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波,朱玉梅

(湖南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文化霸权的抵抗与妥协＊
——论韦努蒂抵抗式翻译策略

施 波,朱玉梅

(湖南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通过《傲慢与偏见》异化和归化译本的对比分析,论证韦努蒂抵抗式翻译策略的合理性和局限性。韦努蒂的抵抗式异化翻译策略,对于反对文化霸权保存文化差异有积极意义,但其抵抗通顺反对归化的思想在翻译实践中较难实现,一方面不易被目的语读者接受,另一方面使得译者难以操作,存在局限性。因此,翻译策略应兼顾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和译者的可操作性,在异化法无法转译源语时,变通地采用归化法,在忠实原文的同时,尽量保证译文的通顺与神韵。

韦努蒂;抵抗式;异化;归化

意大利裔美国学者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是继德里达之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主要在其专著《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1995)中提出:“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郭建中 2000:1)。

韦努蒂的主要翻译策略“抵抗 resistancy”式,即:不仅避免译文通顺,而且对目的语文化提出挑战,因为通顺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对外国文本进行篡改。“抵抗”即抵抗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韦努蒂提出,他的目的是要使译者和译文读者对翻译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对外国文本的篡改进行反思,从而在进行翻译和阅读译文时能承认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但他也指出,他并不认为每一种外国文化都是有价值的,他只是说,在异化的翻译中,外国的文本受到尊重,从而打破目的语文化的规范。(Gentzler 2004:38-39)韦努蒂的抵抗翻译策略体现其异化式翻译思想,既使背离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也要尊重原语文本规范,与此同时,译者的身份得到了提高和彰显。

上述翻译思想所涉及到的异化与归化是文化转换中的两种基本策略:归化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而异化则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归化法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目的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目的语文化”,而异化则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目的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Venuti 1995:20)这两种翻译策略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很难抉择和取舍。最近十几年来,在我国译界,对于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有着巨大争议。如刘英凯提出“归化——翻译的歧路”(刘英凯 1987:2);蔡平则主张: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 (蔡平2002:5);张智中则认为:异化·归化·等化·恶化 (张智中2005:6)。

在异化与归化关系的争议中,韦努蒂的翻译思想颇有影响,他的抵抗式翻译策略常被引用论证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进行比较分析,论证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思想,并进一步探讨异化归化问题。

一、“抵抗式”翻译策略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的第一部小说,也是最引人入胜的一部作品。这部世界名著目前至少已有不少中文译本出版,笔者阅读了其中的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由孙致礼先生翻译的译本(异化法为主),另一个版本是张经浩先生的中译本 (归化法为主),这两个风格迥异的译本适合进行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的对比研究。本文通过对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选取有代表性的例子论证韦努蒂抵抗式翻译思想的合理性。

(一)“抵抗式”翻译策略的积极意义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当让各国的读者都能分享,并与源语读者一样感同身受。为了能让读者把握住原文的主旨,就必须要求译文中要准确再现出原著的信息与内容。韦努蒂主张的抵抗式异化翻译策略,就是极大限度的保留源语语言和文化特色,忠实于原文,尊重原文作者,抵抗目的语文化强权对源语文化的侵蚀,并用这种方法把翻译作为呈现差异的场所。

例1:As toMissBennet,he could not conceive an angelmore beautiful.

归化译本:至于贝内特家大小姐,在他眼里美如天仙。

异化译本:至于说到贝内特小姐,他无法想象还有比她更美丽的天使。

angel本意“天使”,将其归化为中国文化中的“天仙”,其实“天使”和“天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实际上蕴涵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天使”代表了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一种美丽而美好的神,而“天仙”则是中国道教的说法,采用“天仙”的译法将会导致将中国传统道教文化强加给原本体现西方一贯宗教文化特征的原著,人为扭曲原著所要表述的社会与宗教环境特征,也会误导读者,造成混淆;异化译本,保留了源语文化特征,忠实地传递原文之意,使目的语读者自然而然的感受到外国基督教或天主教在其宗教生活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就如同中国道教这样的宗教观念已经融入到人们的世俗生活之中,随处可见。由此可见,抵抗式翻译策略提倡的异化法确实对于抵抗目的语文化对源语文化的篡改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外国的文本受到尊重,从而打破目的语文化的规范,将英国文化中的“天使”的概念注入中国读者的心中。

例 2:“My dearMr.Bennet,”replied hiswife,“how can you be so tiresome,…”

归化译本:“我的好老爷,”贝内特太太说道,“你怎么这样叫人讨厌…”

异化译本:“亲爱的贝内特先生,”太太答道,“你怎么这么令人讨厌!…”

“dear”意为“亲爱的”在英美国家用途较广,可用于称呼任何熟悉的人(尤其在书信中),而中国语言环境的形成却受到两千多年儒家文化的影响,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禁锢,这种语言文化与交流方式的累积沉淀导致国人在情感表述方面显得相对谨慎与含蓄,“亲爱的”仅用于称呼特别亲密的亲爱的人,而且很少在公共场合称呼。因此,当上了年纪的贝内特太太称呼贝内特先生“亲爱的”时,读者强烈地感受到英国文化中的特别之处,英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相对直白而热情,称呼也较为随意,应用 dear来称呼对方表示亲昵或尊敬,是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语言特征。把“My dearMr.Bennet,”译成“我的好老爷”容易产生误导,好象 18世纪的英国妇女跟旧中国妇女一样,也称自己的丈夫为“老爷”,此处对源语文本进行了篡改,还是如实译作“亲爱的贝内特先生”好。韦努蒂所倡导的抵抗式翻译法的合理性在此得到体现,异化法确实能保留了源语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使读者能够欣赏到原滋原味的异国风情,表现了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例3:I remember the time when I liked a red coat myself verywell–and indeed,so I do still atmy heart.

