛亥革命前南洋华侨的政治立场各异，革命后渐趋一致，各类侨团组织和华侨各阶层均成为辛亥纪念的主体。侨众重视仪式在激发民族精神方面的作用，辛亥庆典在兼具大众娱乐色彩的同时亦不失国家意识，包含大量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元素。华侨精英则以辛亥为切入点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提出自己的救国主张，并号召华侨团结奋发，共同致力于祖国的和平与繁荣事业。南洋华侨的辛亥纪念活动，传承和发扬了辛亥精神，激发了侨胞的爱国热忱，增强了其凝聚力，在强化华侨民族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后华侨对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援埋下了伏笔。同时，辛亥纪念也反映出20世纪前期南洋华人社会渴望挽救国内危机、促使祖国强大的心理趋向，是为民族主义加强的表现，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南洋华侨；辛亥纪念；民族主义；《叻报》

南洋华侨浓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历来为世人所赞誉，然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晚清时期华侨对家乡的热爱并不能等同于后来我们常说的民族主义，其乡情与其说是对国家的认同，不如说是对出生地和亲族的眷恋。华侨的民族主义是在20世纪上半叶民族危机的砥砺下建立并不断强化的①。在社会团体、侨界精英、政党力量的宣传和鼓吹下，民族认同逐渐成为华侨社会普遍的社会意识。此种宣传如果能够借助某些特定的仪式，汲取可资利用的、有利于形成共鸣的历史资源，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辛亥革命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双十国庆作为一种纪念仪式，恰恰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强化民族意识的作用。本文所关注的，正是辛亥革命后至抗战之前，南洋志士仁人以辛亥遗产为依托的诠释方法和鼓吹手段，以及历史资源在加强华侨民族主义方面扮演的角色②。

一

南洋华侨的民族认同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鸦片战争后，华侨为求生存按照地缘、语缘、族缘等结成不同群体，这些群体固然有着对家乡的眷恋，但其内部并不团结，为利益相互攻讦争斗的事件比比皆是，并未形成具有共同取向的民族意识③。晚清时期，清政府的安抚、保皇派鼓吹和革命派宣传在加强华侨民族情感方面出力甚多，他们或设领馆、或办报刊、或开侨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华侨对大中华的认同④。只是这种认同仅停留在文化意义上，不同政治主张导致华侨内部分化，仍无法促成一致的民族情感和明确的国家意识。此种情形的根本转变与辛亥革命有着莫大关系。辛亥革命是中国从帝制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开始，也是海外华侨精神重建和情感皈依的转捩点，此后华侨在政治上有了统一的归属，民族精神日渐合流并向真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发展。

其实，辛亥革命初期华侨并未全力支持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侨众对革命持敌视、冷漠、支持等不同态度，上层资本家的冷漠与下层侨众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⑤。部分华侨不关心革命，并非本身不具备革命性，而是因为很多人惑于清政府和保皇派富于煽动性的宣传，以及害怕支持革命会失去从清政府捐来的官衔和多年积蓄的家资，也担心国内亲友受到株连。待革命形势明朗后，绝大多数华侨都转变为革命重要的后援力量⑥。正如胡汉民所言，华侨经历了一个以捐官为荣、加入保皇派为荣、以革命为荣的过程⑦。这也说明革命期间的华侨不乏政治投机者，不乏革命后相当一段时间才改变思想者⑧。换言之，南洋华侨对祖国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合流经历了一个过程，亦即民族主义强化的过程。辛亥纪念成为上述过程重要的催化剂和加速器。

辛亥纪念涉及华侨的各个阶层，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社会基础。首先是以领事馆为代表的中国官方的例行庆典，领事馆在双十庆典中常居领导地位⑨。领事馆往往在双十日组织茶话会，邀请各界代表参加。如1927年新加坡领事馆的庆典中，受邀者包括当地陆军总司令代表、当地政府代表、各国驻坡领事、绅工商学报各界代表等，达数百人之多⑩。领事馆常与当地中华总商会联合发起国庆号召。当时总商会具有半官方性质，是政府与华侨间的协调机构，在双十庆典中从未缺席，其纽带作用和号召力不容忽视（11）。华侨纪念辛亥的官方推动者，还有海外的国民党及其书报社。比如某地区一度对双十节的态度冷淡，国民党“天天把传单雪片似的飞到商店里去”，1921年双十节该地民众热情高涨（12）。可见华侨辛亥纪念往往有政党的幕后策划与推动，或者说某些华侨本身即为国民党员，尤其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某些侨界精英。此类活动既可表明中国现有政权的合法性，又可凝聚人心。

