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立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不应忘却的记忆
——女作家彭慧的生平与文学道路

穆立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彭慧 (1907—1968)是我国老一代著名的女作家、翻译家、教授。她的小说在 1930-40年代颇有影响,直至 1950年代初,彭慧在俄苏文学方面的译著和论述,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然而,1957年以后人们就再也见不到彭慧的名字了。文革后,于 1981年出版的她的长篇遗作《不尽长江滚滚来》,虽然在当时被认为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为数不多的反映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优秀长篇之一,但那已是 30多年前的事了。

刚刚过去的 20世纪,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充满变革、动乱并孕育着蓬勃生机的伟大时代。随着这个时代产生和发展的我国的左翼文学、女性文学在其进展的过程中,有着太多各具特色的方方面面,然而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其中许多篇章几乎要被人们忘记了。作为彭慧的女儿,让我在这里对彭慧的生平与文学道路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吧!

一 少年时代

彭慧原名彭涟清,湖南长沙人,1907年 7月出生于安徽省府安庆。也就是在这一年 7月,发生了徐锡麟在安庆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上刺杀清朝巡抚恩铭的事件。当时,彭慧的父亲彭麟书正在安庆的巡警学堂当教官,他目睹了这一事件,受到很大刺激。因为他与徐意气相投,关系甚密,而且与徐同时被清廷杀害的还有彭麟书的几个学生。于是,彭麟书开始神经失常了,不久便辞职回家乡长沙养病,五年后病逝,丢下寡妻和四个孤女。当时彭慧只有五岁。由于没有儿子,彭慧的母亲受到彭氏家族的歧视与欺负,以致气郁成疾,长年卧病在床。她常常流着眼泪指着四个女儿恨她们不是男孩子。因此,彭慧从小就感受到社会的不公,特别是对女性的不公。

彭慧的母亲略通文墨,见识颇广,经常绘声绘色地向女儿们讲述徐锡麟和秋瑾的革命事迹。母亲的故事给童年的彭慧种下了对革命者的敬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向往。

彭慧的父亲彭麟书虽是军人,却喜好读书,自称“戎马书生”,去世前曾留下了一定要让四个女儿好好读书的遗愿。彭慧 11岁时,母亲也去世了,她就和大姐及两个妹妹住到外婆家。外婆家是书香门第,二舅杨树达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当时在北京的师大、清华等校先后任教授,其他几位舅父、姨父也都是读书人,家中藏书颇多。从学校回到家里,彭慧总是和三妹彭玲一起扎在父亲和舅舅的书堆里东翻西看。

图1 彭慧 (左二)与大姐淑端 (右一)、三妹彭玲 (左一)、四妹运煌在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习时的合影

彭慧小学毕业后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因校址在古稻田,俗称稻田师范)就读后不久,校长就由老革命家徐特立担任,校风相当开明、活跃。1924年 5月的“国耻纪念日”(袁世凯在日本提出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上签字的日子),1925年的五卅惨案这些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孙中山先生的北上和逝世等等,都使少年的彭慧热血沸腾。她和同学们组织了宣传队,到处去宣传、募捐;还和同班好友李慧、彭媛华一起,办了个小小刊物《心潮》,在上面写文章谈爱国,谈殖民地解放,谈妇女问题,还用白话文写小说,在进步师生中颇得好评。因此,她们三人被称作“稻田三杰”。彭慧的文笔就是从此时开始得到了锻炼。此后她也越发敢说敢干起来,似乎颇有湖南人的那种“霸蛮”的精神。不久,三杰又带头闹起了学潮。在军阀赵恒惕的反动统治下,不处分这三个学生是不行的。徐老为了保护她们,便让她们提前一年离校,到北京考大学去了。

二 战斗的青春

彭慧和两位同学来到北京,正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羊运动”①之后,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宣布解散女师大,成立北京女子大学。女师大进步学生在以鲁迅先生为首的进步教授的支持下,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决定在困难的条件下,把女师大办下去。

1925年秋,彭慧进入女师大后,积极参加了各项进步活动,很快结识了赵世兰、刘亚雄等进步同学,常和她们一起去听李大钊作报告,听赵世炎讲马列主义课。萧三当时是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更是常和她们谈问题,还教她们唱国际歌。

