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涛，何 玲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对当今高等教育的启示

王 涛，何 玲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在梅贻琦任期内，清华和西南联大达到鼎盛。这应该归功于梅贻琦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及其作为校长的正确领导。若要以史为鉴的话，无论是梅先生的教育理念还是他当校长的所作所为，都是当今的高等教育学习的榜样。

梅贻琦；教育思想；大师论；通才教育；教授治校

梅贻琦1931年被任命为清华校长。短短的五六年间，就使清华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梅贻琦主持校务，又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究其原因，社会历史环境固然起到一定的激发作用，但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是清华“黄金时代”和“联大奇迹”的根本原因。反观今天的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大学生失业、高校负债等等问题在困扰着我们。研究者一直在探寻其中缘由，但事情似乎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笔者认为，如果拿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与当今我国高等教育现实作个比较，便不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缘何会“身陷囹圄”。

一、大师论与大楼事业

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最初是梅校长在1931年清华的就职演说中说的。原话是：“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可见，梅贻琦认为，大学的生存与发展，仰仗优秀的教授、一流的教师，而不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这也与西方一些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不谋而合。欧洲和美国早期的大学，多着重于如何选聘优良教授主持学术研究工作。美国教育上一位最著名的大学校长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在其开始筹设霍普金斯大学之初，特别先往欧洲考察各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同时利用考察的机会，在欧洲选聘一些著名的学者到美国讲学。他认为要办“好的大学”，必须有“好的教授”，他有一句三个字的名言：“Man,not buildings.”亦大学所需要的是大师而非大厦之意。当年的清华大学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仅以1936年为例，在职的教师就有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俞平伯、余冠英、吴宓、叶公超、金岳霖、贺麟、张岱年、吴晗、吴有训、叶企孙、赵中尧、任之恭、周培元、熊庆来……何其奢侈！有这么多的大师在传道授业，清华能从一所不起眼的留美预备学校一跃成为世界知名大学就不足为奇了。

而当今的中国大学，似乎在与梅老先生背道而驰：致力于“大楼”事业。如今的高校，一心追求规模的扩张。校园面积、学生规模等等数字一路飙升，忙完升格忙合并，现在又正忙着“圈地运动”。据统计，全国共有五十几个大学城正在兴建中。南京的仙林大学城宣布投入50亿元，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相当于26个北京大学的面积；计划将校园面积扩大到5000亩以上的高校不胜枚举。

按道理，有了一流的大楼、一流的规模，我们的大学应该责无旁贷地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可我们偏偏面临的是这样不争的事实：人才质量急剧下滑，大学生素质低下，大学生就业困难等等。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70年前闻名亚洲的西南联大，是在抗战中教学的，连教室都没有，但是，这里培养的人才，有两人后来获得诺贝尔奖，还有很多后来的社会精英。无数的事实都在证明，想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只有走“大师之大”的道路，否则，象牙塔只能成为钢筋水泥的森林。如果我们的大学能真正领会梅校长的“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的深刻内涵，把有限的教育经费用在教师队伍建设，以引进高素质人才上，何愁我们的教育质量不会“更上一层楼”。

二、通才教育与高等教育功利化

通才教育也称自由教育，是近代西方大学所普遍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它提倡在高等教育阶段，让学生广泛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即让学生受到“知类通达”的训练，从而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使学生在毕业后既能胜任专业工作，又能适应复杂社会生活的需要。“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通重于专”是梅贻琦通才教育的主旨。以梅贻琦为代表的清华大学校、系领导以至全体教授一直认为，大学的首要任务不在传授学生以专门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而在传授学生一些普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最广泛的综合的基本知识，以培养一批具有政治头脑与治世才干、多方面书本知识与文化教养的高级知识分子。当时考进清华的学生都会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接到一张通告，被告知第一年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有人视之为万金油教育，有人讽刺为留美预科的“借尸还魂”。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清华培养了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而不是犹如机器般的专才。正是奉行这种思想，使清华在上世纪30年代短短数年内，培养出各个领域中真正称得上是卓越的、第一流的人才，创造了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

