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茂林

1 研究回顾

Grusky（1963）认为，不同组织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层权力分配存在差异，管理人员变更对同行业中不同组织的绩效影响不同，于是选择16支组织规模和运营模式相当的美国职业棒球队作为研究对象[18]，虽然，Grusky的兴趣是检验高层变更对组织绩效影响的有关结论，但他的此项研究孕育了一个新的研究主题——职业运动队变更主教练的效应。

不久，Grusky（1963）的观点受到了 Gamson等人（1964）的批驳，但 Grusky（1964）旋即做出回应，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为他们提供了平台。这次学术争论可能是推动该研究主题发展的重要因素。

职业体育的社会号召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此项研究，在过去的47年里，已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位学者相继报道了各自的研究结论，但至今没有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综合分析已有的研究结果，主要贡献是：

1.构建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Grusky（1963，1964）和Gamson等 （1964）最初提出的理论假设，经后续研究的发展，构建了本领域的基本理论模型（图1）。

常理理论（common sense theory）认为，球队绩效差时解雇主教练理所当然；恶性循环理论（vicious circle theory）认为，变更主教练引起的球队波动会使绩效更糟；替罪羊理论（Scapegoating theory）认为，主教练离职是俱乐部寻找承担绩效差责任的载体。在笔者查阅的41份研究报告中，常理理论12项（29.27％），恶性循环理论10项（24.39％），替罪羊理论13项（31.71％），其他6项（14.63％），研究得出2～3种结论。

图1 主教练变更对职业运动队绩效影响的理论体系示意图

2.取得了一些具有指导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1）主教练变更后，短期（4～8场比赛）内球队战绩将改善；2）给予主教练较长的任期，有利于提高球队战绩；3）优秀主教练将帮助球队获益，例如，他更容易招募优秀运动员；4）若新主教练能力较强，内部继任或外部聘任均可，因为教练组和俱乐部管理层将支持他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5）俱乐部管理层应事先规划主教练变更事件；6）提高运动员和助理教练组的实力也是改善球队战绩的有效途径。

2 研究进展

回顾过去47年的研究历程，取得了诸多进展，特别是2006年以来，研究者群体迅速全球化；研究对象也多元化——各地学者选择本国或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职业运动队作为研究对象，因此，职业棒球、橄榄球（football）、篮球、冰球和足球（soccer）队相继得到关注；研究者学者背景广泛——Scully、Rick Audas等主要研究者的专业背景是管理学、商学、经济学等。综合而言，下述研究进展的意义更为重要。

2.1 评估球队绩效的指标更客观

职业体育竞赛结果受运气影响[23]（Koning，2000）的特征，导致排名、胜率、积分等单个指标无法客观评价球队绩效，因此，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了多元指标，例如， Maximiano（2006）同时采用了积分、胜率、进球数、负率、失球数和排名[24]；Paola（2008）采用了积分、进球数、失球数和净胜球[4]；Braendle（2005）采用了胜、平和负的比率，以及进、失球数[27]。虽然球队绩效得到更全面的评鉴，但不同指标表示球队绩效的内涵不同，如胜率、积分提高并非必然带动排名升高，排名升高也不一定是胜率、积分增加的结果，采用不同指标评鉴球队战绩导致了结论冲突，例如，Maximiano（2006）发现，平均而言，新主教练使足球队场均积分、胜率、进球数增加，负率、失球数减少，但排名降低1.79位[24]，这意味着分别以排名和积分作为绩效指标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绩效指标客观化促使研究者采用了其他技术，例如， Theberge（1976）采用单个赛季内主教练变更球队比冠军球队少完成的比赛场次作为衡量棒球队的绩效指标[17]；Rick Audas（1997）在统计足球队胜率时，将平局记作半个胜局[20]；Salomo（2000）将胜局计2分以消除足球比赛胜局积3分制的奖励性[25]。

另外，少数研究者采用了经济指标，例如，Colquit （2004）以彩民判断博彩市场对NBA球队估价的精确性作为衡量主教练变更对 NBA球队绩效影响的指标[11]；Kern （2003）采用球队收入作为评价指标[13]。虽然这些评价职业运动队绩效的指标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显示了研究者不断追求评价指标客观化的努力。

