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艳

(阜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阜阳236041)

杰克·伦敦殖民话语中的“沉默羔羊”

张 艳

(阜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阜阳236041)

运用后殖民理论的视角来研读杰克·伦敦短篇小说中的印第安女性露丝、帕苏克和恩卡,可以发现,她们符合男权社会和白人殖民者的双重要求,长期处于失语和边缘化的状态。霸权文化的渗透和顺从的生活并没有使她们逃脱悲剧的命运。

后殖民主义;殖民主义话语;失语;边缘化;霸权文化

一、前言

杰克·伦敦(Jack London)是著名的美国小说家,他在16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完成了150多篇短篇小说和19部长篇小说,以自己的创作实力在美国文坛赢得了声望。杰克·伦敦漂泊在海上和跋涉在雪原的经历成就了许多传奇的故事,至今仍深深地吸引着不同时代、不同经历的读者。然而传统文学评论过多关注了伦敦的长篇小说和其中塑造的“超人”形象,短篇小说中的印第安女性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将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来诠释短篇小说《寂静的雪野》、《女人的刚毅》和《北方的奥德赛》中的露丝、帕苏克和恩卡,通过对印第安女性的分析来揭示伦敦在作品中渗透的殖民话语,以赋予作品崭新的含义。

二、印第安女性的边缘化身份

后殖民主义理论阵营中的一员先锋美籍印度裔女学者佳娅特丽·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1942-)受到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和福柯“沉默的他者”的启示,指出相对于殖民地中的土著居民来说,妇女更是遭受着殖民文化的压抑,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客体,甚至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说话的权利。[1]55语言本身是由世界和意识决定的,语言的范畴中包含着世界和意识的范畴。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其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反之,则表明世界和意识对其的“外在化”。无言状态或失语状态说明言说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之于“盲点”之中。她们在被殖民状况下的“双重殖民化”(既是种族的又是性别的)境遇,是本土的与外来的夫权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牺牲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男性往往被视为社会的中心,是社会规范的制定者,而女性则是被男性主宰的社会边缘化的一个群体,丧失了决定自我命运的权利,成为了附属品。杰克·伦敦笔下的印第安女性就符合了男权社会和白人殖民者的双重要求:美丽、温顺、沉默和奉献,是伦敦笔下的“沉默羔羊”。

《寂静的雪野》塑造了一位坚强、勇敢、顺从和沉默的印第安女性露丝。整个故事中露丝没有说过一句话,总是用默默无语的行为来支持丈夫的淘金跋涉,折射出杰克·伦敦优越的白人种族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思想。“可怜的女人,她受的服从教育太深了。从童年起,她就对造物主俯首听命,她所看到的女人也都是这样,好像女人生来就不应该反抗。”[2]9露丝和丈夫梅森在寂静的雪野中相伴已有四年了,她照顾着丈夫的日常起居、驾驭雪橇、看管狗群,甚至在危难的时候可以营救他。故事中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露丝的眼睛和眼神:“那个女人听到他这样说,愁容就消散了,她眼睛里流露出对她的白人丈夫的一片深情”;“露丝惊奇得、快活得睁大了眼睛”[2]2;在基德看来,“比他的同伴的痛苦更令人难受的,是露丝脸上那种默默无言的悲伤,同她那交织着希望同绝望的问询眼光。”[2]6仿佛这些描写已经替代了露丝的语言,她没有话语权,殖民者的特权和男权并没有以强加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权力的内在化使之自动地施加于露丝。除了被剥夺话语权之外,露丝的坚韧也符合了殖民者的要求。在梅森被压之后,“那个印第安女人,既没有昏倒,也没有无益地高声啼哭,她跟她的白种姐妹完全不同。她一听到基德的命令,立刻把全身压在一根仓促做成的杠杆一端,来减轻树的压力,一面注意听她丈夫的呻吟。”[2]5她勇敢,每逢遇到了困难,她总是跟丈夫一块担当。有一回,露丝冒着像冰雹一样的枪林弹雨,穿过麋鹿角急流,把基德和丈夫从岩石上拉下来;当丈夫在努克路凯脱挨饿时,她奔过流水,给他带来消息;当一群狗一拥而上抢夺干粮时,露丝敢于抡舞着斧头来对付它们。露丝非常能干,她能熟练地驾着雪橇,在每次出发前,把雪橇捆扎停当。

