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凤娟

电影《时时刻刻》剧照

在这个高科技纵横全球的时代，文学和影视走向联姻已经是人们要求文化享受的必然结果。文学是一种经由文字传达于读者头脑的想象艺术，影视则是通过画面和音响作用于受众感官的视听艺术。如果说在文学里，人们从思想中获得形象，那么在影视里，人们则在形象中获得思想。在影视与文学的“合谋”中，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可以通过影视的改编和传播而获得更为广泛的受众和更为长久的艺术魅力，而一部好的影视也总能因为对经典作品的尊重与敬畏而获得一种浓厚的文学精神。电影《时时刻刻》对同名小说《时时刻刻》的改编就达到了这两种艺术互补的最优效果。美国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小说《时时刻刻》于1998年发表后，一举获得当年的“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与翌年的“普利策小说奖”，根据其改编的电影《时时刻刻》也于2002年被搬上银幕，夺得当年金球奖并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

迈克尔·坎宁安的小说《时时刻刻》以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达洛卫夫人》为蓝本，描述了三位女主人公一天中各自的经历：1923年的一天，由于间歇性精神疾病而被丈夫带到伦敦市郊的里士满进行长期休养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始构思创作其小说《达洛卫夫人》，同时饱受自己的神经衰弱的折磨；1949年的一天，洛杉矶的一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劳拉·布朗，身怀六甲，正在阅读《达洛卫夫人》，并试图从琐碎的家庭生活中隐匿；20世纪末的一天，被朋友戏称为“达洛卫夫人”的纽约女编辑克拉丽莎·沃恩，在为好友理查德筹办颁奖晚会，却意外目睹了他的自杀。这三个女人表面上看似没有任何联系，却因为一本《达洛卫夫人》而联系在一起，共同谱写了一部女性生存状态的文字交响曲。

影片《时时刻刻》在最大限度地尊重原作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影视艺术能够将空间与时间同时诉诸于官能的优势，形象生动地深化了小说的各种主题，并用电影的现代剪辑手段巧妙地表达出小说的非线性叙述结构。以往论者多从小说《时时刻刻》或电影《时时刻刻》的主题、艺术技巧、意象分析等方面加以探讨，而本文拟从小说《时时刻刻》和电影《时时刻刻》的相互阐发中，追寻其中同性恋倾向背后的深层内涵。

无论是小说还是影片，《时时刻刻》一直被单纯地冠以“同性恋”作品的帽子。小说《时时刻刻》中的确有同性亲吻的文字描述，而同名电影中也出现了三位女主人公与其他女性深情亲吻的镜头，但是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它是不是同性恋作品，而要透过这种文字表述和画面展示来思考其中女同性恋倾向的隐含意义。

20世纪末的纽约，被朋友戏称为“达洛卫夫人”的女编辑克拉丽莎·沃恩与同性恋女友萨利住在纽约市威斯特村一幢二层楼的带花园的大住宅里，还有一个靠人工受精生育的女儿。但是她也常年照顾着自己年轻时的恋人理查德，事实上，在理查德没有自杀之前，克拉丽莎的生活重心几乎全是放在理查德身上的。她每天都来看他，关注他的日常生活，这一点在小说中和影片中都有大量的表现。而通过小说中克拉丽莎对年轻时与理查德的相爱时光的多次回忆，可以看出，克拉丽莎虽然十八年来与同性恋伴侣萨利一直生活在一起，但是她却并不快乐，“眼下的这种生活令她意识到，她所有的哀伤和孤独，以及整个这个由哀伤、孤独搭建起来的吱嘎作响的绞架，皆源于自己虚妄地生活在这套住房里，生活在这些人为购来的享乐品中……”[1](P76)。而每每回忆起和理查德待在一起的时光，她觉得那些时刻才是真正幸福的时刻。

同样，在影片中，克拉丽莎与女儿谈话时说自己只有和理查德在一起时，才感觉到是在生活着。可以说，自始至终克拉丽莎都没能从与理查德的爱情中走出来。克拉丽莎对理查德的爱，使她自己常常感到困惑和无奈，这一点在影片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由梅丽尔·斯特里普扮演的克拉丽莎，在与理查德昔日的同性恋男友路易斯见面后，在厨房情绪失控，泣不成声地诉说自己就像生活在牢笼之中，她甚至觉得有点委屈，因为这些年来，是自己一直在照顾着身患艾滋病的理查德，而曾经真正和理查德生活在一起的人却是路易斯，她则仅仅拥有一个夏天的回忆。可见，她对自己与理查德的爱情始终怀着一种遗憾。倒是萨利一直给予她支持，在影片中，克拉丽莎与理查德的母亲谈过话之后，很失落地回到了卧室，而在收拾厨房的萨利见状便立即放下手头的东西，赶过去对她加以安慰，就在这个镜头，克拉丽莎与萨利进行了深情地亲吻。关于她们的亲吻，在小说文本中也有相关描述。虽然她们是生活伙伴，但是此刻这个吻不带任何情欲的成分，而更多的是理解和安慰。