1926年 3月 18日,彭慧和女师大的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天安门前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反动军警开枪时,群众纷纷躲避。辕门处,有人被挤倒,许多人随之倒下,一层压一层堵满了门洞,彭慧也在其中。好在她是个细高个,躺在门洞里,肩膀也比周围的女同学突出一截,因此被较早地救了出来,未受重伤,但她身上的衣襟已被身旁受难者的鲜血染红了一大片。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竭力制造反动舆论,歪曲事实真相。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污蔑殉难烈士杨德群的反动文章。彭慧就执笔和李慧、彭媛华、雷瑜等写了为杨德群烈士辩诬的信,发表在该刊以及女师大周刊为“三·一八”惨案出的专辑上。——这大概是彭慧第一次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的作品。

图2 1928年彭慧 (中)与三妹彭玲(右一)等于苏联某海滨城市合影

此后不久,彭慧加入了共产党,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和北方妇委。1927年 4月,李大钊殉难后,她已不能在北京待了,党组织安排她去武汉,分配到武汉市委组织部工作。然而,只过了两个多月,便开始了“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的白色恐怖。彭慧藏在一艘船的底舱,才躲过了追捕,离开武汉到达上海。1927年底,党为了保存力量和培养干部,把一些同志送往苏联学习,彭慧是其中之一。当年 11月,她和一些同志从上海启程,瞒过海关,搭上苏联货轮,先到海参崴,然后乘了 13天火车到达莫斯科。于是开始了在莫斯科以孙逸仙命名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一般简称为中山大学)的学习。

1930年秋,彭慧结束了在中山大学的学习,从海路回国,偷渡上岸,来到上海,被分配到长江岸边的武汉,那是当时全国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彭慧担任了汉口工厂集中的硚口区的地下区党委委员。

图3 1930年彭慧 (左)与大姐淑端合影于武汉黄鹤楼

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党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捕、被杀。彭慧在白色恐下的武汉一直坚持斗争,直到最后失去了与党的联系,才不得不跑回上海找组织。由于彭慧在中山大学学习时,曾于 1929年秋在支部局总结工作的会议上对王明提过意见[1],以此王明一伙对她怀恨在心,总是伺机对她进行报复。此时,他们让彭慧到一纱厂做工,却拖延着迟迟不给她接上组织关系,使她不能通过党组织得到必要情报和帮助。后来由于帅孟奇等老同志与王明进行了斗争,彭慧在工厂的工作中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们才不得不给她接上了党的关系,让她先后担任了中共沪东区地下党委的宣传部长和沪西区地下党委书记。

三 文学生涯的开始

王明之辈的刁难,在白色恐怖下一度没有组织保护的孤军作战,使彭慧心力交瘁。1931年冬,她得了一场病。病愈后,她请求组织分配她搞文化工作。当时,左翼作家联盟刚成立不久,正需积极开展工作。党同意了她的请求,调她到左联,让她参加党团工作。改彭涟清之名为彭慧就是在此时。

图4 左联时期的彭慧

彭慧是左联的常委,担任过宣传部的工作,也搞过一些组织方面的事,女作家关露就是由彭慧和张天翼发展加入左联的。1932年左联党团为新党员办过一个训练班,讲课的就有华汉 (阳翰笙)、耶林和彭慧。由于原来做工厂工作,对工人比较熟悉,彭慧较长时间搞的是大众工作部的工作。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时,彭慧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32年,彭慧在《北斗 》(1932年第 2卷第 3、4期合刊)上发表了小说《米》,用的是笔名“慧中”。小说《米》反映了上海工人阶级高涨的抗日热情,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战的丑恶嘴脸。其中的人物和对话,很有上海特点,这显然是和她在沪东、沪西的工人群众中做过地下工作分不开的。运用地方特色,首先是地方语言,以突出人物形象的真实和生动,此后一直是彭慧在创作上的一个特点。丁玲在这一期《北斗》杂志的编后记中特别提到《米》,指出,这篇新作“出之于从事工农文化教育工作而且生活在他们中间的慧中君之手,这是值得特别推荐的”。