教育系统也是辛亥纪念的重要力量。1901－1927年是华侨兴学的高潮期，前期在保皇派、革命派的鼓吹下，学校的民族主义色彩日渐浓重，仅1906－1909年同盟会在马来亚掌握的桥校就达三十余所，附属阅报社三十多个（13）。1911年以后，受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进步潮流的影响，侨校师生深切关注祖国命运，爱国之情甚殷。国民党也尽可能将其主义渗透到侨校中，“华侨教育目标也是以三民主义为依归。”（14）侨校纪念辛亥俨然已经成为义不容辞的义务，被认为可起到带动社会风气的作用。如某地区“每届国庆，寂寞非常，而不知该日为何日”，被华侨视为“国民之大耻”，他们认为这是缺乏学校教育的缘故，故于1927年筹资建立一所公立学校，“闻该校创设，虽未及数月，对于本届国庆，十分注意，现悉该校昨日特举行庆祝，情形颇为热闹云”（15）。部分西人创办的学校中，华侨学生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也加入庆祝活动，但往往因此与校方发生冲突（16）。

民间社团对辛亥纪念的推动亦居重要地位。这些社团大致可分为地缘、业缘、血缘、政治、经济、娱乐、文化、宗教、慈善等不同类型，其中又以地缘、业缘、血缘三种类型的社团规模最大，1919年新加坡三类社团达到社团总数的90%（17）。以血缘为纽带的宗祠组织对辛亥纪念出力有限，这或与宗祠对家族本身的过度关注有关。以同乡会馆为代表的地缘组织、以行会工会为代表的业缘组织在双十庆典中表现积极。如在新加坡福建会馆、福建公会、浙江公会等主要的同乡会均参与庆典；行业工会方面除了中华总商会、华侨工商团等大型组织外，中小型行会几乎涉及所有的行业。部分企业还以独立的名义参加，如陈嘉庚公司、大中华公司、新新书局等，是为最具经济实力的华侨工商界主体。此外，积极参与辛亥纪念的还有以筹赈会为代表的慈善团体，以书报社、励志社、体育会、精武会等为代表的文体团体，以圣公会、耶稣教自立会等为代表的宗教社团，以话剧社、俱乐部、游艺会等为代表的娱乐社团，等等。这种积极参与的态度，反映出华侨社会对民族国家的广泛认同。这种认同感随时代的变迁和民族危机的加重而不断加深，是综合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华侨社会对辛亥庆典的认识在时间、地域、社群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民众对双十纪念的重视程度随时间逐步加大，反映出华侨民族认同加深的过程。而知识阶层对辛亥纪念的重视逐渐超过下层民众，尤其超过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人群众（18）。这与辛亥时期下层民众积极支持革命的情形似乎相悖，但其本质并无不同，当时只是民众更易于被革命派的宣传所感染、较少保守和负担而已，即便在辛亥时期他们也是被鼓动的对象，而非革命的倡导者。故在革命后，华侨精英开始扮演了革命宣传者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侨胞对双十节的认知，提升了华侨与日俱增的民族情感。

二

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爆发的日子，民国成立后即被定为国庆，华侨的辛亥纪念主要是围绕着双十庆典展开的（19）。革命后华侨精英倡导侨界在双十日休假庆祝，20年代双十休假已经成为侨界的共识。各界参与庆典的详情亦被广泛报道，尤其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两年内双十日的庆典报道连篇累牍，足见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1929年星洲商会甚至向当地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将双十节定为当地社会的公共假期（20）。

双十节当日，各大华人公司、堂会、学校、店铺等张灯结彩，装饰华丽，犹如新年。有的以鲜花翠草点缀，有的以纸花羽纱映衬，有的高挂灯笼花篮，有的电灯闪烁耀眼。双十前后纸花纸旗羽纱旗销售量很大，鲜花生意加倍，电灯生意尤其忙碌（21）。一些商家趁机做起广告，称只有购买该店的饰材才不负国庆之意（22）。双十日各单位均高挂国旗，前期为五色旗，后来为青天白日旗。侨界精英尤其注意国旗的庄严性，曾有人将国旗倒悬或与衣物相间悬挂，报刊立即发出批评之声，希望国人尊重国旗，避免贻笑外人（23）。某些店铺学校还以标语对联等为挂饰，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武汉兴师，转瞬欣逢十年十月十日；同胞纪念，一心达到民族民权民生”（24）。其内容均与革命或国庆有关，表达对祖国前途的美好祝福。

