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红斌

（安徽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安徽凤阳233100）

现实性的缺失
——基于主流经济学假设及数学形式化的批评

秦红斌

（安徽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安徽凤阳233100）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成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指导下，利用经济人假设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构建了一座宏伟的经济学大厦，对现实经济作出了许多深刻的洞见。文章认为，随着主流经济学中数学形式化的日趋严重及其对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垄断，这种分析范式的弊端也日益明显，并使其研究日益远离现实。

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数学形式化

现代主流经济学遭遇到了危机。2000年法国学生组织并领导了席卷欧美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使主流经济学陷入震惊和恐惧的境地。这也是在经济学界出现了学术史上第一次由学生领导的学术造反运动,其矛头直接指向了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而且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学术界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与批判也越来越多。2008年以来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从实践上再次印证了主流经济学在指导现实和预测未来方面的无力。实际上，从新古典成为主流学派以来，对它的批评始终不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非主流学派从不同层面批判了主流经济学研究日益明显的封闭性和脱离现实性。

毫无疑问，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两百多年，经济学积累了大量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洞见，而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成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利用“经济人假设”、方法论个人主义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构建了一座宏伟的经济学大厦，无数经济学家为它添砖加瓦，不断修补完善，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最新的理论进展，表现出了一定的弹性和包容性。应该说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提高人类对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随着新古典经济学越来越强的统治并“垄断”主流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其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和批评也越来越多。当然，最主要的批评是主流经济学研究日益明显地脱离现实、对重大社会现实的解释力缺乏及研究形式的过度数学形式化。正如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W·列昂惕夫所指出的“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合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又不切实际的结论”。实际上，经济学从诞生后就是流派林立观点纷呈的，并没有那个学派始终一统天下。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史，不同时期有不同学派充当着主流，新古典成为主流也只是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的。提高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和分析能力，打破单一封闭的新古典研究范式都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主流经济学假设及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

1 经济学假设的现实相关性

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所以对现实进行理论抽象是必然的，但是，抽象的理论假设应该保持其现实相关性。弗里得曼在其方法论名著《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经济学理论假设与现实之间的无关性观点。他认为理论正确与否关键在于其预测的正确性。该观点提出后引发了较多的争议，萨谬尔森就将之称为“F扭曲”。丹尼尔.M.豪斯曼（2007）指出：经济学家必须（而且确实也在这么做）要往他们的“理论汽车”的引擎罩下看一看。当他们看到了令人难堪的事实时，不应当转过脸去宣称这些事实不重要。即便所有人只关心在很有限范围内的预测成功，我们也应当同样关心假说所做假设的现实性，以及它所做出的不相干或不重要的推测的真实性〔1〕。

显然提出经济学前提假设的现实相关性要求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经济理论可以是抽象的，但理论解释的现象必须是现实世界可观察的行为，理论的前提假设不能完全凭空想象，在现实世界必须有迹可寻。按照波普的证伪主义原则，作为科学的理论，其理论假设前提也应通过“可证伪性”的检验。理论前提假设与现实性无关的观点回避了前提假设的“可证伪性”。前提假设的现实相关性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理论现实性的必要条件。“经济人假设”是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是其一切理论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故也应经受现实相关性的检验。由于新古典的所有理论分析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所以这种检验除了其现实真实性外，还应考虑该假设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普适性。主流经济学在其所有理论分析中都坚持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那么“经济人假设”真的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真实性和普适性吗？

2 利己与利他：经济人假设的真实性和普适性

经济学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而人类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所以无论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对个人的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人的假设是所谓“理性经济人”。它体现了一种人性观即人是“利己”的，并且认为其具有普适性。回顾历史，“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人性问题上是既承认人性中的利己性也强调人性中的“同情”、“道德”等利他性的，这分别反映在他一生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即“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通常认为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经济分析主要是从人的利己性出发的，而通过“道德情操论”斯密也特意强调了人性中“同情”、“利他性”等在人类行为分析中的重要性。但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抛弃了人性中的“利他性”，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

