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馨

(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南侗“鼓楼对歌”文化模式的历史考察

乔 馨

(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侗族大歌于明代之前,就以正式的鼓楼对唱形式出现在南部侗族聚居区域,从古到今始终履行着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鼓楼对歌形式可以分为“请姑娘”和“吃相思”两种形式。鼓楼对歌体现了农耕文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文化样态,其蕴意了侗族人对自然、农事、生活等百态的认知与朴素的文化情怀,并以行为示范的方式成为侗人文化传承的特殊模式,丰富发展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

侗族;鼓楼;对歌

鼓楼对歌是我国南部侗族地区节日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指男女歌班在鼓楼对唱大歌的活动形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侗族人凭借着鼓楼对歌即“以歌代文”的方式丰富地发展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承模式。鉴于侗族历史上没有与本民族语言相对应的书写文字,笔者试图以汉族的历史文献地方志中的有关侗族记载为依据,对鼓楼对歌的渊源及其社会历史背景逐一考察,以期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多元性的了解有所裨益。

一、鼓楼的社会职能

清《广西通志》曰：“峒人居溪峒中……故谓之峒人”[1]6899,一语道明了侗族的来历。而鼓楼则是侗族村寨特有的宝塔式建筑物,“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独脚楼,高百尺,烧五色瓦复之,望之若锦鳞矣”[2]《杂记》上卷,其兴盛于明代,《玉屏县志》中记载：“南明楼,即鼓楼,明永乐(1403-1424)间建”[3]11,规模宏伟[4],“椎髻插雉尾卉衣……以巨木埋地作楼,高数丈,歌者夜则缘宿其上,谓‘罗汉楼’。”[1]鼓楼是以侗族族姓(血缘亲族)为单位建立,“每寨必设鼓楼”[5]卷五,是侗族及其族姓的标志与象征,成为较低社会形态里人们生活聚居的单位。

鼓楼是侗族人社会生活中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聚集着诸多的社会职能。首先,作为政治活动中心,鼓楼发挥了侗族人集会议事的政治职能,具有氏族社会议事的政治功能。每有大事,民众聚集在鼓楼前,“村团或百余家,或七八十家,三五十家,竖一高楼,上立一鼓,有事击鼓为号……”,此为明万历年间,绥宁县官府《赏民册示》中的就有关鼓楼的记载。可见,鼓楼成为族内发生大事时民众聚集集会之地,无疑明政府的“赏民”告示也必经此颁布。其次,鼓楼还是侗族寨老处理民事纠纷,评定是非曲直,判定处罚的重要执法场地。其组织体系较为完备,其中有明确的罚惩等措施,起到警示民众的作用。《黔记》中有记载,“古州①古州即今榕江县。清江②清江即今剑河县。、八寨③八寨即今丹寨县。等属。邻近诸寨共与高坦处造一楼,高数层,名‘聚堂’。用一木竿长数尺,空其中以悬于顶,名‘长鼓’。凡有不平之事,即登楼击之,各寨相闻,俱带长镖利刀齐至楼下,听寨长判之。有事之家备牛侍之,无事而击鼓及有事击鼓不到者,罚牛一只以冲公用。”[6]15再次,鼓楼也是族内组织聚众防卫,应付紧急情况时的军事地点,古代文书中有“会聚铜鼓吹角”的记载。最后,鼓楼更是全族人礼仪乐歌等重大活动的社交场所。《三江县志》载：“凡侗族所居地方,……村中必建鼓楼,栖外辟广场,铺石板,以供集会。”[7]119其中,关于鼓楼与侗族音乐活动的历史记载,《赤雅》曾有记载：“罗汉楼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独脚楼,高百尺,烧五色瓦复之,望之若锦鳞矣,攀男子歌唱饮瞰,夜归缘宿其上,以此自豪。”[2]《杂记》上卷清《广西通志》曰：“峒人居溪峒中……故谓之峒人,椎髻插雉尾卉衣……以巨木埋地作楼,高数丈,歌者夜则缘宿其上,谓‘罗汉楼’(即鼓楼)。”[1]6899

有关鼓楼与侗族大歌活动的联系,历经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老学庵笔记》卷四中的一段文字：“辰、沅、靖州蛮,有仡伶……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8]32文中,“辰沅靖”指现在黔湘一带的广大侗族地区,“仡伶”为侗族先民,“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的活动情形与现今南侗祭祀习俗活动中的“踩歌堂”极为相似。踩歌堂所唱之歌称作“踩堂歌”,歌唱形式为一领众和,有时,在合唱结束时会构成双声部的支声式合唱。由此推测,侗族先民们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群体性歌唱活动甚至双声部合唱形式,但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大歌”。