2.2 考虑主教练变更的情境因素更全面

主教练变更发生的时机以及变更的周际效应都是应该被考虑的因素。例如，Gruksy（1964）仅仅将新主教练的来源区分为内部和外部[19]，就得到不一样的结论。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主教练变更的情境因素被考虑，例如，Theberge（1976）同时考虑了运动员变更的影响；Eitzen（1972）发现，主教练变更对强队和弱队的影响不同[5]；Brown （1982）考虑的情境因素更加丰富，包括行政人员数量、中层管理者数量、球队管理层是否包括主教练家庭成员、主教练是否兼任总经理、总经理或俱乐部主席是否同时变更、新助理教练和新运动员数量等[15]。研究者考虑的主教练变更情境因素多元化，有利于促使研究结论接近实际情况。

表1 研究者考虑的主教练变更情境因素举例一览表

2.3 统计分析技术更精巧

Grusky（1963，1964）和 Gamson（1964）评判主教练变更影响的方式是比较变更后球队排名提高、不变和降低的球队数量，这种分析技术只能通过概率估算主教练变更产生积极、消极或无影响的可能性的大小。

Eitzen（1972）、Theberge（1976）、Allen（1979）等统计主教练变更频率与球队绩效的相关系数，虽然，这是将球队战绩全部由主教练承担的理想模式，但毕竟呈现了主教练变更与球队绩效之间的数学关系，而且，证明了频繁变更主教练有害的观点。

多元统计分析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中盛行，例如，广义最小平方法（Brown，1982）、卡方检验（Curtis， 1986）、多元回归分析（Pfeffer，1986）等。多元统计分析技术是想从多种因素（如运动员变更、球队战绩、运动员效能等）对球队战绩的影响中将主教练变更的影响区分性地呈现出来。

从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开始，计量经济学的参数估算数学模型得到重视，例如，Richard Audas（1999、2002）采用持续模型（duration models）；Scully（1995）构建了估算主教练效能与任期长度关系的公式[2]；Fizel（1997）采用了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Frick（2007）采用随机前沿生产效率模型（Stochastic Frontier Estimation）。计量经济学分析技术不仅检验主教练变更的效应，还证明了主教练效能是影响主教练变更效应的核心要素。

统计分析技术的发展，更好地呈现了主教练变更的效应，因此，有关主教练变更影响的研究结论也更科学。

2.4 主教练效能的影响更受关注

可能缘于主教练变更行为效应的干扰因素太多（如运动员变更、管理者角色特征、球队效能等），将球队战绩全部由主教练承担的理想化分析模式缺乏科学性，Scully等商业学、经济学家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技术，逐渐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主教练效能的影响上来。因此，分析已有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77.8％的研究是关于主教练变更行为的影响，13.9％的研究是关于主教练效能的影响，Frick （2007）、Balduck（2007）和A rnesson（2008）还比较了变更行为与主教练效能影响的差异。近20年的研究报告几乎都在探讨主教练变更事件中主教练效能的重要性。如果把主教练效能看作职业体育俱乐部运营过程中的资源投入，更优秀的主教练理应取得更好的绩效。

3 研究展望

足球是圆的——竞赛结果的运气成分使主教练变更与球队战绩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再复杂的问题都会以某些现象呈现其本质特征（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综合而言，笔者建议后续研究者关注以下问题。

3.1 检验球队战绩向均值回归的观点

Gamson（1964）最早认为，球队战绩向均值回归[27]并基于此提出了替罪羊理论，得到部分后续研究（如Brown， 1982，Curtis，1986，Scully，1995，Audas，1997等）的支持。Grusky（1964）的研究表明，新主教练内部继任的球队绩效变化不明显，而外部聘任的球队绩效明显下滑[19]，这提示： Gamson的结论可能是对样本进行平均化处理的结果，因为变更主教练的实际情况是，球队绩效并非总是改善，有时会变得更糟（Koning，2000）。

