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中国医药科学》记者 詹洪春 王光跃

在北京繁华的核心地带，距北二环路数百米之遥，有一处林木植被茂密葱郁、数十米高的小山包；周围有曲曲弯弯，架在流觞明渠上的小桥，还有随微风起皱、亭影倒映、清澈见底的微型湖泊……这是一座老北京常见的那种灰色基调、古朴厚重，并与现代时尚元素建筑和谐共存的幽静的大院。

这里，便是享誉世界的“中国手外科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澍寰教授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积水潭医院。

2010年12月8日，是一个冬阳欢愉、温暖舒适，令人惬意的日子。这天上午9时，记者见到了慕名已久的王澍寰院士。他虽然年已八旬有六，却西裤革履，面色红润，双目深邃有神。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尽管鬓发染霜，但难掩英俊帅气的王澍寰院士，思维缜密、谈吐顺畅，言行儒雅……

垒土之基

1924年出生于北京的王澍寰，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从此开启了他踏入医学殿堂的大门。

1948年，王澍寰读完了医学系的课程，当时，学校规定学生可以自己找实习医院，而那时北平的中央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名医如云，声名远播，是王澍寰心仪已久的医院。那一年，该院外科只招收两名实习医生。在众多的申请者中，时任该院院长的钟惠澜先生慧眼识珠，从此，王澍寰开始了他外科医生的职业生涯。

临床实习阶段是临床医生从 “士兵”到“将军”的“列兵时期”，要在机械重复性劳动中打磨基本功，锻炼意志、培育职业性格。实习医生 “全天候”值班。白天接诊患者、跟班手术、化验检查，晚上还要整理病历、做实习笔记。求知若渴的王澍寰经常工作到凌晨，没有过过一个完整的休息日。凭着他的刻苦努力，两年的实习结束后，王澍寰如愿以偿地被留院工作。

接下来，王澍寰进入了职业生涯中的“住院医生”阶段。住院医生是医学工作者漫长从医道路上，其知识、技能能否扎实有力地迈出的第一步。王澍寰深知，作为外科住院医生，不但要积累大量的临床经验，训练手术技术，而且更要丰富各方面的理论知识。他把接诊的每一位患者都看作是对知识、技能的一次考核。他认真检查、分析、判断，细致入微地进行术前、术中对照，术后则密切观察。他经常暗自提醒自己，外科医生不是手术匠，光手术做得漂亮不行，还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积淀。深知自己一刻也不能懈怠的他，每天五点起床看文献、写笔记、描绘图谱，并一以贯之地将这种习惯坚持了几十年，直到今天。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百尺高台，起于垒土。”纵观所有在任何领域有所建树的人，无不有着一段和王澍寰院士大同小异的修学之路和奋斗历程。而这种历练，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十分宝贵的人生财富。因此，回忆起年轻时这段经历，王澍寰至今仍感到十分庆幸。他说：“我一生之所以能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情，与其说是自己有理想抱负，倒不如说是在中央医院养成的习惯起了主要作用。一个人由懒散变勤奋固然不易，但由勤奋变懒散也很难。初到医院工作时培养起来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奠定了我一生事业的基础……”

行路之艰

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后，随着各行各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手外伤患者也在不断增加。北京积水潭医院领导经过认真分析和考证，做出了在积水潭医院建立手外科的决定。手外科主任需要一位既通晓骨科又熟悉整形外科，而且还必须能够吃苦、勇于进取的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时年34岁、已在该院工作的王澍寰进入了院领导的视线。

初当大任的王澍寰深知，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手受伤的机会最多，而作为一名手外科大夫，让失去双手的患者恢复劳动能力，是自己的天职。同时，王澍寰在当时还有一个更为豪迈的志向——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应该建立起自己的手外科！由此，他坚定了信心，不但一定要把手外科建立起来，而且还一定要做出成绩。就这样，1959年，王澍寰在中国大陆既无先例、也无权威的情况下，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医、教、研结合，高起点、高标准的手外科专业！

回忆起那段火红的岁月，王澍寰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在国内，既找不到一本手外科杂志，更无处观摩学习。我所能查阅到的，只是一本1945年美国出版的《手部创伤的修复》资料。而且，那时不但专业技术人员紧张，手外伤患者却非常多，又大多为急诊，有时一天要连做七八台手术。在显微镜底下做手术，还得精神高度集中，屏住呼吸不能喘气。因为在手术过程中，如果你稍微喘点儿气，刀口、针线就不知道偏哪里去啦！这样一天赶手术赶下来，就会让你非常疲惫。那个时候，科里的病床迅速从十几张、二十几张，增加到五十多张。因为现实需要，还容不得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深入学习，只能在以往骨科、整形外科的基础上，边干边学边摸索……”

