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童 强

一

士人是中国古代特殊的阶层，他们精通儒家经典，在朝廷里做官，被称之为士儒或者儒士。一般情况下，我们很少将他们与艺术家联系起来，但他们常常又是诗人、画家、书法家或者音乐家。

士儒与艺术家很少联系起来的原因，在于“艺术家”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一个群体或者阶层，我们只是看到会写诗文的官员、擅长书法的长官、懂得绘画的地方官，或者上古时代作为重要官员的宫廷乐师等等。诗人、画家、书家通常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官员，当然，也可能不做官。但即使不做官，他们也大多受过教育。隋唐之前他们是士族阶层，唐宋以后，他们大多参加过科举考试，即使不做官，也有不同于普通人的身份。(1)一般艺人有隶属于官府的，有纯属民间的。民间艺人，如歌唱家、舞者、杂耍艺人、魔术师等，有着相对独立的身份，与官府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才艺出众，会受到很大的欢迎。

古人谈论诗文写作，品评绘画与书法，还讨论音乐、戏曲，但似乎并没有出现类似于“艺术”这样的概念。这多少意味着古人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把诗歌、音乐、戏剧、绘画、雕塑、建筑等总括在一起加以考察。“艺术”、“艺术家”不仅是外来词，而且还是基于西方文化状况的概括，它与中国古代的文化状况有切合、也有不尽切合之处。

古代的诗人、作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朝廷的官员，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古代的官员通常都会写诗，特别是唐代以后。从唐代开始，科举考试的内容包括了诗歌写作，因此由进士考试而进入仕途的官员，至少都会按照格律写诗。如果仅仅把会写诗当做诗人的标准，并把他们归入艺术家的范畴中，那么古代艺术家的数量相当巨大。

不过，人数虽然不少，但艺术家的身份并没有完全独立。当时人们提到一位诗人，或者说一位会写诗的官员时，首先提及的不是他作为诗人，而是他的职位、官阶。杜甫、高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都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文学家，又都是官员。杜甫有一个“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虚衔，实际的官职很低；高适做到了西川节度使，在唐代著名诗人中官位最为显达；韩愈官至吏部侍郎；刘、柳都与当时主张革新的王叔文集团有关。五代人编写《旧唐书》时，毫不犹豫地将韩、柳等人作为重要的官员归在“列传”当中，而把杜甫放在了“文苑传”中。这并不是《旧唐书》一家的做法，它代表了中国古代普遍的态度。在古代，如果一位诗人没有做上官，那么即使创作成就很大，似乎也无法补偿他在功名上的缺憾。实际上如李白、杜甫这样在诗坛上夺目的巨星，一生中也始终不忘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是古代权力与文化一元特征在艺术家身上的反映。时至今日，我们对于杰出的艺术家，如果不让他担任一定级别的官职，就总有些说不过去的意思；我们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担任更高职位的艺术家，其艺术成就似乎也更大。诗歌、艺术尚未能在整个社会评价体系中获得独立的价值，诗人、艺术家也无法摆脱官本位而实现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

二

中国传统艺术家往往具有官员的身份，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创作很自然地呈现两种倾向，一是服务于朝廷政治和道德教化；二是抒发个人的情志。

儒家的宗旨就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它是要帮助君主推行教化，促进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护。因此，中国传统艺术始终担负着道德教育、引导的作用。古人认为，最具有教化功能的艺术是音乐与诗。

《山水画册之八》 八大山人

诗歌直接服务于政治的作用也相当有限。诗人作为官员，常常要为朝廷郊庙祭祀写作诗歌，或者写作汉赋一类的作品歌颂王朝的伟大、京城的壮丽，或者在特定的场合时节根据皇帝的旨意写作“应制诗”等等，就诗歌艺术或就诗坛而言，这些诗歌通常都不是最重要的作品。大多数情况下，诗歌、音乐、书画等创作活动只是传统士大夫自身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艺术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直接或间接的写照。

士人有着传统儒学塑造起来的理想，这就是政治上的成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入仕途，求得功名，是每位士人理所当然的选择。尽管世道凶险，他们会辞官隐居；尽管在入世出世、做官归隐之间，他们会有徘徊，但不论怎样，其他的行业、手工、技艺，包括艺术都不会成为他们人生的首选。

