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媛 郭 爽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大学生自尊结构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李 媛 郭 爽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本文以68名大学生为被试者，采用问卷和实验法探讨了大学生外显、内隐自尊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大学生群体存在显著的内隐自尊效应；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之间存在低相关性；外显自尊与应对方式中的消极应对因素存在相关性；内隐自尊与应对方式无显著相关性等结果。并得出：“结果”支持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为相对独立结构的假说。

外显自尊; 内隐自尊; 应对方式; 内隐联想测验（IAT）

引言

关于自尊结构的问题，Greenwald和Farnham提出了内隐自尊（implicit self-esteem）和外显自尊（explicit self-esteem）双重结构模型[1]。Greenwald等人的内隐自尊定义是：人们在对与自我相关或自我分离的客体进行评价时的一种态度表现，而这种态度是无法通过内省的方式被意识到的[2]。它和外显自尊一起构成了个体对自我的整体评价或态度。区别在于，外显自尊更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不稳定性，而内隐自尊是根据过去长久的生活经验形成的，是通过潜意识的、自动化的过程对自己所做的评价，是相对稳定的，自陈量表很难达到探测内隐自尊的目的。Greenwald和Farnham对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证实了二者是相对独立的，同时又存在低的正相关性[1]。但在最近的一个研究里，研究者通过操作外显自尊的测验速度或认知负荷量发现，在高压力或高认知负荷量下的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二者呈现出高度显著的正相关性[3]。从前人的研究中不难发现，近来的研究多是同时考察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的水平高低，因为二者不可能完全独立地影响人的行为。因此通过整合两种自尊来研究与某一特定行为的关系就更显得必要了。

个体的自尊水平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人格维度，是一个影响其在面对困境时如何应对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较高的自尊与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关，反之则易采取否认等消极应对方式。不同的自尊水平与具体的应对方式具有显著相关性[4～7]。但这些研究都仅从外显自尊水平上进行探讨。为了完整地讨论自尊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同时考察外显、内隐自尊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

我们假设：在与应对方式的关系上，个体的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将呈现出分离的趋势，即外显自尊可能与应对方式的某些因素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内隐自尊水平与应对方式的关系不显著。

一、研究方法

（一）被试

69名大学生，皆为视力或矫正后视力正常的大学生。其中1名被试者没有全部完成计算机实验，不能进入分析。在全部完成测验和实验的68名被试者中，男生34人，女生34人；被试者的平均年龄为21.07±1.44岁。

（二）测量工具

1．自尊的测量

（1）外显自尊：本研究使用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Rosenberg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SES）测量个体的外显自尊水平。该量表有10个条目，分四级评分，其中3、5、9、10题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自尊水平越低。Dobson和Fleming曾报告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nch’s α）为0.77和0.88，分半信度为0.76，与其他的自尊量表有显著相关性。

（2）内隐自尊：本研究使用目前心理测量学指标较好、并且被广泛使用的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作为测量指标。Greenwald等人对内隐联想测验的信度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复本之间的相关性分别为r=0.43和r=0.68[1]。对于效度，Greenwald等人发现，内隐联想测验具有一定的聚合效度和良好的区分效度及良好的结构效度和预测效度[8,1]。其中预测效度最高[9]。实验由7个部分组成，具体程序见表1。内隐联想测验的第一、二、三、五、六部分为练习阶段，被试者既学习和熟悉分类反应任务，又激活了目标概念词与属性词之间的联系；第四、七部分的合并分类任务是关键测量部分，分为相容和不相容部分。所谓相容是指两类词的联系与被试者的内隐态度一致，相对容易，因而反应速度快，反应时间短；否则为不相容，此时往往会导致被试者的认知冲突，相对较难，因而反应速度慢，反应时间长。实验中，相容的判断分类一半出现在不相容之前，一半出现在不相容之后，以消除可能存在的顺序效应。由于本实验中记录的是反应时间，且精确到毫秒，易受个体状态因素的影响，为得到被试者相对稳定的反应，参照类似作法[10]，在正式测验中第四部分和第七部分各重复一次，并在第三、五部分之前出现，作为各部分的练习，每一阶段被试者的正确率和反应时间的中位数都在计算机屏幕上得到反馈。

