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茂增,赵付立

(11天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甘肃,天水;21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人类学家眼中的日本世界
——从《菊与刀》看日本民族文化

张茂增1,赵付立2

(11天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甘肃,天水;21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日本民族文化;《菊与刀》;耻感文化;等级制度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每个民族都要选择一些特定的行为方式,用来形成自己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从“耻感文化”、“等级制度”、“重视报恩与情义”等方面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各种模式。

1944年6月,美军正在太平洋进行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岛屿登陆作战中与日军短兵相接。美国政府对于盟军是否要准备在日本的深山老林中与那些可怕的顽抗分子战斗到底、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是否能不进攻日本本土而使日本投降、战胜日本后是否需要永远实行军事管制、是否保留日本天皇等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为此,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应美国政府之邀,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方法,撰写了一份关于日本的研究报告,为美国成功制定战后治理日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946年,作者将报告整理出版。该书一经推出,好评如潮,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一直被视为研究日本最有见地的作品,被公认为了解日本文化的最好读本——《菊与刀》。

而今,距本尼迪克特撰写此书已有63年之久。现在的日本,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与那个时代相比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想要了解或研究日本的文化,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当然也有学者不认同该著作,但是多数人还是抱着赞赏的眼光来评价这本书的。从这本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这个民族的一些特性。

一 耻感文化

日本是个岛国,一旦遭受社会谴责,便无立锥之地,除非跳海,所以日本是个自杀王国。自古以来,日本就有“村八分”(所谓“村八分”,剩下的“二分”是婚礼与丧礼,表示除了此“二分”外,其它活动均不让你参与。)这种无形的枷锁存在,这是一种全村都与其断绝交往的制裁,也正是“耻文化”的基石。

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耻”,就是不可做出丢脸的事。在“耻感文化”里,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或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相反,只要自己的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就不用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何谓“武士道”?新渡户稻造博士在他的著书《武士道》中说:武士道即对自己的良心要负起“耻”的责任。“耻感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的根源所在,并广泛地深入人心,日本人在顺应着、提倡着、遵从着。在他们眼中,一个知耻的人就是有德之人。因此这种“耻感文化”成为日本文化的核心范畴,也决定了日本国民性格的根本所在。耻感也使得日本不会甘居人后,内心中潜伏着强大的渴望。

《菊与刀》使我们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日本就是不为侵华战争认罪。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人的脑海里:为什么日本在1931—1945年期间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深重的苦难,在中国实行极其残酷的“三光”政策,一次南京大屠杀就杀死30万中国人,把活生生的中国人用作细菌战、化学战的试验品,却至今不肯承认战争罪行?甚至日本首相还要到供奉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去参拜?而德国却早就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其残害的国家和人民认了罪。本尼迪克特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给出了部分答案:在人类学对各种文化的研究中,区别以“罪”为基调的文化和以“耻”为基调的文化是一项重要工作。欧美国家属于“罪感文化”,犯了罪的人可以通过认罪来减轻内心重负;而日本则属“耻感文化”,由于强烈的耻感,也使得日本人无法承认自己的失败和否定自己对战争的定性,时至今日,不少日本人还是矢口否认对中国的侵略和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一系列惨剧。

二 等级制度

等级制度在日本是极为森严、根深蒂固的一种制度,日本人从孩子时候就进行这种“各得其所,各安其分”[2]的自我训练。这种“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是日本人对他们所信赖的等级制度的表达。

1603年,德川家康战胜各藩大名后,设幕府于江户,开始了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在江户时代,德川幕府还把居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就是武士阶层,属于统治阶级。农、工、商属于被统治阶级。在四个等级之下,还有“秽多”(从事制革、屠宰等职业者)、“非人”(艺人、乞丐)等“贱民”,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德川幕府对各等级成员的日常行为作了详细的规定。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有关其阶层地位和等级身份的标志,其衣着、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必须依照等级身份的规定。在商人经济地位上升时,德川幕府为了维护将其永远置于卑贱地位的等级制度,甚至专门发布了《奢侈取缔令》来规定商人的穿戴、雨伞以及在婚丧时的费用限额。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西化,但是它仍然是个以贵族为主流的社会,人们的日常交往接触,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日语里有许多敬语,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词汇,在使用时还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而且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还要懂得鞠躬的程度——从简单的动肩、点头直到最高的跪拜礼,因为对一个人十分得体的鞠躬,放到另一个人身上也许就变成了无礼的举止。所以,一个日本人必须学会在哪种场合该行哪种礼。家庭生活的核心也是以性别、辈份和年龄差别为基础的等级制,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不分年龄大小,要给兄弟鞠躬。

等级地位还取决于性别。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远低于丈夫,走路时要跟在丈夫身后,即使穿上西服,和丈夫并肩而行,进门时能走在丈夫前面,可一旦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后面。一些妇女在现实的家庭生活中能够操纵丈夫,但是在表面上仍须遵守等级关系。家中的女孩得不到与兄弟一样的关怀和受教育的机会,在为数不多的几所女性高等学校里,教授的重点也是礼仪和举止规范。