明代诗人邝露在其杂记《赤雅》上卷中曰：“侗亦僚类……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文中所记“长歌”当指结构长大恢宏之歌,“闭目”、“顿首”、“摇足”的外形动作,与现今南侗歌者鼓楼坐唱时眼睛微闭,边唱边伴有点头与摇足之自然动作完全一致。可见,大歌至少在明代发展成熟,并可能已经广泛盛行于侗族地区。

此外,《三江县志》卷二中有着如下的记述：“侗人唱法尤有致,有独唱,双唱,群唱之分。独唱皆男子,并自弹琵琶,双唱则女子,以男子吹笛子和之;群唱则男女各为一组,集鼓楼坪,以手牵手围圃而唱……按组互和,而以喉音佳者唱反音,众声低则独高之,以抑扬其音,殊为动听。”[7]119文中已对大歌多声唱法作了明确而清晰的描述,表现“侗人唱法”的独特之处：高声部由一人领唱,且“以喉音佳者”担任,众人在低声部合唱,旋律的构成形式为“唱反音”,即纵向的支声变唱,歌唱的效果是“以抑扬其音,殊为动听”。这些与现今大歌的组合形式及多声演唱方法完全一样。

以上可见,鼓楼在侗族人的生活中担当着重要的社会职能,而其具有的礼仪乐歌等文化职能成为其社会职能中重要的一项,也成为侗人日常社会生活中重要内容。侗族大歌历经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宋代是其雏型的形成时期,明代则广泛盛行,而汲至清及民国时期发展才日益成塾,与今日之大歌几无差别。

二、鼓楼对歌

鼓楼对歌是侗人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鼓楼于文化职能方面的重要体现。尽管目前比较缺乏有关早期鼓楼对歌具体情况的史料记载,但我们仍可在点星的历史文献中寻觅到它的线索,以进行合理推断。《赤雅》照录如下：“罗汉楼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独脚楼,高百尺,烧五色瓦复之,望之若锦鳞矣,攀男子歌唱饮瞰,夜归缘宿其上,以此自豪。”[2]《杂记》卷上清《广西通志》曰：“峒人居溪峒中……故谓之峒人,椎髻插雉尾卉衣……以巨木埋地作楼,高数丈,歌者夜则缘宿其上,谓‘罗汉楼’。”[1]6899文中所提到的“罗汉楼”究竟指向何物?据史料记载,侗族习惯上称未婚青年男子为“罗汉”,如“男子未娶号‘罗汉’”[9]卷一、“十八已上谓之‘裸汉’”[10]88,甚至有的史学家直接称侗族为“罗汉苗”[6]。显然,“罗汉楼”为侗族建筑物,“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独脚楼”与现今侗寨鼓楼的建筑形态相似,由此推测,“罗汉楼”即是侗族鼓楼。

那么,“罗汉”们在鼓楼唱的是什么歌?是否为现今流行于南侗的大歌。我们可联系前文中《赤雅》一段文字的描述：“侗亦僚类……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2]《杂记》卷上,以此作为佐证,可知当时鼓楼内“罗汉”所唱“长歌”就是现今的大歌。之后的旧志撰者对鼓楼对歌也有描述：“暇时村与村间相悦者互相邀集……日夕集于鼓楼”,“男女排列对坐,或至二三十人,奏笙歌,互酬答,长夜聚叙不倦……”[7]。上述历史文献资料分析可知,大歌于明代或明代之前,就以正式的鼓楼对唱形式出现在南部侗族聚居区域,其基本的社会交往功能和演唱模式基本沿袭到近代而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根据对歌时间和对象的不同,鼓楼对歌形式可以分为“请姑娘”[dul lagx miegs]①括号内为侗语。和“吃相思”[w eex yeek]两种形式。“请姑娘”,主要是指一个寨子的男歌班邀请另一个寨子女歌班到鼓楼对歌的一种形式,其中又分为“村内寨间请姑娘”(简称“寨间鼓楼对歌”)和“村内歌班间请姑娘”(简称“歌班鼓楼对歌”)两种。每年春节期间的寨间鼓楼对歌一般安排在正月初三、初四、初五和初六四天,尤其初五的对歌活动尤为正式隆重。歌班鼓楼对歌,主要是村内某一寨子男歌班邀请另一寨子女歌班进行鼓楼对歌的形式。这种单独的歌班之间邀请来往活动,其规模不大,人数也不多。时间多集中在寨间鼓楼对歌活动之后,即初七—正月十五期间。“吃相思”,即村际之间男女歌班互相邀请,互相走访对歌的另一种形式(称为“村间鼓楼对歌”)。吃相思,侗语称为“月也”[weex yeek]。“w eex”有“做”、“干”之意,“yeek”有“朋友”、“客”之意,“w eex yeek”即指某村寨与其他村寨之间,男女歌班相互邀请对歌的集体交往形式。“吃相思”活动大多在春节初九或初十进行,一般做客时间为三天。