西方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经典作品中塑造坚韧、顺从和舍身奉献的印第安形象,为帝国神话的合理性、鼓吹帝国秩序、强调服从白人殖民者的思想提供了文学依据。《女人的刚毅》以契尔凯特的印第安妇女帕苏克为故事主角,叙述了她在一个即便是男人也要艰难面对的生存危机中显示出的刚毅和真挚情怀。小说中除了在临死之前的那段表白之外,帕苏克言语不多,每次都是言简意赅。她一直给丈夫生火、做饭、喂狗、划船和开路,从来没有抱怨过。塞特卡·查理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听着,吩咐的时候,她总是服从。帕苏克的坚韧在小说中处处可见,特别体现在与美国佬朗·杰夫的对比上:“每逢这个男人躺在火旁边哭的时候,帕苏克总是忙着烧饭”[2]64;“早晨动身的时候,我一套上雪鞋就疼得要命,我尽量忍着不响。帕苏克从来不哼一声,她总是在前面开路。那个男人呢,他只会号叫。”[2]65她遵循着淘金冒险白人男性所规定的刻板品质 -坚韧。在途中,他们遇见到佩利去的印第安人就是帕苏克的哥哥。童年时为了救妹妹,他失去了几根指头。为了救丈夫和更多的人,她狠着心肠没有给哥哥任何食物,而让他在寂静的雪野中空着肚子走开了。那天晚上,从未流过泪的帕苏克流了眼泪。伦敦笔下的印第安女性无法打破传统的边缘地位,总是表现出忠诚、舍身奉献的精神,在危险的时刻有足够的力量帮助白人男性甚至做出牺牲。[3]86帕苏克为了白人丈夫的使命,连自己的哥哥也不顾了,非但这样,她连自己也搭上了。每天分配粮食的时候,她只把她那份吃掉一半,另外一半全放进了一个装得很满的袋子留给她的丈夫,从而导致身体迅速垮掉。帕苏克形象的塑造再次印证了印第安女人的边缘化身份。

作为一名白人作家,杰克·伦敦对印第安女性的塑造流露出了为殖民主义辩护的姿态。女权主义运动最早的权威理论家西蒙·德·波伏娃在她最富盛名的代表作《第二性》中指出:“女人的命运始终由男人来掌握。他们在决定女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命运时,是出于自己的需要和计划,而并非她本人的利益。”同时波伏娃强调女性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中被构建的“他者”,因而充当着男性社会赋予她们的规定性的角色。[4]61《北方的奥德赛》中的恩卡就被赋予了以男人为权利中心的父权制社会所规定的一切品质-美丽、聪颖、温顺、坚韧、忠诚和敢于牺牲。恩卡原本住在阿卡屯岛上,后被白人殖民者阿克塞尔·冈德森抢走。在小说的大部分情节中,伦敦并没有给恩卡说话的机会,她一直处于相对于主流话语的边缘位置和被压制的地位,是白人殖民者议论的话题,放在了“被写被看”的位置。恩卡非常聪颖:“她出过远门,到过许多国家;白种女人懂得的事情,她几乎全懂得,此外她还懂得许多女人不该知道的事情。她懂得麋鹿、熊、小蓝狐,以及北方海洋里那些两栖动物的习惯;她对森林里和江河上的事件件精通,无论人、鸟或者野兽在脆弱的雪面上留下什么痕迹,她都能一目了然。”[2]110她也很温顺,就像一株娇弱的鲜花靠着墙似的偎在丈夫冈德森宽阔的胸脯上,对丈夫百般顺从。当冈德森决定和纳斯去淘金时,恩卡没有任何发表意见的机会。恩卡和所有的印第安女性一样坚韧,她和冈德森同甘共苦。在淘金途中,当冈德森误认为仅存的食物被黑獾吃掉而大骂的时候,恩卡没有害怕,反而用女性的温柔来安慰丈夫,建议用鹿皮鞋来充饥。伦敦塑造了许多对白人殖民者无限忠诚的印第安女性,恩卡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以白人丈夫为荣,宁死也不愿背弃冈德森和曾经的印第安丈夫离开。恩卡对冈德森与日俱增的感情体现在杰克·伦敦对冈德森黄得像熟透了的玉米缨子一样的头发的处理上。当恩卡被抢时,她使劲地扯他的黄头发,而后小说中多次提到恩卡把脸完全埋在他的黄发里,用手指梳着他的黄头发,舍不得放下,仿佛对待自己的救世主一样。