彭慧生性乐观、开朗,进取心和自信心都很强,处女作受到左翼文艺界的好评,使她更坚定了继续前进的决心。但彭慧也看到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起步,自己还有进一步加强文学修养和在文艺战线上多做一些工作的必要。于是她重温了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过的俄文,开始翻译俄苏文学作品。1934至 1937年,彭慧翻译并在《文学》上发表了涅克拉索夫的《一时间的骑士》和屠格涅夫的《海上的火灾》,在《申报周刊》上发表了柴霍甫的《忧愁》。这使她成为我国最早直接从俄文翻译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家之一。此后,彭慧一直通过创作和翻译战斗在文艺战线上。

四 抗日烽火中的创作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的“8·13”事变后,彭慧和丈夫穆木天以及一双儿女逃难到了武汉,直到 1938年夏他们一家都是在武汉度过的。

当时的武汉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全国各地的文化名人都荟萃于此。当时,彭慧参加了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成为文协的理事,并积极投入了宣传抗日救亡的种种活动,特别是对妇女的抗战救亡宣传。为此,她参加了《妇女生活》、《妇女前哨》等杂志的编辑和撰稿工作,写了《目前妇女解放与妇女救亡工作》、《今后妇女工作的迫切任务》等文章以及一本关于妇女运动的小册子《民族抗战与妇女的任务》。在这本小册子里,她认为,就我国广大妇女群众的文化水平来看,在当前的救亡宣传工作中,与其用许多新名词,讲一些空洞的道理,倒不如写一点通俗易懂的民歌、民谣,其宣传效果会好得多。

当时穆木天在武汉和原“诗歌会”的成员杜谈、张铁弦以及原来就在武汉的一些诗人锡金、平林等成立了“时调社”开展诗歌运动,提倡朗诵诗,采取民歌、民谣的形式进行创作,以宣传抗日。穆木天和彭慧的家当时就成为时调社成员活动的据点。彭慧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她写的《农村妇女救亡曲》中,用民谣的形式,浅显地说明了抗战时期男人上前线打仗,女人在后方的重要作用,非常适合当时抗日宣传的需要,先后被安波、冼星海谱了曲,在各地传唱②。

一次,在武汉反侵略协会举行的国际妇女招待会上,彭慧听到邵力子先生揭露日寇在上海把从沦陷区俘虏到的一些孩子运往东京的罪行。据说,这些孩子的亲人已全部被杀害,日寇打算抹去他们对祖国的记忆,好让他们以后回到中国来残杀自己的同胞。彭慧听着报告,止不住热泪滚滚,激动得未及终会便跑了出来。夜间,听着女儿安然的鼻息,想着那些被敌人掠走,失去父母的孩子,彭慧流着眼泪写成一首题为《怀念被敌船载去的孩子们》的诗。其中写道:“午夜,/我怕听到到孤雁的哀鸣,/那令我忆起,/在日本海峡的那边,/在强盗们的巢穴里,/正睡着哀哀啼哭的,/叫不应妈妈的你们!/孩子们哟!/你们可曾知道,/你们的爸爸和哥哥 /叔叔和舅舅,/都被倭寇砍死,/一个不留!/还有你们的妈妈,奶奶,姑姑,姐姐,/都被无耻的强盗们 /轮奸至死!/只剩下无依无靠的 /天真稚弱的你们哟,/就任凭他们驱使!/他要将你们教成小小的强盗,/他要教你们背叛祖国,/他要唆使你们来残杀自己的同胞,/尊听他们的征调。/……我远在敌国的孩子们哟,/你们幼小的心灵 /要牢牢紧记:/你们是黄帝的子孙,/……”③在阅读或朗诵这首诗时,人们都不禁流下热泪。据说,在日寇即将战败时组织的以自杀为手段冲击美军舰艇的所谓“神风队”飞行员中,就有这些孩子。

五 在救亡与启蒙并进的云南

由于日军开始发动对武汉的进攻,1938年初夏,彭慧带着孩子先期去往昆明,穆木天也随后到来。

云南是祖国的边陲之地,一向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相对落后的地方,许多地方还处在原始蛮荒的状态之中。然而,日寇的战火和全国人民心头抗日救亡的激情把这片宁静的天地也点燃了。特别是从 1938年 8月日寇飞机对昆明开始进行的狂轰滥炸,使温和憨厚的云南各族民众都深切地感受到国破家亡的危机,到处都滚动着一片同仇敌忾抗战救亡的热浪。