再看当今的大学，仅在课程设置上就存在严重问题。第一，为求“专精”与“研究”的美名，舍本逐末，基本的课程不是根本不设，就是敷衍。几百人一起上大课已不再新鲜。第二，一味地盲目迎合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要而忽视综合素质的培养。有些高校，不顾自身条件，纷纷设置MBA、金融商贸、传媒出版等时髦专业。似乎是社会上需要干什么的人，我们的大学就开设什么专业。更有甚者，高尔夫也被列入某高校多个专业的必修课，校方的理由是：打高尔夫是许多企业老总和社会高层人士喜爱的休闲娱乐活动，学生学会打高尔夫，便能更好地与这些高层人物交流沟通，便于他们找工作。第三，课程设置过于追求实用化，人文课程被忽视。大学生的书桌上堆满了专业书籍，经典名著却不见踪影。官方和高校对专业和课程如此设置的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是：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促进大学生就业。岂不知，这种功利化的导向，某些基础课程的缺失，正是导致大学生素质低下，毕业即失业等等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知道唐伯虎是哪朝人，不知笔墨纸砚为何物的大学生怎能够与别人沟通交流；一个错字连篇，书写像烂稻草的大学生又怎能让用人单位放心地录用呢；一个说话语无伦次的博士又如何能站在大学的讲坛上给学生讲解高深的知识。正如雷海宗所言“一般的学生，因地基的太狭太薄，真正的精通既谈不到，广泛的博通又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送出一批又一批半生不熟的知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究，又不能正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因此，梅贻琦的通识教育观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加强通识教育势在必行。市场经济建立后，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变化频繁，打破了部门经济、行业经济的界限，学生仅学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已经远远不够。在现代社会里，要求人才必须有复合型知识，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由此可见，现代高等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必须基础厚、知识宽、专业新、素质高、能力强；高校培养的不应该是只懂专业知识的“深井型”人才，而应该是基础厚、口径宽的“金字塔型”人才。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实行通识教育。

三、教授治校与外行领导内行

众所周知，梅贻琦从开始担任清华校长起，就奉行一个重要原则——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后来他执掌西南联大，仍然严格奉行这一原则。教授治校制度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机构具体实施：

1.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校长为当然主席。形式上，教授会是全校的最高权力机构，选举评议员和院长，其关于校政的决议，校长都得执行。

2.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会选出的7位评议员组成，相当于教授会常务委员会，是学校的立法机关。

3.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各院院长组成，是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行政机构。

教授会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审核及学位授予；建议评议会的事项及由校长或评议会交议的事项；互选议员，各院院长都由教授会从教授中推荐，教务长亦多从教授中聘任。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教授会成员也可自行建议集会。

评议会是这个体制的核心。它的职权包括：议决重要章程，审议预决算，议决学院学系的设立或废止，议决经费分配，议决校长和教授会交议的事项。评议会是校内最高的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主要的法案、章程都由评议会动议、制定。评议会决议对学校各级领导有一定约束力。教授治校的作用就是通过评议会职能表现出来的。

在校务会议和评议会中，属于行政方面的，只有校长、教务长、秘书长三人，其余都是教授会选出的代表。这样，从理论上说，教授会对学校行政有最大的支配权。这就是清华当时的教授治校制度。

不难看出，教授治校的实质是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教授是学校教学和科研的主力，既懂教育又有学问，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让他们直接参与决定学校大事，既能大大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能提高学校行政管理的效率，为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为学校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正是教授治校体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下为清华和后来的西南联大创造了一个宁静、宽松的教育环境，为清华的“黄金时代”和西南联大的辉煌创造了条件。

反观当今中国大学，一个“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就决定了大学是政府的“私有财产”,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大学的校长、书记是由政府委派的；所谓改革方案也好、教师考评也好，从来就是自上而下的。高等教育法虽然明确规定大学的地位、权利与义务，但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可变量，在经费、人事、教育教学质量标准、学生招生就业等方面，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大学自身权力之间仍然具有巨大张力；在管理决策权力问题上，该放的没放，不该放的却放了；行政化的管理，使得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行政领导干预了太多的学术问题。比如职称评定、新学院的设立、专业人员的引进等。有些地方，大学开哪门课，都是行政领导说了算。而真正懂得教育规律和深谙大学之道的教授不但无权过问关系学校发展的大事，反而时常在很多方面受到行政的干预和掣肘。这与当年梅校长治下的西南联大“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当今高校必须改变现有的管理方式，使“内行”在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才能有效地促进高校自身的良性发展，更好地培养合格的人才。

［1］黄延复.清华的校长们［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2］陈岱孙.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和前校长梅贻琦［A］.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18辑［Z］.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3］蒲薛凤.梅故校长精神永在［A］.黄延复,马相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C］.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

［4］朱自清.清华的民主制度［J］.清华校友通讯，1940，（9）.

［5］黄延复.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J］.人物，1987，（1）.

G64

A

1673-0046（2010）5-01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