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秋,刘世华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激进民主化与苏联解体及其风险启示

王晓秋,刘世华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20世纪80年代,新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内外交困的囧境下,启动了意识形态、党的领导、政治体制上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结果竟是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苏联统一民族国家的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笔者以激进民主化为视角,考察苏联激进民主主义形成的社会基础,分析激进民主化与苏联解体的内在必然性,旨在通过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解体的悲剧总结激进民主主义的风险启示。

激进民主化;苏联解体;风险;启示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1991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经过多次革命洗礼和战争考验的、拥有90多年党史、近70年国史的超级大国,在既无外敌入侵又无内敌颠覆的情况下骤然间分化瓦解了。这一震撼世人的历史事变是以民主化改革为开端的,戈尔巴乔夫激进的民主化改革,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却造成了一系列破坏性的结果,也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和风险启示。

一、激进民主化改革的由来

戈尔巴乔夫之前的历届苏共领导人都没能通过改革克服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苏联各个方面积累了大量的问题,潜伏着多种复杂的矛盾,改革的迫切性助长了民主化的激进性。

(一)政治体制僵化,权力过分集中,并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执政长达18年,他的前期还能保持着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和睦的良好态势。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勃列日涅夫等中央执政者的年老体衰,思想愈加保守僵化,不思改革进取,使苏联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暴露出来。权力高度集中;歌功颂德之风盛行;干部终身制,整个领导集团暮气沉沉。苏联卫生部长、克里姆林宫医院院长恰佐夫教授深有感触地说：“我目睹过的复杂的政治冲突使我认清了一个道理,即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领导人的任期不应超过10年。假若勃列日涅夫1976年就离开领导岗位,他肯定会给自己身后留下美好的回忆。把一个患病的领导人的职务继续保留7年之久,他不仅丧失了治国的思路,而且丧失了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批判分析能力,最主要的是他已经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这一切被那些只顾个人私利和官场顺逆的吹嘘拍马、投机钻营、贪污贿赂之徒及一批简直是二流子之类的人物抓紧利用了。”[1]最为严重也最危险的是在国家中诞生了一批“特权阶层”,他们是各级党、政、军机构、群众团体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之多,约占全国人口的1.5%[2]。人民政权的领导者成了脱离人民的特权者,这不仅背离了执政党的宗旨,也危害了政权的性质。快速改变这种不良的政治现象必然成为党内外民众的热切期盼。

(二)经济体制弊端严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滑

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创造了快速发展、抵制资本主义侵略和卫国战争胜利等一系列辉煌成就,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苏联领导层怕乱求稳,竭力回避改革,经济改革措施大多半途而废,致使经济发展迟滞,远远地落后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70年代战略均衡的态势逐渐被打破,并且苏联的实际军费开支已接近甚至超过美国,而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只有美国的一半多一点,这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发展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下滑,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水平,生产粮食不如进口粮食便宜,农产品的增长赶不上需求增长。战后到80年代末人民生活水平的各项指标呈逐年递减态势,苏联经济的各项指标也都出现速度递减规律。例如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50年代平均增长10.3%,60年代平均增长6.8%,70年代平均增长4.9%,80年代经济增长率继续下跌,到90年代则出现负增长[3]。尤其从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开始直到苏联解体的长时间内人民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说明传统的计划经济已经耗尽了潜能,苏联的经济问题也不能不归因到体制上,这又为后来苏联改革急速转向政治领域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三)民族矛盾长期积郁,民族离心力不断增强