表1 IAT实验程序及样例

IAT的实验程序在Millisecond Inquisit软件系统上编制，实验材料包括表达“我”和“非我”的两类词各四个：“我词”（包括：自己、我、我的、俺），“非我词”（包括：他的、他们、他们的、其他）；“令人愉快”的词和“令人不愉快”的词各五个：“令人愉快”的词（包括：漂亮、可爱、有价值、有魅力、聪明）；“令人不愉快”的词（包括：丑陋、愚蠢、平庸、没用、讨厌）（详见表1）。

2．应对方式的测量

采用谢亚宁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S）。问卷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共包含20个项目。该问卷采用Likert 4点量表评分形式，重测信度为0.89，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积极应对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分数越高，应对方式越积极；消极应对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分数越高，应对方式越消极。

（三）施测程序

采用个别施测方式，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测量被试者的外显自尊和应对方式，测验时间控制在10分钟内。第二阶段测量被试者的内隐自尊，采用2（相容条件）×2（性别）设计，测验时间控制在15分钟内。

（四）数据处理与计分

对内隐自尊测量的结果按照Greenwald等人提出的方法进行[1]，对被试者反应时间大于3000毫秒的以3000毫秒计，小于300毫秒的以300毫秒计，对错误率超过20%或平均反应时间超过2000毫秒的被试者予以剔除，因为反应时间太长意味着被试者明显受到干扰，太短则意味着明显抢答，每一组前两次测试结果不纳入分析。由于IAT所获得的数据呈正偏态，为使数据具有理想的方差稳定性，以便进一步分析，先对被试者的反应时间进行对数转换，然后对相容组和不相容组分别计算其平均反应时间，被试者在不相容任务上的平均反应时间与在相容任务上的平均反应时间之差即为内隐自尊效应。

使用SPSS for Windows 13.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内隐自尊效应以及不同性别的内隐自尊效应

从表2中可以看出，当任务为将“我词”和“令人愉快”的词作同一种归类反应时，被试者的反应时间小于将“我词”和“令人不愉快”的词作同一种归类的反应时间。对相容与否条件下的反应时间进行对数转换并分别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这两种任务之间的反应时间差异是显著的（原始分数：t=-7.47，p〈0.001；转换分数：t=-8.24，p〈0.001）。

表2 相容条件下与不相容条件下分类判断反应时

表3 不同性别的内隐自尊效应

分别对男女生的相容组和不相容组的反应时间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女生（t=-6.30,p〈0.001）和男生（t=-5.41, p〈0.001）的内隐自尊效应都非常显著。

对2（相容与否）×2（性别）多因素混合设计进行方差分析发现，组内变量（相容与否）的主效应非常显著，F=66.94，p＜0.001；组间变量（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6.58，p＜0.05，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二）自尊的内隐测量和外显测量的结果

表4 自尊的内隐测量和外显测量的结果

将IAT指标进行对数转换后与SES得到的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是两者的相关性不显著，而且非常低，r=-0.04, p＞0.05。Greenwald等人也对IAT测量对象的敏感性进行了研究，他们以示效应大小的d值（d=M/SD）作为敏感度的指标，d值越大，表明测量工具越敏感。表4的计算结果表明d=1.00，将这一结果与蔡华俭的研究结果d=0.88和d=0.35以及Greenwald等人的研究结果d=1.21对比，可见本研究所使用的内隐联想测验敏感度较好。

（三）自尊（外显、内隐）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表5 自尊（外显、内隐）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外显自尊与积极应对方式存在负相关性，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性(r=0.24，p＜0.05）；内隐自尊与应对方式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四）应对方式、内隐自尊对外显自尊的回归分析

表6 应对方式、内隐自尊对外显自尊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应对方式和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逐步多元回归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消极应对方式进入回归方程，且β系数达到显著水平，标准回归系数为0.24，联合解释变量为0.06，表明消极应对方式能预测6%的外显自尊变异量。标准化回归方程为：外显自尊=1.78+0.18×消极应对方式。

三、讨论

（一）内隐自尊效应及其普遍性

运用内隐联想测验（IAT）测量被试者的内隐自尊后发现，被试者都倾向于将“我词”与“令人愉快”的词归为一类，这表明这种联结与被试者的内隐态度一致，即存在明显的内隐自尊效应。

