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升，张廷安

1 选题背景及意义

体育事业发展战略导向是关乎足球运动生存基础环境及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作为体育的重要组成，足球项目应紧系体育宏观发展步伐与趋势，因势利导地推进其发展。2010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刘鹏局长在“继往开来再创佳绩努力迈出建设体育强国新步伐”主题报告中强调：“建设体育强国包括以全面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为重大契机，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群众体育工作迈上新台阶”[19]。足球运动作为人们喜闻乐见、易于普及，具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群众体育优势项目，应将在推进全民健身及迈向体育强国战略中突显其意义。

从足球项目系统工程而言，前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阿维兰热说过：“如果一个父亲参与足球运动，他就可能带动一两个子女参与足球运动，如果一个女性参加足球运动，那她就可能带动整个家庭的全体后代投身到足球运动中去”[12]；米卢提出：“中国足球就是没有像乒乓球那样的传统，有了传统，足球也就有了开展的连续性”[32]；民间意见领袖薛涌的文化宣言：“草根才是主流，改造民族文化，就是要改造群众草根文化”[23]。这些启示我们足球发展是个整体性系统工程，优秀足球竞技人才源于大量后备人才培养，而优秀后备人才却植根于广大群众的沃土，群众足球是青少年足球和高水平职业足球的黏合剂和催化剂，是构建系统工程的基础，对一个地区乃至国家足球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面临当前阶段我国足球发展困境与机遇，建立和完善其发展的完整体系，将利于营造其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随着近年群众足球运动不断蓬勃发展，已渐引起少数研究者关注，但研究仍处于较薄弱、零散，缺乏系统审视的状态阶段。可见，当前如何迎接构建体育强国战略与足球项目振兴的契机与挑战，营造良好群众足球文化基础，推进足球项目健康发展是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课题。

“以史为鉴”可以明今、开拓未来!综上思考，本文遵循历史逻辑线索试图通过对我国城市群众足球发展历程系统回顾与分析，追溯、把握群众足球运动文化历史脉络，探索其发展特征与规律，并通过探析国外足球发达国家群众性足球普及、启示及中外主要差距基础上，提出发展策略。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我国城市群众足球运动发展为研究对象。为了研究的具体性、科学性，本研究所指的群众足球运动主要是指成人群众所进行的足球运动。

鉴于重点足球城市群众足球具有一定的传统、基础较好，且各类群众足球运动实践现象并存，既具有一定的发展历程中的代表性。本研究选取了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确定的我国17个重点足球城市为主要调查对象，并主要以国内相关领域知名学者、足球界元老、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足球协会）和重点足球城市足球管理中心（地方足球协会）领导及管理人员、群体部门相关领导及管理人员、基层群众足球组织管理人员及爱好者为调查对象。

2.2 主要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调研

主要查阅了国家图书馆、中国知网数据库等文献；在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及各地方体育局足球管理中心等收集了大量足球业务史料，为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

2.2.2 调查法

1.实地调查法

主要走访了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与北京市、天津市、青岛市、大连市、武汉市、广州市等部分地方体育局足球管理中心和部分全国性、地方性业余足球赛事现场进行实践考察。

2.访谈调查法

主要采用了拟订访谈提纲进行非标准化访谈调查，访谈专家基本情况如表1，分别对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和17个重点足球城市的地方足球协会及部分地方群体部门领导及工作人员，国内相关体育理论界专家、足球界专家，基层社会群众足球资深组织者、爱好者进行了访谈，为研究获取了丰富资料。

表1 本研究访谈专家基本情况一览表

3.问卷调查法

在专家访谈和前期调研基础上，依据社会学要求和研究需要设计了专家和爱好者两份问卷。专家问卷主要针对群众足球运动概念界定、发展历程阶段划分依据、各阶段主要特征及发展策略等问题进行咨询；爱好者问卷主要涉及参与动机及发展建议等问题。

3 结果与分析

3.1 核心概念界定

3.1.1 相关概念辨析

1.群众体育概念

纵观当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现代体育的基本结构如图1，广义的群众体育指与竞技体育并存的现代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亦称大众体育，指广大群众在闲暇时间广泛开展的，以身体运动为主要手段，以提高健康水平、进行娱乐消遣为主要目的，在身心健全发展阶梯上不断超越自我，促进社会物质、精神文明进步的大规模社会实践。狭义的群众体育（也称社会体育）是指除在学校和武装力量（军、警部队）中开展的体育之外，社会其他行业或领域的人们在闲暇时间中开展的体育[11]。

