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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困境:结构恶性循环

2010-09-15

唯实 2010年10期
关键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要素

李 韬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广东广州 510053)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困境:结构恶性循环

李 韬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广东广州 510053)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包含三个方面的结构调整,即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在中国特殊的转型背景下,这些结构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循环关系。需求结构的畸形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基础,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了要素水平的提升,而要素水平的低下又反过来强化了需求结构的畸形,这种结构间的恶性循环是发展方式长期得不到好转的重要原因。摆脱这种困境的措施,在于继续推进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体制,加强科教的投入。

转变发展方式;结构调整;政府职能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自党中央提出以来,备受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对于经济发展方式长期得不到根本好转的原因及转变的现实路径,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本文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身蕴涵着的各结构调整间的关系的角度来探寻转变方式的困境及解决途径。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结构调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结构调整:

(一)需求结构

社会需求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它包括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国内需求主要指消费和投资需求,国外需求主要指出口需求。三者合起来,构成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迅速下滑,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已经大大偏离正常状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2001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65.1%,2000年为50%,此后大幅度减小。2003—200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始终没有超过40%,2003年降到最低点35.3%。而同期的资本形成总额和出口则呈现与消费相反的趋势,一直维持在60%以上的水平。从国际上来说,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大致是3∶1,在有些阶段,例如在工业化初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有可能高一些。比如,中国在“大跃进”期间投资率就达到30%以上。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比重也是偏高,但它的最高水平也没有超过35%。低消费水平、高投资、出口将会带来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产能过剩、、银行呆坏账增加、国际风险加大等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因而必须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二)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的分布与相互关系。我国现行的产业分类将农、林、牧、副、渔等称为第一产业;将制造业、采矿业、电力和水的供应生产等称为第二产业;将商业、金融业、运输业、信息业和其他服务业等称为第三产业。

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基础性结构,它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速度、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均有了较大发展,但第一产业基础脆弱、第二产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突出且长期未能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带动。2003-2007年,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52%以上,工业保持在46%以上。第三产业发展迟缓,2003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仅为38.1%。这种以扩大工业规模为主的增长模式,引发越来越多地资源、环境问题。资源消耗量过度、污染物排放的增加、生态破坏严重等等问题现已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因此,推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变得极为迫切。

(三)要素结构

生产要素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它们是维系国民经济运行及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通常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集约型的经济发展则主要依靠科技的进步、管理的创新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伟大成就,但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强,劳动力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同现代化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方式也未根本改变。据相关资料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的能源、原材料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煤炭占31%,发电量占13%,钢材占27%,铜占19.7%,水泥占45%,棉花占32.7%,而我国GDP只占世界总量的4%。2001年我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总数为8083万人,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5.48倍、9.45倍和13.4倍,但制造业的增加值仅为上述三国的31.6%、50.6%和98.1%。这种高物质资源消耗不但造成我国资源供给紧张,致使我国资源供给不足,引发社会危机,而且也造成了全世界的资源品价格的上涨,引发全球性的资源恐慌。因此,必须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二、结构调整之间的内在循环关系

上述三个方面的结构调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实现好每一个结构调整的深刻转变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要求。三者既相互分立也相互联系,彼此间存在着内在的因果循环关系。各结构间形成的恶性循环没有得到改变是转变发展方式从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没有得到根本好转的重要原因。

图1 发展方式中结构因果循环关系

在我国发展方式的结构关系中,以高投资、低消费、高出口为特点的需求结构是基础,高投资在不合理的投资主体及扭曲的产业环境引导下集中于第二产业,导致第二产业的膨胀,低消费则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滞后。由于中国工业本身蕴含的种种问题,工业的过度扩大导致的工业重型化趋势加快以及产业中体制问题的凸显使得要素结构水平提升缓慢,而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使得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些因素促成了要素结构的低水平。最后,要素结构层次低下致使收入分配进一步不合理、低要素竞争优势强化,反过来又恶化了本已畸形的需求结构。此外,需求结构本身的因果联系也是需求结构得不到改善的重要原因。

