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怡舟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论柳宗元对老子思想的传承与发挥

邓怡舟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是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其思想主要见之于《老子》一书。老子思想中蕴含的哲理、价值和智慧，营养过诸子百家，启迪过历代哲人的智慧。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永州、身陷逆境的柳宗元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老子》作了较高的评价，从中挖掘出其积极“佐世”的思想。通过学习和研究，我们能看出柳宗元的思想和文学中对老子思想的传承和发挥的清晰痕迹。

柳宗元；思想和文学；传承和发挥；老子思想

老子是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道教的教祖。其思想内容主要见之于《老子》一书。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永恒的价值、高超的治世智慧和丰富的人生经验，营养过诸子百家，营养过中华文明，至今依然熠熠生辉。老子的许多精湛的传世哲理，启迪了历代哲人的智慧。

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出身于一个背景显赫的官宦之家，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精通儒家经典。他一生以儒者自居，“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以匡世济民的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永贞革新失败后，他遭受严厉惩罚，远贬为永州司马，跌入人生低谷。随着政治抱负和理想的幻灭，他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思想文化领域，渴望“能著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与顾十郎书》）因此，他发奋钻研经史子集，“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与杨京兆凭书》）博采多家思想，对儒家以外的思想都采取了糅合、兼容的态度，认为杨、墨、申、商、刑、名、纵横、释、老等各家学说“皆有以左世”，主张“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把这些学说“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使之完全合于“圣人之道”（《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在《柳宗元全集》等材料中，柳宗元多次直接提到老子其人、其书，对《老子》作了较高的评价，并多次化用《老子》之句。由此可知，身陷逆境的柳宗元与厌恶政治黑暗和社会腐败现实的老子产生了共鸣，在肯定老子思想具有辅佐政治教化的社会作用的基础上，传承并发挥了老子思想，并把老子思想作为适应逆境的重要精神支柱。这还可以从柳宗元与元十八、周君巢、娄图南等具有道家思想的学者密切交往中得到验证。柳宗元的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与李唐王朝统治者尊奉老子为祖先，敦崇道家思想的政策是一致的。在柳宗元的思想和文学作品中，我们能看出老子思想深深烙印和清晰痕迹。

一 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深受老子宇宙本体论的影响

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是“道”。老子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从“道”而生，肯定“道”是天地万物的最高本源，创立了以“道”为宇宙本源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这是古代理论思维的一次重大突破。老子提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第25章）“道生万物。”（《老子》第42章）“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等观点，认为天地万物包括人类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没有超自然的神灵主宰宇宙万物和人间祸福，否定了上帝创世说和一切神学目的论。老子这种对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宇宙结构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思想，是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的一个重要源泉。这种一元论的宇宙观对后世从整体上去思考探索宇宙，认识事物具有深远的影响。柳宗元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传承老子这一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

柳宗元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是唐代哲学思想发展的里程碑。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以“天论”为中心，阐发了天人关系这个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包含有老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和辨证观。针对当时流行的“天命论”神秘思想，柳宗元在《天对》中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回答了这些宇宙根本问题。他说：“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来屯屯，庬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不仅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而且接触到了世界的无限性和统一性的问题。他把元气看成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根源，明确否定了创世主的存在。事实表明，柳宗元用朴素唯物论和无神论的观点批判天命论，是非常有力和深刻的。

在《非国语》、《封建论》、《天对》、《天说》、《贞符》、《六逆论》等著作中，柳宗元坚决否定所谓神灵创世的谬论。在《天说》中，他有力批判了唯心主义有神论的观点，认为“天”同瓜果、草木等自然界一切事物一样，是由浑沌的“元气”构成的，一切都统一于“元气”，不存在离开“元气”而独立存在的有意志的“天”。在《非国语》中，他以大半篇幅，举出许多历史例证，从各个侧面反复批驳了《国语》中的迷信思想，系统阐明了自己的无神论观点，指出天地、阴阳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山崩地裂，水斗川竭，不过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还力图从自然界本身探讨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连用“自动自休，自峙自流”和“自斗自竭，自崩自缺”八个“自”字，说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无一不是按自身的规律运动着，与国家的治乱毫无关系（《非国语上·三川震》）。在《断刑论》和《时令论》等著作中，他还深刻揭露了“赏以春定”、“刑以秋冬”那种把刑政制度神权化的荒唐。这些观点试图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界运动的规律，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对西汉以来盛行的“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等传统有神论思想以及神秘哲学进行了抨击，指出“天命”是为了欺骗愚昧的人，企图把“圣人”拉回“人间”。