图1 现代体育的基本结构图

2.群众足球运动概念辨析

经检索有两篇论文曾涉及过对群众足球和大众足球概念的探讨。1）符家庆对群众业余足球概念的界定：指那些有本职工作的普通群众根据自己兴趣自发组织，自由参加，在业余时间进行一些足球练习、比赛活动，以娱乐健身交友为主要目的，也可称为大众足球、草根足球[4]。可见，符家庆指的群众足球实际为有本职工作的成人群众自发组织的足球活动。2）马恒飞从足球运动健身角度出发，讨论了大众足球概念，即大众足球指为了娱乐身心，增强体质，防治疾病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在社会上广泛开展的足球活动的总称[9]。由于仅从足球运动健身效果角度进行界定，具有视角局限性。

3.1.2 本研究对群众足球运动概念界定

据相关概念辨析及研究目的、任务需要，首先确定本研究所使用的“群众足球运动”概念的定义属于狭义群众体育，亦即社会体育的下位概念；研究在遵循基本定义原则基础上，结合人们对体育分类理解和足球项目客观实践，在咨询专家后对“群众足球运动”界定如下：所谓群众足球运动，指广大群众利用业余时间，以足球运动为主要手段，以满足人们对足球运动的兴趣爱好、健身休闲娱乐、丰富文化生活等为主要目的而开展的群众体育社会实践活动。

3.2 我国城市群众足球运动发展基本历程回顾与分析

3.2.1 群众足球运动发展历程基本阶段划分依据

1.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及政治、经济体制对群众足球运动的影响

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我国的体育事业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必将大力发展群众体育运动。一般规律而言，体育体制建立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体育事业发展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我们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体育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体育体制正在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模式，群众足球作为群众体育的重要组成，无疑是整个体育事业发展模式下具有某种内在政治经济体制规定性下的产物。

2.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及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对群众足球运动的影响

“群众体育活动一般具有业余性特点，作为业余文化活动，群众体育服从并服务于生产和工作 ”。闲暇和工作时间的倒转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余暇时间也随之转变，从而为群众足球运动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时间前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反映在对群众体育的社会总投入上，也决定了人们的体育消费水平，是群众足球快速发展的物质前提。同时，随着社会整体经济水平发展，国家对体育事业日益重视而不断加大各种投入，足球竞技表演水平不断提升，媒体传播对群众足球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也随之不断改善，促使人们参与足球运动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这些基本及其衍生因素最终决定了群众足球发展的基本状态。

3.2.2 群众足球运动发展历程回顾与分析

3.2.2.1 旧中国群众足球运动概况

1840年英国侵占我国港九，足球运动随之传入中国。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足球运动首先在大城市教会学校开展。随着学校足球普及，1923—1937年逐渐由学校大范围影响、辐射到社会，由沿海发展到内地，一些社会团体在各大城市相继建立，并组织开展活动[10]。1908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体育组织“华南足球会”成立，它对现代足球在我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上海成立，1931年该会加入国际足球联合会，而后中华足球联合会、大连足球联盟、天津足球会等地方性足球组织相继建立。1924—1935年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足球比赛，国际足球交往也较频繁[5]。在足球组织引领及高水平足球赛事带动下，群众足球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据上海足球史记载：华人社会足球队最早出现于1912年，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主持成立中华足球联合会，并发起举办了上海中华足球联赛，这是第一个中国人自办的足球组织及联赛。华人足球联赛的出现，促进了群众足球队伍的发展，如第一届联赛仅4个队参加、第二届37个队、第五届就已有49队参赛，但由于中华足球联合会的比赛球场仅三块，只能把报名队数限制在56个之内[17]。据天津足球史记载：1920年后天津的足球运动中心逐渐从学校转移到社会，主力由学生转向工人并日趋代之。一批热心足球运动者纷纷成立足球组织，几乎各区都有，最有影响力的是赵璧臣发起成立的“振津足球会”，以推动工人足球的发展[18]。随后抗战爆发，整个足球运动受到严重影响而近于停顿；抗战胜利后，在基础较好的上海、东北等地逐渐恢复。

回首近代中国足球，可谓球类运动中一枝瑰丽的奇葩，在国内它是一项群众普及率很高的体育项目；在国际上，曾取得远东运动会“九连冠”的成就[1]。总结近代中国足球的殊荣，除了与当时各国足球竞技水平状态有关，也与我国近代民间足球组织引领下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密不可分。

3.2.2.2 新中国城市群众足球运动发展历程回顾及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足球运动普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政府及相关部门推动下，迅速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项目而较广泛地开展。由于群众足球运动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环境因素影响，在发展中呈现了阶段性特征，结合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历程，依据足球运动史料及在咨询专家基础上，把群众足球发展历程主要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建国初期的较快起步（1949—1957）