华侨的双十庆典基本遵循了民国时期庆典的成例，大致可分为“奏乐、行礼、读遗嘱、静默、升旗、唱歌、欢呼、祝颂、演讲、提灯、游行、鞭炮、演剧、聚餐”等步骤（25）。一般而言，社会团体多召开纪念会、演出、游行的方式庆祝，学校则有运动会、游艺会、演出、游行等形式。其过程大同小异，如向国旗鞠躬行礼、向总理遗像行礼、读总理遗嘱、唱国歌等程序，以加强民众对民国及革命的敬意，照例也少不了围绕双十的演讲和座谈。这些演讲多以回顾辛亥历史、强调国庆意义、号召发扬革命精神为主题，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忱。如1927年某学校国庆，校董杨会楷在盛赞辛亥烈士的同时，希望“吾人应继往开来，再接再厉，从事国民革命，以达到我们真正自由平等之地位，方可不失今日庆祝之有意义”。刘修为女士则希望大家“平时一事一物亦宜有国家观念。希望我国人民，苟人人皆知我国之国庆历史，与吾人庆祝国庆之意义，协力同心同德努力，则中国之富强，可立而待也”（26）。侨领陈嘉庚先生在1927年筹赈会的国庆典礼上，号召华侨继续为祖国捐款，用实际行动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分忧（27）。

双十庆典的组织者大都比较重视仪式对华侨民族精神的激发。如1919年某华侨指出中国人口土地物产皆丰却国弱民穷，“实由于爱国心薄弱，不能团结合群，同心同德故也”，因此他号召当年双十日联合举行开提灯大会，“一以激发各界热心爱国，一以普及各界实用国货。如能人心合一，则团体合群之道，未始不无少补云”（28）。从而将民国时期常见的提灯庆祝仪式上升到民族国家的高度。提灯游行是学校参加庆典必举行的项目，社会各界也广泛参与，侨界对此非常重视，通常由学校或商界领袖制定提灯规则并统一指挥。如1928年马来西亚雪兰莪的华侨提灯委员会，选出审查标语者5人，庶务4人，大队总指挥3人，副指挥3人，委员会主席1人。主席和商会会长负责与政府交涉，得政府同意后按规定路线游行，白旗号令为行，红旗号令为停。程序包括全场肃立、奏乐、向国旗三鞠躬、宣读总理遗嘱、出发游行。游行结束后，全体回商会集中，不得中途退出，秩序谨严（29）。侨界精英尤其呼吁华侨团结，严斥械斗事件，希望提灯游行中莫生事端，使当地政府生疑，使祖国蒙羞（30）。此事也说明华侨内部的确存在不和谐因素，需要双十庆典这样的契机团结大众，激发共同的民族意识。提灯会上红旗开道，鼓乐齐鸣，队伍庞大，衣着鲜明。所提之灯颇具特色，样式繁多，色彩缤纷。尤其注重凸显国庆的意义，如某地崇正学校之灯上有汉满蒙回藏五个小人，是为公民之灯，象征五族共和；养正学校有双十形状高灯一座，其灯皆有五色，亦寓共和之意。观者论曰：“统观是晚提灯之景，其热闹之处，为叻地向所未有，亦足见人心倾爱共和之切矣。”（31）

双十纪念在突出爱国主题之外，同时兼具大众娱乐色彩，但娱乐中亦不失国家意识。学校一般都会选择双十日举行游艺会和运动会，给师生带来许多欢乐。如1918年某地养正学校的游艺会，除向国旗敬礼、唱国歌等例行项目外，还包括铁砧哑铃操、普通哑铃操、棍棒操、国旗操等各类体操表演，竞走、跑步、接力、排球等各种比赛，雷雨投宿、洗衣竞走、越界旅行、循环运送等各式游戏，以及唱歌、演奏、舞蹈等各类表演，内容丰富，引人入胜（32）。文体艺术演出也是双十庆祝中常见的形式。精武体育会、白话戏剧团、南华游艺会等专业娱乐团体往往会在双十前后排演新剧目，举办义演，所得资金用于教育（33）。各单位团体在庆典中演出的戏剧，虽然非其专业，但在小范围内宣传娱乐性很强，且注重教育性。如1921年和丰银行演出的戏剧是以秋瑾为题材，历史感强，与辛亥纪念原则一致（34）；1924年工商补习学校的戏剧包括改良私塾、劝戒鸦片、劳工神圣等内容（35），朴实清新，娱乐之中蕴含国家意识。国庆日里，亦有诸多单位以汽车若干辆，彩灯彩旗装饰，载满民众奔驰游行，众皆欢呼，爆竹、铜鼓、喇叭声响成一团，热闹之至（36）。