社会将女性置于相对于男性的“他者”地位,因此女性话语一直处于相对于主流话语的边缘位置和被压制的地位。露丝、帕苏克和恩卡这些印第安女性们处于殖民者和殖民地男性的双重要求下成为了沉默和边缘化的形象,成为了附着在白人殖民者身上的客体,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三、霸权文化对印第安女性意识的渗透

所谓“后殖民话语”,是指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对殖民地文化和语言进行的播撒和渗透,这使得被殖民地的土著不得不以殖民者的话语方式来确认自我“身份”,而在自己的有色肤色上带上白色人的面具。这样,在一种扭曲的文化氛围中,完成了心理、精神和现实世界的被殖民过程。从而使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转化为文化的渗透与认同关系。这可以说是被殖民者将外在的强迫性变成了内在的自觉性,从而抹平所谓的文化差异,而追逐宗主国的文化价值标准,使得文化殖民成为可能。[1]63印第安妇女在各个文化领域中都处于男权社会的附庸地位,她们的话语权和文化性存在被相当程度地忽略了。因此,对妇女的一种漠视、忽略和侵犯强化了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特性,使得殖民化倾向在女性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为赶路的人干杯》中马尔穆特·基德曾补充了《寂静的雪野》中梅森和露丝的故事。梅森非常惊险地从印第安人那儿抢走了露丝,开始并不喜欢她,只是想找一个女人结婚,因为在育空河一带没有一个白种女人。露丝和梅森生活了四年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跟白人们一块吃腌肉、豆子、面食和干果,知道这种日子比她娘家过得好;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对目前的生活非常满意,眼睛里总是流露出对白人丈夫的一片深情,认为他是她认识的男人里第一个对待女人比对待畜生或者驮兽要好一点的男人;她曾经在枪林弹雨中救过丈夫的性命;目前已经孕育了新的生命;对丈夫的突然遇难,强忍着悲痛实现着他的愿望。四年未返回家乡的露丝实际上已经被白人殖民者同化了,完成了心理上、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被殖民的过程。印第安妇女露丝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殖民者的罪恶感。

殖民主义者不仅从经济上与政治上对殖民地进行侵略和掠夺,同时还在“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与文化霸权掠夺的掩盖下出现了为现代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礼仪服务的文化心理压迫模式。”[1]16《女人的刚毅》中的帕苏克是契尔凯特人,与白人丈夫塞特卡·查理就是一种买卖关系。查理花了很公道的价钱从她亲人那儿把商品一样的帕苏克买了回来。开始查理并没有把帕苏克放在心上,也没有留心她的相貌。反而是帕苏克为白人丈夫查理感到无限自豪,认为他公平、为人正直、说话有道理、从不失信。每逢查理做出勇敢的事情、干出伟大事业的时候,帕苏克都把他和印第安人比较,简直就像追逐太阳一样地崇拜他,为此不惜牺牲哥哥、甚至自己的生命。查理所象征的辉煌的白人特权潜移默化地淡化着帕苏克的印第安意识,她为自己是白人的妻子而感到荣耀。白人殖民者的高大形象被杰克·伦敦完美地塑造出来了。