苏联是由100多个民族构成的庞大联合体,民族矛盾古已有之,且十分尖锐,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民族冲突。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民族矛盾有了一定缓和,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民族和睦时期。但是,苏联的民族问题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大俄罗斯主义、沙文主义根深蒂固地凝固在俄罗斯人的血液中,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都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压迫、同化的高压政策。1922年苏维埃联盟建立之初,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三国被要求以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这样三国就失去作为共和国联盟主体地位的资格,比俄罗斯低了一级。对此,这三国一直强烈反对,但慑于斯大林的强权,一直未能得偿所愿,直至1936年才终于解决了三国的资格问题,但在三国人民心灵中的伤痕却无法完全弥合。此外,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友好与边界条约》签订后,苏联强占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并强迫三国以加盟共和国的形式加入苏联。这为三国以后的民族分裂活动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还有至为重要的一点,苏联在长期的经济建设中存在一个痼疾,即只强调联盟总体利益,忽视少数民族和地方的利益,实行对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掠夺性的开发政策,使各加盟共和国被迫实行单一制经济。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1972年,当局把乌兹别克共和国21 700平方公里不适宜种植棉花的土地划归哈萨克种粮食,迫使乌兹别克成为专门生产棉花的共和国。十几年来,乌兹别克每年都提供占苏联60%—70%的棉花,可是棉纺工业却发展很慢,纱锭只不过占苏联的3.7%弱,棉布产量只占苏联的2%—3%,针织内衣、外衣和长短袜的生产在苏联是最末位,每年要从共和国外运进一亿四千万米左右的棉布和大量的针织品,以解决居民穿衣服的问题。从1966年至1974年,乌兹别克的棉花播种面积增长24%,而粮食播种面积却减少了15%,这造成该共和国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很低,一直是苏联最落后的加盟共和国之一[4]。这种经济布局实际上使一些民族区域成了苏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不能不引起各加盟共和国的强烈不满和民族主义情绪的积郁。民族矛盾的长期积压就如同干透的柴草,遇到星火随即燃烧而不可控御。

任何改革者都希望把改革限定在可控范围内,并且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进行。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也选择从经济改革开始。这种选择,既有实用的考虑,也有理论的支持。然而,这需要社会给出一定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各种问题已积累到了临界点,长期压抑的社会情绪一旦得到释放就立刻爆发出来,成为反压改革者的力量。它推动改革者调整自己的方案,使改革很快就走向对旧体制的核心,即意识形态、党的领导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戈尔巴乔夫也由此走上了激进民主化的改革之路。

二、激进民主化的推进及结果

上台伊始的戈尔巴乔夫满怀热忱,希望通过改革来扭转国家的颓势、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急切的心情和社会情绪的推动下,他很快走上了激进民主化的改革之路。

(一)提倡“民主化”、“公开性”,摧毁了原有的意识形态

按照苏共二十七大关于“公开性”“民主化”的原则,“公开性”就是要把国家和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人民,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置于人民的监督和注视之下,包括：公开历史真相与现实问题;公开重大政务活动与决策进程;鼓励无禁区的批评[5]。“民主化”就是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性,在全国都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正如戈尔巴乔夫在二十七大报告中所讲的那样,“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公开性是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改革封闭保守的思想意识的现实需要。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掌握“公开性”的分寸和尺度,怎样把握“公开性”开启的速度和进程。戈尔巴乔夫以总书记的身份公开倡导公开性和民主化,实际上等于全面打开了舆论空间。从1986年4月起,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报道权力下放给编辑部,意识形态各领域的领导班子被改组,办报自由。实行已久的报刊检查制度废除了。1990年上半年,各反对派办的“非正式”出版物上千种,到苏联解体前报纸有8 000多种,期刊5 000多种;在办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6]。很多报刊热衷于报道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贬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更有甚者竟然全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和伟大的卫国战争。曾做过戈尔巴乔夫秘书的博尔金回忆说：“公开性使人兴奋,可以大声说出多年来积压在心里的话,可以指责任何人,包括以前不敢指责的人。”很快,人们几乎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这种无限的民主化就连西方的有关专家都感到惊讶。公开性常常被扭曲,扭曲的面目全非,这是因为舆论部门常发表严重失实的消息,甚至故意进行歪曲[7]。改革之前苏联基本上没有言论自由,各个媒体也都控制在苏联政府的手中,言论由政府统一定调,突然放开的言论自由有如脱缰的野马,不断突破对它设定的界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8]。虽然领导人通过接见媒体负责人等方式,试图对报刊内容加以限制,但是到1988年国家对大众传媒已完全丧失了控制力,只能听任负面的、反对派的甚至歪曲、虚假的信息混乱人心民意,苏联的意识形态瓦解了。苏联产生与发展的思想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信念,如果说国家机器是确保苏联存在的躯体,那么意识形态就是维持这个国家生命的灵魂。而“民主化”和“公开性”丢掉了这个灵魂,全党和全民也就失去了统一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寄托,苏联在灵魂上首先解体了。