离开武汉前,全国文协要求穆木天趁“赴昆明之便”,对云南分会的工作“随时参加指导”,使其组织“益臻于健全”。于是彭慧就配合穆木天,并和大姐夫楚图南以及冯素陶、雷溅波、罗铁鹰等一起,在昆明开展了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为了培养云南的写作力量,他们曾组织了一次文艺写作竞赛。为此彭慧写了《给参加九月文艺竞赛的朋友们》,以及《开展云南的新启蒙运动》、《今年的“9·18”》、等文章。为反映云南在抗日高潮中的新面貌,她写了了一系列通讯报告,如《后方的乡村》、《滇池岸上》、《一包烧饼》等,还写了《送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到前线》等有关妇女运动和妇女问题的通讯报道,发表在《云南日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报刊上。

彭慧很有事业心,性格刚强果断,但她并不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强人,而是一个有着极细腻的母性情感的好妈妈。女儿的一颦一笑、一句傻话、一个小小的乖巧,都会在她心中激起感情的涟漪或快乐的浪花。彭慧以这种家庭主妇的心情和女儿的琐事为题材,写了《小立立的歌》、《新年曲》、《立立要上学》等歌谣、散文,以反映抗战初期前线战事和敌机轰炸对大后方人民生活造成的灾难,以及普通百姓要求抗日的热情。

1938年秋,为了躲避日寇飞机对昆明市区的狂轰乱炸,彭慧带着孩子住到郊区的官渡,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很有意义的创作生活。在此期间,彭慧为了解当地农村生活,在熟悉群众语言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她经常去到附近的老乡家串门,和他们拉家常,帮他们看信,给他们讲时局,挺受欢迎。她还经常去赶街子,但目的不是买东西,而是去听形形色色的人讲话。当时女儿只有四五岁,由于丈夫穆木天还留在昆明坚持工作,儿子每天要上学,彭慧出门总要把女儿带在身边。女儿走累了,彭慧就背上她走一段。趴在妈妈的背上,女儿发现她嘴里老是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仔细一听,原来妈妈在重复身边过路人的话。小姑娘起初很诧异,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慢慢也懂得了,妈妈这样做是为了熟悉和记住那些话,好在写文章时使用。

就是在这样的努力下,彭慧对云南农村的情况有了了解。她写的那篇题为《云南的农村妇女——是一幅中国农村妇女生活最尖锐的缩影》的报道,就是一篇相当深入的社会调查。从中就可以看出她深入实际、搜集资料、洞察生活的能力。与此同时,彭慧所搜集的用于艺术表现的素材也是极为丰富的。她的几个笔记本上记满了一些人物的身世、特点和人们鲜活的对话。彭慧的短篇《九秀峰下》、《一个战士的母亲》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所得。《春天的故事》、《还家》、《四姑娘的喜事》等短篇虽是在离开云南后发表的,但也是这一时期的收获。

收入《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8—1949)的《巧凤家妈》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巧风家妈是位备受歧视的贫苦的苗族农妇,女儿彩凤被日本飞机炸死,自己后来在为支持前线抗日而修筑滇缅公路的过程中牺牲。在这个短篇中,主人公巧风家妈粗犷有力的外貌、爽朗泼辣的性格、明快的语言、悲苦的命运、壮烈的牺牲,活脱脱地勾画出一位极具活力和独立性,不顾外界的鄙视、压力,自立、自尊、自爱的女性形象。巧凤家妈既是体现时代精神的女性,也是在抗日烽火中女性价值的体现。文中彭慧所描画的山村风情、高原景色和巧凤家妈对土地的深情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种对风景和人物心情的描画,也正符合当时人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爱恋之情。

《一个战士的母亲》也是非常精彩的一篇。文中的那位老奶奶多么希望自己能有个儿孙满堂的幸福晚年啊!文章的开始,彭慧把老奶奶对孩童的喜爱之情真是写活了。但儿子在抗日前线牺牲了,老奶奶对幸福的希望破灭了。当作者再次见到她而无言以对的时候,老人家却说出了一段朴实而深明大义的话语,使人感到心灵的震撼!那种母性的痛苦和自持、个人利益和尊严与国家利益和尊严的统一是中国传统道德和现实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结合。它不是作者简单政治宣传的结果,而是我国和人类历史上无数不朽母亲形象的再现。

与此同时,彭慧在《九秀峰下》、《春天里的故事》、《找房子》等短篇和散文中还勾画出那些发国难财的土绅奸商的丑恶嘴脸,写出了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却仍受到沉重盘剥的贫苦农民和普通人们的艰难生活。这是作者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地区种种消极因素的批判。