三、结构恶性循环形成的机理

(一)需求结构畸形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的基础

1.需求结构畸形的成因

我国经济处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化改革还不完善,很多配套的保障措施也没有同步到位,使得我国居民的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出现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基本保障系统,直接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及收入的安排,一般来说,社会保障系统较为完善,人们的储蓄一般会减少,消费会增加。但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小,保障标准低,保障面不均衡。发达地区、城市享受到的保障待遇偏高,落后地区、中小城市享受到的待遇偏低,大多数最需要社会保障的人群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同时我国财政投入严重不足,2008年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比重不足11%,同期西欧、北欧国家一般为50%,美国约为30%。另一方面,诸如住房、医疗、教育体制改革也不彻底,住房、教育、医疗等支出太高,给我国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应对高额的子女教育支出和昂贵的医疗支出,居民倾向于把可支配收入储蓄起来。

图2 中国1992-2005年储蓄率变化图

从图2可以看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保持在40%左右。进入21世纪,储蓄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05年超过了50%。从世界横向比较来看,1990—1999年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储蓄率为25.3%,中国大大高出了同等国家的平均水平。

过高的储蓄率给我国的需求结构畸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国民的可支配收入等于国民储蓄与国民消费之和,储蓄率过高直接意味着消费率的低下。其次,低消费水平使我国现阶段国内需求市场狭窄,在生产扩张而国内市场萎缩的约束下,大量产品纷纷转向国际市场,通过开拓外部需求来填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2008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25616亿美元,占GDP的65%,外贸依存度已超过60%。最后,一国的储蓄是一国社会资金形成的供给力量。储蓄多,则社会可利用资金多;储蓄少,则可能出现资金供给不足的情况。我国的高储蓄不仅是我国消费水平低下,出口强劲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高投资的重要基础。

2.需求结构畸形对产业结构的消极影响

高储蓄率形成的低消费、高投资、高对外依存度构成了我国需求结构畸形的基本特点,而其中的高投资过度集中于第二产业,挤压了第三产业的投入以及低消费制肘第三产业发展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形成的关键因素。

(1)高投资过度集中于第二产业

我国的投资主体大体上可划分为企业和政府两类,由于两者投资目标、手段、约束条件均有所不同,两者在选择投资行业的行为中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

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组织,在投资决策中必然要衡量投入要素的成本、投资行为可能获得的预期收益以及可能面对的各种投资风险。如果一个行业设置的行政、法律壁垒高、资金要求大、预期收益太低、风险太大,则企业不会选择投资该行业;反之,一个行业所需要的要素价格低、付出的成本少、市场环境好、收益高、风险小则有较多的企业资本相继涌入。

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在干预程度上远大于“无为”的西方政府。一方面,政府发挥着调节经济总量平衡、防止通货膨胀、促进就业的职能等宏观职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人”群体,利用权力干预微观经济运行,在经济活动中追逐自身特殊的利益诉求。尽管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逐渐从微观层面中退出,干预的范围缩减,但由于政府仍然把握着国民经济的重要经济资源,拥有着这些资源的数量供给和价格制定权,因此,政府能人为地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转方式,通过降低投资某行业的成本或提高某行业的收益,对社会的投资活动进行导向。

政府产业投资取向是同其自身的经济、政治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现今不完善的选举制度下,政府官员的政治前途与政府所在地的群众联系不大,较多依赖于上级的评价、认可。作为理性群体的地方政府在投资上的首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完成上一级政府的考核指标。现行考核指标中,相对于一些难以观测、监督的社会考核目标,GDP数量考核因在量上更容易进行统计、区分而成了对下一级地方政府的主要考核指标。所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何在任期(一般为5年)内创造最大的经济业绩就成了最现实、最迫切的需要。在这种目标的激励和指导下,地方政府的投资选择上不可避免地青睐于那些投资周期短、见效快、收益大的项目。尽管这些项目可能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但这些外在成本因并没有直接进入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和风险指标而被忽视掉了。

资本涌入第二产业是政府和市场理性决策,运用经济资源以实现经济目标的结果。

从投资成本来看,地方政府为了确保本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获取优越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大力推动发展投资周期短、见效快、带来高GDP的项目。第二产业特别是能耗大的工业最符合这种要求。现实中,靠地方政府自身的财力往往难以实现这种投资,还需要吸引社会资本加入行列。由于资本的稀缺,地方政府在引进资本上形成了激烈的竞争。为了更好地吸引投资,在竞争中取胜,地方政府常常运用各种经济优惠政策,人为地压低土地、基础能源的价格。虽然从短期来看,政府在基础能源、土地方面的收益减少了,但从长期来看,地方政府不仅能通过后期源源不断的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弥补先前的损失,而且还能通过规模大、产值高的工业发展获得高GDP增长数值去谋求仕途升迁。地方政府间竞争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第二产业所需的基础能源、土地资源、原材料等价格低下,偏离了实际的市场价格,从而人为地拉低了第二产业投资成本。