(二)承认“多元化”、“多党制”,葬送了苏共的执政地位

思想自由与政治多元是相联通的。在“公开性”基础上,很快形成了政治多元化,各种非正式组织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到1990年春达到了几万个。这些组织即有民主运动团体,又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它们相互联合,频繁活动,实际上在苏联形成了多党并存的格局。同时,苏共一党执政地位被看成是与民主不相容的现象。苏联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先进性和严明的组织纪律性,正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然而苏共革命时期优良的作风没能沿袭到执政时期,随着政权的稳固,苏联共产党内部的问题却越来越多：党的机构臃肿,干部队伍庞大;党内没有民主,委任制盛行,干部只对上级负责,对人民群众的呼声置若罔闻。苏共体制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是必要的。但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次序颠倒了,不是依靠党的干部和党员,先搞党的民主化,而是依靠全体民众,掀起全社会的民主化。苏共中央于1990年2月5日至7日举行全会,主要议程是讨论苏共中央向二十八大提交的纲领草案,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提出宪法第六条的修改案。这条法案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与指导力量,是苏联政治体制、国家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核心。”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苏联国家实行一党制的宪法依据。通过这次全会,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的高层领导人几乎一致同意放弃一党制原则,承认多党制的合理性,并同意修改宪法第六条。同年3月14日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对原第六条做如下修改：“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同时,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团,这就以宪法的名义确认了多党制。从此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执政地位被废除,变成了一个与其他政党一样的社会组织。布尔什维克执政74年,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支撑性力量。也就是说,苏联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运行的。在没有新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够代替它,又没有市民社会的自组织力量的情况下,过早地放弃党的领导权,实际上是极不负责任的。它不仅是使党丧失了执政权,也使原本维系联盟团结、社会稳定的力量失去了作用,使统一的国家失去了政治支撑,而不能不在民族分裂主义的攻击下,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丧失执政权也就使苏联在政治组织上解体了。

(三)移植西方的“选举制”、“总统制”,使民族分裂主义者获得契机

戈尔巴乔夫上任的头几年“新思维”强调的重心还是完善社会主义、更新社会主义和恢复列宁主义原则。但是随着改革转向政治体制,他的思想也迎合社会情绪的变化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再倡导完善和更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是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此,不仅改革的目标变了,政治体制也开始朝向西方国家模式发展。首先,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后,全国迅速实行党政分开,恢复苏维埃为国家的权力机构,这一举措是在恢复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旗帜下进行的,也是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立场出发的,因而,无论从其目标看还是从其利用现有体制的合理因素看都是可以肯定的,从理论上讲不应该有负面的结果。但是,当时的苏联处在危机重重的变乱时期,刚刚从桎梏中摆脱出来的人民还没有当家做主智慧和经验,把大权真正交给苏维埃反而加剧了局势的动荡和混乱。其次,1990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建立总统制,目的在于使政府和总统与党完全脱钩,使强有力的总统权力不受党的控制,从而使戈尔巴乔夫本人摆脱苏联共产党官僚体制的束缚而独立。最后,第三次人代会通过《宪法修改补充法》,完整地授予总统全部行政权。戈尔巴乔夫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以59.2%的选票当选为苏联总统,并在就职演说中公开表示：他不是某一阶层和政治派别的代表,而是全体人民的代理人,他将最客观的不带感情色彩地处理社会上的各种观点。戈尔巴乔夫移植了西方的政权组织形式,却并没有西方三权分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法治基础,实际上只是实现了总统集权,结果是进一步剥夺共产党的领导权,使总统个人取代苏共中央成为国家大事的决策者。但是,“选举制”和“总统制”一旦实行却给民族主义势力创造了以民主的名义分裂统一国家的契机。他们以民主名义制造事端,以民主举措脱离联盟,戈尔巴乔夫却不敢背负反民主的罪名维护国家的统一,最终在民主的名义下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解体了。

改革的目标是让民众过上幸福生活,让社会制度为人民谋福利,但人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而是在国家不可逆转的颓势和社会持续的动荡中彻底丧失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任由国家解体,执政党解散。

三、苏联解体20年民主评估

从社会主义苏联转变为资本主义俄罗斯,民主化给这块土地上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什么,20年后我们应当看得更加清楚。

