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辉

作 者：孙文辉，浙江省慈溪市慈溪中学教师。

正像鲁迅先生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故乡》的结尾照例讲到了“希望”：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但凡读过《故乡》的人对这段据说有着画龙点睛功能的议论绝不会陌生，在讲解《故乡》的时候，老师们更是将它作为收束整堂课的绝好素材。譬如：

老师：鲁迅先生最后把“希望”比做“路”，说明了一个怎样的道理？

预设：空有希望不去实践，这种希望是无所谓有的；有了希望，注重实践，这种希望是无所谓无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希望要经过努力才能实现。这个比喻充分表达了“我”追求新生活的坚定信念。

有的老师甚至觉得还不过瘾，干脆另辟蹊径，抛出一个貌似更富思维冲击力的话题：其实地上本来就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没了路──尤其没有自己的路。据说，这一思维逆转强烈地冲击了学生们的既定理解模式，激发出了新的思想火花：人要善于开拓创新，过一种个性化、创造性的生活。

如果鲁迅先生泉下有知，真不敢想象对此他将作何反应。鲁迅当年旗帜鲜明地反对把自己的作品选入中学教科书，主要是考虑到人生阅历相对阙如的中学生难以充分理解他那些悖论式的表述，从而“教错了青年”，恐怕不会料到现今的一些语文老师竟会把他的作品如此简化，确定化，心灵鸡汤化，甚至取之为“脑筋急转弯”的背景材料。不幸的是，人们已经越来越不习惯鲁迅那“拗味”十足的独特表述了，常常为了教学的方便，把鲁迅作品的言语直接过滤为规范、确定的日常习语，然后从中求取各种烂熟的思想意义。

难怪有学者指出，作为小说，《故乡》结尾的议论完全是画蛇添足。在《呐喊》自序里，鲁迅也对自己小说中的几处“曲笔”作了说明，坦承因此而使“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鲁迅这种艺术上的“明知故犯”真的使他的小说释放出了若干亮色吗？对此，蓝棣之先生受弗洛伊德学说启发而提出的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法，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故乡》结尾复杂意蕴的独特视角。蓝先生把文学作品的解读分做四个层面：一，作家说出了什么样的意思；二，作家到底想说什么；三，作品在实际上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它象征或暗示着什么；四，作家没有明确察觉到他想说什么或说了些什么。据蓝先生的意思，这个没有明确察觉到的意向就是作家创作的潜在动因，即西方文学批评家所谓的作家的无意识趋向。对这一层面的探析，不仅有利于解释文本内部诸种矛盾的合理性，而且可以使“作品隐而不显的意义发露出来，使许多固定的解释土崩瓦解”（旷新年语）。那么探索这种作家无意识趋向的着手点在哪里呢？蓝先生认为，好的文学作品都是“有病呻吟”，而有病就必然会有相应的症候，表现在文学作品里就是言语间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等现象。（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

考察《故乡》的最后两段文字，我发现，至少有三处这样的“症候”值得我们细细揣摩。一、“我想到希望”，为什么“忽然害怕起来了”呢？二、“我”在感到“愿望茫远”的时候，为什么眼前又浮现出那幅神异的月夜海边沙地图呢？三、末段最后两句关于“希望”的表述，为什么字面意思与表达口吻如此不谐调呢？竹内好常常感到鲁迅本人大于他的作品，我们如果能够引导学生比较充分地咀嚼这些文本症候，就有可能跳出将小说当故事教的窠臼，从言语的褶皱间触摸到站在小说背后的那个“孤独的人”及其精神世界。这一点在鲁迅作品教学中显得尤为紧要。

下面先来谈谈《故乡》结尾的第一处症候。就惯常的情感反应看，说到希望，总令人欢欣鼓舞；而鲁迅却大煞风景地说“忽然害怕起来了”，不免给人尖锐、突兀之感。离开故乡的时候，“我”由自己与闰土的隔膜联想到宏儿和水生的未来，禁不住萌生了某种希望——“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显然是人之常情。小说如果至此戛然而止的话，倒非常符合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谈到的写作初衷——“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然而，鲁迅从来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对任何事物总有独属于他的犹疑和隐忧，常常“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野草·墓碣文》）。

当《故乡》中的“希望”一路纵向发展，被“害怕”所俘获时，“希望”在日常意义上的积极内涵便被抽空了。小说在“忽然害怕起来了”之后的几句话，可视做鲁迅对“希望”的反常情感反应的一种解释。他说，闰土总是崇拜偶像，可是“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这个跳跃式的类比，一下子击中了“希望”的软肋。几年后，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总之，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便即增加苦痛，而且无法可想，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两地书》）由此可见，“我”的希望和闰土的偶像在根本上都不过是人生的麻醉剂，只是闰土因缺乏对人生的自觉意识而木讷于这种麻醉，“我”则对自己的生存境况有一定距离的观照，心灵已因“知识”增强了痛觉的敏锐性，因此对那种“现实不如意就幻想将来”的希望的麻醉性有着较为自觉的抗拒意识。也就是说，“我”想到希望的时候，流露出的只是常人祈求慰安的情绪，而对此忽然感到“害怕”则暴露出作为铁屋子里的觉醒者的某种警惕，这是鲁迅情感体验异于他人的地方，也是鲁迅质疑“希望”的情感起点。