除了地方政府为吸收投资,采取了大量降低投资成本的优惠措施外,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入城市,带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是第二产业膨胀的重要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支持了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住房、市政、公共设施的兴起,促进了第二产业中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吸引着国外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跨国公司生产、加工环节的流入,带动了沿海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低廉的劳动力从生产要素的角度降低了第二产业的投资成本。

从投资的前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漫长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在这个时期,第二产业产品需求旺盛,发展迅速。首先,中国城镇化运动飞速展开,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带动了强劲的住房、基础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其次,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购买力的增强,居民消费开始转向耐用消费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内的、特别是以汽车为代表的高档耐用消费品,从而拉动了能源、钢铁、水泥等一大批重工业的发展。最后,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农业和工业内部的升级也会对工业自身产生庞大的需求,企业普遍要用更先进高效的设备替代传统设备,不断更新技术设备,提高市场竞争力。工业化中期的阶段性特点决定了第二产业发展前景的广阔。

从投资的风险来看,虽然大量工业项目的重复性建设增加了工业产品的供给,加剧了地区间的恶性竞争,使得投资项目有亏损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在实际中被忽视或者人为减小了。地区企业,特别是地区的主导大企业与当地的政府财税、业绩紧密相连,地区主导企业的破产不仅会直接影响政府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会影响地区就业,加重政府负担,造成社会不稳定。因而政府与当地企业的经营状况休戚相关,是典型的利益共同体。政企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不仅可以让企业在正常条件下享受政府提供的各方面政策优惠和市场服务,而且在出现危机时也能得到政府支持和补贴。显然,投资风险大幅度降低了。

总之,在我国现阶段的特殊背景和政府的干预下,第二产业具有投资成本小、前景广阔、市场风险较小的优势,这些优势引导着社会资金大规模流入第二产业,使得第二产业发展过于膨胀。当然,第一、三产业发展的相对劣势也加剧第二产业的极度扩张趋势。

(2)低消费水平、扭曲的投资环境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农业是传统产业,虽然农产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必需品,但农产品价格弹性和需求弹性都小,价格水平一般较低。受“恩格尔定律”的影响,居民消费中的食品需求比重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会逐步下降。加之中国人均耕种的土地少,广大地区特别是南方受山地、丘陵地形所限,机械化耕种水平提高难度大,同发达国家相比,明显不具备竞争优势。因而从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需求来看,前景都不容乐观。另外中国长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速度、水平差距大,农村发展长期滞后,大量优质生产要素流失,农业的投资缺少合适要素和投资的配套设施。所以,无论是从投资的环境,还是从投资的前景来衡量,农业均对社会资本产生不了很大的吸引力。

从工业化国家发展的一般特征来说,一国开始工业化进程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显著的下降趋势,而第二、三产业则上升速度加快。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第三产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2000-2007年,第三产业比重一直仅保持在40%左右,这同我国高储蓄率下的低消费水平及第三产业投资环境较差有重要关系。

从世界发展规律来看,大致以人均年收入1000美元为临界点,1000美元以下居民通常是以满足温饱为主要需求,到1000美元以后,人们的消费需求开始升级,生活服务性需求出现多样化,对住宅、汽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健、环境保护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需求均有很大程度的提高。我国2003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需求结构开始提升,对发展型和享受型产品的需求增加。但是人均收入超过了国际临界值,并不代表实际的消费支出达到了国际同等水平,由于我国的消费率低于发达国家,实际的消费支出过少,在需求上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同时,第三产业政府管制多,市场化程度低,资本进入壁垒高,行业垄断是一种普遍现象。服务业行业的垄断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市场准入限制,许多行业不允许非国有资本经营,电信、金融、保险、银行、民航、铁路等行业中表现最突出,至今仍对外资和民营资本限制重重;第二,价格管制。第三产业中的一些行业的市场价格仍旧以国家制定为准,市场的价格机制起不了作用。长期以来,服务业价格只被当作计划的工具、核算的手段使用,无论是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都是由政府来提供,价格被严重低估是一种长期的普遍现象。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使得第三产业严重缺乏活力,影响民营资本的进入。1998-2002年期间,民间自筹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保持在25%左右,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大。2002年以后,民间资本对GDP的贡献随着经济复苏逐渐有所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营经济的崛起,民间资本积累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规模,但扩大的民间资本却因第三产业投资营商环境不佳、限制太多而失去了正常的投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通常把应当投资而不投资的钱转移到了房地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扩充了第二产业中的房地产业的产值。