(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沦为二三流国家

1922年苏维埃俄国正式诞生,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在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个加盟共和国就是看重这一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才纷纷加入到这个团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就在戈尔巴乔夫将一只装有发射原苏联2.7万枚核弹头的黑色公文包交给叶利钦的一瞬间,这个存在了69年的红色大厦顷刻间分裂为15个碎片。曾经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经济大国的苏联完全成为过去式。俄罗斯由过去两极格局中的一极变为一超多强中的一强,国际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相继发生了颜色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这一系列革命是美国在当地施加影响导致的结果,也间接证明了俄罗斯已不复苏联昔日的辉煌,只能扮演二流的角色。民主改革后的俄罗斯因为经济上的受制于人唯有选择对美国俯首称臣,失去了昔日的大国地位自不待言,相反西方并没有真心实意地接受俄罗斯,大搞北约东扩,侵袭原苏联的势力范围,并且俄罗斯在经济上获得的援助微乎其微,西方是不会希望看到俄罗斯人再度强大起来的。难怪普京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这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二)“民主”后的俄罗斯经济大幅下滑,人民生活极为窘迫

俄罗斯独立初期,叶利钦任命年轻的自由改革派人物盖达尔为政府首脑,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在短时间内结束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实现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当然,这场改革使一小部分人暴富起来,而大多数人民却没有真正成为私有者。1997年7月《独立报》公布的家庭收支状况显示,十分之九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四分之一的家庭处于赤贫状态。众所周知,俄罗斯是一个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尤其矿产资源的品种和总量均居世界前列。占世界2.4%的人口却拥有全世界10%的土地、20%的森林资源、45%的天然气储量、13%的石油储量、20%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人均可耕地面积是中国的10倍以上。但是这些有利条件却没有为俄罗斯人民造福,90年代末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苏联时期的25%,相当于美国的10%左右,人民的生活困苦程度可想而知。到2008年俄罗斯的 GDP才勉强超过1989年水平。民主的本质是造福人民,而民主了的俄罗斯不仅没有改善民生而且经过20年的沧桑,人民的生活水平仍处于差强人意状态,不能不说是激进民主的悲哀。

(三)在民主激情中独立出来的俄罗斯并不民主

戈尔巴乔夫以激进民主的方式摧毁了苏联的政治体制,按照西方模式实现了多党竞争、公开选举,各民族独立。看起来独联体国家都“民主”了。然而,从社会主义苏联转变为资本主义俄罗斯以后,俄罗斯国内建立的仍然是大权独揽的“半总统制”,议会权力相对较小,无法形成真正的制衡;党派利益、集团利益严重干扰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实际上还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最为奇特是俄罗斯的新总统都是原总统指定的,叶利钦指定普京,普京宣告支持梅德维杰夫,而使梅德维杰夫当选。普京当政以后,俄罗斯状况逐步好转,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际影响力增强。但是,这一切却不是“民主”的结果,而是重新集权做到的。普京为此提出了“主权民主”回应西方的攻击,而经历了民主噩梦的俄罗斯人民也放弃了民主浪漫主义,欣然接受了普京以及普京的强权执政方式。当然,相比苏联时期,今天的俄罗斯人民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和政治参与的机会,定期选举制、总统任期制等也在政治实践中确立下来,为今后俄罗斯民主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这些成就的代价太高了,这样的民主也太“奢侈”了。俄罗斯要建立起真正健全的民主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苏联解体的风险启示

历史离得越远看得越清楚。20年后,回望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到苏联解体再到今天俄罗斯民主现状,我们应当更加认清激进民主主义的风险,警惕激进民主化的重演。

(一)在实现民主化的历程中党的强有力领导必不可少

民主是成熟的现代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向现代转型的国家并不具备使这些规则良性运行的条件。因而,在进行民主化改革的过程中,要把握步骤,分期推进、要依据国情逐步放权,以保证民主化在可控制的轨道内进行。民众对民主的期望越高,说明这个社会的民主规则越少,民众遵循规则的能力越差。这个时候贸然开放民主,必然导致民主“大跃进”而使政治混乱、社会无序。政治家不但要发现问题,而且要解决问题。国家领导人和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是让社会的演变按照一个稳定的轨道进行,而不是在社会危机的时候还政于民了事。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苏联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以改革的方式解决问题,都反映出他作为领导人的责任意识和政治勇气,对此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发现了问题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特别是过早地放弃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使改革失控而走到了他预期的反面。2006年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深刻反思苏共放弃领导权的教训。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9]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可以看到,激进民主主义最大的风险就是社会失控,民主化的进程中党的强有力的领导必不可少。