男女生都倾向于将“我词”与“令人愉快”的词归为一类，在其自我图式中，自我与积极评价性词语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一结果表明，在中国的大学生中，也存在内隐自尊效应，这与国内外学者的一些研究结果是一致的[11～12]，与一些西方研究者关于东方文化下个体没有明显的自我偏好需要的观点不同[13]。Greenwald等人作了类似研究，其研究中的内隐自尊的效应大小分别为1.46和1.38，比本研究中的结果1.00要大一些，这大概是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所致[14]。西方大学生和东方大学生无论在个性的张扬程度上还是在对自我的评价水平上都存在显著差异。杨中芳认为，中国人对自我的评价取向程度是偏低的，并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容许个体过分夸张自我价值以及中国文化对“内省”的强调[15]。有关自我注重的跨文化研究也表明，西方文化条件下的个体对自我的评价比东方文化条件下的个体积极[16]。

（二）内隐、外显自尊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存在低相关性，这与大部分研究的结论（Bosson, Swan,Pennebaker）一致，即内隐自尊可能是一种独立于外显自尊的自我评价结构。Wilson的双重态度理论认为，人们对同一群体或他人可能存在一种无意识的态度和一种受意识控制的态度，二者共存于记忆系统中。支持双重分离说的学者认为，由于内隐自尊的无意识、自动化特征，人们不会意识到某种自动化的行为反应是内隐自尊的表现，也不会意识到内隐自尊对行为产生的影响[17]。与此观点相对立的是单一结构说。单一结构说并不认为存在两种态度。Nosek等人认为，外显测验与内隐测验之所以缺乏一致性是由于二者的内容不同，即如果外显测验和内隐测验使用相同的材料，可以提高其相关性[18]。

本研究的结果基本支持双重分离说。首先，相关性分析显示两种测验结果存在低相关性（r=-0.04）。其次，从测验手段上看，外显自尊测验是在被试者具备足够的认知资源情况下进行的，而内隐自尊是一种任务与目的相分离的间接测验，几乎没有被试者在进行归类任务时意识到实验的目的与自尊有关，在实验施测前也对这方面进行了控制，即没有向被试者透露实验的真实目的。

（三）自尊（外显、内隐）与应对方式（积极、消极）的关系

本研究的结果发现，外显自尊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比较显著的相关性，而与积极应对方式无显著相关性。这与陈会昌等以中学生为被试者得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9]。自尊是个体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程度的总体感觉，高自尊水平的人会表现出积极的自我接纳和认可，自然就提高了自己的主动性和能力，他们在遇到应激事件后也较少采取退避、幻想以及自责等消极应对方式，这也是为了保持其人格的完整性和统一性。采用回归分析表明，消极应对方式可作为一个预测外显自尊的有效变量，这就进一步揭示了自尊与应对方式之间存在着双向作用。不良的应对方式常带来失败的体验，进一步增强了紧张情绪，促使心理矛盾加剧和心理失衡以及自信丧失。

而内隐自尊与应对方式无显著相关性。该结果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内隐自尊本身是个体在具体情境下“自动激活”的评价倾向，另一方面可能与测量方法本身的稳定性有关。在本研究中，内隐自尊的测量结果是通过一种反应时间归类任务得到的。由于反应时间测量本身容易受到测量情境、当前状态（如分心）、个体反应能力、练习等因素的影响，故所测量的内隐自尊指标是否具有说服力还有待考证[20]。

自尊与应对方式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联，其间可以说是一种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复杂关系。因此，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应该创造有利的条件使两者形成良好的互动。

四、结论

1．大学生群体存在显著的内隐自尊效应；

2．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之间存在低相关性；

3．外显自尊与应对方式中的消极应对因素存在相关性；内隐自尊与应对方式无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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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Structure and Coping Styles of College Students

LI Yuan GUO Shuang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68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icit self-esteem, implicit self-esteem and coping style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implicit self-esteem in college students; (2) There was a low correlation between explicit self-esteem and implicit self-esteem, it supports the hypothesis that explicit self-esteem is an independent structure from implicit self-esteem;(3)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explicit self-esteem and the negative factor of coping styles; (4) No correlation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implicit self-esteem and coping styles.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implicit self-esteem is an independent structure from explicit self-esteem.

explicit self-esteem; implicit self-esteem; coping styles;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B848.9

A

1008-8105(2010)02-0097-05

编辑 戴鲜宁

2009 − 06 − 02

李 媛（1966− ）女，博士，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郭 爽（1984− ）女，电子科技大学应用心理学在读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