建国初期，党和人民的首要任务是改造“孱弱民族”形象，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事业。依据国内外形势，党和政府将体育工作重点放在了“普及群众体育”上，提出了“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并使之普及和经常化”的要求。此阶段，足球运动是在起点低，基础差的情况下起步的，在党和政府体育方针指引下，历经广大足球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群众足球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15]。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全国足球竞赛体系初步建立，各省（市）陆续成立足球队、举办联赛，有力地带动了群众足球开展，如1951年为了参加在天津举办的首届全国足球比赛，东北、华北等六大行政区和解放军、铁路系统等八个单位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层层选拔活动，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足球活动。2）群众足球组织管理体系的发展，促进了群众足球开展。建国初期，群众足球的管理主要以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管，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总工会等部门协作管理。1955年初，中国足球协会成立；尤其自1956年先后成立了20多个行业系统体协和4万个基层单位体协，为群众足球开展提供了组织基础[29]。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人民生活改善，足球运动在各大城市及厂矿广泛开展，职工球队迅速增多，例如，1955年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前夕，全国17个产业系统的基层选拔赛，历时时间长，规模巨大、竞争激烈；从1956年组织的全国性产业系统体协联赛，广泛带动了基层群众足球开展，当时铁路系统被誉为全国职工体育的“火车头”，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达52万多，其中尤以足球运动最为普及；而且，职工足球的普及还促进了体育运动水平的提升，足球名将史万春就来自基层职工队伍[7]。3）随着经济发展，足球运动场地设施改善，也是推进群众足球普及的重要原因。1953—1957年间全国共建成体育场地18 191个，超过了建国前体育场地的总和，如在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的号召下，在广州越秀山辟建足球场，供群众开展体育锻炼。4）群众足球运动骨干的培训与发展，带动了足球运动开展。5）群众体育制度的颁布，如职工体育制度、基层体协制度、产业体协制度等为群众足球开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环境。

总体而言，此阶段群众体育作为体育事业核心，成就了新中国群众体育发展第一个“黄金时代”。依此环境机遇群众足球运动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当时的群众足球开展建立在较落后经济基础和较单纯思想文化基础之上，具浓厚的民族自尊和国家利益思想内涵，导致广大足球爱好者不能体现出满足其个性需要的特点。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1958—1965）

此阶段，我国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政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遇到严重挫折，1958年违背客观规律的左倾错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我国1959年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但对群众体育的重视始终没变， 1959年我国出台了体育工作从“普及和经常化”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方针的指示。此时期群众体育陷入低潮，甚至停顿状态，不少体协自行消失。各地群众足球活动几乎沉寂，处于发展低谷，如上海足球史记载：6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群众足球活动大量萎缩。据统计， 1962年全市共举行足球赛201场，比1955年495场缩减了一半以上[17]。

1961年，国家体委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群众体育发展“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原则，标志着我国群众体育由简单的形式主义向实事求是、注重实效方向的质的飞跃。随着国民经济好转，群众体育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各类群众体育组织开始恢复或新建，群众体育热情日益提高，球类运动成为群众体育重要内容。1964年2月，国家体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总结建国14年来足球发展状况，并颁发了“关于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针对我国足球竞技水平下降，提出的四项措施中第一条就是：要广泛开展群众足球活动；并确定了北京、天津、梅县等10个足球重点城市和地区。以上政策措施等推动了群众足球恢复及发展，经过60年代调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单位组织为主的群众足球发展模式已基本形成，尤其在1965年第二届全国运动会推动下，全国出现了群众足球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如天津足球史记载：天津足球出现了空前的热潮，特别是小足球活动遍及全市各个角落；1964年国家体委球类司司长李凤楼等先后考察了天津开展的小足球活动[18]。

短短几年，群众足球开展大起大落，使人们认识到群众足球发展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不能违背时代发展客观规律。回顾建国到1965年群众足球运动发展历程，无论普及与提高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间虽有起伏，但成绩是主要的。

3.“文革”过程中的畸形发展（1966—1976）

在文革初期“打倒一切、全国内战”的混乱形势下， 1968年撤消了国家体委，体育战线陷入了瘫痪状态，群众体育活动组织管理体系消失，群众足球锻炼的传统被背离、被破坏，体育设施荒废或捣毁或关闭，自发、自娱的群众足球活动几乎全部停止，建国来建立的整个足球运动基础均遭受重创，群众足球以社会为依托，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倒退，仅有“突出政治性”而开展的节日化、形式化群众足球活动。据武汉地方志描述：“文革”使群众足球活动大面积受到破坏，仅有极少数基层足球队仍自发坚持活动[22]。