(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影响要素水平提升

1.产业结构不合理,加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影响就业

我国第二产业发展过快,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对劳动力就业造成了巨大影响。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且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近年来,中国呈现明显的工业的重型化趋向验证了这一点。这种趋势,推动了密集使用资本和高级技术工人的重工业比重逐年上升和密集使用劳动力的轻型工业比重开始下降,其结果造成了我国产能过剩及劳动力就业的双重束缚。而提供就业岗位多,接纳大批劳动者就业的第三产业则因投资环境较差难以发展起来。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2006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23.9%增长到27.7%。近30年的时间只增长4%。第三产业的停滞发展使得应有的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的能力显著下降,就业形势雪上加霜。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国的就业增长系数,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能带来的就业增长率已经持续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0.32,下降到90年代的平均0.1左右。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就业没有保障,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就缺乏稳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人力资本的积累、科技创新的速度就会落后,要素水平提升的整体水平就会相应迟缓。

2.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要素水平的改善缺乏社会环境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和居民消费水平需求层次的逐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服务业的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继吃穿生存需求满足之后,教育、旅游、文娱等发展性的需求开始成为居民消费的新领域。这种发展性的消费,不仅是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对整个国民素质提高、社会知识积累、科技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社会环境的好坏是需要充足的第三产业提供的健康消费、教育消费、文化消费才能形成的。而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孵化也直接依赖于发达的金融市场及金融服务业,美国一大批高科技企业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发达的融资市场。此外,企业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也直接依靠第三产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因而第三产业的滞后对劳动力素质提升、科技水平的进步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3.膨胀的第二产业的重要主体、行业缺乏提升要素水平激励

第二产业的过度扩张导致该行业体制、结构问题暴露是要素水平提高的另一阻碍因素。第二产业中重要行业如电力、供水、石油、钢铁等大多为国有垄断或者国有资产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而国有企业和国有垄断行业至少有以下弊端:

首先,垄断行业缺乏降低成本的压力和提高效率的动力。竞争性行业的产品价格是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下决定的,如果企业成本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就无法在价格中得到补偿而发生亏本。在这种压力下,企业会不断想方设法降低成本,以使企业成本低于社会成本。而国有垄断行业的产品价格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按成本加适当利润的原则制定的管制价格。这就意味着垄断企业生产产品耗费的成本不管是高还是低,都会包含在管制价格中而得到完全补偿。这种价格机制下,企业很难出现亏本。这就使得垄断性行业丧失了降低成本的市场压力。

一般来说,在垄断行业中,若价格不变,企业提高效率也可提高利润。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上级主管部门往往无法判断这种利润是由企业提高效率产生的,还是由企业的垄断行为产生的。因而,当垄断性行业的利润提高,主管部门往往就会把管制价格下调到只能获得正常利润的水平或抽取其中的部分利润,这样垄断性行业就没法获得提高效率得到的商业利益,从而缺乏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

其次,国有企业缺少提高技术、提高管理水平的激励。一方面,国有企业固有的产权缺陷让企业的经营者缺少采用新技术、改善管理以提高利润的动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不仅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存在,而且是一个社会主体,需要承担很多的社会责任,完成经济目标以外的许多社会目标,这种多元化的目标弱化了单一的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分散了企业的注意力,对国企加大科技、人才的投入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国有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问题不仅决定了自身的经营机制,而且对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国有企业自身的缺陷使国有企业在与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在面对较弱的市场竞争对手时,非公有制企业依靠数量扩张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发展,占据优势竞争地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改进技术、改善管理、提高效率的需求,而热衷于短期物质投入。

