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 超 刘海英 编辑/ 任 红

北半球缤纷的雪花和刺骨的寒风，让全球气候是否变暖的争论进一步升级。气候问题成了近年来少见的热门话题，甚至成了各国和各国家集团之间外交交锋的热点。温室气体在大气中两百年仍然“存活”，而大气中正在发挥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大部分是发达国家近两百年来排放的。在发展中国家刚刚开始经济提速的时候，排放温室气体的罪魁祸首却要求新兴发展中国家承担和发达国家相近的义务。这本身就是十分不公平的。

就气候研究和国际减排等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来华参加会议的日本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部教授、环境问题专家周玮生。

要承认气候研究的不确定性

《京都议定书》采取了一个十分巧妙的策略，既坚持了原则，又考虑了不确定性，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实际效用的减排国际公约。

设在美国sandia国家实验室太阳热能测试中心的stirling energy system公司生产的太阳能盘 摄影/CFP

对于全球气候是否在变暖的争论，周玮生表示，虽然有科学家称全球气候变暖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也有人说气候不是在变暖而是在变冷，但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全球气候正处于一个日益暖化的时期。

周玮生强调，科学认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确定性会永远存在。在复杂的气候变化问题上，不确定性的存在是必然的，对此要敢于承认。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原因的争论便是这种不确定性的表现之一：有人说是水蒸气，有人说是太阳黑子，也有人认为气候变暖只是地球40多亿年发展成长过程中一个自然演进的瞬间。但无论如何，二氧化碳具有温室气体效应，这是无可辩驳的，只是其对气候变暖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各说不一。

周玮生称，对于原因的争论，也导致了面对气候变暖问题的三种不同态度：一种是放任态度，认为在气候变化面前，人类无能为力，也必将无所作为，只能听之任之；一种是遏制态度，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因此人类要采取行动，减少排放来缓解气候变化的进程；而第三种态度则是上述两种态度的综合，认为气候变化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人类不可能完全改变气候上升的趋势，但也不能消极等待，而需有所动作。目前大多数科学家赞同二氧化碳说，认为气候变暖是人为造成的。但科学不是多数决定论，真理也许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京都议定书》采取了一个十分巧妙的策略，既坚持了原则，又考虑了不确定性，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实际效用的减排国际公约。

抑制碳排放的三种方式

周玮生指出，从科学角度分析，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有三种行为方式：

第一种方式称为无后悔行为。也就是说，即使气候变暖与二氧化碳排放没有关系，即使将来的气温并不会上升，我们也依然要采取的行动，便是无后悔行为。这类行为是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等。无后悔行为是人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策略。

第二种方式称为最小后悔行为。这类行为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开发活动。与传统化石燃料相比，新能源的开发成本较高，其开发利用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为了优化能源结构，保证能源供应的永续性，即使没有气候变暖问题，依然要开展这类行动，甚至在有风险的情况下也要进行，这就是最小后悔行为。

第三种方式称之为特化行为。主要是指将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捕获、封存，这是专门为对付气候变化而想出的办法。封存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只是解一时之困的主意，没有任何好处，目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有成熟的技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福于子孙后代和全人类，就要坚持做好无后悔行为和最小后悔行为，以达到一箭多雕的目的。

中国阶段减排的三阶段

谈到国际减排谈判，周玮生指出，它有一种游戏性质，减排需要理由，减多少也需要一个理由。在这类谈判中，国家实力是话语权的保证。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根据自己的国情走一条阶段性减排的道路。

他指出，中国的阶段性减排道路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完全自发性减排阶段。中国在《京都议定书》第一约束时间，也就是2012年前的减排工作，就属于自发性减排；第二个阶段则是自主性减排阶段。中国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这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是一个自主减排目标；第三个阶段就是强制性减排阶段。

中国最终会走上强制性减排道路，但不是现在，更不会是和美国同一个起点。当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高于世界人均均量时，才应该接受强制性的减排责任。据计算，这个时间起点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

周玮生表示，中国的阶段性减排路径只是根据现阶段的排放额度确定的一种模式，没有考虑碳排放历史累积量的问题。如考虑历史累积量，中国的强制性减排阶段的起点时间还要延后。但由于发达国家对于历史责任的认定问题，使发展中国家追求历史性公平变得异常艰难，而在只考虑现实公平性的情况下，这种阶段性减排路径安排，既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利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且更具有现实操作性。

没有一种单一能源能够拯救这个世界

谈到减排，就不能不谈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不能不谈低碳经济。周玮生表示，无论是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还是走低碳经济之路，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目前没有一种单一能源能够拯救这个世界。”周玮生这样强调。化石燃料终有枯竭的一天，开发新能源是人类的必然选择，但仅靠一种能源是无法支撑这个社会的发展的。因此，新能源的开发利用需要综合考虑，要照顾到各类新能源的优缺点。盲目地求新求变，既不切合实际，又会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是不可取的。只有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形成多种能源的互补性组合，才有可能形成一个能够支撑社会发展的能源体系。

而低碳经济，和前一阶段风行的循环经济一样，都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低碳社会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现在仅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走低碳道路绝对是一种无后悔行为，目前起步还不晚，但尚有许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