作为一位左翼作家,在那个时代,彭慧创作有一定的原则,但在创作选题和形象的取舍上,她并没有固定的条条框框,随着对生活的深入她又看到了一种新素材,那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大后方的一种文化现象,即:日寇的进攻和大片国土的沦丧,使我国一些发达地区文化程度较高的居民去到了我国的偏远地区,也有不少城市的居民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而住到乡下,这样就造成了外地的先进文化对当地传统、落后的文化的冲击。想来,是由于当时正处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地进行抗战的形势下,这种冲击更多的不是激起矛盾和冲突,而是先进文化的传播和被接受。在 1941到 1943年的过程中,彭慧根据在云南收集到的材料写的《四姑娘的喜事》和《还家》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

《四姑娘的喜事》这个短篇表现了当时农村中社会风气的变化:过去婚姻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这时却作兴相亲了;挑新媳妇的条件也变了,要剪头发的,识字的了。过去尼姑思凡、还俗是丑事,而在《还家》中,抗日的士兵王二贵还家探亲,而他的吃了长素 (相当于在家为尼)的老婆却痛苦地不能和他团圆了。从省城里疏散下来的教书先生就出来说,二贵是光荣的抗日军人,大家应当帮助他一家团圆。经过一番劝说,这两口子和乡亲们终于高高兴兴地吃上了团圆席。这种可喜的进步现象,这也就是对于云南这样的边远地区在抗日救亡形势下的一种“启蒙”现象。这种在救亡和启蒙的结合中,中国各地区不同族群之间在文化上的接近、交流或融合,表现了抗日高潮中我国各民族和各地人民极强的趋同性,这正是我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根基。

在离开云南以后的 1941至 1943年,迫于生计,彭慧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书。她在 1943年发表的《妇女与文学》还对此问题在理论上从多方面进行了剖析。然而,此后她却没有条件再去积累更多素材和专心地进行创作了。原来搜集材料的那些小本本,也在的颠沛流离中散失了。

六 从 1940年代初的逃亡到抗战胜利

为了躲避日寇对我国大城市的轰炸,也为了避开国民党当局从皖南事变前夕开始在城市中的高压统治,1940年代初彭慧决定和丈夫穆木天一起到山高皇帝远的粤北大庾岭山中去教书,当时广东中山大学已迁到那里。

1941—1942年彭慧和穆木天一起在广东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她通过名著选读等课程,向学生介绍一些俄苏文学作品,如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克雷莫夫的《油船德特宾号》等等。通过这些作品她和学生一起探讨人生的革命道路、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42年,中山大学闹学潮。学潮被镇压下去以后,反动的学校当局开除了大批进步学生。为此,彭慧和穆木天一起也决定离开中大,于当年春夏之交,来到桂林。由于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生活很难维持。于是彭慧便应聘到桂林师院任教。此后彭慧在教书之余,陆续翻译了契诃夫的《想睡觉 》、《山谷中 》、《在磨房 》、《芦笛 》,班台莱耶夫的《致胡佛总统的一封信》、《小姑娘们》等中短篇小说,发表在《文艺生活》等杂志上,并开始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哥萨克》。

图5 抗战时期的彭慧

1944年夏,日寇为了打通我国从北到南的交通线,再次沿湘桂铁路往南进攻。因为已经有了前三次“长沙大捷”的经历,所以老百姓最初有些大意,以为日本鬼子过不来。没想到在这一次湘桂战事中,国民党的部队一溃千里,到处是一片混乱,措手不及无依无靠的老百姓陷入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彭慧一家随桂林师院撤退,先到柳州,后又向贵州方向撤退。年底,快进入贵州境时,日寇已打到独山,卡断了前进的道路。彭慧一家和一起逃难的桂林师院的教职员工几乎是走投无路了。