民国时期华侨社会与中国国内的双十庆典在形式上大同小异，但华侨久居海外，生活环境与国内相去甚远，此类庆祝从最初部分华侨倡导参与，后来成为华侨社会通行的规范，往往需要侨界有识之士更多的努力，殊为不易。此过程反映了民族精神在华侨群体中的扎根与合流。

三

华侨社会对双十节日的热烈庆祝，并不代表华侨对祖国的现状感到满意，相反很多人对现实相当不满。华侨常以辛亥革命为切入点纵谈时事，双十节成为他们发表政见、提出救国建议的契机。这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亦可看出华侨民族主义的加强。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立共和之基，给华侨带来希望之光；然政权很快易手袁世凯，党争不断、混乱不堪，使侨众感到非常失望。1914年某华侨不禁感慨：“内则法律蹂躏于权奸之手，国民颠连于苛政之下，所谓共和者安在？”他对先烈“掷无限之头颅，只换得假面之共和”感到无限的忧伤，希望后起之士“勿忘先烈之痛苦，而克承其志，以求完全之共和”（37）。革命后共和并未实现，而成为党派利用的工具，自然让华侨无法接受，尤其是后来军阀混战的局面，更使侨胞痛心疾首。1919年某华侨这样描述民国以来的情形：“讵料自有此纪念以来，国政则愈形腐败，国民则愈加疾苦，慨自袁氏秉政以后，其政治之专制，远过前清，其国民之痛苦，更甚往昔。今袁氏虽遭天诛，而其流毒则早播遍地。试观今日之武夫纵横，小人之弄政，割地卖国，版图分裂，杀戮无辜，枉死俊秀，寡人妻，孤人子，虚人室家，暴人骸骨，种种痛心疾首之举，曷可胜数？”（38）此时维护共和系国人的共识，也是华侨界的共同目标。

进入20年代，军阀混战的局面非但没有改观，反而愈演愈烈。某华侨在1930年双十日曾赋诗一首，以感时艰：“通街结彩竞升旗，记取当年武汉师。方庆河山今克复，竟伤鹬蚌日相持。同添金器充军力，各占地盘铲地皮。憔悴民生十九载，茫茫统一将何期。”（39）表达了对党争的痛恨和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另一华侨则如此表达人心厌战、渴望团结的心绪：“汉室中兴二八秋，当年今日掷颅头。分明种族因洵汰，赢得河山并自由。可恨红羊成豪杰，生憎苍狗幻墟丘。楚江风水吴江浪，知道天心厌乱否。”（40）民国以来，二十一条、外蒙危机、五卅惨案、济南惨案等列强侵凌深深刺激了华侨，愈加加深了他们的危机感。他们认为“外国蒙藏之险象于前，日支之合约现于后”（41），“外则列强侵凌如故，内则军阀摧残益甚”（42），中华民国的前途实难预测。在很多华侨看来，民国以来民众生活并无改观，非但没有自由，反而感到痛苦。政治上昏聩黑暗，对内压迫，对外妥协，整个民国只剩下空招牌一块（43）。甚至当时的小学生作文中都充斥着批判腐败官僚和新兴军阀的词句，痛斥他们“一味为饱私囊，党同伐异，扩充一己的势力，以国事为儿戏，怎样对得起当年为国牺牲烈士的在天之灵呢”！（44）可见当时华侨社会对中国政局的不满和批评十分普遍。