通常,鼓楼对歌基本在正月举行,各寨男歌班敲锣打鼓,吹芦笙,放鞭炮,分别去邀请对方女歌班来自己寨子吃长桌饭。男歌班会从自家带来二、三样菜,一盘糯米饭和一瓶酒。各类酒菜拼凑在一起摆在长桌上,显得异常丰盛。热闹尽兴的聚餐活动从晚六点一直持续到八点钟左右,稍后去鼓楼对唱大歌。各寨男歌班在本寨鼓楼的火塘内燃起一堆篝火,火上悬起圆型铁架用来烤糯米粑粑,各寨女歌班在自己寨子成员的簇拥下缓缓来到鼓楼。男歌班点燃三柱铁炮以示对姑娘们的欢迎。待大家坐定后,女歌班的歌师首先领唱三首祭萨歌,之后,女歌班的歌师再一次领唱三首感谢对方的盛情邀请的感谢歌,并以一首本地标志性大歌曲调“赶赛”②“赶赛”可以直译为“歌头”、“歌帽”之意,是不同地方和不同村寨比较固定,具有各自特色的一种标志性音乐,男声和女声的赶赛曲调各不相同。由于此种歌的歌词没有一个实词,且曲调中运用较多的转调手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正式鼓楼对歌之前开嗓、练声的曲目。,拉开了正式鼓楼对唱的序幕。

对歌时,各寨女歌班通常会以“嘎所”③“嘎所”译为“声音大歌”。它包含两类歌,一类是专门模仿其他侗寨的曲调,自己填词演唱的歌;另一类其中虽有模仿其他地方曲调的歌,但主要是用本地曲调演唱的歌为主。曲目起唱,主寨男歌班也要以此类歌还唱,有时是一段还一段,也有时以一套(三首为一套)还一套。接下来的对歌曲目就可随意选择了,主要根据歌班所掌握的曲目类型和数量而定。女歌班中年龄较大些的姑娘歌班是对唱中的主力,段落较长、歌技要求较高的曲目都由她们来演唱,并担负对歌的重任。年龄稍小的姑娘们,主要演唱些段落较短的嘎老曲目。而年龄最小的姑娘歌班则只能演唱一些简短易唱的“嘎玛”④“嘎玛”译为“柔声大歌”。歌词稍短,曲调委婉温柔,大部分曲目为初学嘎老者所用。曲目。男歌班主要以中年歌班为主,他们学歌时间长,掌握的大歌曲目较多。鼓楼对歌过程大约持续四、五个小时后,当女歌班唱起一首《散堂歌》,即预示着鼓楼对歌将要结束,男歌班将要还唱一首《散堂歌》。《散堂歌》[kgal seeuk sanv]是对歌结束曲目,内容主要表达了双方依依不舍之情。如果小伙子们觉得刚才的鼓楼对唱还未尽兴,还想继续与她们对歌,就会邀请年龄相仿的姑娘们一起去“行歌坐夜”⑤“行歌坐夜”,当地人也称“行歌坐月”、“走姑娘”、“玩姑娘”,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恋爱择友的主要方式。。

三、鼓楼对歌的文化历史意蕴

“汉人有文传书本,侗家无字传歌声”,侗族历史上是一个无文字记载的民族,鼓楼对歌犹如文字一样记载了侗族的历史,传承了侗族文化。鼓楼对歌体现了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文化形态,其蕴意了侗族人对自然、农事、生活等人间百态的认知与理解,以简单朴素的大歌形式予以表达,透射了侗族朴素的文化内涵,丰富并完善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模式。

通常,侗人鼓楼对歌的吟唱对象均为日常生活的普通事物,但在貌似对自然万物的唱吟中,却蕴意了侗人普世的认知道理,具有一定的世间教育益意。例如,“唱完大歌人分散,莫象猪崽散出圈,猪崽散了各自去觅食,它们有头无脑互相不思念;我们牵着手分开去,怎不叫人泪涟涟”[11]163;“走进鼓楼歌声阵阵欢,你们讲礼让座在两边;我像像聋羊来自深山冲,乱冲乱撞无礼坐中间……你们鼓楼真是高,一层一层接云天,仰首掉了‘包头’难见顶,就像矮人爬树难登尖”[12]66-67。这些浅显易懂的直白话语,却是对人世间百态的感悟,具有普世意义。