1969年群众体育却异乎寻常地大搞节日化、形式化地开展起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开展了以球类为主的群众竞赛活动，但无论从规模还是水平上，都无法与时代需要相适应。1971年在周恩来总理批示下，国家体委归回国务院管理，群众体育活动又开展起来。1972年召开了全国职工体育座谈会，促进了职工体育恢复，各城市行业系统和大型厂矿在节日期间组织了以田径和球类为主的运动会[14]。1972年，西藏自治区为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20周年，拉萨市组织了15个单位的足球赛，共进行了120场，观众达10万人次，其他城市盛况由此也可见一斑[16]。当时各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在招干招工时，都非常重视招收体育基础好、尤其球类水平高的人才。然而，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刚复苏的群众足球再次滑向低谷。

总之，在十年“文革”特殊政治环境下，群众体育思想被严重扭曲，群众足球运动被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伴随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呈现了起伏、无序的发展状态。

4.恢复、迅速发展与初步改革（1977—1991）

1978年2月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进行了拨乱反正，各级体委重新行使管理职能；同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依据三中全会精神，1979年2月国家体委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了体育工作重点转移问题，1979年11月国际奥委会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登上世界体育舞台，使迅速提高竞技运动水平成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1980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指出：“学校体育主要靠教育部门领导，职工体育主要靠工会组织，体委的任务是根据党和政府的体育方针、政策，大力配合有关部门去开展”。1982年，国家体委先后与全国总工会、文化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会议，全面部署了职工体育工作[20]。自此，各级各类群众体育组织迅速恢复、完善，各行业、部门承担起主管本行业、部门体育工作责任，群体工作转向以社会办为主，国家扶持、协调、指导和依法管理。

同样，在足球领域中国足球协会先后于 1974年和1980年被亚洲足球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接纳为会员，足球工作重心向竞技提高侧重。1978年恢复了全国甲乙级比赛，并逐步建立各级比赛体系；1979年全国足球工作会议重新确定了北京、上海、西安等16个足球重点城市和地区。随着媒体传播事业发展，自1978年第十一届阿根廷世界杯CCTV开始转播比赛，1988年CCTV开始转播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集锦等。无疑，国内外竞技足球发展与传播对群众足球开展具有一定的榜样激发效应，而且，优秀运动员退役后多数到基层担当群众足球队的骨干。但此时期，体委在实践工作中确实出现了重竞技，轻群体的问题。可喜的是，群众足球由体委、足球协会、工会和行业体育协会等协作管理，随着体委系统工作重点转移，为各行业体协在1983年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创造了空间。截止1990年，全国性行业体协总数达27个、职工体育组织10.2万个、各种运动队55.3万个[21]。各行业系统、部门足球赛成了当时群众体育的一大特色，20世纪80年代的职工竞赛灵活多样，各种协作形式的竞赛尤为活跃，有地区性协作赛、行业系统协作赛和省（市）单项体育协会牵头举办的职工比赛，还出现了大量自发现象的“足球热”，群众足球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迅速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力量的旺盛生命力。此阶段，不仅有全国性赛事，例如1987年由国家体委和全国总工会组织的“全国基层职工足球赛”，全国有 62个城市的19 907个基层单位的44 878个职工足球队2 077 624名运动员参加，共进行了177 612场比赛[6]。各地方群众足球开展也如火如荼。据青岛足球史记载：20世纪80年代，职工足球是青岛足坛的生力军。1980年全市厂际间比赛有2 022场；1981年全市有职工足球队111个，1982年增加到630个，1985年发展到1 004个，1987年达1 318个。不少职工自发组织联赛，各家出钱，集体办比赛，采用先分散后集中，先基层后区局层层进行[13]。在上海，80年代除了每年有市足球锦标赛和市等级联赛外，还有具地方特色的“陈毅杯”职工足球赛，1981年首届报名参赛队837个；1982年第二届报名队达到1 645个；1983年第三届报名队升至2 300个而达到历届高潮；截至1990年10届陈毅杯赛总共有12 399队（次）参加，共进行59 878场比赛，平均每年有1 240支职工足球队参赛，成为上海体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职工足球赛[17]。这也为当时具有足球专业特长的年轻人提供了较好的就业机会。

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不断深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群众足球组织模式，逐渐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自80年代后期，如开发行政拨款外的经费来源、扶植群众自发组织等的探索性改革势在必行地拉开了序幕。

5.市场经济探索时期发展（1992—）

1992年中共十四大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并制定了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宏伟纲领。同年11月体育界召开“中山会议”提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现代体育运动发展规律，对原有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并提出由国家领导、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全民健身计划思想。这标志着我国体育改革进入了全面而深入的新阶段，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规政策对群众体育开展予以推动和保障，如1993年国家体委颁发“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1995年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1994年3月起国务院批准发行体育彩票，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为全民健身提供资金支撑[21]；1996年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加快公共体育场（馆）开放的通知》以推动全国公共体育场（馆）面向社会的开放。特别2009年10月1日施行的《全民健身条例》，作为我国第一部针对全民健身立法的“文件”，是群众体育向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迈进的里程碑[2]。