Audas（1997）为了证明球队战绩向均值回归，比较了主教练变更前后6场、12场、18场的比赛战绩，发现战绩同样差但没有变更主教练的球队战绩改善更快（表2），认为变更主教练将阻碍球队战绩向均值回归[20]，但他没有陈述未变更主教练的球队是否采取了其他改善战绩的措施。

表2 战绩相当情况下变更与不变更主教练球队的战绩比较一览表 （％）

笔者不愿支持球队战绩向均值回归的观点，但这仅仅基于一种常识性的推论：如果球队战绩总是在均值附近波动，那么，运动队改善战绩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弱队恒弱，这显然与实践不符。球队战绩呈波动式变化（不可能呈直线式变化），但不能因此认为是向均值回归的表现。后续研究需要做进一步的检验，笔者的建议是：1）绘制球队战绩长期变化的曲线图；2）控制球队其他变更因素。

3.2 跨文化变更主教练的影响

跨文化研究的差异不得不考虑，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差异将反应在主教练的领导行为上（陈天赐，1999）。Curtis（1986）在评价自己的研究结果与北美的大部分研究结论不同时认为，日本与美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可能是干扰因素。在已有的研究报告结论中，跨文化冲突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Curtis（1986）和陈天赐（1999）以亚洲职业棒球队为对象的研究认为变更主教练无明显影响，而Allen（1979）、Theberge（1976）、McTeer（1995）等美国研究者则认为，变更主教练对职业棒球队战绩有害；美国学者Mcteer（1995）认为，变更主教练对职业冰球队绩效无害，但瑞典学者A rnesson（2008）认为有害。全球化导致职业体育联盟中出现外籍主教练[16]，陈天赐（1999）发现，中国台湾职业棒球队的外籍主教练与本土主教练的执教战绩没有明显差异[1]，但跨文化变更主教练的影响至今未见研究报告。后续研究应该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主教练变更效应的差异。

3.3 多维情境下变更主教练的影响

A rnesson（2008）认为，研究者应该检验继任发生的环境和主教练的特征[12]。主教练变更发生的情境已经成为研究者们分析主教练变更效应的重要因素。主教练变更不是一个独立事件，是各种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因此，需要分析多维情境下的主教练变更影响。例如，球队当前战绩欠佳，但主教练与教练组团结一致，却在赛季进行期间被迫离职，新主教练内部继任，这种情况下对球队战绩产生何种影响?研究者应综合考虑变更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情境因素等与球队战绩的关系，这将有助于获得能够指导实践的研究结果（图2）。

3.4 构建评价球队绩效的结构化指标

以球队绩效均值作为绩效指标的方法沿用至今，他孤立且绝对化了主教练的作用，掩饰了主教练的真实贡献。由表3可见，即使是一场失败的比赛，曼联队主教练的努力并不是危害，但在数据处理时却把这当作主教练的危害结果。

足球比赛3分制，篮球比赛决出胜负，这是职业体育联盟为了提高比赛竞争性，增强比赛观赏性的激励措施，不是主教练贡献的真实反应。笔者认为，后续研究应该采用系统化的指标，将反应球队绩效的各项技术指标加权统计，形成一个结构化的绩效指标。例如，采用 Hollinger （2006）设计的篮球运动员效率公式[10]和 Carmichael （2000）构建的足球队绩效指标估算模型[3]，可以应用于本主题的研究。

图2 主教练变更的多维情境影响构想图

表3 曼联与阿森纳职业足球队竞赛情况比较一览表

3.5 分析主教练变更对中国职业运动队绩效的影响

从1994年足球职业化至今，我国职业体育已有15年的发展历程，期间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项目相继职业化，主教练变更已经成为我国职业体育联盟中的经常现象，例如2001—2006赛季，我国两级职业足球联赛中，一共发生132次主教练变更事件，所以，开展此项研究对指导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变更主教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的相关研究结论可能还没有引入国内，而且，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运行的环境与国外俱乐部不同，所以，国外的相关研究结论不一定适应中国的国情。例如，中国职业体育主教练几乎都是国家公务员，不担心失业；我国体育职业化时间不长，优秀教练员资源比较稀缺等，这些特殊情况是国外职业运动队所不具有的，所以，变更主教练对我国职业运动队绩效的影响需要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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