不过，做了官以后，他们就很愿意把文学艺术创作作为自己官场生涯的互补。不论得意或失意，他们都可能会通过诗文书画表达自己的情感，传达自己内心世界的活动。这样，诗文书画，大体上就收缩成为士大夫的诗文书画。在他们的圈子中，诗歌成为一种通行的语言，诗歌写作是最基本的文化活动。在与同僚故旧、亲朋好友的交往中，他们常常用诗的形式迎来送往、贺喜吊问。他们在相互唱和之中，切磋诗艺，彼此欣赏，又相互竞争。这种竞争促使了唐代以后诗坛文坛中各门各派的出现。

除了诗文写作，经史研读、书法、绘画、琴艺、棋艺以及金石字画古籍的品鉴收藏等，都可能成为士人富有情趣的生活环节。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士人（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并且真正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所以，中国士大夫的艺术，确实是其人生的艺术，并且只有结合他们的具体生活内容，才能看出这些文化艺术活动自身的意义。

经史子集、琴棋书画，这些不同艺术形式在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总是保持着整体性、高度的关联性，这是中国艺术区别西方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中国传统时代的画家而言，绘画并不是一种单独的、可以分离的艺术活动，而是与诗文修养、书法功底相辅相成的创作。除了书法运笔基础、对纸墨特性的领悟等直接影响到中国画的创作之外，绘画完成之后，不论是山水，还是花鸟，画家大多会落款。落款本来就是画家在自己的作品上签名，就像迪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在一个现成品上签上“R. Mutt 1917”一样，但中国绘画的落款由于与文学的亲密关系而变得异常复杂。画家大多具有相当的文学修养，款识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为作文，有时是一段兴味盎然的短文，有时还会是意味隽永的题画诗。诗可以是自己创作，也可以是抄录他人的作品，而题画诗是中国诗歌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题材。自己的绘画作品当然是自己落款，有时也请其他画家、诗人、鉴赏家在画上题写各种文字。鉴赏力越强，诗名越高，那么经他题诗、序跋的画作自然越是增色。书法、钤印都是作为绘画内容的一部分，与画中形象构成了一个整体。文章大家、著名诗人、收藏名家常常会在自己收藏或欣赏过的画上题跋。诗画结合，增加了整个欣赏过程的兴味。

诗、画相通，书、画一体。书法与绘画相辅相成，并在士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公文、书信、便笺、计账等都需要书写，而书法作品则用于匾额、楹联、题壁、摩崖等许多场合。书写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往往重合在一起，使得士人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很难区分是一种实用的行为，还是一种艺术的欣赏。如果一位官员（诗人）收到另一官员的私人信函，那很可能是在一种特制的信笺上用清秀的书法书写的一首诗，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国防和军队改革中，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成立，以及地区联勤保障中心的逐步建立，为完善新时代一体化联合作战装备保障体制机制提供了重要支撑。

音乐在士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音乐走出庙堂之外，在个人的生活空间中，显得更为多样、灵活，与内心世界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孔子热爱音乐，而且能够弹奏琴瑟，所谓“取瑟而歌”，他的弟子曾晳也能鼓瑟。《论语》中记载了孔子与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在一起谈论各人志向的场景。谈论的过程中，曾晳一直在弹奏瑟。当孔子问到曾晳时，曾晳“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然后回答。显然，孔子无论是独处时，还是与弟子们交流时，常常都有音乐陪伴在左右，仅此即可说明春秋时代的士人在生活中对音乐有相当高的要求。

不难看出，诗文、书画、音乐等艺术形态相互联系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时代士人日常生活中的组成部分，艺术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内容。一般说来，这些士人，作为艺术家大多是非职业化的，即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以官员俸禄或者做教师谋生，而不是首先靠艺术谋生。尽管存在出售书画、代刻印章等情况，如唐代韩愈为人写墓志而有相当的收入，清代郑板桥的画作都有明码标价的“润格”，[1]（P184）但就整个艺术领域而言，这种职业化的规模比较有限，艺术的核心领域并没有出现高度职业化的艺术家，书法、绘画、音乐等往往都是作为士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