在体制因素、第三产业的相对落后及工业重型化趋势等多方面原因影响下,劳动者素质、科技管理水平提升极度缓慢。

(三)低要素水平强化了需求结构的畸形

1.低要素水平拉大了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差距

中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存在着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全国整体的劳动供给大于劳动需求。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劳动要素因富余通常处于劣势,资本要素因相对稀缺而处于优势地位。在中国劳动力趋于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劳动工资长期难以提高。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促进的生产效率提高,以及经济快速增长使得资本效益增强,资本利润较快增长。反映在数量上,就是劳动所得占GDP比重长期持续下降,资本所得占GDP比重长期持续上升。1983年以来,我国劳动所得占GDP比重持续下降,2000至2005年,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6.4%,但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高达8.8%,高出人均劳动收入增长速度2.4个百分点。资本与劳动的不均衡局面也使国民收入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1995年到2008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8.8 倍,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增长了17.69倍,而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只增长了2.68和2.01倍。相对于居民,政府和企业具有更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具有更高的投资倾向,因此,政府和企业收入迅速增长,居民收入相对增长缓慢又势必导致投资增加,消费降低。

2.低要素水平使得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在国际贸易中,各国以要素禀赋参与国际分工,生产密集使用本国具有相对禀赋优势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或参与该禀赋优势的分工环节。上游的技术研发和下游的渠道运营和品牌建设因技术含量高、竞争少拥有较高附加值,中游组装、加工的劳动密集型工序由于模块化作业的标准化及竞争加剧等原因而收益率最低。从贫困中走出的中国凭借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而成为产品内分工的重要一环,但却处于全球价值链最低端简单加工环节。这种分工地位既制约要素收入增长,又巩固劳动力成本优势,继续驱动劳动密集型工序生产规模扩大,致使中国对外依赖愈来愈深。1998~2007年10年间,中国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00多亿美元,比前19年(1979~1997年)的总和还多4000多亿美元,使我国成为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

要素结构的低级化,拉大了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强化了中国在世界贸易分工地位中的劳动力禀赋优势,使消费水平继续减少,对外依赖继续加深,从两方面继续恶化本已畸形的需求结构。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中国高储蓄率基础上形成的需求结构畸形,奠定了结构恶性循环的根基,高投资在政府政策引导和管制之下涌入第二产业,消费水平的低下造成第三产业发展迟缓,形成产业不合理的状况,而产业结构中的固有趋势及行业内部主体体制缺陷等问题又使要素水平提高缓慢,最后要素水平低下反过来又加剧了需求结构的畸形,形成了恶性循环。在中国转型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结构间的恶性循环,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造成了巨大障碍。

为了破除这种恶性循环积累的格局,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继续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是第二产业膨胀、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一般情况下,投资回报率递减,小于其它要素如技术、劳动力的收益时,市场机制的发挥会让投资的速度降下来。但我国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保持连续多年的高投资,背后的原因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运行,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具体来看,地方政府经常在下列的行为中干涉市场正常运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农民征用土地、违法占地;限制竞争,支持本地区企业发展;干预信贷,通过种种手段迫使当地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不良项目提供贷款;对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产品进行价格管制,使市场信号严重扭曲;政企不分,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等等。为此,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全面评价政府和干部绩效的指标体系,摒弃单纯的GDP考核办法,形成有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考核体系,逐步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大粗放型发展方式的经济成本,使政府切实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职能,从资源配置主角中推出,转化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第二,推进自主创新,加大对科教的投入,提高要素素质,构建良性循环。调整投资重点,由外延、数量型投资转向内涵型、质量型投资。一方面要通过加强对技术开发改造、科学研究等改善物质资源效率的投资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开发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人力资源的培训、教育方面的投资来提高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和管理水平。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后者尤为重要。经济发展最终是由人来推动的,技术、科技最终也要为人所掌握,内化成人自身的素质。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不仅能加强人力资本对物质消耗的替代,减少单纯的物质消耗,保护环境,而且能提高国民收入中劳动的分配比例,增加收入,扩大消费,改善需求结构,形成良性循环。为此,政府应以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抓紧制定创新型人才发展规划,加速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引进,鼓励支持创新的社会保障政策和分配激励政策,形成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任用人才的良性机制。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健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在基本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并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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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浩 宇

F015

A

1004-1605(2010)10-0055-06

李韬(1985-),男,湖南娄底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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