既然对中国政局如此不满，那么华侨为何依然积极庆祝双十呢？首先是因为侨胞并未对中国的前途心灰意冷。当时很多人认为军阀祸乱是暂时的，只要大家都对国事负责，就不必担心没有和平（45）。无论做何事，“其中的历程，总须经过许多波折，绝不是由我们意志之所趋，即时可以实现的。况且革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如果不是具有百折不回的毅力，向前做去，恐怕因而停顿，白费过去的心血。”（46）还有人指出美法等西方国家也经历过动荡，变乱是共和的必经阶段（47）。因此，如果因一时挫折就失去信心，中国就真的没有希望了。其次，双十庆典在纪念先烈的同时，亦可达到勉励后人之效。“所谓勉励后人者，万望吾人务必保守共和，不许帝制之复生，且当赞助政府，期达到收回领事裁判权及一切不平等条约，俾我国民得完全为独立国家也。”（48）也就是说，在国人对政局信心不足之时，尤其需要精神动力作支撑，辛亥纪念恰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再次，不同时期皆有值得庆祝的理由。如初期民国肇造民众尚有庆祝的热情，混乱期间须借辛亥精神鼓舞斗志而庆祝，而国民党北伐的胜利给华侨心里带来希望和亮色。1928年华侨热情备至：“军阀已经完全铲除，全国已告统一，今年双十节的纪念，应该比往年的纪念，更加热烈，更加欢呼，盖不致突然的纪念了，是有相当莫大的价值哩。”（49）这也可解释1927－1929年间侨界为何出现空前热烈的双十庆典场面。

国庆当庆，但庆典本身不能救国，救国者需要有救国的主张和行动。某华侨认为，欲救国就必须发起国民运动，“非徒悬旗休业，与张灯结彩等一种形式上之纪念，即可算为了事也。盖纪念国庆，而能努力于国民运动，方有民主实现之可言。”（50）因此，包括华侨在内的所有民众必须团结奋发，发动救国运动，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和平繁荣。另一华侨主张“须欲于庆祝声中，不存偏向而有真切之表示，急电祖国，吁请诸巨头，早息内争，一致对外”（51），此举若成，则内战可息。还有人认为应该切断党争和军阀混战的源头。之所以党争，是因为民众贪图利禄、选举失策，选出了无德政客（52）；之所以军阀混战，根本在于民众未能觉悟，因军阀之兵源于民（53）。故此其后民众当慎重选举，当使民众觉悟。种种立论，不能不说出自华侨肺腑，然他们多未认清时局的根本和军阀的本质，迂阔高远之言论无补于时事，其主张大都无法奏效。当时的情形，不用暴力消灭祸国殃民的恶势力是无法拯救国家的，很多人并未认识到这一点。部分人反对群众运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方式已经过时，觉得只要“一起觉悟起来，把旧思想洗去，集中革命的精神，帮助政府的发展，监督政府的行政，民众和政府打成一片，然后总能得到健全的国家的荣誉”（54），却未考虑如果恶政府抛弃人民意志一意孤行，国家将向何处去的问题。

当然，华侨远居海外，真正能够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他们最为平和也最可行的建议莫过于壮大事业，增强实力，在经济和舆论上影响国内政局。如某华侨希望侨胞国庆后，须致力于改进同业公会，振兴制造业，投资开发祖国之实业，注重教育事业，用具体行动来救国（55）。另一华侨提出的诸多目标也颇具建设性，基本代表了中国未来的走向，如须革新而不复古，继先烈未竟之功，与恶军政军阀斗争，增强斗争能力，坚决斗争不为权势左右，救国态度当积极，彻底的改革，坚决改造罪恶社会（56）。如此坚持奋斗，方能救国人于水火。无论华侨提出的主张有效与否，皆反映出他们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侨界精英以双十节为契机发表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侨的社会心理，推动了侨胞对祖国的认同，加强了其爱国意识和民族情感。

四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其一，抗战前南洋华侨的辛亥革命纪念活动，涉及华侨社会的各个阶层，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影响力。其过程既传承和发扬了辛亥精神，又激发了侨胞的爱国心，增强了其凝聚力，升华了其民族情感，对华侨民族精神的塑造具有积极意义。

其二，南洋华侨的辛亥纪念活动，主要是借助双十庆典仪式和舆论媒介展开的。庆典本身被注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元素，而华侨精英则以辛亥为切入点纵谈时事、品评春秋，发表政见和表达爱国情怀。辛亥革命作为一种历史资源被参照，并被汲取出若干养分来砥砺人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心理效应。