《北方的奥德赛》中的恩卡更是把这种被殖民的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恩卡原本无拘无束地生活在家乡,在嫁给酋长纳斯的婚礼上被冈德森抢走。冈德森用大大小小的枪、火药、子弹、炮弹、亮晃晃的斧头和钢刀、灵巧的工具,还有许多印第安人从来没见过的奇怪东西想来交换恩卡,却被纳斯拒绝,接着冈德森发挥了他这个民族特有的方法-掠夺。恩卡的反应是尖叫,乱抓房里的东西。后来当冈德森把她抱起来时,恩卡就扯他的黄头发。然而当纳斯越过奔腾的大海,穿过暴风骤雨去寻找恩卡时却发现她总是和冈德森待在一起,已经习惯了白人的生活,而且很愉快。恩卡已由原来的反抗发展到了顺从乃至留念。当纳斯复仇之后并渴望着恩卡的回归时,事情的结局却出乎大家的意料。恩卡也像结婚那天晚上被冈德森抢走一样,往后退缩,抵抗着纳斯。霸权文化在恩卡身上实现了“深度的异化”,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心甘情愿地顺从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她对本族丈夫的行为甚至仇恨起来,用力捅了纳斯两刀,再也不愿“住在肮脏的草房里,吃鱼和油,养个小子。”恩卡为这种生活感到羞辱,她从一位殖民者的战利品转变为拥护殖民者的顺从者无不反映了白人殖民意识对印第安妇女的成功渗透。在恩卡的意识中,她已经是一名白人的妻子,甚至是一名白人,拥有白人的生活,而印第安人的生活已经太陌生,离她远去了。

杰克·伦敦在短篇小说中对露丝、帕苏克和恩卡的塑造在某种程度上渗透了殖民话语。她们从被买卖、被掳夺到顺从、留念的转变体现了作者为殖民主义辩护的姿态,让殖民扩张和掠夺成为合情合理的事。

四、“沉默羔羊”的悲惨结局

露丝、帕苏克和恩卡作为伦敦短篇小说中印第安妇女的代表失去了话语权,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她们的“失语”和“沉默”的生存状态已经昭示了她们的结局。露丝、帕苏克和恩卡被迫生活在殖民者的圈内,尽力去适应白人的生活、习俗和语言,小说中她们似乎也得到了白人的尊重和喜爱,但是她们的边缘化身份和从属的地位并没有就此而改变。她们依照白人的需要改变自己,是为了追求与白人的和谐,从而摆脱印第安人的粗俗生活,目的不是威胁敌人,而是最终能被白人殖民者所接纳。

混杂性的生活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完美的结局,毁灭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露丝深爱着丈夫梅森,他们也将很快孕育新的生命。但是作者却安排了梅森被一颗大树压死的残酷现实,露丝和未出世的孩子一起驶向了未知的未来。帕苏克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查理,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牺牲了哥哥来维持丈夫的生命,然而这样的女子也在小说的结尾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北方的奥德赛》中白人殖民者冈德森死于印第安酋长纳斯之手,这也使恩卡心目中的幸福生活成为了泡影。三部短篇小说中的三个家庭都以悲剧而终结。

杰克·伦敦赋予了露丝、帕苏克和恩卡的混杂生活以悲剧。印第安女性的悲剧性命运是无法逃脱的,无论是顺从还是反抗,都将走向毁灭。

五、结束语

作为20世纪初的伟大作家,杰克·伦敦描写了大量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对他们寄予了同情。然而运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重新研读这些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局限性。印第安女性露丝、帕苏克和恩卡生活在男权社会和白人殖民者的双重要求下,长期处于顺从和失语的状态,霸权文化渗透着她们的意识,但“沉默的羔羊”最终也没有逃脱悲剧的命运。

[1]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2]杰克·伦敦.杰克·伦敦小说选[M].万紫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谭雯婷.《北方的奥德赛》的殖民话语研究-以恩卡的形象解读为视角[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2):86-88.

[4]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李强选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5]孙 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On the"Silent Lambs"in Jack London’s Colonial Discourse

Zhang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Fuyang Normal University,Fuyang 236041,China)

Characters of the Indian women Ruth,Passuk and Unga in Jack London’s short stories a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ist,which shows that they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ouble requirements of the male-dominated society and white colonialists and that they live in the state of prolonged deprived discourse right and marginalization.The infiltration of hegemonic culture and submission to oppression cannot exempt them from their tragic destiny.

postcolonialism;colonialist discourse;deprived discourse right;marginalization;hegemonic culture

I106.4

:A

:1673-1794(2010)06-0036-03

张 艳(1974-),女,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安徽省2009年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09SQRS125ZD)

2010-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