好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胜利,在太平洋战争中吃紧的日本军队,只急于打通中国的南北铁路通道,已无力进占黔桂之间的这片山区了。于是,彭慧一家和桂林师院的职工一起就在广西北部山区侗族的一个小寨子里住了下来。1945年春,当独山方面的日军退走以后,又经过半个多月的水路和七天的步行,最后到达贵州平越 (今福泉)。一路上既要防土匪,又要躲国民党兵痞。日寇到过的地方,则是一片焦土和瓦砾。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彭慧一家又随桂林师院从平越迁回光复了的桂林,重新开始了正常的教学生活。此时,前一段逃亡生活中所见人民的苦难和自身的感受,战火之后桂林的断壁颓垣以及战时躲在岩洞中的百姓被日军杀害的惨案,依然在彭慧的心中翻腾。结合当时国内的形势,彭慧又提起笔来,陆续创作了一些短篇。

其中一篇是《母亲》,在此篇的开头彭慧写了一句话:“谨以我的至诚和热泪写出这篇《母亲》,献给抗战中被牺牲的一切的母亲之灵”。”短篇写的是一位逃难中的母亲的悲剧:在沦陷前国民党军队已经撤离,政府官员早已不见踪影的混乱中,她好不容易带着孩子爬到了撤退的火车顶上。由于过度疲劳,没能抓牢大孩子。当大孩子在火车行进的颠簸中滚下车顶的时候,她又在惊慌中失手从火车顶上摔下了自己怀中的婴儿,于是,这位母亲在极度的悲痛中,自己也从车顶上纵身跳了下去。这是对 1944年在湘桂战事期间,普通民众在逃难时悲惨状况的真实写照。彭慧所描写的当时火车站上的混乱局面,就是当年平民百姓从桂林往柳州撤退时的实际情况。

有一首题为《悲剧之夜》的诗,描写了一位贫病交加的知识妇女,在日寇逼近时,为了不拖累丈夫,决定带着孩子自杀时的心情。这是 1944年长沙撤退时,一位文化工作者家庭的真实故事。

《黑水岩》则刻画了一位一辈子受尽凌辱的老妇人形象,她平日言语尖刻,性情孤僻,不讨人喜欢,而在日寇来到时,她为掩护躲在岩洞里的乡亲而牺牲自己,惨遭杀害。

虽然在这些作品中彭慧仍然用了抗战时期积累的一些素材,然而在新的形势下,她的主要控诉对象已经是那个在日寇进攻面前无能抵抗,置人民死活于不顾,而当时却又要挑起内战使人民陷入苦难之中的国民党政府。当然,她的主题仍然是苦难中的妇女。从《巧凤家妈》到《黑水岩》,可以看出,在苦难中受尽屈辱和损害却仍然保持着崇高人格和人性的女子,始终都是彭慧作品的主人翁。

七 解放前夜

随着全面挑起内战的进程,国民党在桂林的反动统治日益加强,进步人士纷纷被迫离去。穆木天、彭慧也收到特务的恐吓信,于是全家不得不在 1947年初离开桂林去上海。

当时的上海,房租昂贵,还需付金条作押金。他们好不容易在北四川路底横滨路上的一个弄堂里找了一间房,安下家来。最初只有穆木天在同济大学兼点课,算有一点固定收人,生活相当拮据。后来,宋庆龄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为了解决上海文化人的生活问题,申请了一笔福特基金,翻译工作者可以提出自己的翻译计划,并提前预支到稿费。有了一笔预支的稿费维持生活,彭慧从 1947年到 1949年就陆续翻译了苏联女作家薇拉·英倍尔的《列宁格勒日记》和托尔斯泰的《爱自由的山人》。前者原名《将近三年》介绍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列宁格勒人在德寇将近三年的包围中,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坚守岗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后者原名《哈吉·牟拉特》,歌颂了高加索山区的非俄罗斯民族在反抗沙皇统治时所表现的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同时对包括尼古拉一世本人在内的沙俄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彭慧认为它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高表现之一。

与此同时,彭慧还通过各种形式向各界妇女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嘴脸,宣传我党的政策,准备迎接解放。她在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妇女解放的文章,指出“广大的中国妇女在这不合理的社会里遭到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想要减少这类牺牲,那只有“大家努力,使那个真正男女平等的社会,早日出现”。