王澍寰接着介绍说，为了一个病例，他和科里的同事往往得对着图谱、精细检查、认真琢磨，在许多病例书上找不到，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处理。

俗话说，十指连心。手外伤的疼痛往往让患者难以忍受，而患者痛苦的呻吟，常常使王澍寰彻夜难眠。他当时认为，手主要有运动和感觉两大功能。要做好手外科，必须充分掌握手各种功能的奥秘；而外科医生对于人肢体功能的认知，必须以解剖为基础。功能解剖是开启手外科科学殿堂的“金钥匙”，因此必须在功能解剖上花大气力、下大工夫；其次是必须学习手部位各种组织的修复原则。

理清了这些思路之后，王澍寰以这些想法为基础目标，对每一个病例进行检查、诊断、分析，然后制定治疗方案。之后不久，他用无创技术进行手术，创造出一整套上肢清创的方法和相应设备，并做到使开放性损伤除个别有特殊污染的创面外，一律不再使用抗生素。他严格要求医生加强责任心，提高清创手术的水平，减轻患者的痛苦和负担。一段时间后，他还总结出手外科治疗慢性骨髓炎的方法，在彻底清创、清除死骨的同时，应用皮瓣一期修复创面，并取得了满意疗效。

在医学史上，食指拇化再造拇指的方法是美国医生首创的，在20世纪60年代，还属于世界医学界的尖端技术，但在当时，经过王澍寰的不断改进，积水潭医院最终使原来需要5个小时的手术，仅用50分钟就能完成，并且使手术更加安全。

王澍寰介绍说，1963年，上海成功完成了一例断手再植手术，这对积水潭医院手外科震动很大。虽然在当时积水潭医院手外科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病例，但受上海这个病例的启发，他想到断指伤比断手伤更多，接活断指的关键也是接通血管，而且，手指血管直径仅有1mm左右，相对而言难度更大。如果能从难处开始，进行小血管吻合技术训练，相信接活断指在临床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从这一点上讲，如果积水潭医院手外科掌握了小血管吻合技术，以后再遇到断手的病例，断手再植也会更容易成功。

为此，王澍寰开始寻找实验动物模型。很快他就发现，兔耳的结构相对简单些，血管粗细和手指也很接近，而且呈半透明状，术后比较容易观察血管畅通情况，是攻克小血管吻合技术最理想的实验模型。但是，当时积水潭医院没有手术显微镜，所有血管操作都是在2倍左右的“吴良材”放大眼镜下进行的。在“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思想指导下，经过数月夜以继日的刻苦钻研，在放大眼镜下进行显微外科技术动物实验获得了成功，王澍寰、芦家泽终于完成了世界首例兔耳完全离断再植成功的实验研究！同年5月，又成功完成了一例儿童完全离断的手指再植手术。时隔多年，王澍寰仍清晰地记得，那名儿童的指动脉直径仅有0.4mm，但他们同样是在放大眼镜下吻合成功的，由此创造了一项世界首例。手术成功后，王澍寰十分重视患者术后的康复问题，经过他悉心的指导训练，这名小患者术后手指的功能恢复十分满意。

后来，来自美国等8个国家一行10名北美断肢专家考察团，从广州、上海，一路到了北京。考察团成员之一、“美国显微外科之父”邦奇教授在积水潭医院手外科参观、交流时宣称，“这是世界上最早成功的断指再植术。”同时，国内不少医院的医生也来到积水潭医院手外科进修学习。对此，王澍寰都坦诚相待，将自己历尽艰辛积累的一些经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同仁。

1964年9月，积水潭医院手外科接诊了第一位断手患者。这名患者是经腕上完全离断伤，后经王澍寰5小时细致入微的手术，国内第二例断手再植术一举成功！

在数十年的临床工作中，王澍寰始终强调要重视患者的术后康复问题。当时，他实施的这例手术半年后复查，再植手的外形和功能几乎和正常手一样。

1981年，王澍寰应邀到美国多个城市出访并进行学术交流。在出访的同时，为了更直观地和国外同行一起研究，他带去了一些病例的记录影像。每当播放到纪录影片中他所实施的第一例断指再植手术时，国外同道看到患者术后手指康复活动自如，像健康手指一样，近两千名观摩影片的专家、学者总会立即长时间地向他鼓掌致意！