就人性的利己利他等问题，马克思很早就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人们熟悉他的那句名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2]显然马克思并不否认人的利己性，但同时也指出人还具有利他性，而且利己利他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实际上早期的经济学家也是承认现实生活中的“利他性”的存在的，当人们一直批评经济人的利己假设，认为它忽视了现实中人的道德和感情因素，忽视了人的利他性时。早期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了强有力的辩护:利他行为只是经济生活中的次要现象,“经济人假设”不考虑“利他主义”并不影响经济学对市场行为的分析。其中,以J.N.凯恩斯(1891)在其《经济学方法论》的回答最有力,他一再申辩说:“经济人”仅仅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一种抽象,其运用范围也严格地限于经济市场领域;并一再申明经济学家并没有假装这一抽象及其运用,适用于对“非追求财富行为进行解释”。显然早期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经济人假设”是一个普适的假设，并将其适用范围限定于经济市场领域。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领域已大大超出了纯市场领域，“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触角已从经济学延伸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加里·贝克尔在其名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在不断扩展的，从最初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到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其决定，而最重要的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围绕定义的论争于事无补，因为我确信，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的分析方法”，既然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无所限制，涵盖一切人类行为，并不限于早期的经济市场领域，则显然不能以次要的理由而漠视人类行为中广泛存在的利他性和利他行为了。

近年来兴起的神经元经济学，从更微观的神经元出发分析人类行为，对人性的利己利他的生物学基础进行了研究。生物学家从基因层面研究了人类的本性，早期道金斯“自私的基因”认为从基因来讲，人性是“自私”和“利己”的，但随着生物学研究的深入，科学家最近又发现了利他基因。由以色列希伯莱大学心理学家爱伯斯坦领导的研究小组,通过长期研究,从遗传学角度,首次发现了促使人类表现“利他主义”行为的基因,其基因变异发生在11号染色体上。调查发现,大约有2/3的人携带有“利他主义”基因。但研究人员认为,一定还有其他“利他主义”基因有待发现。“利他主义”基因可能是通过促进受体对神经传递多巴胺的接受,给予大脑一种良好的感觉,促使人们表现利他行为〔3〕。利他基因的发现为人类的利他行为找到了生物学上的基础，认为人性“天然利己”的观点显然已站不住脚了。

有鉴于此，很多经济学家开始努力用“经济人假设”解释利他行为（叶航，2005）〔4〕。如果说对“互惠利他”解释为谋求将来的互惠回报，对“亲缘利他”解释为基因谋求“遗传频率的最大化”，那么如何解释“纯粹利他”可能是“利己”的“经济人假设”面临的最大难题了。美国《理论生物学杂志》2004年2月刊发了萨缪·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迪斯教授撰写的论文《强互惠的演化:异质人群中的合作》，鲍尔斯和金迪斯教授认为,人类社会存在强互惠行为,其特征是:在团队中愿意与人合作,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破坏合作规范的人，利他行为完全能够通过整体间的补偿机制体现出相应的进化优势,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一样,也是一种进化稳定策略。正是因为利他行为对生物也是一种进化稳定策略，所以才会存在利他基因和利他者。无疑这种解释是有说服力的，但进一步的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桑塔费学派的研究结果只是证明了人类本性中为什么会有利他基因存在，而从生物进化角度说明存在利他基因并不能必然得出现实中“利己性”的“经济人假设”也适用于对人类利他行为的分析。既然现实中的“纯粹利他”等行为是由人类天性中的“利他基因”决定的，是人类进化中产生的客观结果，则对“纯粹利他”甚至“亲缘利他”等行为再采用“利己”的“经济人假设”分析反不如承认和接受人性中的“利他本能”，用“利他性”假设进行更直接、更有针对性地分析方便了。

无可否认，“利己”的“经济人假设”在很多经济分析中有着较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但随着新古典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在一切经济问题的分析中都利用“经济人假设”来构建经济学分析框架，并大量地用数学推理来得出结论，使得主流经济理论与现实之间越来越脱节。实际上早期亚当·斯密等的经济学中“自利的经济人”是内含伦理关系的“社会人”，也就是说，早期的“经济人假设”把伦理、利他等因素已作为内含的约束条件加以考虑了，此时以“经济人假设”出发的分析就不会脱离现实太远。但随着主流经济学的日益数学化，建立在各类模型上的“利己经济人”实际上已变成了脱离社会的“原子人”。现代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设置“理性经济人”这一高度简化的基本行为假设,将包含在人的经济行为中的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及价值观念彻底排除在外。对“经济人假设”超范围的过度简化及数学的滥用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脱离现实的重要原因。