在紧张而繁重的翻译和社会活动的同时,彭慧仍然没有放弃文学创作,她又以抗战胜利后蒋管区社会的黑暗,人民的困苦为题,写了《皮大衣太太》、《马校长》、《洋外套》等短篇 (均载《现代妇女》)。《皮大衣太太》描写一个国民党小官僚,如何训练打扮自己乡下姑娘出身的老婆,打算把她的年轻漂亮当作自己升官发财的手段。这是彭慧根据从桂林赴上海途中所见一对夫妇的真实情况,略加发挥写成的,相当生动。《马校长》刻画了一个不学无术,对上级阿谀逢迎,对学生横蛮无理的女校长。在国民党统治的教育界,特别是在小城镇里,这一类的校长、训育主任,是不乏其人的。这个短篇写得相当精彩,让人联想起果戈理的作品。

《洋外套》反映了工人生活的贫困,揭露了国民党官员贪污美国救济物资的丑行:当时美国把一些旧衣物运到国民党统治地区,作为对战后贫困的中国人民的救济。然而,就是这些很不像样的救济品,还要被层层的官吏雁过拔毛,用中国人的破衣烂衫去取代。而这个取代过程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的,因此救济物资迟迟发不下来。《洋外套》就描写了一位贫困的母亲热切地盼望能分到一件小孩的洋外套,好让病重的儿子穿暖和一点。然而,当她终于分到两件带补丁的短袖小褂时,孩子已经奄奄一息了。显然,这时作者愤怒的矛头已经是直指那个应当马上垮台的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了。

八 翻译、教学,新的开拓

1949年 5月,上海解放了。夏天,彭慧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秋天,她和穆木天一起去长春,到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0年夏,彭慧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承担起创建俄苏文学这一新学科的任务。为了搞好教学,彭慧加强了对俄苏文学的研究,先后写出了《普希金研究》、《托尔斯泰研究》、《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苏联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苏联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等讲稿。

1950年代,彭慧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委员,从 1954年起又担任韦君宜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的编委。她为该刊以及《文艺报》等杂志写了一系列介绍苏联作家和作品的文章和评论。

1956年,彭慧还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评论《论红楼梦的人民性和它是否是“市民文学”》④。在这篇论文中,彭慧充分运用了列宁评价托尔斯泰时有关人民性的观点,并把对托尔斯泰的分析方法运用到曹雪芹身上——既指出了曹雪芹在主观上的局限性,又充分肯定了曹氏在客观上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的深刻性和高度的艺术技巧。她认为,应该把《红楼梦》里对封建社会的抗议解释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的体现”,而不应归之于“新兴的市民”的意识。彭慧的观点,想来在今天的红学研究中,仍然是有价值的。而她在文中把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研究相互比较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作法,似乎也显示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必然趋势。

从 1956年发表的《阿·托尔斯泰的创作发展说明了什么》⑤一文也可以看出,彭慧在对苏联文学的研究上,也开始了一些新的思考。她已不仅仅停留在对作家、作品的介绍和分析上,而是对多年来苏联的文艺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有了一定认识和评价。这些认识和评价在当时可说是相当前卫的。

正是在 1956年,彭慧完成了布宾诺夫的《白桦树》的第一部和扬卡·库帕拉的《风从东方来》的翻译工作,并交给出版社准备出版。然而,此后她并没有像自己预期的那样,开始某些更有新意的工作。到 1957年,这两部书都不能出版了,几十万字的两部译稿后来也不知去向。创作、教学也都不再可能了,彭慧的文学道路似乎已走到了尽头⑥。

九 长篇《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创作

1957年,尽管在党的整风过程中,彭慧在群众场合发言不多,且很慎重,却也被错划为“右派”。为顾全大局,她含冤却不愿叫屈,忍着内心的痛苦,要女儿和她划清界线。

1960年 6月,在自己 53岁生日的前夕,彭慧在 1928年与三妹彭玲在莫斯科的一张合影的背面题了一首诗,表达了她当时的心情:“回首北国华年,/晨曦暮霭共磋研。/忆哈哈亭声,/青春正好,/长江岸上,/多少熬煎。/往事无边,/何须惆怅,/更莫伤壮志云烟。……”——这短短的几句诗表明彭慧已摆脱自己惆怅伤感的情绪,要重新振奋起来,一些曾萦绕在她心中的往事,在冲击着她。于是,她重又提起了笔开始了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创作。

