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辉,刘庆

(11长沙学院外语系,湖南长沙410003;21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外语组,湖南长沙410001)

中西翻译理论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

谢志辉1,刘庆2

(11长沙学院外语系,湖南长沙410003;21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外语组,湖南长沙410001)

中西翻译理论;重内容、轻形式;文学翻译

任何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两者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和西方的翻译理论中,都存在着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翻译活动普遍认为就是将原文的信息或内容转换到译文中来,而原文的形式则无关紧要。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用带有这种倾向的翻译理论来指导文学翻译是不可取的。在翻译中只注重内容的传达而忽视形式的重要性,必然会造成内容的流失,或者译作不能再现原作的文学性和风格特征。

一

任何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都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形式,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能对内容产生反作用。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必将体现到翻译活动之中。但是,我们发现在中西方的翻译理论中都存在着一种倾向,那就是重内容、轻形式。翻译活动普遍认为就是将原文的信息或内容转换到译文中来,至于原文的表达形式则无关紧要。具有这种倾向的翻译理论用来指导科技翻译、经贸翻译等应用翻译,也许是可行的,但如果用来指导文学翻译是肯定不合理的。本文将简要回顾中西翻译理论,讨论其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并试图寻找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探讨带有这种倾向的翻译理论用来指导文学翻译的局限性,希望能唤起译界对形式的重新认识。

二

翻译实践活动在中国和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翻译理论起源于实践。我们一般认为西方翻译理论开始于西塞罗(Marcus T Cicero公元前106243),至于中国翻译理论,有学者甚至在孔子的话中找到了译论的萌芽(陈福康,2000:4)。可见,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都已经超过两千年,而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一直存在于中西译论之中。

我们先看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中国明显的译论论述始于佛经翻译。在早期的佛经翻译中,由于对佛法的崇敬,译者倡导的是一种严格的直译,唯恐意译会失去佛经原文的精髓。但很快鸠摩罗什(3442413)就改变了这一局面,他生于印度,被邀请到中国后,成为极负盛名的高僧和译经大师。他提倡“依实出华”,翻译中他“对于原本,或增或删,务在达旨”(陈福康,2000:17),自己在临终前也坦言所译经书,只有一本没有经过“删繁”。可见,鸠摩罗什看重的就是原文的“旨”,也就是内容,译者的目的也就在保存和传达原文的内容,对形式不会足够重视。

后世译者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鸠摩罗什翻译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原文内容至关重要,而形式则不值得考虑。中国译论从古至今都强调“信”、“忠实”,但那只是内容上的“信”和“忠实”。在内心深处,中国的译论家都不自觉地将内容和形式对立了起来,“得意而忘形”、“舍形而取神”是他们追求的境界。这些译论家们的翻译思想虽然表述不一,但都体现出了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如“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并不亡失”(林纾),“保持原作之神韵”(朱生豪),“我们要译的是意念或概念”(金岳霖),“翻译应注重意译或义译”(贺麟),等等,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神似”(傅雷)和“化境”(钱钟书)也未能例外。

傅雷通过总结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深入人心的“神似”。他早期在法国学习美术,受此启发,他将翻译和美术进行对比,“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陈福康,2000:391)。就这样,他将“形似”与“神似”对立了起来,认为为了传达原文的“神”,“形”可以置之不理,弃之不顾。大学者钱钟书对翻译也有所涉及,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而要入得“化境”,译文应该像原作“投胎转世”,无任何翻译的痕迹,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读起来根本不像译本(陈福康,2000: 418)。他对于原文形式的忽略是显而易见的,把抛开形式而达到的“化境”作为翻译的最高理想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发现西方译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他强烈反对字当句对,作为一名演说家,他认为译者最要紧的就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谭载喜,1991:23),翻译应该采用灵活的方法,用符合古罗马语言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至于原来的表达方式,则不值得译者去考虑。后来的贺拉斯,昆体良也有同样的看法。而哲罗姆(St1Jerome)更是提出了sense2for2sense的翻译方法,明确指出翻译就是要转换sense,即内容,原文的表达可以任意改换为易于读者理解的表达方式。

哲罗姆对后来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千多年以后英国的泰特勒(Alexander F1Tytler)提出翻译三原则,被誉为是现代翻译理论的开端。第一原则就是“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对原文有增减的自由,而原作的形式没有提出要保留。他指出“要忠实于原文思想,往往需要偏离原作的笔调”(谭载喜,1991:166)。

奈达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译论家,他把翻译看成一种交际活动,是“指从语义到文体(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谭载喜,1991:273),很显然,译者要“对等”的,要“再现”的,都只是“信息”而已。他坦言“为了保留信息,形式必须改变”(Nida 2004:5)。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和西方的译论家们虽然各个说法不同,但其思想中都有同样的倾向:翻译就是要传达原文内容和信息,形式在翻译中无足轻重。这种翻译思想在中西方都影响深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倾向呢?

