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广荣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安徽芜湖241000)

优良道德品质的高尚与先进

钱广荣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安徽芜湖241000)

中国人理解和评价优良道德品质一直注重用“高尚”而少用“先进”。如今,这种理解和评价范式会误导优良道德品质的培育和践行,引发道德悖论现象。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里,优良道德品质应是高尚与先进的有机统一。实现这种统一需要对高尚进行“时间刷新”,对“伦理观念”进行理论创新,并在道德评价和道德教育等道德实践活动中把高尚性标准与先进性标准统一起来。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优良道德品质;高尚性;先进性

中国人评价和宣传人的优良道德品质的标准用语,一直注重用“高尚”而不用或很少用“先进”。在有些情况下使用“先进”也是旨在说明“高尚”,不过是高尚的另一种表达用语,如在道德建设上强调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的主张中提到的“先进性”,实则指的就是“高尚性”,而不是真正的“先进”性。

优良道德品质如果缺乏先进性因素,不能把高尚性与先进性统一起来,就会缺乏道德智慧和道德能力的要素,主体的道德行为选择和价值实现就会出现善恶同现的自相矛盾的结果,亦即道德悖论现象。以“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为例,一方面会使受助者因受益而得到教育,产生“见贤思齐”的心理模仿效应,从而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和优化社会风尚;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助长受助者“偏爱”享他人“讲道德成果”的自私心理,甚至会使助人者“好心不得好报”,陷入一种“讲道德窘境”。①其危害性在于弱化乃至消解道德价值实现善的结果,动摇当事者遵从高尚道德“做人”的信念和信心,进而放弃优良道德品质,并且会对他人产生消极影响。在今天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因此,研究优良道德品质结构要素中的高尚性与先进性及其逻辑关系,并将此理论认知方式运用到道德教育和道德评价等道德实践中,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考察和评判优良道德品质的方法论原则

道德现象世界,从其主体拥有方式来看有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两种基本形态。社会道德,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指的是一定社会提倡和推行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或规范;个体道德即个人的道德品质,一般认为是社会道德经由道德评价和道德教育等道德实践而“内化”的个体化、个性化的结晶。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在各种各样的实践(行为)过程中整合而形成的道德现象,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尚。中国古人对社会道德(“社会之道”)与个体道德(“个人之德”)的这种逻辑关系曾作过十分简练精到的阐述,如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论语·里仁》),《礼记·乐记》说:“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朱熹说的:“得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1]这种逻辑关系表明,一定社会提出培养和评价个体优良道德品质的标准,需要立足于社会道德,从研究优良道德品质的评价标准和道德教育内容需要从科学提出社会和推行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做起。在真理观的科学意义上,社会提出和推行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既不是“神喻”的直接形式,也不是“天理”世俗化形式,而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因此,要一定社会科学地提出自己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就必须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里,一定社会推行和倡导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恩格斯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这个唯物史观的“反映论”,必然合乎逻辑地要求道德的“反作用”要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及“竖立其上”的整个上层建筑相适应。在这里,“相适应”是社会提出德价值观念和标准的逻辑前提与内在根据,自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评价个体道德品质优良与否的主要标准,乃至唯一的标准。同样之理,也就成为评价优良道德品质的高尚与先进的主要标准,乃至唯一标准。

在经济关系发生变革并因此引发道德观念变化和道德行为“失范”的历史时期,一些并不适应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可能会被一些人视为“高尚”或“先进”,甚至因此而形成某种社会心理,干扰着社会对当时代优良道德品质实行与时俱进的培养和创新。这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恪守一切历史上曾有的“高尚”为优良道德,将此作为评价变革年代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奉为自己“精神生活”的“道德质料”,不愿跟踪以至抵触伴随社会变革浪潮而生长着的具有“先进性”特质的新道德观念。我们可称这种不合时宜的伦理思维和道德行为方式为“现代清高症”。另一种是借助“先进性”道德观念的生长之势,刻意求新求异,视一切“怪异”乃至低俗、庸俗和媚俗的想法和做法为“先进”。这种标新立异的“先进性”思维和行为方式,同样是不合时宜的,实际上是历史上没落阶级曾有的某些颓废心理的现代翻版,同样不能适应变革年代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样的“高尚”或“先进”,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道德价值都是值得怀疑的。以当代中国社会为例,就是因为两者都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缺乏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客观要求的“社会之道”的基础,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都不能正确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的“伦理观念”。不难理解,假如这样的“高尚”和“先进”之所“得”是来自某些“社会之道”,那么,这些“社会之道”是不可能充当培育优良道德品质的社会意识基础的,必须加以改造乃至唾弃。