长篇《不尽长江滚滚来》取材于彭慧自己在武汉和上海工人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实际生活体验。从彭慧文学的创作来看,这部长篇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在《不尽长江滚滚来》中作者很好地刻画了当时武汉市委和硚口区委几位干部以及工人的形象。而小说中最突出的是一群英雄的女性群像。那几个年轻的女工——彩霞、文英、小胖……一个个有血有肉,鲜活亮丽,使爱她们的男性也为之添彩。正像韦君宜所说的,这些女孩子“像荆棘丛中的花一样,在穷困生活中放出青春的异彩”,又“挽着手臂含笑踏上革命的路而义无反顾”,“这些姑娘的面影使人合上书如在目前”[2]。长篇中的大姨妈王素贞,是一位类似高尔基笔下的母亲的人物,而市委领导刘平的原型就是向警予。她们是伟大的革命者,是在敌人屠刀面前坚贞不屈的烈士,又是具有极其细腻、温柔感情的伟大母亲的典范!可以说,长篇《不尽长江滚滚来》不仅是为数不多的反映我国大革命时期的优秀作品之一,在我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十 不灭的信念

为写《不尽长江滚滚来》,彭慧克服了不少困难。首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个“右派份子”居然写起小说来了,会被认为是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表现。再则,她当时的健康状况极差。因此,许多好心人当时都劝彭慧不要写,但她却坚持下来了!其中大概又有她性格中湖南人的“霸蛮”,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她心中不灭的信念。

文稿几经修改终于完成,当彭慧满心以为可以通过、出版时,不料这部作品连同她本人都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噩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 1967年的抄家风中,小说手稿全部被抄走。她自己也被扫地出门,软禁在北师大校园东北角一间当仓库用的小土房里,一会儿拉去审讯,一会儿被揪去批斗……

其实,文革中彭慧本人并没有受到审查。她之所以受到迫害,主要是和四人帮对穆木天的迫害联系在一起的。对穆木天的审查是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一办在“四条汉子”的专案中进行的。其目的是要以穆木天来证明周扬、夏衍、阳翰生、田汉四人的“投降主义,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因此,他们是非把穆木天打成叛徒不可的。造反派们要彭慧承认:穆木天于 1934年被捕后,她曾向周扬汇报请示,穆是按照周扬的指示写了一篇有关文艺观点的材料。彭慧很清楚,穆木天写的那篇材料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时是有理也讲不清的。彭慧也很清楚,只要按“小将”们的要求“交代”,把责任都推到周扬的身上,自己就可以过关,穆的“罪名”也可减轻。但是刚正不阿的彭慧却一直坚持说,她不曾向周扬请示。

图6 1965年彭慧与丈夫穆木天、女儿穆立立、女婿赵水福合影

1968年春夏之间的一天,彭慧偷偷跑到城里去看女儿,回去后给女儿寄出一封信,其中写道:“我去看你,小将们说我是去找活路。我相信党是不会让我走死路的,我又何必去找什么活路。我不再去找你了,你也不用再来看我。”然而,这封表达自己坚定信念的短信竟成了彭慧的绝笔。不久,在一次批斗会后走回小土房的途中,彭慧倒在北师大校园的操场上,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年仅 61岁。

图7 彭慧像,1967年摄

1978年底,北师大中文系的几个人把当年抄走的一些文稿还给了彭慧的女儿穆立立,其中包括《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手稿。彭慧的女儿穆立立捧着母亲的遗作找到了韦君宜,君宜同志随即在一次到湖南出差的旅途上,日夜兼程地看完了全稿,不久就拍板决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 9月《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第 1版 10万册问世了。时代背景的壮阔、人物形象的生动和情节的感人,使它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次年又加印了第 2版。

彭慧以她的生命,以她不灭的信念,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女性文学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注释:

①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进步学生为驱赶反动当局任命的校长杨荫榆女士而掀起的学潮。

②原载 1938年 3月 1日《时调》第 5号,后收入《安波歌曲选》(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2年版)和《冼星海全集》第 2卷 (广东高教出版社,1990年版)。

③载 1938年 8月《战歌》创刊号。

④原载《人民文学》1956年 9月号。

⑤原载《文艺报》1956年 1月 15日第 1号。

⑥文中所提到的彭慧作品,部分收入《彭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月版。

[1]帅孟奇.写给彭慧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的信[M]//彭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75.

[2]韦君宜.《不尽长江滚滚来》编后记事[M]//彭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61.

K825.6

A

1673-0712(2010)05-0021-07

2010-08-20.

穆立立 (1934——),女,吉林伊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苏欧民族、现代文化女性。

(责任编校: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