中国艺术，不论是书法、绘画，还是诗歌、音乐，在本质上只是士人精神世界、内心情感的表达，而不是随意外售给他人的东西。理论上讲，它们只是留给自己以及自己的朋友、知己欣赏的。在中国传统艺术家看来，艺术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知音、欣赏者的领会，艺术家感激这种领会，因为艺术正是在这种领会之中实现了艺术自身，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与作品的任何标价以及试图标价无关。所以，从艺术与人的本质关系来说，中国艺术进入了最高境界，艺术仅仅就是它自己，它拒绝被任何不相关的东西绑架。

三

当然，传统艺术作为古代士人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时，很容易转变成一种孤芳自赏式的东西。而从某些方面来看，西方艺术进程多少避免了这种状态。

西罗马衰落之后，西方艺术的发展主要依赖基督教。基督教起初并不重视艺术，后来意识到了艺术对于那些不识字的信徒而言意义重大时，才开始强调艺术在扩大基督教影响力中的作用。艺术随着基督教的扩张而迅速成长，而且其规模难以想象。从1180年到1270年，仅在法国就兴建了80座天主教堂，大约500座修道院（修道院中也建有教堂），以及大量的教区教堂。[2]（P513）这意味着什么？每个教堂都有不同的建筑设计；许多教堂内外都有精美的雕塑，内部还有大量的绘画装饰，夏特尔大教堂至少有8000个绘制或雕刻的形象；[3]（P201）后来的大教堂又用彩色玻璃画装饰；各个修道院珍藏着配有各种精美插图的豪华手抄本；教堂还珍藏着大量的金银圣器，等等。这不仅意味着当时只有1800万人口的法国惊人的财富投入，更意味着欧洲巨大的艺术创造力的投入。整个中世纪，宗教和世俗形成了一股持续不断的艺术市场的需求，推动了难以估量的艺术创造活动。这一长期的艺术积累又成就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教会大量兴建教堂，催生了建筑以及雕塑、绘画等艺术市场的兴盛，促进了艺术家由于相互竞争而带来的技艺的提高，随后出现的透视、明暗、色彩、构图、人体解剖、人物心理的表现等各种技能与知识，大大提高了造型艺术的表现力。随着王公贵族、君主对绘画、雕塑的兴趣，艺术家在整个世俗领域开辟了自己的市场，他们从教会、君王的庇护下解放出来，在艺术的创造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乔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艺术家的社会地位。艺术家差不多成了天才的代名词；而艺术也差不多成了天才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种局面的出现，基于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批评家的贡献。在艺术品像商品一样被交换的背后，需要有一批批与官府无甚关联的哲学家、美学家、艺术理论家将所有具体的、分散的创作实践抽象为一种高尚的艺术、艺术活动，将绘画与舞蹈，将音乐与建筑，将雕塑与戏剧，甚至时装、化妆、烹饪都归结为一种东西——艺术，并且揭示艺术的真理性、核心价值以及艺术在整个人生、社会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伟大意义。只有在哲学当中，艺术才可能持久地作为一种商品；而只有成功地作为一种商品，艺术才可能找到自己的哲学。艺术只有在作为一种商品的同时又不是商品，它才能永存下去。

另一方面就是艺术家自己的贡献，这一贡献并不是指他为艺术史增添了一幅杰作（这当然是贡献），而是说，他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了艺术家。或者说，他劳作一生，终于使世人通过他一生的劳作，看到了什么样的所作所为可以称之为艺术家。

一个从事艺术的人，并不必然地就是艺术家。在乔托之前，人们提到艺术家绝非如现代人所理解的那样。在欧洲艺术史上，实际上是那些不断出现的杰出人物成就了艺术家这个概念，成就了艺术家这样一种独特的群体。以至于现代人们很容易就从街头卖画的青年，或者地铁口拉提琴的人身上辨认出艺术家的气质与特征。艺术家像基督徒一样，是一种独特类型的人。

这种特殊并非是因为他们绘画、雕塑或者音乐、戏剧方面的非凡才能，并非是因为他们超凡的相象力，也并非是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富有激情，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认为这些才能、天赋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在于作为艺术家，他们是一类精神卓越的人，能够通过艺术看清世界的本质。