二 柳宗元进步的民生史观对老子“爱民治国”思想接受与发挥

“爱民治国”（《老子》第10章）是老子政治思想的核心。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亲历了诸侯争霸征战，目睹了人民的无穷痛苦，这位深具悲悯情怀的智者提出了“爱民治国”的政治思想。他大声疾呼：“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第30章）对外穷兵黩武，称王称霸，必然强凌弱，众暴寡，驱使百姓为其效命疆场，广大民众难以安居乐业。因此，老子坚决反对破坏和平的不义之战，同时更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他无情地揭发统治者的剥削行为与享乐生活，在《老子》中写道：“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老子》第53章）朝政荒废，田园荒芜，仓库空虚，百姓衣食无着；统治者却只顾自己享受，吃好的，穿好的，搜刮财富，剥削大众，简直就是强盗。

“爱民治国”的思想中有两个准则：一是“无为而治”。老子主张：为治之道，应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60章），即要懂得执政规律，遵从民意，顺乎自然，不要横征暴敛。老子通观古今“令多扰民”之弊，提出“希言自然”（《老子》第3章）来告诫统治者要简政稀令、减负轻税，改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实行亲民爱民的政策，做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57章）人民冻馁而不能自富，铤而走险不能自朴，是当政者徭役苛税逼迫的结果。二是要执政者做到“以百姓心为心”。老子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49章）“爱以身为天下，若可讬天下。”（《老子》第13章）“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第39章）等观念，即要求统治者对人民富有同情心，要善于体察民情，一心为百姓服务，以宽宏的心态去捕捉和对待各种不同的信息或意见。老子从“爱民治国”理念出发，强调要统治者认清自己赖以生存的根本与基础，要以民为本，尊重百姓的权利，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百姓头上，尽力创造条件，构建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让百姓安居乐业。

作为进步思想家、政治家的柳宗元一生关心国计民生，致力经国济民，提出一套进步的民生史观。其民生史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变迁兴衰，决定于“生人之意”。在《贞符》一文中，他主要阐述帝王受命于“生人之意”的观点，认为帝王真正的受命之符是仁德，是生人之意，而不是天命。（《贞符并序》）所谓“生人之意”，即强调统治者要“以生人为己任”，满足人民生存的意愿，公平地为百姓办事，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人民的生存权利。柳宗元生活在民困国衰，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中唐王朝，目睹了政令烦乱，民不聊生的现实，对腐败的吏治深恶痛绝。他提出“生人之意”的思想，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为民代言，为民请命，强烈要求统治者应该少思寡欲，减少烦扰人民的政令，给人民一个“休养生息”的社会环竟，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这是他的政治理想以及他从事各种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他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极力宣传“利民”、“养人术”。如在《捕蛇者说》一文中，他揭露统治者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苦难现实，直指“赋敛之毒”的厉政，敢为人民鼓与呼！在《种树郭橐驼传》一文中，他借老人之口，对当时政烦扰民的现实提出批评，通过论述种树要“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而达到“养人”、“蕃生”、“安性”之目的。这正是对老子“爱民治国”思想的接受和发挥。二是为政之要“在于利民”。在《晋问》一文中，他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利民”的思想。文章描写了其家乡晋地的山川险固、物产丰富、河鱼肥美。并借吴武陵之口指出：“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这里强调，民利就是人民自己谋取的利益。怎样才算人民自己谋取的利益呢？文章指出，晋地有“尧之遗风”；并称赞这种“有温恭、克让之德”、“有无为、不言、垂衣裳之化”的风气“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因此应该“举晋国之风以一诸天下”。显然，柳宗元强调的“利民”思想，就是要发扬尧时流传下来的好风尚，让老百姓自己去谋取自己的利益，做到“民自利”。可以看出，柳宗元的“利民”思想也正是对老子“无为而治”思想最好的发挥。这种“民自利”的愿望，补充了儒家的仁爱意识，远远超越了儒家一般的仁政观念，具有超越时代的历史意义，对以后的封建治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三 柳宗元以老子的“柔弱不争”为“复起为人”的精神支柱