通过克拉丽莎的生存境况，坎宁安试图告诉我们，尽管克拉丽莎成为一个经济独立、事业成功的女性，但是这种由自己的才能带来的物质富足仍然不能带来心里的宽慰。而女同性恋的生活显然也并没有让她得到感情的满足和身心的解放，激进女权主义者约翰斯顿说：“女性主义本质上是声势浩大的控诉，女同性恋主义是出路……除非所有的女性都是女同性恋者，否则没有真正的政治革命。”[2]生活在同性恋较为普遍的时代，克拉丽莎难免会受到一些激进女同性恋主义者的影响，还借精子生育了一个女儿，但是被剥夺了父爱的女儿看不起她，跟她的关系也算不上亲密，对此，克拉丽莎也经常自责和痛苦。而且她自己也更为重视与异性恋人理查德的爱情，所以，可以说克拉丽莎不是一个彻底的女同性恋者。在这里，坎宁安通过对克拉丽莎在同性恋方面的难以彻底，表达了对某些激进女权主义行为的质疑，因为激进女权主义者把女同性恋主义当做颠覆父权制社会文化秩序的一种方式，指出解决男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是靠女性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独立，但是这种试图游离出男权社会的行为将异性恋全盘否定，违反了人类的自然属性，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的，正如克拉丽莎虽然通过人工授精生育了一个女儿，但提供精子的仍然是男性。无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措施如何激进，自然规律都是不可忤逆的。

在小说中的伍尔夫章节，姐姐凡妮莎带着孩子们来到里士满看望伍尔夫，当她们姐妹俩坐在厨房里喝茶时，女仆耐莉拿着被伍尔夫逼着去伦敦买的茶叶和生姜，怒气冲冲而又得意扬扬地赶回来了，在耐莉与凡妮莎打过招呼转身离开之后，“弗吉尼亚探过身子，在凡妮莎的嘴上吻了一下，尽管这根本不是她俩的习惯。这是一个纯洁的吻，纯洁的很；然而此刻，在这间厨房里，背着耐莉，这个吻堪称一切欢愉中最甜蜜、最违禁的。凡妮莎回吻了弗吉尼亚。”(1)[1](P132)这个吻带给伍尔夫一种强烈的满足和极大的幸福感。我们知道，耐莉代表着父权制社会中传统女子的典型，而且愚昧的她还站在男权社会的立场上反对伍尔夫。看着耐莉因为被逼着去了伦敦而怒气冲冲且又无可奈何的样子，伍尔夫觉得有一种无法言传的快乐，而对姐姐的那个吻，更是充满了对耐莉所认可的男权社会对女性所制定的规行操守的挑衅和叛逆。而在影片中，伍尔夫与姐姐凡妮莎的吻出现在她们的分别之际，之后伍尔夫用期待被认可的口气询问姐姐对自己病情的看法。虽然影片在此处与小说中的情节并不相符，但是这个吻同样表达了伍尔夫在精神上欲得到姐姐认同的深刻愿望。因为住在里士满疗养并不是伍尔夫的心愿，而且她一直受制于医生的监管，觉得自己处在一种被禁锢的生活状态中。伍尔夫生活的那个社会仍然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医生可谓父权制社会的一种代表性权威。而女性不过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在男性面前没有话语权，只能将自身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诉诸于有相似经历的同性，并从同性那里获取安慰，如此一来，女性之间就会产生一种相互依赖和支持的特殊感情，这种感情超越了一般的友情，包含着对自身经历的认同和对父权制文化共同的对抗。

此外，根据后现代互文性戏仿的特征，“作者直接采用现存文学现象的名称和特点，就是既承认这些人物的业已存在，承认他为人所熟知的表征，同时又建立一个独立的参考体系。”[3](P90)坎宁安在《时时刻刻》中对英国意识流作家伍尔夫进行了传记式的戏仿，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伍尔夫自然具备英国作家伍尔夫传记中的某些特征。而根据英国作家伍尔夫的传记，可以知道伍尔夫的确有同性恋倾向，并曾和多位女性朋友关系暧昧。而她的这种同性恋倾向与小时候所受的同父异母哥哥们的性侵犯不无关系。在她六岁的时候，她的异母哥哥杰拉尔德·达克沃思就曾探触过她的私处，那种羞耻感使她终生害怕照镜子，而且以后凡是有关自己身体的事情，都会引发她内心的罪孽感。在小说《时时刻刻》中，坎宁安描写了伍尔夫起床后洗脸的情景，洗脸的水池上方挂着一面椭圆形的镜子，但她不允许自己去照，“镜子这东西很危险；有时它会让她看到自己带着与她躯体相配的晦暗的神情，还是一样的形象，但却站在那后面，以猪一般的眼睛瞅着她，悄无声息地呼出湿漉漉的气息。”[1](P21)伍尔夫的这种羞耻感和罪恶感在影片中也被微妙地表达出来，伍尔夫起床后并不正对着镜子梳头，而在她洗脸时，无意识地从脸盆上方的镜子中看到自己，她的眼神和急促的呼吸声都显出了对自己的一种难以名状的嫌恶。伍尔夫的另一位异母哥哥乔治·达克沃思则趁父亲病重，装扮成慈爱宽厚的兄长，多次对伍尔夫进行性侵犯。“由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虚伪的道德习俗，尽管乔治行为不轨，伍尔夫却只能噤口不言，以免自己的纯洁性受到指责。”[4](P64)达克沃思兄弟对伍尔夫的性侵犯极大地危害了她的心理健康，甚至对她的精神病的发作也有影响，严重毁损了她的人生。伍尔夫后来对结婚的犹豫态度及其婚姻生活中的缺陷，还有她对异性亲密关系的恐惧以及对同性友情的向往等都与此脱不了干系。