在此背景下，以1992年足球界召开“红山口”工作会议作为中国足球体制改革历史性转折点，1995年1月，国家体委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成立，但业务管理部门工作重点仍主要放在竞技足球水平的提高上。无疑，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探索性改革对人们参与足球运动的激发与鼓舞效应以及国际职业足球浪潮的推动，促使广大群众曾掀起了一个参与足球运动的高潮。但尤其进入90年代末，随着单位制改革深入，行业体育协会不断消失，虽然工会在开展职工足球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国家队成绩始终不理想以及而后职业联赛“假球、黑哨”等不良现象的出现，媒体舆论导向问题及城市化发展挤占足球场地设施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群众足球运动曾一度出现低谷。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家一系列全民健身法规政策出台，全民健身环境条件日益改善，个人健康及生活质量成为了人们的现实追求，尤其2002年我们“梦圆世界杯”后的惨淡出局，使广大足球爱好者对足球运动的理解逐渐趋于理性化，不在盲目狂热追捧竞技足球运动，而是开始注重自身对足球运动健身活动的参与。另外，随着社会改革发展，人们参与足球运动的组织模式越来越丰富和便利，例如，不仅有体育系统、单位、社区组织的足球活动，更有大量体育经纪公司、民间自发社会群体开展的足球赛事，在诸多良性因素的综合效应推动下，近年群众足球运动又焕发了蓬勃生机。当前，不但有全国层次的全国业余足球联赛和茵宝、Adidas、百事可乐等赞助的较大规模赛事，而且，各城市的市级、区级及各社区、单位的足球赛事也日益频繁，尤其可喜的是，涌现了大规模足球爱好者自发群体开展的“草根足球”现象，在北京、上海、大连、青岛、昆明、广州等足球基础较好的城市，尤其在节假日，足球运动健身的身影俨然成了一道城市风景。

总体而言，在当前社会转型、经济转轨背景下，自20世纪90年代初，意在寻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育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仍存在诸多待探讨的问题。这体现在群众足球运动方面，一方面直接形成了一些新的生长点与发展机遇，群众足球呈现了一定的蓬勃发展态势，但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例如，面对当前社会较大规模自发状态的足球运动群体现象，如何引导其走向健康规范化发展问题等。

3.3 足球发达国家群众性足球运动普及、启示及中外差距分析

3.3.1 足球发达国家足球运动普及概况

纵观世界足球强国，无论传统强国还是新崛起的新贵，均有着强大的群众性足球运动基础。尤其欧美足球发达国家，都有成熟的业余足球培训和比赛体系，业余足球的规范、健康发展是足球强国联赛和各级国家队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源[24]。在意大利，足球人口比例约占全国人口的40％，意大利足坛好比金字塔：甲级、乙级队各约20支、丙级队36支、丁级队54支、业余队几万支之多[25]。在德国，其足协主席 Egidius Braun说：“德国现有27 000个足球俱乐部，大多数是业余的，每到周末有15万支以上的队伍相互展开各种比赛”[33]。在英国，英国体育大臣在国际业余足球赛时说：“基层业余足球在英国非常重要，英格兰足球的灵魂是业余足球，业余球队数不胜数。现在所有的英超球队都是由业余足球俱乐部发展而来，而今大量的俱乐部仍保持着业余状态[24]”。在西班牙，足球号称第一体育运动，全国约拥有7万支业余球队，全国61％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个足球[26]。在巴西，无论在海滩上，还是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人们足球运动的身影，足球已成为一种文化象征[27]。

在美国，足球并不盛行，但据《今日美国报》20世纪80年代公布的数据，41％的美国家庭拥有一个足球，而在有孩子的美国家庭，有足球的比例更高达66％[32]。在日本，非常注重群众足球的普及。日本足协工作任务中，高水平选手集训、青少年培养和教练员培养这三大项工作必须建立在“普及”基础之上，普及工作包括组织建设、足球俱乐部建设、对基层组织的资金援助、社区足球开展等，如日本每年举办的家庭足球联赛，目的就是为足球爱好者及从未接触过足球的人营造一个接触体验、享受足球乐趣，参与足球运动的平台[3]。