老子“柔弱不争”的处世思想对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闪烁着智慧之光。这一思想内涵丰富，主要包含“谦下不争”的品德、“以退为进”的思路、“祸福相生”的辩证思维、“以柔克刚”的方法等内容，集中体现了老子辩证智慧的精华。

老子在深入观察社会，认识到柔弱的一类事物往往更有生命力，而坚强刚硬的一类事物往往容易被毁坏，水质虽柔，却能冲凿山石。故他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老子》第43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66章）老子所谓的“柔弱不争”就是指不争强好胜，善于利用事物的自然规律，以退为进，“曲则全，枉则直，”（《老子》第22章）“柔弱胜刚强。”（《老子》第36章）“柔弱不争”是一种独特的取胜之道和生存之道，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恃才傲物、锋芒毕露、自我逞强的人总是多遇失败，而敢于表现柔弱的反而保全生命。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的人生是没有的，而痛苦、忧患却常与生活涉履相伴随。这从生活的另一面对社会和人生进行诱导与慰藉。老子告诉人们，身处逆境，要懂得“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58章）“反者，道之动，”（《老子》第40章）“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老子》第42章）的深刻意蕴。“反”是事物变化的永恒规律，物极必反，万物皆然。这种处世思想，对调节人们心理平衡起着重要作用，为人们正视困难和战胜挫折都颇有裨益和启示。

革新失败后，被贬谪永州的柳宗元，陷入深深失望和苦闷之中。其每况愈下的处境，不断下降的自信心，日趋低落的情绪，表露无疑的消极心态，迫使他终于转向道释，走上“独善其身”之道，从老子“柔弱不争”的处世思想中得到慰藉和解脱，努力寻找着一条既能为现实社会所容，又能使自己心灵安适的生存之路。“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冉溪》）正是他失落心境得到平衡的写照。告诫内弟要“柔外刚中”、“圆其外而方”（《与杨晦之书》），只有能够做到刚柔相济的人，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说的也正是这种思想。

老子提出的否定原理、“以退为进”、“祸福相生”、“以柔克刚”的辩证思维为遭贬谪的柳宗元“复起为人”提供了精神支柱和前进的动力。正是老子这一思想的启迪，才使柳宗元建功立业的理想最终没有倒塌，对整个社会和自身的前景始终充满天真的幻想和坚定的信念。“以退为进”，就是要受得了委曲，受得了挫折，在逆境中奋起，在黑暗中争取光明，把矛盾当成前进的动力，把失败视为成功的教训。故人王参元家失火，房屋货财付之一炬，柳宗元知道后，写了贺书，不吊反贺，“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以为“盈虚倚伏，来去之不可常”（《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这是因为他觉得王参元从此不再因为富有家财而被人误解，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应得的称赞。这些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柳宗元从老子朴实辩证法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四 柳宗元“辅时及物”的生命价值观与老子的“死而不亡”一脉相承

“死而不亡者寿”（《老子》第33章）是老子生命观的核心和灵魂。老子认为，真正的长寿者，就是长期坚持修养品德之人；无德性的人，活的时间再长，也不过等同于草木；人总是要死的，身死而人格犹存才是真正的长寿。老子是无神论者，不追求肉体的长生，也不追求灵魂的不灭。老子主张“死而不亡者寿”是指超越于个体的精神力量。

人的肉体寿命不过区区数十载，不可能长生不老，但人的精神则可以浩气长存，因为他的学说、思想、精神会长期深深影响后世，激励后人，为后世人缅怀尊敬。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完全可以做到“死而不亡”。那些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历史功绩。他们虽死犹生，流芳百世，与时俱存，这才是人生最高价值的体现。老子这种追求“死而不亡”的人生价值的实践，超越了人的生死极限，使人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这是老子关于长寿的另外一种卓越的观念。

