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常青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论道家的“入世”思想

陈常青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该文对道家的“入世”思想进行了探讨，从道家各流派的“入世”精神，黄老道家的“入世”政治实践，以及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三个角度把握道家的“入世”思想，并据此认为道家本质是入世的。

道家；入世；儒家；老子

儒家积极入世，这已是学界共识，然关于道家究竟是消极出世还是具有入世思想，学界的争论仍未休止。道家的“无为”、“不争”等理念表面上宣扬的似是一门避世的哲学，但笔者以为，道家本质上是讲求入世的，故仅就此问题略述浅见。

一 道家各流派的“入世”精神

先秦之道家，自老子初创后，经过战国秦汉时期的不断发展，相继衍化形成新的流派。大体而言，道家从创立始至秦汉时期，可分为三大流派。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弟子有关尹、庚桑楚、文子等，可称为老子道家。在老子之后，道家大致朝两个流派转向，一是与老子道家具有相近思想倾向的庄列道家，代表人物有列子、杨朱、庄子等；二是融合了儒、法等众家思想的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有慎到、彭蒙、田骈、环渊、接子等①。这三大道家流派在精神理念上并不完全趋同，但无一例外都流露出入世治世之思想，并对君主如何建构稳定政治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哲学性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班固认为，道家是通过史官之历记成败、祸福之道解悟出清虚自守，卑弱自持的君人治国之术。从班固这段话可以看出，道家实际上是讲求“君人南面之术”的，亦即怀抱入世思想。与儒家存在明显的差异，道家在入世价值观上表露出一种拔离于世俗的自然旷达，道家希望以自然无为的精神力量来运行社会、国家之秩序，构筑“无为而无不为”的社会伦理规范及理想政权。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阐扬了其“自然无为”的治国理念。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道德经》第三十七章），“无为而治”，是老子向君主设想并推崇的极具理论超越性的治国策略，且不论其现实推行的可行性，它的提出至少流露了道家的社会关怀意识以及道家对于重组社会秩序、让社会返归和谐的期望。西周末期，周王室衰微凋敝已是不争的事实，愈演愈烈的诸侯纷争也颠覆了正常的社会伦理秩序。面临这样的社会困境，作为周代一名有识士大夫的老子创立了倡导皈依虚静浑朴的道家学说，试图以“无为”、“不争”、“自然”这些清虚的理念建构新的社会治理形态，使社会重归纯朴与和谐。在这种治国理念中，老子对一向神圣的君权加以了否定式消解。实际上，老子并非于事实上反抗君主统治，而是希望在君权与人民性的历史对立之间作出适当的调和。对此，徐复观在其著作《中国学术精神》中概括得颇准确：“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体，而政治的现实，则君又是主体”，欲稀解这种君民对立的矛盾，则人君须“以‘无为’而否定自己，以‘无为’而解消自己在政治中的主体性，把自己客观化出来，消解于‘天下’这一政治主体性之中”。本质上，老子倡导“无为”哲学是欲消解过于膨胀的君权，告诫统治者摈弃厚重的繁苛政令，以“不言之教”自然推进国家社会的治理。是以道家的“无为”实质上含蕴着深刻的“入世”内涵。道家执守清虚无为之道，并以此规范人君的行为，希冀人君“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这正是对有异于儒家入世价值观的另一种意义上之“君人南面”哲学的宣扬。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列派，秉承“原始道家”的核心精神，同样讲求以自然无为的精神入世。

《庄子·天道》篇云：“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其本真目的也是希望统治者采取“无为”的方式达到“用天下”之目的。庄子进一步阐发了自然之“道”的精深大义，认为遵合大道运行的规律乃是为人处世及至治国之根本。显然，道家的庄子一派并未弃绝入世的精神，与儒家的直接入世不同，道家把握的是人生发展、社会治理的深层规律，讲求顺时而进退，“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庄子·山木》）。据此，陈鼓应认为道家的“这种方法体现了辩证的智慧，而不应当被误解为消极”。

道家思想之所以常被误解为消极避世，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无为”内涵的表面消极性理解。但实际上，道家所说的“无为”并非真的无所作为，无为相对于人为而言，它更倡导尊崇规律、顺应自然本性的和谐处世治世方式。道家的另一流派——战国中期出现并活跃于齐国稷下学宫的黄老道家，则更具入世的理想，该派甚至直接介入了对政治话题的讨论。黄老学派对儒墨名法众家思想兼有摄取，“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太史公自序》），综合各家之长，在先秦以及汉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故该派的入世倾向更毋庸置疑。下文对此展开更具体论述。

二 黄老道家“入世”的政治实践

道家具有入世精神，这是应当为我们所肯定的。在实践上，道家也以虚静恬淡的理论影响了当时政治。但倾向相近的老庄之道更多是见诸其学说体系，仅能说在精神上入世，并未创造具体实践的可能性契机，是以对时势的影响仅是间接而隐微的。黄老道家则不然，它真正持用道家理论“入世”实践，进入了政治的中心圈层，成为影响时政的一股颇强大力量。