叔本华认为，考察这个世界唯一真正本质的东西，即理念、自在之物的任务，只能由艺术来完成。他说：“艺术，就是天才的任务。艺术复制着由纯粹观审而掌握的永恒理念，复制着世界一切现象中本质的和常驻的东西；而各按用以复制的材料是什么，可以是造型艺术，是文艺或音乐。艺术的唯一源泉就是对理念的认识，它唯一的目标就是传达这一认识。”[4]（P258）

叔本华认为，艺术的认识与科学的认识不同，艺术，是通过完全沉浸在对象的纯粹观照之中来掌握对象本质的方法，而天才的本质就在于他具备卓越的观照能力。

天才把自己引向伟大的艺术无异于圣徒将自身引向上帝，基督教精神性的成长为后来艺术的精神性探索储备了丰富的知识与经验。艺术家由此受到启发，确立了自身伟大的使命，叔本华接着说：“天才的性能……是最完美的客观性，也就是精神的客观方向，和主观的、指向本人亦即指向意志的方向相反。因此，天才的性能就是立于纯粹直观地位的本领，在直观中遗忘自己，而使原来服务于意志的认识现在摆脱这种劳役，即是说完全不在自己的兴趣、意欲和目的上着眼，从而一时完全撤销了自己的人格，以便留存下保持认识的纯粹主体、明亮的世界眼。”[4]（P259-260）艺术不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性情，为了自己个人的生活，也不再是自己个人情感的表达和再现，它成为一项伟大的事业，有如科学、有如哲学一样，它是为了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的人而努力。此时，艺术家，或者说天才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忘掉了自我，所谓“一时撤销了自己的人格”，他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愉悦，不是个人的冷暖，而是看起来在他之外、遥不可及的东西。他成为能够反映这个世界本质的一面镜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孔子具有宗教家、艺术家的情怀。《庄子·大宗师》中说：“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要看到的，古人多半是看到了。

中国的文化中并没有特别意识到真理是隐秘的，大自然存在着有待揭示的奥秘。在多数情况下，“理”，如同四季轮转、昼夜交替一样是显而易见的。但西方文化不同，由于中世纪对神的理性的坚定信念，而认为“每一种细微的事物都受到神视的监督并被置于一种秩序之中”，“每一细微的事物都可以用完全肯定的方式和它的前提联系起来，并且联系的方式也体现了一般原则”。但这些原则、因果、方式、秩序等都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隐藏在事物的背后，“有一个秘密存在，而且这个秘密是可以揭穿的”。这种信念是西方科学兴起的基本前提。让这种信念成为普遍的思想风尚，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巨大贡献。中世纪在知识、信念的准备上为现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长期的训练。[5]（P12-13）

正因为认识到宇宙存在着一个伟大的秩序，有一个深刻的奥秘，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着需要揭示的客观规律，因此科学、艺术、哲学，甚至神学尽管认识的路径方法有所不同，但都肩负着同样的伟大使命。艺术这才可能脱离个人的日常视野而进入到神圣伟大的领域，它成为一系列不断探索的过程，不仅是技巧上的发展，而且更是认识上的进步。

正因此，艺术天才的某些疯狂或怪癖往往得到思想家、哲学家的宽容。与社会上精明人士相比，他们显得笨拙，但这不是他们的缺陷，反而是他们作为艺术家的鲜明特征。叔本华说得好，一个聪明人，当其精明之时，就不是天才；一个天才，当其天才时，就不会精明。因为，天才大多不会从自己的现实利益出发而考虑自己获利，他们能够不计功利地观察，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当中。正是这种癫狂、笨拙，他们时常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他们深感孤独。他们不精于生计，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陷入一片混乱。他们有着强烈的内在驱动，执着于自己的事业，甚至放弃了现实当中许多的快乐，为了一个在常人看来多半是不可思议的追求，为了艺术，他们毁灭自己。所以，叔本华说，天才在本质上具有殉道精神。[4]（P267）

注释：

（1）如八大山人（1626-1705），早年出家为僧，中年后还俗，以卖画为生。一生看似与政治无缘，但作为明宁王朱权的后裔，身处明清更迭之际，身份尤为特殊。

[1]郑板桥.板桥润格[M]//郑板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法）米歇尔·索托等.法国文化史（I）[M].杨剑，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法）热尔曼·巴赞.艺术史：史前至现代[M].刘明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4]（德）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

[5]（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何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