3.3.2 足球发达国家群众性足球发展启示

1.英国政府的群众足球投资计划

2000年7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和英格兰主教练基冈对外界公布了一项旨在发展英国群众足球运动的投资计划。新的足球基础建设计划将耗资千万英镑，该计划主要是想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足球运动，为低级别联赛球队提供改进场（馆）设施的资金。经历欧洲杯惨败，高傲的英国绅士们不得不到法国佬那里拜佛求经后，狠抓青少年及整个业余足球运动。英格兰人视该计划为其足球复兴计划，超级联赛组委会、英格兰足总杯、英格兰运动协会和英国政府全都参与进来为该计划出钱出力。英国人为这笔投资进行了详细地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足球中心，新增设备将分给全国4万个业余俱乐部[28]。可见，足球运动是个系统工程，无疑，群众足球是其重要组成，各部分间良性互动是发展的关键；政府的重视与支持至关重要，利于引导社会各界对足球运动的参与支持。

2.国外社区足球发展启示

社区足球在我国只是近10年才逐渐兴起，但在国外却已有上百年历史，在英国最初的足球俱乐部只是一些在公园中踢球的朋友或同事组织起来的小团体，也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业余足球俱乐部，大多属于社区足球，发展至今，当初的一些小团体发展起来已完成了由小团体（业余社区足球）—半职业—职业—超级俱乐部的进化，但小团体仍大量地存在着，其数量远远多于职业足球团体[35]。从当前国外足球发展看，都非常重视营造社区的足球环境氛围，为了培养大众的足球意识，培育球迷市场，树立足球良好的社会形象等，各国的一般做法是以职业俱乐部为中心向周围社区辐射开展活动，通过协助社区青少年足球训练或参与、指导社区业余比赛等形式，营造社区足球与高水平职业足球的互动氛围[34]。可见，在当前我国社区文化建设及社区体育重点发展背景下，社区足球的培育发展意义深远。

3.“埃克塞特”现象启示

埃克塞特是一支来自英格兰边陲小镇德文郡的业余球队，2005年埃克塞特却因足总杯客场对曼联队的比赛让全英格兰肃然起敬，他们在老特拉福德五万多球迷的呐喊声中，以相对于他们“业余球队”头衔来说，不可思议的球技，最终以0∶0“逼平”红魔，而且，在整个比赛中，表现得更像英超豪门的确是埃克塞特[30]。“埃克塞特”现象可谓是足球发达国家的一个典型的缩影，是诸多可在比赛中有实力与职业豪门俱乐部抗衡的低级别联赛球队和业余球队的代表。“埃克塞特”象征着一个国家和地区足球普及基础力量之强大。“水涨才能船高”，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埃克塞特”就意味着没有坚实的基础，没有高水平的国家队。

4.国外业余足球管理机构设置启示

在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的组织机构中专门设置了业余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利用国际足联认为适宜的所有途径促进业余足球开展，根据专门规定组织和批准业余比赛；在足球发达国家，均设置了专门的业余足球管理机构及成熟的业余足球培训和比赛体系。在访谈昆明市足协秘书长李晋龙时说：“昆明之所以群众足球搞得好，与近年昆明没有自己职业足球的工作任务，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在群众足球发展上有很大关系”。可见，针对群众业余足球发展设置或明确专门的管理机构及专职人员，是国际足球发展的实践经验及大势所趋，也是引领当前我国群众足球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

3.3.3 我国群众足球与足球发达国家主要差距分析

1.在管理体制上，主管部门管理缺位现象较严重，发展群众足球的职责难以落实。业务主管部门虽然也提出了其在群众足球普及中的必要职责，但缺乏针对群众足球发展基本的规划及相关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对相关工作部门、人员缺乏具体明确的目标、任务要求。而在欧美足球强国基本都有专门的业余足球管理机构，对业余足球活动进行全面的组织指导、监督管理，如法国业余足球协会联盟是法国足协下属的全面负责业余足球的最高组织；意大利业余足球联盟全权领导管理各地区、各行业的非职业球队等。

2.在爱好者数量和质量方面，首先虽然我国足球爱好者总数不少，但踢球者占总人口的相对数量比例却非常小，这样不利于形成整体性社会足球氛围。据2006年国际足联的资料，特意将中国和英国作了对比：中国有13亿人口，但业余和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只有70.8万人；英国只有4 100万人口，但业余和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却有73.8万人，如表2，这些数据反映了我们的差距，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竞技足球落后的原因，同时也预示着我们足球发展的潜力。其次，从质量上看差距更加明显，我们的群众足球整体上处于真正的“业余”状态，而国外群众性业余足球普及水平却相当高，例如典型的“埃克塞特”现象。

3.从基层群众性足球组织化程度看，处于非常低的状态。据调查，有69.35％的足球爱好者对其所在城市群众足球组织化程度认为，处于“比较低或非常低”的状态，其中28.53％认为，处于“非常低”状态。就爱好者球队参赛组织途径而言，据调查如表3所示，虽然近年呈现了多元化的组织化发展态势，但大多数爱好者队伍仍处于自发组织参赛状态，缺乏较高层次的组织性及相关专业部门及人员的指导措施等。而在足球发达国家基层业余足球的组织网络非常发达，大多爱好者属于某个运作较规范的业余足球俱乐部的成员。