二、优良道德品质的高尚因素与先进因素及其统一性关系

中国人理解的高尚,不论是道德文本所述还是道德现象世界所行,大体上有两种涵义。其一,是指在处置个人与他人及社会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伦理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的问题上为有益于他者而表现出来的淡化或放弃自我要求的伦理态度与道德行为,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待人谦和”、“与人为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毫不利己”、“大公无私”或“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克己奉公”等等。其二,是指在对待个人声誉和名节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重视道德情操和自律精神,如“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不为五斗米折腰”、“不食嗟来之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等。

视高尚的优良道德品质为道德榜样,笃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把号召和组织人们向高尚的人学习、“见贤思齐”,作为开展道德教育与道德评价、推动社会道德建设的基本策略和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坚守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模式,以至于形成源远流长的道德实践传统。关于这种传统,今人不仅可以在博大精深的道德文本和娓娓动听的道德故事的叙述中领略到它们的精髓,而且也可以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创作和欣赏包括诸如《山海经》等神话传说中感悟到它们的真精神。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和代代传承与坚持提倡高尚的优良道德品质是直接相关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代,在社会公德层面上开展的“学习雷锋好榜样”的群众性教育活动,在政治伦理层面上开展的学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专题教育活动,都收到极为有益的社会功效。其功效,在经济极度困难时期曾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稳定,赢得了社会和人的道德发展与进步,培育了几代人包括一些领导者的高尚的优良道德品质。不能不看到,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这种曾有的极为有益的社会功效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人格力量不无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没有放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一道德信念,仍然坚持以高尚者为道德榜样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创立的革命传统道德,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势头,扼制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之类的腐败作风,仍在发挥其固有的积极作用。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也渐渐感到,优良道德品质之高尚所具有的“见贤思齐”的社会感召力已经“今不如昔”了。不少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和“飞进来的苍蝇蚊子”的消极影响;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对人的优良道德品质的要求除了高尚性标准以外,正在呼唤另外一些能够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时代精神的优良因素,这就是先进性因素。应对这种从未遇到的挑战,需要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里把先进性引进关于优良道德品质的评价和宣传活动中,与时俱进地创新优良道德品质的评价标准和教育内容。

历史表明,在一定的社会里,道德根源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又相适应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及“竖立其上”的整个上层建筑的本质属性,决定优良道德品质的高尚因素多不是当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而是以往历史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它相适应的是以往历史时代经济和政治的建设与发展的客观要求,即历史上曾有的先进性道德,并不一定适应当时代社会发展对“社会之道”和“个人之德”的客观要求,缺乏与时俱进的特性,在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尤其是这样。换言之,一定社会里人们高尚的优良品德多不是当时代创造的,而是以往时代创造、洗礼、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是过去年代人们优良道德品质的精华,属于传统美德范畴。而一定社会里人的优良道德品质的先进性因素,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则是当时代较之以往时代先进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属于现实道德范畴,相适应的是当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当时代人们优良道德品质的应有水准和发展进步的逻辑方向,因而应是当时代人们最重要的优良品德。就是说,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里,优良道德品质的高尚与先进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差别仅在于它们的“时间标记”不同。高尚是历史曾拥有的先进,先进是现实社会生长着的高尚;昨天的先进是今天的高尚,今天的先进是明天的高尚,这便是人的优良道德品质在社会道德不断走向科学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演绎的客观辩证法。因此,把高尚与先进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任何历史时代优良道德品质的内在要求,应是每个社会关于优良道德品质的社会评价和宣传活动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三、建构高尚与先进统一性关系的基本理路

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正面临优良道德品质的高尚因素需要承接、先进因素亟待生长的严峻挑战和发展机遇,人们在评价和宣传优良道德品质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应当把高尚与先进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为此,我们需要围绕优良道德品质的高尚与先进的有机统一,在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建设方面实行创新。