柳宗元在对道教所追求的“长生不老”及其辟谷服气、丹药方术等方面批判的基础上，接受和发挥老子“死而不亡”的生命价值观。

首先，对道教所追求的“长生不老”持批判态度。历代道教真人先贤们都渴望长生不老，用毕生精力寻访仙法秘术，企盼逃脱生死的束缚，达到不死不灭的境界。在《东明张先生墓志》一文中，柳宗元批评道教徒“方恩坏礼，枯槁憔悴，隳圣图寿，离中就异。欻然与神鬼为偶，顽然以木石为类”。从历史上看，“先作书道天地日月黄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状，出千余字，颇甚快辩。”（《与李睦州论服气书》），世界上从来没有不死的人。所谓肉体寿命长生不老，完全是一种荒诞不经的邪说，圣人所不道，君子所不齿。很显然，柳宗元不相信神仙长生那一套。

其次，对道教的辟谷服气、丹药方术持否定态度。睦州刺史李幼清遭诬构，斥逐南海。元和三年，李量移永州员外司马，与柳宗元同病相怜，成为好朋友。两年后，李得气诀，开始练习辟谷服气。经过一段时间，李“貌加老，而心少欢愉，不若前去年时”（《与李睦州论服气书》），本想通过辟谷服气，强身健体，长生久视，结果却事与愿违。又邕管经略招讨使李位，迷信炼丹术，以为服金丹可以返老还童，长生不死。“尝合汞、硫磺、丹砂为紫丹，能入火不动，以为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黑，数日薨。”（《邕州刺史李公志并序》）柳宗元在给李位写的墓志中，有意记述了这些事例，提醒人们，记住这一血的教训。

其三，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与“辅时及物”联系起来。柳宗元认为，即使长生久视是可能的，辟谷服气、丹药方术是灵验的，从“辅时及物”的标准来看，也完全没必要。初贬永州，老朋友周君巢来信，极力宣扬长生久视之说，吹嘘丹药方术如何灵验，并以山泽中一位清瘦老人为例证，针对这种说教，他在回信中，不但反对为“私其筋骨”而服食，而且提出“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终，虽不至耆老，其道寿矣。”认为君子之道，应该以“辅时及物”为价值标准和社会目标，穷通出处，始终不渝。即使短命，并无遗憾。相反，如果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一切以饵药久寿为旨归，对国家的治乱安危，人民的利害生死，全然无动于衷，“若是者逾千百年，滋所谓夭也，又何以为高明之图哉？”（《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这样的人，即使活上千百年，并无意义和价值，还不如那些短命的人。

综上述分析，我们可知，柳宗元接受和发挥了老子“死而不亡”的思想，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与“辅时及物”联系起来，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有的人虽然短命，但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死，或者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因此很有意义，其精神长存。如果只以“无事为贤，不死为生”为标准，则如“深山之木石，大泽之龟蛇”（《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谈不上有何价值。柳宗元这种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体现了他很高的思想觉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五 柳宗元的杂文巧妙地运用了老子“正言若反”的思维和语言艺术

“正言若反”是老子巧妙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艺术。老子惯用这一思维方式和语言艺术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正言若反”，这句话词约而义丰，是老子对那些相反相成的言论的高度概括，其特点和重心就在一个“反”字上，即正面的、肯定性的言词中包含着反面的、否定性的因素，正面的话，听起来就像反面的话一样。这集中深刻地体现了老子独有的逆向思维模式的魅力和智慧。

在老子看来，事物的本质与它的形象是矛盾的，所以要用否定性的术语来表达它的肯定性的内涵。如：“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老子》第20章），“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第41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拨，博者不知”（《老子》第81章）等等。这种表达方式，比一般正面表述，意义更为深刻，这种思维方式用于写作，其针对性更强，看似消极的，其本质上却是积极的，这更能让人们领悟其良苦用心。时至今日，老子的这一思维技巧仍深受世人关注，被广泛应用和发挥。