鼓楼对歌也表达了侗人乞天祭祀的文化情怀,这也是农耕文明形态下人们思想意识归向的共通之处。鼓楼对歌这一重大活动通常主要集中在春节期间举行。春节不仅是汉民族的重要节日,也是所有侗族人民的重要节日。侗寨春节气氛浓郁,不仅节日风俗丰富多样,而且活动形式也独具特色,其中对歌的形式最为盛大、隆重的活动内容。因农事在侗人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在此间举行的盛大活动必然包含着侗人对天的敬畏以及对来年农事收成的企望,并希冀以敬“天”来守护本族人的丰年与平安。例如,客寨歌班进鼓楼之前,要请同来的鬼师首先进入鼓楼内,拿出八卦图示查看,以此决定本寨歌班应从哪个方位进鼓楼,坐在什么位置最合适等细节。鬼师的做法,主要是为了保护本寨人员避防各种邪恶鬼神作怪,乞求神灵保佑之意。再如,鼓楼大歌中的祭萨歌,就是一曲称颂萨岁品德正,容颜美,保佑着村村寨寨世世代代平安福祉的歌曲。“祖母英灵上青天,我们日夜都怀念。她品德正美容颜,她世世代代活在我们中间。从此村村寨寨得太平,五谷丰登好光景。……年年月月保佑我们得太平”[13]36。这些对歌的内容表达了侗人朴素的乞天祭祀保佑丰年平安的文化情怀。

侗人的鼓楼对歌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承模式,人们借用“歌”的形式来完成记忆、交流和传承的文化功能,即侗族社会的伦理道德、风土人情、生活经验和社会知识等均在歌唱中代际相传。这种对歌的实践活动也成为侗人世代相传的习俗,更成为侗族文化历史得以代代承袭的根本原因。鼓楼对歌的主要传承方法为行为示范,这种方式构筑了侗人文化传承的特殊模式。行为示范是指“文化传承的主体或传承者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用自己的行动和行为去体验文化、实践文化、传播文化、传授文化、履行某种文化所赋予的文化使命”[14]。鼓楼对歌文化传承的展开主要是通过节日习俗活动来实现的,在民俗节庆的对歌活动中,人们完全置身于对歌情境之中,通过歌者的行为示范,自然而然地接受着大歌传习。一般而言,大歌演唱者(包括众多歌师在内)是传承主体,围观群众称为传承客体。演唱者在对歌过程中,所唱的曲调歌词、对歌技巧、临场仪态等信息内容,会通过行为展示的直观方式,无意识地传递给围观者。而围观者通过自己的观察、体会、选择等一系列心理过程,自然而然地接受着无法量化的知识内容。有时,作为传承主体的演唱者,会兼有“传”与“承”的双重身份。在这一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教学关系”,也没有固定的“教学内容”,依靠的仅为潜移默化的方式。行为示范中的嘎老传承方法就明显具有潜移默化性的特点。鼓楼对歌作为侗族族群传统原生样态的艺术形式,千百年来伴随着族群的形成与社会发展而延展至今,已经同侗族人、侗族文化之间形成水乳交融的血脉关系,其传统的传承方式具有历史积淀性的特质。

总之,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受到来自于主流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双重冲击,传统文化濒临消失,民族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的情形下,作为侗族传统文化典型的鼓楼对歌这一特殊的文化传承模式,历经时代变迁而生生不息,仍然在南侗地区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典型的侗家人“活”的文化样态,它丰富发展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历史的传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典范。

[1](清)谢启昆修,胡虏纂.广西通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6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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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正发.博士学位论文：凉山彝族家支文化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7.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Dòng's Cultural Mode of Singing in Antiphonal Style in Drum-tower

Q IAO Xin
(College of Music,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Before the M ing Dynasty,Dòng's singing in antiphonal style in drum-tower has been in the region of the south Dòng,p laying on the function of passing national culture.The singing in antiphonal style in drum-tower includes two parts—dul lagx miegs and weex yeek.It exp resses the cultural shape in basing the natural economy and agriculture civilization,and contains Dòng's know ing about the nature,the agriculture,the living and so on.It is a specialmode of the cultural transfer in acting,and develop the historical culture of the southwestern mino rity.

Dòng M ino rity;Drum-tower;the Singing in Antiphonal Style

K28

]A

1001-6201(2011)04-0101-05

2010-12-20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9B062);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度基金项目

乔馨(1971-),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赵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