(二)谨防民众的民主激情被野心家利用

在民众的心目中,似乎民主了生活中的一切就美好了。因而,大多数人对民主怀着极高的期待甚至是幻想,很愿意相信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也容易被民主浪漫主义所打动,这也是激进民主主义潜在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集权政治下,没有公民社会的基础,人民的自主、自律能力都难以获得较大发展。突然放开民主,人民反而无所适从,容易被野心家们煽动起来的情绪所左右,引发政治狂热而导致街头政治和社会混乱,反而为野心家和政客们提供了机会。叶利钦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解体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利用了戈尔巴乔夫自己提倡的“民主化、公开性”,直接从民众中获得支持。他看准了当时苏联人民对苏共的失望和苏联社会的诸种困境,慷慨许诺,痛陈时弊,凭借不切实际的口号、诺言和对苏共的尖锐指责,很快争取到了社会中下层、工人阶级特别是煤矿工人的支持。从1989年开始,叶利钦的激进改革派不断煽动煤矿工人罢工闹事,或者组织数十万人的游行示威活动。政局的动荡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境,从而使得戈尔巴乔夫处境更为艰难,支持率不断下降,而不必背负苏共历史包袱,不必承担社会责任的叶利钦却支持率攀升并最终取而代之。叶利钦的政治生涯充分说明,激进民主化存在野心家利用民意发动街头民主、破坏社会稳定的风险,因而,在推进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中必须谨防民众的激情被野心家利用。

(三)警惕民族主义势力打着民主的旗帜分裂国家

激进民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社会的现代转型不充分、公民社会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实行竞争性选举。只要有竞争选举就必然要争夺选票、切割选民,族群是最容易找到的切割点。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利益矛盾多少都是存在的,这些都能成为分割选民的裂口。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势力也会借助民主化把自己打扮成民主派而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当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进行分裂苏联活动时,苏共领导人和苏联人民显然没有看清民主诉求与民族分离的区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不敢背负民主镇压者的罪名,只靠口头说服和语言威胁来压制分裂分子的活动。结果,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与俄罗斯内部反对派相呼应,使族际冲突、地方与中央的对抗以及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愈演愈烈,最终,彻底断送了统一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一场要挽救国家的民主化改革终于以葬送了国家而终结,一切有良知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悲剧。苏联以自己的碎裂告诉世人,民主的良好愿望,不等于良好的结果。警惕民族主义势力打着民主的旗帜分裂国家,是趋向民主化的民族和国家必须记取的风险启示。

[1]谭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7.

[2]陈之骅.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主要问题和历史教训 [J].东欧中亚研究,1998(6)：8.

[3]焦志勇.苏联演变的经济体制原因 [J].今日东欧中亚,1996(2)：57.

[4]潘广辉.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欧美学界的研究 [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123

[5]李开盛.公开性与苏联解体[EB/OL].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 sInfo.asp?New sID=177859.2010-05-26.

[6]黄宗良.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76.

[7]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83.

[8]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M].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84.

[9]《环球人物》杂志.戈尔巴乔夫后悔了：搞“民主化”是惨痛失误[EB/OL].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 sInfo.asp?New sID=91494#.2006-06-02.

Radical Democracy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 ion and Its Risk Enlightenment

WANG Xiao-qiu,L IU Shi-hua
(College of Marxism,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In the 1980s,the new Soviet leader Gorbachev,in the face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dilemma,initiated ideology,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the radical reforms of politics.However,the result is the ruling status loss,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oviet socialism crash.Taking radical democracy into perspective,inspects the Soviet radical democracy fo rm of social basis and analyzes the inherent inevitability of democracy and the Soviet Union.Through Gorbachev reform and the Soviet Union tragedy,the paper aim s to summarize the radical democratic risk enlightenment.

Democracy;the Soviet Union;Risk

D18

]A

]1001-6201(2011)04-0006-06

2011-03-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KS019)

王晓秋(1978-),女,辽宁沈阳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世华(1962-),女,山东胶州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亚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