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 渔

“围观”考专栏开篇语

/朵 渔

虽卑之无甚高论，既以“深度围观”为栏题，自应稍作解说，何为“围观”?而“深度”又来自哪里?

所谓“围观”，“围”是一个限定词，也是关键词。《说文解字》讲：“‘围’，守也。”“围”最初的字义竟是被动的“防守”，如《公羊传·庄公十年》：“围不言战。”但它很快就变被动为主动，有了“包围”之意，如后来“秦之围邯郸”。作“包围”解，说明它是有一个“区域”的，而在这个区域之内或有一座城池、一场事故，或有一个现场、一群猎物，否则“围”它何来？而“围”最初的词性就是名词，如“围子”、“围场”。“围”亦作量词用，“径尺为围”，一说五寸为围，一抱也叫围，说法不一，但“围”的面积不会太大。“围”起来是为了“观”，“围观”的本意就是“很多人围着观看”。而“观”最初的本意却是一个人的，《说文》解，“观，谛视也”，其视角就是“个人”的，带有点审察之意。到了《庄子·人间世》，“观者如市”，就带有点“围观”的意味了。但这还不是典型性围观，因为毕竟没有“围”起来，人多不代表就有一个确定的“区域”或“现场”，没有“现场”就不成其“围观”。

但中国自古即有“围观”的传统，这是确凿无疑的。《史记·滑稽列传》“河伯娶妇”一场，“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即为典型“围观”场面。“围观”分为现场核心部分和外围观众部分，而观众又由于距中心现场的远近不同而分为内场、外场，以及粗知缘由者和不明真相者。那最初围上去的一层，一般是带有主动参与心理的，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娱乐自己，又不必承担责任。当围观人群一层层增加，现场的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渐渐变弱，“不明真相”者会越来越多。“不明真相”本身就是围观的动力源，当现场信息传递不畅或曲折变形之后，“不明真相”的群众便会汹涌而至，现场事件便迅速发酵，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多好的比喻），一层层荡开，如涟漪。至此，“围观”行为本身也就演化成了另一个更大的“现场”，以备再次“围观”。

很难从道德上来评判“围观”行为的对与错、是与非，因为现场事件不同，围观者的心态也不同。若现场仅是一场娱乐事件，围观基本算是一种人性化的中性行为。若现场事件带有强烈的道德意味，围观者便会面临着道德审视。即如对“河伯娶妇”一事的围观，围观者便面临着既愚且残的“冷漠围观”指控。幸亏西门豹及时出手，围观事件才得以平息。太史公不客气指出：“传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治者当能别之。”但是，围观行为自身又有一种免责机制，它的从众性（责任分散效应）、匿名性（尤其是网络围观行为）以及“不明真相”——信息分享权利的不平衡等，都会使对围观者的道德指控难以落到实处。

在中国传统道德语境下，“围观”肯定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它甚至还略有贬义。“不要看热闹”，“这跟你有什么关系”等等，都带有点训导意味。但是，“围观”也有它值得提倡的一面，比如，围观可以将一个现场或事件的影响扩大化，将其端到显微镜下，弄清其来龙去脉、细枝末节。每一事件背后都有它深藏的含义，围观使我们更加接近真相。从传播学上讲，围观增加了真相的“曝光度”。这就是我所说的“深度围观”，它和仅为满足个人心理好奇的浅层围观不同，深度围观是相信有一个暧昧不明的“真相”存在，但它的出发点不是“相信”，而是“不信”。从“不信”开始，追问真相。以《皇帝的新衣》为例，事实上凡心理正常者，都看得出皇帝没穿新衣，但那些胆怯、犬儒、被洗脑以及老于世故的围观者不敢言，唯有童言无忌者说出了真相。让一个孩子说出真相，这是所有围观者的悲哀。仅指出皇帝没穿新衣，这还只是一个浅层围观者，还必须继续追问，皇帝为何没穿新衣？这是深度围观的意义所在——直接追问皇帝。而皇上的事，是一般人可以窥视的吗？首先就开始怀疑自己。在阿Q时代，这样的围观者比比皆是，基本上是一种“看客”心理。但眼下，网络围观现象却一波波兴起，其“制造现场”的能力也蔚为壮观。当然，喜欢新衣的皇帝也更高明了，仅仅做一个孩子，显然已经对他构不成威胁。

然而，“皇帝的新衣”往往是不可说的，即便说，又能说到何种程度？而“度君子之腹”也不是件好玩的事情，据说在一个多元时代，“道德法官”的帽子也能压死人。要追问真相，还是要冒点道德风险的。好在个人只是“观”，难成“围”，我只是那第一个跑来“看热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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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朵渔，诗人。《名作欣赏》杂志文化观察员，现居天津。

邮 箱：tjduoyu@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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