然而，对“希望”采取清醒与警惕的态度之后又该如何呢？毕竟，人生还得继续。这样就出现了《故乡》结尾的第二处症候。鲁迅写道：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在《故乡》整个晦暗、阴冷、落寞的色调里，这段景物描写显得格外明朗、温暖，令人神往。类似的文字在小说开始部分也出现过，“我”听说成年闰土要回家来看“我”，就情不自禁地在脑海里闪现出一幅少年闰土月夜海边刺猹图。王富仁先生认为《故乡》中写了三个“故乡”，一个是回忆中的，一个是现实中的，一个是理想中的，分别对应“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精神“故乡”的失落》）有老师据此设计了一个课堂提问：《故乡》结尾的月夜海边沙地图是不是表现了“我”对过去的故乡的留恋？学生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是”，说这个月夜图象征着“我”所向往的理想生活。

如果“希望”是结实的，不必去质疑的，这样的课堂问答自然是成立的。问题是，在出现这幅月夜图之前，“我”已经对“希望”充满了害怕与警惕，现在又冒出一个对所谓理想生活的深情向往，岂非自相矛盾？也许鲁迅在显意识层面是为了“听将令”“装点些欢容”，特意描绘出这样一幅“希望图”去“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但是行文色调上的不谐调又不得不让人怀疑鲁迅深层的心理趋向。在《故乡》发表两年后的一篇演讲里，鲁迅道出了其中的苦衷：“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娜拉走后怎样》）这样就明朗了，鲁迅因自己无法把握“希望”的确实性，也就不敢把未来的“黄金世界”预约给人们，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苦痛。然而，《故乡》中的“我”毕竟觉醒了，痛苦了，而且还要继续生存下去。于是，“我”只能躲进那个回忆中的美好世界，做一个“目前的梦”，聊以缓解“觉醒之痛”，毕竟战士也是血肉之躯。

当然，鲁迅不会长久地沉沦于这样的“梦”，否则就不会有后来源源不断的言说了。那么，“我”真的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循环之后，又走向了希望吗？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故乡》结尾的第三处症候了。据说，大江健三郎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故乡》结尾处的最后两句话，多次抄录，用以自勉。（《始自于绝望的希望》）我不能体会鲁迅这两句话翻译成日文的味道，但从大江诸如“鲁迅向我们保证希望是存在的”之类的理解看，译者或者大江本人显然忽略了鲁迅言说间的某种语气。我们平常的课堂教学也是如此，往往有意无意地先将鲁迅的原话置换成如下的表述：

我相信，希望的有无取决于人们的行动。就拿路作个比方吧，大地上最初没有路，后来某个地方走的人越来越多，就形成了路。

然后，据此分析鲁迅对未来生活的态度。这种转述虽然没有改变句子的字面意思，却已把鲁迅那委婉曲致、模棱两可的表达语气彻底抹平了，从而大大简化甚至篡改了鲁迅表述中的诸多潜在意蕴。

其实，我们不先存“希望”之见的话，还是能够体会到鲁迅表述中那垂头丧气、百无聊赖的语气的，而且这也是跟《故乡》整个黯淡、低沉、哀婉的叙述语调高度一致的。那么，用这种了无生气的语调叙述本该生气勃勃的“希望”，又意味着什么呢？鲁迅曾向许广平坦言，他的作品“太黑暗了”，他“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但接着又说他“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这种生命体验上的奇特矛盾，使鲁迅眼中的“希望”变得暧昧起来了。在世俗经验层面，鲁迅是个热心人，不愿以自认必无的“希望”去否定他人之所谓可有，甚至为了给他人保留希望而不惜在作品里用曲笔，《故乡》最后以路喻希望的字面意思即是一例。但是面对自己，鲁迅还是坚持了深入骨髓的黑暗体验，消解了一切对于彼岸、光明、未来的耽想，即使言说希望，也会溢出晦暗的气息。当然，鲁迅没有就此止步，否则就跌入虚无主义的泥淖了。跟常人不同，鲁迅由“虚无”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生命哲学——走路，用王乾坤先生的话说，“是以当体承担来超越自身的生命”（《鲁迅的生命哲学》），犹如《过客》中的客，用不停的行走来对抗深不可测的未来，至于希望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蓝棣之先生所提出的文本分析的四个层面，恰好与上述《故乡》结尾的三个症候的分析相吻合。从文本的最表层看，鲁迅的确在讲“希望”，但稍往里深入，就会发现鲁迅其实想质疑“希望”，而文本客观呈现的则是一段“希望”与“绝望”相互纠缠的复杂心绪，最后诱发这一番言说的，大概就是鲁迅年轻时做过的许多梦里不能完全忘却的一部分，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里追认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故乡》结尾中的症候既丰富了鲁迅式的“希望”命题，也避免了鲁迅因听将令可能产生的概念化倾向，捍卫了小说的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