三

我们认为,在中西方的翻译理论中都出现这种倾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客观上来看,在翻译活动中常常存在着内容和形式的矛盾,要同时实现内容和形式的对等确实比较困难。翻译牵涉到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使译者常常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要么放弃原文表达形式,要么原文内容面临有所流失的危险。最后的结局往往是译者选择了传达内容,而代价就是放弃了形式。并且,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翻译还要考虑到读者的不同,原文和译文读者在阅读习惯、审美标准、思维模式等方面差别很大。因此,为了满足译文读者的阅读需要,使原文内容能被译文读者所接受,译者总是会改变原文的形式来迎合译文读者。

其次,从主观上来说,很多译者没有正确理解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忽略了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前文已经说过,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两者相互依存,内容必须借形式而存在,而不表达一定内容的形式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无内容的形式和无形式的内容都是不可想象的。其次,两者又相互制约,内容决定形式,占有主导地位,形式为表现内容服务,但形式并不是简单、消极的因素,它会对内容产生反作用,尤其在文学作品中,形式的反作用更大。因此,将内容和形式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在中西翻译理论中,内容的主导性和决定性已经得到了承认,但遗憾的是,形式的反作用却被很多译者都忽视了。表现到翻译实践中,译者就只强调占主导地位的内容的对等转换,对于具有反作用的表现形式却视而不见,这样势必会影响翻译的质量。

另外,我们发现中西方都有重内容、轻形式的历史传统。“神”与“形”的讨论在中国源远流长,自先秦以来,中国的学者和艺术家就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在哲学、美学领域,接着发展到书画艺术界,然后又影响到诗歌创作和古典文论中,中国的传统思想认为神似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并且这一概念具有普遍意义,最后理所当然影响到翻译理论,因此,对“形”的轻视在中国是有历史根源的。

而西方的翻译从古罗马时期也开始有了这种传统,这是古罗马与希腊两国关系所决定的“文化与权力政治”的结果。古罗马人早期景仰希腊文明,对希腊作品奉若至宝,在翻译中亦步亦趋。但随着在军事上战胜希腊,以胜利者自居的罗马人的翻译策略也发生了改变。他们内心有一股强烈的优越感,把希腊作品看成一种“战利品”给予掠夺,他们认为只要获取其精髓——内容就足够了,对于其形式则在翻译中可以任意删改和抛弃(Wills,2001:29)。就这样,完全依赖原文的翻译方法在西方被摈弃,并且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认为以上几种原因使中西方翻译理论形成了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具有这种倾向的翻译理论用来指导科技翻译、经贸翻译等应用翻译,也许是可行的,因为这类翻译的对象属于“信息型”文本。但如果用来指导文学翻译实践,无疑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一定会带来很多问题。

四

首先,由于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在翻译中忽视形式会或多或少造成内容的“损失”。如前所述,形式并不是简单消极的,它对内容的传达具有反作用。在文学作品中,有些表达形式本身还能携带信息,蕴涵深意,我们称之为形式意义,它们经常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对于作品的主题表达、风格特征、美学效果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译者以传达内容的名义忽略了形式的价值,其结果往往是内容并不能完整地传达到译文中来,那所谓的“对等”、“信”都是难以实现的,更不用说再现原作的“神”了。

请看一例:

Evans:It is petter that friends is the sword,and end it;and there is also another device in my p rain;which,peradventure, p rings gootdiscretionswith it1There isAnne Page,which isp ret2 ty virginity1

(T h e M erry W ives of W ind so r,Act I,Scene I,William Shakespeare)

爱文斯:冤家宜解不宜结,还是大家和和气气的好。我脑子里还有一个计划,要是能够成功,倒是一件美事。培琪大爷有一位女儿叫安,她是一个标致的姑娘。

(朱生豪译)