其三，南洋华侨的辛亥纪念活动之所以能够发挥上述效应，主要是符合了20世纪前期南洋华人社会渴望祖国强大的心理趋向，也与当时国内形势带来的危机感有关，同时亦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华侨更关心国事的因素。南洋华侨需要辛亥革命这样一种象征性的国家符号来增强其内聚力。

其四，辛亥纪念活动在加强南洋华侨民主主义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华侨对辛亥纪念的热衷亦为民族主义加强的表现，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辛亥纪念活动是推动此过程的重要元素，而非惟一元素。

其五，南洋华侨的辛亥纪念活动，反映了华侨对祖国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合流，亦即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这种认同为此后华侨对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援埋下了伏笔。

注释

①④（11）庄国土：《论清末华侨认同的变化和民族主义形成的原因》，《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②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是近若干年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曾有一系列成果问世。代表性著作有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中国近代史所编：《华侨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华侨革命史》，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侨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年；洪丝丝：《辛亥革命与华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86年；张希哲、陈三井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7年，等等。但是这些成果均对辛亥前后华侨参与革命的情形进行了探讨，极少涉及其后华侨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和历史记忆。本文尝试以《叻报》为中心，对抗战前南洋华侨的辛亥纪念活动作初步探讨。《叻报》是1881年南洋华侨薛有礼创办于新加坡的一份报纸，1932年停刊。该报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全面报道早期南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海外华文报刊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③此种观点不同学者均有提出，代表性的如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2页。

⑤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第21-25页。

⑥颜清湟：《星马华侨与辛亥革命》，李恩涵译，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年，第1-12页。

⑦李国雄：《南洋华侨与民族主义之发展（一八九五～一九一一）》，见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86年，第86页。

⑧华侨廖嗣兰就曾回忆说，荷印各地华侨在革命后剪辫庆祝，部分受清廷虚衔封诰的富裕华侨不敢出门，日久才不得不剪去发辫。参见廖嗣兰：《辛亥革命前后荷属东印度华侨情况的回忆》，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九卷·华人华侨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422页。

⑨晚清时期华侨聚居地即有领事馆设立，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将其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政府海外的官方代表。参见庄国土：《对晚清在南洋设立领事馆的反思》，《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⑩（15）《国庆日之见见闻闻》，《叻报》1927年10月11日，第3页。

（12）《芙蓉侨胞庆祝双十节纪盛》，《叻报》1921年10月20日第17页。

（13）沈太闲：《我所知道的马来亚同盟会》，《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转引自别必亮：《传承与创新：近代华侨教育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14）李盈慧：《华侨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台北：国史馆，1997年，第501页，转引自庄国土：《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1911－1941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变化》，《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16）《培养学校加入国庆提灯会之创举》，《叻报》1922年10月3日第2页。

（17）林金枝：《新加坡华侨华人社团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势》，《八桂桥史》1993年第4期。

（18）《十六年双十节后华侨工商界应有之觉悟》，《叻报》1927年10月12日第13页。

（19）朱公振在1929年出版的《本国纪念日史》总结了1912至30年代前中国通行的纪念日计19种，其中双十节纪念、南京政府成立纪念、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直接与辛亥革命有关，总理诞辰纪念、总理逝世纪念部分涉及于此。华侨对辛亥的纪念以双十纪念最为隆重，余者较少涉及。参见朱公振编：《本国纪念日史》，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第10-11页。

（20）《华侨团体会议纪要》，《叻报》1929年10月26日，第13页。

（21）《双十节市面消息及社团概况》，《叻报》1928年10月8日第6页。

（22）《请大家到小坡中国书局购庆祝双十节之物品》，《叻报》1927年10月1日第2页。

（23）《国民应知尊重国旗》，《叻报》1920年10月9日第6页。

（24）《车衣店庆祝不居人后》，《叻报》1921年10月11日第3页。

（25）朱公振编：《本国纪念日史》，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第7页。

（26）《廖岛本届国庆之盛况》，《叻报》1927年10月29日第10页。

（27）《记国庆日之筹赈会》，《叻报》1928年10月11日第6页。

（28）《补述太平洋华侨联合商学工界开提灯大会缘起》，《叻报》1919年10月9日第13页。

（29）《筹备国庆提灯大会》，《叻报》1928年9月29日第24页。

（30）《提灯会中同侨应守之秩序》，《叻报》1922年10月7日第2页。

（31）《国庆提灯纪盛》，《叻报》1918年10月11日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