由于王澍寰一直倡导并要求手外科的每位医生，都必须掌握无创手术技术，必须掌握小血管缝合技术，这便使当时积水潭医院手外科的断指、断肢再植成活率及手外伤的功能修复水平，很快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之后不久，“文革”开始了。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作为一名手外科医生，王澍寰教授“两耳不闻窗外事”，没有放弃对手外科事业的追求，仍一心扑在手外科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中，一如既往地认真诊治每一位患者。他的工作态度和精湛医术影响着科里每一位年轻医生。他和科里的同事一起值急诊班、做手术。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甚至一直工作到凌晨，站在手术台前的王澍寰，总是精神抖擞。他深信，无论世间风云如何变幻，为人民解除病痛，永远是一名医生的天职。这期间，他从未停止过读书、记笔记，积累临床资料，这些都成为了以后手外科临床与研究中最宝贵的资料，填补了“文革”期间这方面资料的空档。

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过去后，王澍寰再次出任手外科主任。尽管王澍寰在那段时期并没有中断学术研究，但各行各业经历了这场动荡，其发展几乎都受到了影响，手外科领域也不例外。为了赶上十几年国内外在手外科专业的发展差距，王澍寰摒弃偏见、胸怀宽广地正视自己的不足，先后带领全科医生，到上海华山医院、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等兄弟单位参观学习。为了普及显微外科技术，他决定让年轻大夫轮转进行小血管缝合技术的培训，并且由他亲自陪练。那段时间，他每天端坐在手术显微镜前，认真观察每位轮转医生的镜下血管操作，指出不足，纠正操作，使每个人最终都掌握了显微外科技术。在他的带教下，1978年，烧伤科年轻的主治医师沈祖尧提出了利用大网膜预构腹部带血管蒂皮瓣的设想。在论证这一课题时，当时的意见很不一致。王澍寰教授力排众议，充分肯定了这一想法，并亲自帮助沈祖尧设计、实施这一设想，由此发明了大网膜轴型皮瓣，在国际医学领域中，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游离皮瓣。

1978年，饱含了王澍寰几十年心血，囊括了他几十年的辛勤付出，积累了他几十年的知识、技术和经验的我国第一部手外科专著——《手外科学》问世！这标志着新中国终于有了手外科方面自己的系统理论专著。时至今天，这部经典专著依然对临床医生的成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学科之父

20世纪90年代，王澍寰教授又对手部创面的处理发表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文章。在他的观点指导下，我国手外科工作者扭转并改变了滥用前臂皮瓣的趋势。

2000年，南方医院两例异体手移植获得成功。在祝贺中国手外科获得异体手移植重大突破的同时，王澍寰院士及时在 《中华手外科杂志》上撰文指出：“南方医院异体手移植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手外科在异体复合组织移植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他同时却强调：“异体肢体移植，目前应由少数具备条件的单位大力开展基础及临床研究工作，而不能作为一种医疗方法广泛开展。”

据王澍寰院士介绍，如今，我国手外科技术已经普及到了县级及二甲医院，断肢（指）再植及显微外科技术已达国际领先水平，同时多节段离断肢体再植也获得成功，并完成两例断离肢体“寄养”、二期再植手术。在拇、手指再造及手功能重建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周围神经损伤治疗领域，我国学者对臂丛神经根性撕脱伤的治疗找到了神经再生活跃的膈神经，开展了多组神经移位，首创健侧颈7神经根移位术，被国际医学界评价为“近20年来周围神经领域里最重大的发展”。

据记者了解，由于王澍寰在手外科、断肢再植以及显微外科方面的成就卓著，他众望所归地先后出任中华医学会骨科和手外科学会主任委员，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名誉院长，北京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此外还担任了《中华外科杂志》、《中华骨科杂志》、《中华手外科杂志》的编委及总编等职。1981年，王澍寰参加美国第36届手外科年会时，被国际上誉为第一位走向世界学术前沿的中国人，并被美国手外科学会前主席柯迪斯誉为“中国手外科之父”；同时，他还被聘为美国手外科学会通讯会员、美国巴尔的摩联合纪念医院手外科中心的客座教授。1997年，王澍寰先生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澍寰先生大半生为中国手外科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在临床理论方面也结下了累累硕果。数十年来，除那部奠定了我国手外科系统理论坚实基础的《手外科学》之外，王澍寰院士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获科技成果奖14项，其中国家发明奖、全国科学大会奖、卫生部奖5项；并主编、合编、合译专著 14部，执笔 150万字；参译专著3部。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那位初入医学殿堂的青发学子，已经成了坐在记者面前的皓首老者。作为外科之父，奠定并发展了我国手外科学的业内泰斗，王澍寰似乎并没有一丝的轻松。面对21世纪世界医学迅猛发展的态势，他又提出要在业内建立激励、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促进祖国医学事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

采访结束了，走出积水潭医院，王澍寰院士在采访中所说的一句话，依然让记者回味不已：“人类的双手创造了人类的历史；手外科医学发展的重要价值，是保护并修复人类继续用双手推动历史持续前进的功能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