早年的种种性屈辱体验，成为作家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在她眼中，达克沃思兄弟不仅代表着男性霸权社会的压迫，而且体现了男性的傲慢虚荣以及强烈的权力欲与统治欲，因为他们在家中以兄长的身份将上层社会的规则强加于凡妮莎和伍尔夫。乔治统治家庭的这段日子被伍尔夫称为“希腊奴隶的岁月”，在这段日子里，凡妮莎经常作为她的同盟来反抗达克沃思兄弟对她们的压制，所以凡妮莎可谓是伍尔夫最有力的援助和最亲密的伙伴。在她们加入布卢姆斯伯里集团之后，该团体思想自由的原则使她们蔑视一切陈规陋习，这很大程度上是对乔治所代表的男权社会对她们的束缚的一种反抗。所以，当凡妮莎意识到伍尔夫试图通过与自己接吻向耐莉所认可的男权社会挑衅时，她也回吻了伍尔夫。

在劳拉篇章中，也出现了同性相吻的情景。当邻居基蒂向劳拉诉说自己的病情时，劳拉心中充满了哀伤和柔情，主动把基蒂拥进怀里，并产生了一种男人拥抱女人的感觉。劳拉先是不由自主地但又并非刻意地久久亲吻基蒂的额头，然后抬起头来，“此时，两人嘴唇相碰。她俩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们口对着口，嘴唇轻轻碰在一起，但并不完全在接吻。”[5]同样，在电影中，劳拉也用类似的方式亲吻了基蒂。她们都是父权制社会中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女性，都承受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这个吻，就像萨利与克拉丽莎的吻以及伍尔夫与凡妮莎的吻，更多地包含着对同性所受痛苦的理解和安慰，因为女性之间的这种感情不同于与男人的爱情，这种感情纯洁又忠诚，而且是保护性的。

由以上讨论可知，尽管伍尔夫和劳拉都有或多或少的同性恋倾向，但是她们都并非真正的同性恋者，事实上，伍尔夫一生虽与多个女性关系特殊，但是她和丈夫伦纳德感情更为深厚，连她自己在给伦纳德的遗书中也强调“我不认为有哪两个人能比我们过去更幸福”；劳拉虽然亲吻了基蒂，但是她同时也以较为隐晦的方式爱着自己的丈夫丹；而克拉丽莎虽然过着同性恋的生活，但是内心里仍然时刻缅怀异性恋的美好。所以，从严格意义来说，这三位女主人公都是双性恋者。坎宁安在小说中对她们这种恋爱倾向的塑造，有意无意地与现实中的作家伍尔夫在文章《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的“双性同体说”相吻合：“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6](P120)根据这种设想，一个人一定得是女人男性或是男人女性，且只有在打破男女性别区分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超越矛盾的和谐社会。伍尔夫的这种设想突破了长久以来的男女二元对立说，是对两性和谐统一的一种向往。小说版本和影片版本的《时时刻刻》都通过描写或展示女主人公伍尔夫和劳拉在各自异性生活中的同性恋倾向与同性恋者克拉丽莎对异性恋人的迷恋，暗合了现实中的作家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说”思想，表达了与作家伍尔夫相似的、建立和谐统一的两性关系的美好愿望。另外，通过对克拉丽莎同性恋行为的塑造，这两个版本的《时时刻刻》都委婉向读者传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试图通过激进女同性恋主义来颠覆父权制社会秩序，仍然难以突破女性主义发展的瓶颈。

注释：

(1) 这一句话中的“弗吉尼亚”即小说《时时刻刻》中的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

[1]（美）迈克尔·坎宁安:时时刻刻[M].刘新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2]邱小轻.论迈克尔·坎宁安的《时时刻刻》对女性主体性的建构[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6）.

[3]（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4]伍厚凯.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5]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M].巫漪云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6]（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7]（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M].伍厚凯，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8]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9]乔继堂等.伍尔芙随笔全集[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