一是要在理论上对传统美德之高尚进行“时间刷新”,作出合乎时代要求、可与先进性品德相统一的诠释。如: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推己及人”的“他者意识”(“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等),就不可将其象过去那样放在轻视以至忽视、贬低自我及自我意识的意义上来理解,认为惟有关心他者的品德才是高尚的而重视自我发展和追求者就失之于高尚。同样,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创立的毫不利己和专门利人等革命传统美德,进行“时间刷新”也是十分必要的。毫不利己和专门利人,是中华民族由史而来的最先进的道德品质,在革命和战争年代表现为以个人利益包括个人生命无条件服从革命和战争的需要为基本要求,而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新中国,这项革命道德相应地转变为职业道德,其历史上的先进性也相应转变为高尚性。因此,对毫不利己和专门利人就应作这样“时间刷新”式的诠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家公务员作为执政者的身份出现在自己的职业岗位上的时候,不可带有私心杂念,不可以以权谋私或消极怠工,而要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假如是“时间刷新”,毫不利己和专门利人之传统高尚就具有“人民群众(纳税人)拥护我们,我们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现时代的公正和正义的内涵,从而与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之先进性统一起来。假如不作这样的“时间刷新”,他人意识、毫不利己和专门利人之传统高尚就会被误读误用,不仅难以为今人广泛承接,相反会有碍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不利于在社会主义新道德标准的指引下培育人的优良道德品质。

二是要对“伦理观念”进行“理论加工”,为培育优良道德品质的先进性因素提供社会道德理论和价值标准(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之道”)。这也是每个历史时代道德理论创新和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对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直观地作形式逻辑的理解,以为社会实行什么样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就应当直接地建构什么样的道德理论(意识形态),提出和推行什么样的道德价值标准。实际上,根源于“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的“伦理观念”,多为自发的初始的道德经验,将此上升到一定社会的道德理论及据此提出的社会道德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尚需经过社会的“理论加工”。经过这种“理论加工”的社会道德理论和价值标准,作为观念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内含适应当时代经济和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先进性因素,但在基本价值趋向上与“伦理观念”通常是不一致甚至是相左的。在小生产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形成的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小农自私自利的“伦理观念”,而被西汉初年推到“独尊”地位的孔孟儒学的价值核心和基本倾向却强调“推己及人”的他人意识,“独尊”者,“独尊”其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之“先进性”也。儒学的伦理精神在中国封建社会赢得几千年的道德文明、社会稳定和几经繁荣的过程中,在造就中华民族尊重礼仪、推己及人的优良品格的过程中,之所以发挥了主导的作用,原因也在于此。可见,通过“理论加工”对“伦理观念”进行创新是十分必要的。根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的“伦理观念”,一方面会“自发”地重视买卖公平,另一方面崇尚利益最大化,又会自发地无视公平。对这样的“伦理观念”实行“理论加工”就要建立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道德理论(意识形态)和价值原则,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并通过教育和评价等道德实践,促使人们养成自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党的十七大报告)的先进性的优良道德品质。因此,那种以为市场经济崇尚自由和个性就应当推行和倡导个人主义以至利己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错误的。

三是要在评价和培育人的优良道德品质的道德实践中坚持把高尚性标准与先进性标准统一起来。关于道德理论与知识的教育与宣传,要凸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的时代属性;关于优良道德品质的结构分析和评价,要凸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的时代精神。涉及到国家公务员和公职人员所应具有的“先人后己”、“先公后私”、淡泊个人名利之类的高尚性品格的评价和宣传,也应与时俱进地作如上所说的“时间刷新”,将其与合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道德进步客观要求的先进性品格一致起来。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各级各类学校道德教育的目标设计和内容安排,也要把优良道德品质的高尚性要求与先进性要求有机统一起来,使一代代新人在传承高尚和创新先进相统一的意义上形成新型的优良道德品质,从根本上维护和确保中华民族优良道德品质的持续发展与进步。

注 释:

①如: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有些与人为善、见义勇为的高尚者却屡屡遭遇的“碰瓷”现象。(参见拙文《社会公德维护需要建立社会公平机制》,《道德与文明》2009年第6期)

[1]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

Historical Materialistic Viewpoint:the Nobility and Advance of Fine Moral Trait

Qian Guangrong
(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m,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

The Chinese people te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nobility"than"advance"when they understand and evaluate the fine moral trait.This paradigm of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can mistake the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of fine moral trait,which will then cause moral paradox.Accord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nobility and advance should be united with the fine moral trait.To achieve this unity,we need to refresh the nobility,to innovate ethics and to unify the standards of nobility with those of advance in the moral practice like moral evalu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tic viewpoint;fine moral trait;nobility;advance

B03

:A

:1673-1794(2010)06-0001-03

钱广荣(1945-),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伦理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伦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道德悖论现象研究”(08BZX065)阶段性成果之一,国家级精品课程“马克思主义伦理”建设项目(教高函〔2009〕21)阶段性成果之一。

2010-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