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人性是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利己利他也是一定社会阶段的产物。经济分析中采用那种人性假设，应以具体研究问题的性质和范围而定。在经济研究中，“经济人假设”并不具有普适性。主流经济学以人的利己性为出发点作分析是应有特定的应用范围的，把人的一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情形下的利己性绝对化为永恒的人性，并不加区分地运用于一切行为的分析中就失之偏颇并使很多研究结论脱离现实了。进一步说，当对涉及个人物质利益及成本收益比较的市场交易行为进行分析时，人性的利己假定是强有力的；当分析个人由非物质利益动机为主导的行为决策时（现代经济学有大量的分析涉及于此类行为），利己的经济人假设就不再适用了。而且，在对第一类行为的分析中，也应注意到“利己性”只是主导而不是全部或惟一。

3 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

如果说固守“利己”的“经济人假设”还只是使主流经济学的很多分析扭曲了现实，那么主流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形式化的泛滥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扭曲并使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日益脱离现实。数学本身只是工具，对此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承认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数学在主流经济学中已开始达到了滥用的地步了，人们似乎忽略了其适用范围。经济研究中的数学形式化已成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特征。似乎只有具有数学形式的研究才是符合学术规范的经济研究。

回顾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历史，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导致了以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为代表的数理学派的诞生,这是经济学中数学大量使用的最早尝试。但甚至到20世纪初，数理学派还并未成为经济学的主流。随着20世纪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社会科学中逐渐获得统治地位,反对数学形式主义的观点衰落了。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了数学形式主义的革命，其代表性作品是1947年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1954年阿罗、德布鲁的《竞争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1959年德布鲁的《价值理论》等。这些著作大都将瓦尔拉斯开创的一般均衡理论作为重点,它们既是数学形式主义革命的推动力,也是这场革命的坐标。通过这场革命,数学的使用成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标志。经济学中任何方法的运用是有其本体论预设的,而以数理学派为代表的数学形式主义通过模仿经典力学、采用机械类比,接受了经典力学的封闭系统本体论。著名方法论专家布劳格就指出,由于信奉数学形式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们现在对市场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知识几乎比斯密和瓦尔拉斯还少。只注重数学技巧的运用而无视现实决不是科学,而只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实践。

应该承认，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有其合理性,如田国强（2005）提出“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的作用是:(1)使得所用语言更加准确和精炼,假设前提条件的陈述更加清楚,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由于定义不清所造成的争议。(2)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一个经济结论成立的边界和适应范围,给出了一个理论结论成立的确切条件。否则的话,往往导致一个理论的滥用。…(3)利用数学便于得到难以直观得到的结果。…(4)它可改进或推广已有的经济理论。”[5]分析这几项作用，显然前两项只是对经济理论的一个辅助，它能让理论语言更准确精练，假设前提的表述更清楚，减少无谓的争论，使分析逻辑更严谨等，第三项对新理论的产生有一定的作用，第四项是改进和帮助理论的推广。利用数学得到一些难于直接得到的结果可能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真正创新吧，但盲目夸大它的作用显然也是不合理的。而且这些作用也并没有内含着所有的经济学研究必须要数学化或者必须要用高深复杂的数学。田国强（2005）认为“一个经济结论的产生一般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非数学语言阶段——数学语言阶段——非数学语言阶段。”[5]按照这种说法，数学语言阶段只是中间对经济思想的阐述的桥梁，最终经济思想还是要通过自然语言来表述出来。问题在于当将一些思想或结论用数学抽象的时候，可能为了“适应”数学而丧失某些内容，而这些内容有时恰恰是这种思想的精髓。不是所有的经济思想都可以数学化，也不是数学化的思想一定就会更好。同时，数学化了的理论有着严格的前提假定和使用范围，这种限定大大限制了理论本身对现实的指导性（无论是否滥用），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单纯数学化的经济理论很多时候反而不如以自然语言表述的理论包含更多的信息内容。如林金忠（2007）就认为“数学所给出的各种定理无非就是逻辑上的‘永真式’。所谓‘永真式’,说得客气一点就是‘同义反复’(tautology),说得通俗一点则是‘套套逻辑’。如果说,在纯数学领域内‘套套逻辑’尚具其固有之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作为一种经验学科的经济学领域内,‘套套逻辑’式的命题便几乎等同于‘废话’——永远都‘合乎逻辑’的‘废话’”[6]。