在文学作品中,口音、方言能反映某一角色的个人习惯、教育水平,甚至社会地位。Evans将better,brain,brings,good说成petter,p rain,p rings,goot,这当然是不标准的发音,听来让人哑然失笑,这些口音对于其性格描写、形象刻画的意义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从译文来看,爱文斯语音地道、准确,译者没有试图去保留或再现原文特殊的表达形式,使原文的风采丧失殆尽。虽然译文译出了爱文斯所说的话中包含的“信息”,但由于其说话方式的特殊性被译者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原文的信息和效果流失了很大一部分。因此,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要轻易试图“弃形存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意“弃形”的结果一定是“意”也难存了。

申丹(2002)曾经提出翻译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假象等值”,即“译文与原文看上去大致相同,但文学价值或文学意义相去较远”。上面例句中的翻译由于忽略了形式本身的意义,而形成了“假象等值”。要避免假象等值,译者需要对原文进行细致分析,把握原文中语言形式与内容意义的有机关联,重视形式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不可轻率地只保留内容而放弃形式。

其次,在文学作品翻译中忽视形式会使译文失去文学性和美感。文学性是俄罗斯形式主义的重要概念,是指“使一部特定的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即文学作品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文学性体现在语言表达形式之中,文学作品的语言应该是诗学语言。因此译者应当仔细分析和领会原文,不仅要解其“意”,还要感其“形”,要体会原作的审美信息和文学特征是如何实现的,然后用恰当的形式在译文中传达意义,重现美感。如果不重视语言表达形式,用苍白、干巴巴的语言来传递原文的信息或内容,其美感一定会丧失,丝毫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美的享受。

王佐良所译培根的《论读书》一直被奉为翻译经典,正是由于译者吃透了原文,不但消化了其思想,也吸收了其形式。原文语言高度精炼,用词极其准确,行文流畅简约,多用排比、类比,节奏铿锵有力,并且富于警句、格言,稍有一些古奥的味道,而译文浅显文言文的形式完全具有这些特征,可以说原作的文学性和美感完美地再现到了译文中。

最后,由于对形式的忽略,还会使译作不能再现原作或原作者的风格。每一部文学作品、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特征,风格主要是在作者的遣词行文中获得的,要通过语言形式来实现。因此忽视形式理所当然会失去原作风格。例如,英语文学中的sonnet具有其独特的节奏、韵律、行数,如果在翻译中不对这些标志性形式特征给予重视,并用某种恰当的方式保留的话,那我们敢说翻译的是sonnet吗?再比如,海明威作品的语言通常被称为“电报式语言”,简短精要,绝不拖沓,这些形式特点就一定要体现到译文中,让译文也具有海明威的特色,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译者所追求的“神似”。

五

我们认为,中西方翻译理论具有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在指导文学翻译时必然会产生很多问题。翻译文学作品,译者应该对形式给予充分的重视。首先,译者应对原文的表达形式敏感,尤其是一些特殊的、蕴涵丰富含义的、能体现原作美感和风格的表达形式,译者绝对不能当成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随意抛弃。另外,对形式的重视也体现在译文语言的选择中,译者要选择与原文适合的表达形式,既然翻译的是文学作品,译文应该运用文学语言,要争取做到既表现原作内容信息,又再现其艺术风貌。

当然,我们强调形式的重要,并不是否定内容的主导地位。过分的强调译作与原文形式对应,只会出现死译、硬译,这是大家早就批判过的,不是我们的本意,由于两种语言的巨大差别要在英汉互译中实现形式完全对应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形式和内容不可分离,译者在传达内容时,要做到不能忽略形式本身的文学意义和价值。译者要尽量用恰当的译文形式传达原文形式的意义和美感,从而实现译文在再现原文功能、效果方面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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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w to Tran sla te English Top ic of Soc ia l Sc ience Artica ls Correctly

ZHANG Yu
(Journal Editing Department,He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Tangshan Hebei063009,China)

English top ic;cultrualmeaning’s running off;m issing information in tranlation;Chinglish p roblem

The top ic is the soulof an article1Successful translation of top ic p lays an impo rtant ro le in the globalaca2 dem ic communication1However,in recent years,top ic’s inaccurate transl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rticles is a matter of commen occurrence1The English editors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paper’s quality should understand thorough2 ly the inaccurate tranlstion,and make reasonable revise1Through several living examp les,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causes and effectof inaccurate translation from severalaspects such as the cultrualmeaning’s running off,choosing words incorrectly,missing information in translation aswellas Chinglish p roblem1wishing to be helpfulforvastnum2 bers of English editors1

H 31519

A

167322804(2010)0320159204

2009206220

长沙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CDJJ20802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