在现代日本,虽然说作为整个社会的等级关系是不复存在了,然而,与古时候不同的集体秩序又牢固地形成了。这种集体典型的就是公司。在公司里依然严格地遵守着社长、部长、课长、普通职员这一秩序。想要打乱这种秩序的似乎没有。不过,有许多人虽然对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十分注意,可是对公司外部的人却毫不关心。甚至有的人在电车里明明看到老年人站着却佯装不知;然而当他看到自己的前辈或者公司的上司上车时,却急忙让座。这种态度可以从“内”与“外”的关系来说明。自己所属的社会称为“内”,对“内”的人,要作到纪律严明,维护森严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对“外”的人,却不如对“内”的人那样关心。

若干个世纪以来,不平等是被日本人最广泛接受的有组织的生活准则,“承认等级制度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3]。在他们的日常交往、家庭生活、政治及国际关系的看法等各方面都深深带有等级制度的烙印。正是这些才维持了日本社会的稳定,并且已构成了日本社会结构的框架。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者也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等级观以及人们对天皇的绝对遵从,以天皇要将这种“良好”等级制度扩展到国际的名义,实现着他们少数人的自私利益。

三 不寻常的价值观——报恩、情义[3]

日本人把自己看作是欠恩者,欠祖先的恩,也欠同时代人的恩。领受的最大的恩情当然莫过于“皇恩”。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都是蒙受天皇的恩典。所以每个日本人都要时刻准备听从天皇的召唤,为其奉献自己的一切,对天皇恩情的偿付是强制的和绝对的。除此之外,父母、老师、主人以及任何对他授以恩情的人,都是日本人报已“欠负”的对象,这些恩情都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必须偿还,否则他就是一个不义之人,将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惩罚。整个日本就是一个恩情的世界,子女与父母、下级与上级、学生与老师以及所有人与天皇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恩情网。

情义分为明显不同的两类,一类是“对社会的情义”,包括对姻亲的义务、对主君的义务以及对地位平等但于自己有恩的其他人的义务,但这种“对社会的情义”与“义务”不同,“义务”永无止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报答,而报答“情义”则要讲究分寸。情义是必须报答的,并且是等量回报,另一类是“对名誉的情义”,即一种保持名节不受侮辱的责任。这类义务不是报恩,而是维护自己名誉的行为。日本人认为,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情和屈辱都要认真回报,为洗刷污名而采取的报复不算侵犯。当然,复仇仅只是方式之一,对名分的情义还包括坚忍和自我克制的德行。日本人对专业上名分的情义要求十分严格,其准则就是不承认自己在专业上的失败和无知。

如果对于西方人来说,一切都来自于上帝,那么对于日本人来说,一切都来自于天皇。以对天皇的忠诚为起点的日本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伦理体系:“欠负—报恩伦理”体系,这一体系对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影响至今仍难以消除。由“欠负—报恩伦理”体系构成的道义社会造就了日本人独特的人格观和尊严观。在日本,一个完美的人,拥有自尊的人就是一个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义务及责任并能够严谨地履行其职责的人。他不可做出不合乎其身份的事,必须“仔细考虑事态中的一切因素,决不可招致别人讥笑,或者减少成功的机会”。比如说,一个合格的雇工就要避免对雇主讲不妥当的话;一个政客不能纵谈危险思想;年轻人要懂礼貌,行为庄重,不要辜负别人的期望;实业家要谨慎再谨慎;复仇者要计划周密,万分小心。

网络上有句话:“流氓并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很多中国人应该很容易把这句话跟现代化的日本联系起来。当然这样形容日本人是不公正的。但是,日本人容易走向极端和狂热的情感,其都融合着绝美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令外人看来总是有些不可思议的平和。

阅读本书是一次人生的历练,日本的种种令人感同身受而又保持着观察的距离带来的神秘和觉悟。日本的种种也在读者逐步的理解和思考中散发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气息。无论我们怎样痛恨、惧怕、蔑视这个邻居都是不恰当的。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评价此书,认为书中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全貌,认为该书对日本人来说“仍是一本颇具教训的书”,“等级制度”、“耻感文化”、“报恩与情义”是日本文化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文化价值取向。中国有句老话:“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作为朋友,作为假想敌,无论你怎么安排日本的座位,都要去理解她,鲁斯·本尼迪克特女士以一个全球化前沿的女性和美国人的眼光,或者更是一个世界公民的眼光,为我们的未来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要做的是——学习。

[1] 徐小军1读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J]1军事历史, 2002,(4):782791

[2] 鲁斯·本尼迪克特1菊与刀[M]1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1

[3] 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译1菊花与刀[M]1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1

[4] 唐胜兵1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读菊与刀有感[J]1北京:商业文化,2008,(7):891

[5] 庄严1“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差——菊与刀——日本文化类型读后[J]1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4): 922941

Japanese World in the Eyes of An thropolog ist——Japanese Culture Reflected in T h e C h rysa n th em um a n d T h e Sw o rd

ZHANGMao2zeng1,ZHAO Fu2li2
(Schoolof Foreign Languages,TianshuiNormalUniversity,Tianshui Gansu 741001,China)

Jap anese culture;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shame culture;hierarchy

Culture is a comp licated phenomenon,including knowledge,faith,arts,morality,law,custom s and allkinds of abilities and habits acqu ired and accumulated in society1Each nation chooses certain behaviormode ex2 hibiting its unique culturalmode1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ional behavioralpatterns and thinking mode of Japa2 nese by looking into their“shame culture”,“hierarchy”,“p syche of gratitude and fraternit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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