表2 部分重点足球城市与足球发达国家足球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情况一览表

表3 爱好者通常参与足球比赛组织形式情况一览表

3.4 我国城市群众足球运动发展策略分析

在回顾群众足球运动发展历程及探讨国外普及、启示与我们所存在主要差距基础上，通过专家访谈与归因思考，针对群众足球动态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问题，提出科学可行的发展对策以促进其发展。

3.4.1 深化对群众足球发展基本认识，明晰体育行政部门管理职能

首先，发挥思想观念先导性，深化对群众足球运动发展的认识。其一，要深化群众足球对于全民健身重要意义的认识。其二，深化群众足球对整个足球运动系统工程健康发展的认识。其次，在深化认识基础上抓落实，规范、强化对群众足球的管理职能，针对当前在群众足球管理上相关体育行政部门职责限定模糊、分工过于笼统，导致的有利益可图大家都想参与，没利可图大家互相推委的现象，即多头管理与管理缺位并存的不良现象，明晰相关体育行政部门角色职责，提升群众足球业务管理专门化、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3.4.2 提高政府及相关体育部门重视与投入，并加强政策法规制度建设

群众足球作为我国群众体育的组成部分，其公益性的基本性质要求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政府支持。提高政府及体育相关部门对群众足球的重视与投入，要求政府把主要精力和财力集中到公共服务上来，扩大和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的功能水平，缓解足球运动需求与供应不足的矛盾。体育行政部门应率先垂范，本着执政为民的思想，在尊重公民和社会组织基本权利前提下，以需求为导向，身体力行地倡导、落实为广大群众提供足球健身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同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即通过政策法规建设手段有效地规范、促进群众足球的调控管理与引导制度化水平。

3.4.3 加强足球协会及基层群众足球组织网络建设

足球协会应是沟通体育行政部门与群众的桥梁，健全、发挥足球协会作用是推进群众足球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改革深化，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应因势利导地调整定位，把对足球的管理权逐步过渡到足协，推进协会实体化、法制化进程，进而在根本上改变目前我国足球协会行政依附性强、机构独立性差、自我组织能力弱等问题，并健全群众足球专门管理机构及人员设置。同时，各市（地）应依据本地区群众足球实际情况，使足协切实承担起群众足球普及的职责，推进群众足球的自治功能与社会化进程。对于各级各类基层足球组织，应逐渐形成在各级足球协会协调管理与业务指导下，发挥各组织资源优势，以社会基层为依托健全覆盖面更广的组织保障。对于当前大量不具备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基层组织情况，可采取在体育主管部门备案的方式实施较规范化管理，初步解决基层群众足球组织与中上层核心管理组织断层问题，政府及体育主管部门应通过政策法规制度及经费等措施发挥其协调和激励机制等促进群众足球健康普及。

3.4.4 推进群众足球文化社会普及，激发爱好者主体意识

首先，针对爱好者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特点，应考虑利用高科技环境，为该群体建立高效率的足球信息交流平台，例如，完善、利用网络优势，由体育主管部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服务的足球信息网络交流与咨询平台，设置从国家到各级各类地方的交流咨询模块的链接，畅通爱好者的足球信息通道。这样既可实现对群众足球的宏观规模化监管与较高水平业务指导，又为爱好者提供了便捷经济即时性地获取各种高质量足球信息资源的途径，还利于形成规模效应，营造较大社会影响力，从而全面推进群众足球的商业化及社会化普及。其次，利用媒体的传播与舆论导向效应，使人们耳闻目染地感受足球运动的文化熏陶与高水平竞技足球的激发、榜样作用以及足球运动的价值意义，促进人们对足球运动认识理性化水平及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社会形象，最终促进人们参与足球运动主体意识的形成，使足球活动成为爱好者的一种内在需要，由“要我活动”变为“我要活动”。

3.4.5 优化群众足球运动基础环境条件

1.在改善场地设施方面，首先，要通过各种措施增加现有体育场地开放程度与利用率。其次，加强经济实用型公共足球场地设施建设。由于我国在场（馆）建设目标上侧重竞技大型场（馆），造成了服务于全民健身的公共体育场（馆）设施严重缺乏，应将体育基本建设经费主要用于建设分散在普通群众身边的经济实用的公共体育设施，改变我国体育场（馆）的不合理状况。第三，引导足球场地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坚持国家与社会共同兴办的方针，采取多种途径发挥社会力量资源，鼓励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人投资、捐赠等形式建设群众足球公共场地设施，兴办经营性的足球活动场（馆）。另外、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落实《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并颁布健全相关的政策法规制度，杜绝各类足球场地设施被挤占现象。