柳宗元被贬永州后，虽未放弃“利安元元”、“辅及为物”的政治理想，但贬谪永州数年，终未被量移，屡次通过书信求援，始终没有下文。因此，长年蓄积的不满和忧懑，也唯有借创作这种表现形式得以释放。因此，在永州十年，他的文学创作数量大增，其中不少作品深藏老子的玄蕴。他的作品中不仅大量地运用《老子》中的思维方法，阐述自己的政治原则和哲学观点，在其杂文创作中更是巧妙地运用了老子“正言若反”的说理艺术。

柳宗元的杂文善于运用曲笔反语，委婉地表达自己的难言之隐和悲愤之情。这是他在被贬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正话反说，是他对现实弊政所采用的特殊批判手段。这一曲折反讽的特殊方式使柳宗元的杂文更具有战斗性与文艺性。《愚溪对》和《愚溪诗序》即是典型的例子。在《愚溪对》一文中，他通过虚拟的梦境，写了他与溪神的一段辩论，通过溪神对他的指责，将其哀怨全部包容于“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迩，伏者宜远”的反语中。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在《愚溪诗序》一文中，他说：“余以愚触罪”，做一个世人眼中的“愚者”，抱着冤屈，忍受被贬的耻辱，自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是他却决定勇敢、执着地承担下来，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因此，他命溪为“愚”，喻自己的遭遇，用“愚”来解嘲自己无法排解的心中苦闷。以“愚”名溪，既表达了自己不随波逐流的高风亮节，又反嘲了政治黑暗、官场险恶的现实社会。在《惩咎赋》一文中，他也讲到了这层意思，说自己“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分明是在说着倔强的反语，也由此巧妙而适度地渲泄、消解了无罪遭贬带来的忧郁愤懑之情。

六 柳宗元讽谏的寓言是老子“知足不辱”的忠实的解读

对于金钱与财富，老子是这样来透视的：“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第44章），“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46章）老子的这一理念很深刻，一反世俗。要求人们“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46章），做到“知足之足常足”。老子的这一人生智慧一直谆谆教导人们：人性具有贪欲的一面，贪有而惧无，贪多而怕寡。人们羡慕财富，便有了贪得无厌者，贪官污吏者。每个时代，每个国度都有被金钱财富物化的另类。名利，确实让许多人困惑不已，痛苦不堪，甚至为此丢掉性命。老子的智慧足以警示那些老是不知足、无休止的贪婪者，给在晦暗迷糊中寻觅财富者点亮一盏指路明灯。

两千多年来，继老子此响者不绝，柳宗元就是其中代表。柳宗元在寓言《蝜蝂传》、《哀溺文》、《招海贾文》等文中所描绘的因贪恋钱财和追名逐利而至死不悟的人物形象，正是对老子的这一智慧的反面例证。如在《蝜蝂传》一文中，他可怜蝜蝂这种“善负小虫”；在《哀溺文》中，他哀悯不忍丢弃腰间千钱而溺死的“永之氓”；在《招海贾文》中，他讽刺那些倾毕生精力追名逐利，最终落得死而不返的可悲下场的人。

柳宗元将此对照“今世的嗜取者”，“遇货不避”，就要捞一把，以此来“原其室”，殊不知此已成为自己的累赘，而“唯恐不积”，等到“怠而踬”。柳宗元感叹那些贪得无厌而自取灭亡的人物，像《蝜蝂传》、《哀溺文》和《招海贾文》中的人物，不知警戒，至死不悟，确实可悲。这几则经典寓言，其旨意历久而不废，代代言必中的，时时可以针砭。这正是对老子“知足知止”智慧最好的接受与发挥，对唐以后寓言创作的影响更是深远的。

[1]孙昌武.柳宗元传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章士钊.柳文指要[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3]张铁夫.柳宗元新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

[4]孟欣,天后.老子哲学与人生智慧[M].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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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周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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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0）06-0033-04

2010－03－05

邓怡舟（1968－），男，湖南永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