实际上，早期的经济学大师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有效性都是持保留或怀疑态度的，如马歇尔就认为“经济学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7]，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的程度正和它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们能在矫揉做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性质。”[8]关于经济学的性质，凯恩斯就认为“不同于罗宾斯的看法，我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要把模型转换成定量公式，就要破坏它作为思想工具的有用性。”[9]国内很多学者也讨论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如陈孝兵（2008）认为：“数学运用的界域是可以量化的事物,经济研究的视野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并非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都是可以量化的,尤其是社会经济关系,它受到制度的、道德的、文化的、历史的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几乎大部分是无法量化的。由于过度追求数学的表达方式,使本来可以用文字或简单数学方法说明清楚的理论变得十分复杂,从而增加了他人学习和研究的成本。”[10]

对经济现象的数量特征进行统计和计量无疑是合理的，在此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分析也有其合理性，但把经济分析完全建立在数学模型推理演绎上并以此替代对现实世界的分析就失之偏颇了。在建模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通过对现实现象的分析产生最初的变量因果关系，但当对最初建立在条件不变假设基础上的模型进行的推理演绎时，步骤越多，可能的失真性就越大，主要原因在于这种推理在数学逻辑内是正确的，但对应于现实分析，推理过程暗含的等价变化因为现实变化中因果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已使得模型进行推理演绎赖以成立的条件不变假设不能满足了，推理步骤越多，得到的原变量因果关系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采用大量的数学模型并对其进行复杂的推理演绎，使其研究模式日益呆板和狭隘化，为了数学而数学的形式主义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大量泛滥，同时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很多重大的现实问题，由于无法进行数学化而被主流经济学抛在一边不予理会。这样的研究是以牺牲对现实经济运行的理解为代价而追求所谓数学意义上的严格和精确的，数学不再只是一种工具,而成了经济学研究的本质或目的。这种经济研究自然离现实越来越远。

4 结论

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利己性也天然具有利他性，经济学研究人类行为究竟采用那种假设，要依据所研究问题的性质而定。主流经济学把建立在“理性自利”基础上的“经济人假设”作为一切经济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不分时间、地点、场合的滥用，显然是不合理的。当对涉及个人物质利益及成本收益比较的市场交易行为进行分析时，人性的利己假定是强有力的；当分析个人由非物质利益动机为主导的行为决策时（现代经济学有大量的分析涉及此类行为），利己的经济人假设就不再适用了。

数学只是经济研究的一种工具，其在经济研究中的使用有其局限性，盲目追求数学形式化，为数学而数学只会使经济研究离现实越来越远。明确主流经济学假设的适用范围，正确使用数学工具，吸收和容纳更多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提高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分析能力，是解决主流经济学危机，发展多元化和回归现实的经济学的必然要求。

[1]丹尼尔·豪斯曼.为何揭开引擎罩？.载丹尼尔·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G].丁建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田学科.人类的利他行为与基因有关[N].科技日报,2005-1-25(3).

[4]叶航.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J].经济学家，2005,(3).

[5]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

[7]林金忠.“实证经济学”与“实证迷信”—基于方法论视角的批判[J].学术月刊，2007,(5).

[8]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朱志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9]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0]凯恩斯.经济学模型的构建和计量经济学.载丹尼尔.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G].丁建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1]陈孝兵.经济学的方法论：纷争及其后果[J].经济学家，2008,（4）.

F069.9

A

1002－6487（2011）07－0026-04

秦红斌（1973-），男，甘肃兰州人，讲师，研究方向：演化与制度经济学。

(责任编辑/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