2.加强足球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与规范化管理。鉴于足球的集体项目性质及组织化、技术性要求较高，足球运动社会体育指导员通过有计划地定期组织人们开展足球活动，提供相应技术指导，并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利于推动群众足球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和竞技水平提高。因此，应促进社会各行各业足球管理者、体育教师、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足球运动骨干和热心于足球运动公益事业的人们利用业余时间，积极投入到群众足球的参与、组织、指导群体，充分利用现有人力资源推进发展。

3.4.6 积极发挥竞赛杠杆及赛事品牌示范榜样效应

比赛作为一种推广足球运动的形式，是吸引人们自觉参与足球动、增强健康投资的杠杆，同时，又兼具普及与提高的双重功能[8]。面临当前我国较大规模群众足球活动实践及旺盛需求，提升群众足球赛事发展水平及社会影响力、社会效益，无疑是当前的重要问题。首先，应建立全国性龙头赛事以起到引领、示范效应，自上而下带动各层次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其次，针对群众足球特点，应坚持大赛与小赛相结合，以小为主；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以分散为主的基本原则，促进各城市足协及各级各类基层组织不同级别、不同水平赛事开展。再者，应挖掘、树立具典范意义品牌赛事，并利用媒体宣传，发挥其品牌效应。此外，开展群众足球赛事既要讲求重在参与，更要提倡贵在坚持；既要激发兴趣，又要造成声势、形成习惯，并构建各种机会平台，营造群众足球与高水平专业、职业足球健康互动氛围。总之，群众足球赛事开展应首先在健身休闲上挖掘其价值，谋求拓展普及规模，逐渐形成覆盖全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需求的比赛组织体系，最终形成以赛事促发展，以发展促赛事的良性互动发展态势。

3.4.7 推进群众足球运动社区化、俱乐部化和产业化进程

首先，足球运动社区化以其就近、就便，贴近人们生活的特点，符合亲民、便民、利民原则和以社区为重点发展城市体育指示以及国外大众足球普及的经验启示。其次，基层群众足球俱乐部化是国外基层足球组织化发展经验所在，不仅利于基层球队及足球组织规范化管理，也利于国际交流。再者，体育健身娱乐市场发展是适应当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第三产业的大势所趋。当前，各体育中介市场组织逐步涉足群众足球运动经营服务，无疑，代表着群众足球组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方向之一，应挖掘、利用群众足球健身娱乐市场化潜力及市场机制推进其发展。

3.4.8 加强体育保险开发，降低爱好者和组织者后顾之忧

足球场上的意外伤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在尽可能减少意外伤害前提下，应做好最坏打算，以便意外发生后相关事宜的妥善处理，减少爱好者后顾之忧，同时也降低组织者风险，即需要保险介入。据调查，73.86％的爱好者认为，有必要在比赛中设置伤害保险机制。可见，大家多数能认识到意外伤害保险的意义。但遗憾的是，在调查中却发现，通常只有5.6％人为比赛特地投保。这一方面，说明大家的保险意识还不强；也由于目前国内保险对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运动限制太多，免赔条款较多，钱花了几乎是白扔，这让众多想投保人望而却步。可见，足球运动体育保险业务亟待开发。

4 结论

1.所谓群众足球运动，指广大群众利用业余时间，以足球运动为主要手段，以满足人们对足球运动的兴趣爱好、健身休闲娱乐、丰富文化生活等为主要目的而开展的群众体育社会实践活动。

2.总结近代中国足球的殊荣，与我国近代民间足球组织引领下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群众足球发展历程主要可划分为建国初期起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曲折发展、“文革”中的畸形发展、恢复发展与初步改革和市场经济探索期发展五个阶段。在建国初期较落后经济基础和较单纯思想文化基础上，足球运动虽不能体现满足爱好者个性需要特点，但在以群众体育为核心的环境机遇下得到较快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和“文革”畸形发展中，使人们认识到群众足球发展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不能完全被政治化；在恢复发展与初步改革期，群众足球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迅速，体现了社会力量生命力的旺盛；在当前随着改革深入，群众足球既呈现了迅速发展态势，也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

3.足球发达国家均是在群众足球普及工作方面非常好的国家，如“埃克塞特”现象、国外社区足球发展等给予我们的启示；我们与其主要在管理体制、爱好者质量、社会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4.群众足球运动发展策略主要包括深化对群众足球发展的认识，明晰体育行政部门管理职能；加强足球协会及基层组织网络建设；推进社区化、俱乐部化和产业化进程；加强体育保险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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