战国时期，黄老学说流行于齐国稷下学宫。稷下学宫乃齐国君桓公为招聚人才而特设的一处供士大夫学者发扬学术、论议国事的学宫，它实行“不论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原则，故其本身就具备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则语论政治也必然成为中心议题。黄老道家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学术交接政治的方式介入政治，从而展开该派的“入世”实践。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慎到、田骈、接子等均活跃于稷下学宫这个政治性的学术舞台上。《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应当注意的是，黄老道家与初期道家在思想上是存有差异的，黄老学派虽本于黄老，但在扬说议政的入世实践中也不断融合吸收了法家等重刑名之术，形成了“以‘道德’和‘自然无为’（‘自治’）为形上之本、以‘刑名法术’为形下之用的一套政治哲学”。同时，黄老学说亦为他家所采擅，通过他家的学说干政。司马迁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曰：“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法家在立本家学说之时也援道入法，“借助老子的道论与辩证法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人南面之术’寻求哲学基础，而且开拓了道家的形下之道，把无为与有为结合起来，积极入世，关注政治与人生”。所以，在法家讲究刑名法术的学说体系中，我们可以发现诸多黄老思想的遗迹。如《韩非子·解老》篇云：“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法家代表人物如韩非、申子等均摄采承继了黄老道家的学说，而他们亦直接参介了彼时的政治对话与政治实践，故黄老思想也追随法家思想的直接干政，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在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黄老学派以清虚恬淡无为的道家理论为旨归，并兼采众家之学，成为战国时期道家以实践入世的典范。

汉初，黄老道家对政治的干预性就更为突出。由于统治者的尊尚推崇，黄老思想被确立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在统治阶层广为蔓延。《史记·外戚世家》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黄老道家的地位由此得到极大抬升，对政治的影响也自是不言而喻。《史记·汲郑列传》载曰：“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又譬如汉初统治者普遍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即与尚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在汉初社会的流行有一定关系。汉代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也是黄老思想成功介入政治的典范。所以，黄老思想的蔓播对汉初社会、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汉初君臣皆尚黄老，在他们尚黄老之学的同时也将黄老之术施用于政治、国家的治理之中，由此塑就了西汉初年较宽松自为的政治形态。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家是以怀抱入世精神的面貌出现的，尽管其思想体系中存有不可规避的消极因素。然从对道家理论的深层读解，及黄老道家积极参与政治实践的行为上观望，我们能够对道家一味消极避世的说法予以否定，并得出“入世”才是道家精神本质的结论。

三 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上文从道家学说的入世精神，以及道家的政治实践两个层面把握了道家的入世倾向，倘若我们对先秦时期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作一番观照，则可以推引出另一个结论：入世是道家的必然选择，是作为先秦时期知识分子阶层的道家学派，潜意识中悲悯社会的责任感与关怀苍生、拯救社会的历史使命感驱动使然。实际上，无论是儒家、道家、或是墨家、法家，无一不是以现实社会作为本家立言的参照对象的。这些学说的修习者大多都属知识分子或士大夫阶层，他们普遍都怀有浓厚的入世意识。

老子就曾任过周守藏室史，故班固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汉书·艺文志》）。守藏史是周代的史官，负责管理周王室文化典籍。担任守藏史，是老子入世的一个明证，也是老子怀具入世意识的事实表征。作为一名史官，老子与统治阶层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是一种必然，周王室负责文献典藏的史官在有效管理国家文籍的职责之外，其中一项重要职责即为“为周王及诸侯提供咨询服务，这是史官文献典藏之学的重要内容”。对史官的职责且对与统治者的可能性接触，老子不可谓不知，然其并未因此远离政治与统治的中心，而是欣然成为周王室一名史官，何也？若从知识分子的主流心态上审照，这与他们的入世理想、仕途上的深远抱负截然不可分，亦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社会关怀意识的书写。古代知识分子普遍积极入世，既根源于他们潜意识内对个体历史使命的虔诚守护与深切追寻，同时也是一种个体自觉性的彰显。

先秦时期知识分子的人生信仰，亦与此同。老子作为西周末期一位学识广博的知识分子，担任“柱下史”岂非其“学而优则仕”心态一定程度上的写照么？否则后来老子也不至“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其时则是老子目睹了周王室的衰微不可救，心生绝望的一种无奈。然老子隐退之后并未真正弃世，在直接救周无力的历史情形下，他选择了通过著书立说来承担起一个知识分子关怀社会的理性自觉与历史使命，这可从其在《道德经》中论议君主治国的相关言论中得到佐证。道家学派中的其他人物与老子一样，内心都不同程度存有入世的思想。庄子也曾担任过漆园吏一职，其学说实际上也关乎如何修身处世及怎样治世；老子的弟子文子在师事老子之后，后来也以道家的理论游学楚齐等国；道家黄老学派更直接用所学议论国事政治。可见，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内心深处都潜伏着入世的自觉，怀具救世治国的理想。在古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中，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与深沉使命感的自然流露。所以，在道家学派心中，入世是必然的历史性选择。

本文从道家各流派的“入世”精神、黄老道家的“入世”政治实践，以及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等角度对道家的“入世”思想进行了分析，由此可见，关于道家一味消极避世的看法是不确切的，道家思想尽管存在一定的消极因素，然其精神本质是入世的。

注 释：

①此说法可参见崔大华等著，《道家与中国文化精神》，第51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 月。

[1]饶尚宽.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孙通海.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马恒君.庄子正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4]陈鼓应.老庄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徐复观.中国学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刘文英.中国哲学史(上卷)[M].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8]崔大华.道家与中国文化精神[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9]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10]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3]韩非子.韩非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14]葛荣晋.法家的“无为而治”与“君人南面之术”[J].理论学刊,2008,(1).

[15]王威威.黄老学思想特征新证[J].管子学刊,2004,(3).

（责任编校：王晚霞）

The Positive Thought in Taoism

CHEN Chang-qi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China)

The paper gives out a research on the positive thought in Taoism. It was w ritten from three angle, that is from positive concept in all the genres of Taoism, from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Huang-Lao Taoism,and also from the historic mission of Ancient Intellectuals to illustrate this topic. By these demonstrations, we can conclude that Taoism is quite positive substantially.

Taoism; Positive thought

book=22,ebook=359

B223.1

A

1673-2219（2010）06-0022-03

2010－03－31

陈常青（1985－），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