归化译本:我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年轻时我也喜欢军人。说实在话,到今天还有这心。

异化译本:我记得有一度我也很喜欢红制服—而且说真的,现在心里还很喜欢。(注:指英国军人)

“a red coat”指代的是英国军人,在故事发生的十九世纪,英国军人穿着华丽美观的红色制服,为了激发战士旺盛的斗志,同时由于红色还有掩饰受伤流血的实用功能,所以,很长一个时期里,红色一直作为其军服的主色调。此处采用异化译法,让读者体会到与众不同的异域文化,英国古代军人的制服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的,而将其归化译为“军人”,是根据目的语的表达方式对原文进行了篡改,完全抹灭了“红制服”所传递的文化内涵,令读者感受不到这种新鲜的文化差异。例句 3的异化译本更忠实于原文,将英国文化如实呈现,明显优于归化译本。

以上例句中,异化译本实现了抵抗式翻译策略所提倡的存异的目的,抵抗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对外国文本进行篡改,即外国文本受到尊重,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得到承认,从而打破目的语文化的规范,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一种陌生感和疏远感,保存了原作的原汁原味,避免了目的语文化的同化效应,把译文读者和译者从原来支配他们阅读和写作的文化禁锢中解放出来,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异化法翻译出来的译文使外国文本在目的语中获得解放,其语言文化特色跃然纸上,抵抗式异化策略重修创造原文中相似的特殊表达方式,丰富目的语的民族文化,从这个角度上说,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策略有其合理性和积极作用。

(二)“抵抗式”翻译策略的局限性

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策略提倡的是异化翻译方法,对于保留源语文本的语言文化特征和差异以及对抗文化霸权有着积极意义;同时,抵抗式翻译策略为了强调差异和彰显译者的身份,让读者明显感觉到所读的是译品,故意保留原文的表达和句式,避免译文通顺,抵抗归化法翻译。归化翻译法旨在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种自然流畅的译文。然而,对韦努蒂来说,归化法是文化强权的代表,因为归化法实际上体现了主导文化社会中常见的政策,即“盲目自大地使用本族语,把外来文化拒于门外”。他还认为,主导文化社会“习惯于接受通顺易懂的译文,把外国文本中的价值观隐匿在本国的价值观之中,令读者面对他国文化时,还在自我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郭建中 2000:1)。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策略是抵制译文通顺反对归化的异化翻译策略。

1.读者的无奈

根据韦努蒂的抵抗式异化法,对原文所有内容都进行绝对的异化处理,并抵制译文通顺反对归化翻译法。这样的翻译思想运用到实际翻译中,译文虽充分体现源语文本的语言文化特征和差异,但不通顺,很难被目的语读者接受,若通篇原文都按照抵制通顺的思想来操作,虽实现了存异的目的,却只能收获读者的无奈。

例 4:…asLady Catherine is far from objecting to my occasional absence on a Sunday,provided that some other clergyman is engaged to do the duty of the lady.

归化译法:倘能另请牧师代劳,偶有一星期日外出凯瑟琳夫人绝无异议。

异化译法:因为凯瑟琳夫人决不会反对我星期日偶尔离开教堂一下,只要另有教士主持当天的事情。

此例句中,异化译法尊重原文的内容,保存了译语的言语规范,将条件从句放于主句后补充说明;归化译法按照目的语规范,将条件句放于主句之前。两个译本中,归化译法更易被读者接受,而异化译法则让读者难受。

例 5:Affection of candour is common enough;——one meets it everywhere.But to be candid without ostentation or design——to take the good of every body’s character andmake it still better,and say nothing of the bad——belongs to you alone.

归化译法:故意说好话是屡见不鲜的事,走到哪里你都遇得着,可是只有你一人说好话不带虚情假意,个个你都只往好处看,还要加上几分,坏处从来不说起。

异化译法:假装胸怀坦荡是个普遍现象——真是比比皆是,但是,坦荡得毫无炫耀之意,更无算计之心——承认别人的优点,并且加以夸耀,而对其缺点则绝口不提——这只有你才做得到。

对于此句的翻译,异化译本再现英文句式,保留了原文的破折号和句型特征,凸现了英文句子注重形合的特点,即借助句法手段,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归化译本则根据意合型的汉语句法规范,翻译出了相当通顺且忠实于原文的译文。相较而言,目的语读者更倾向于选择通顺的归化译本,而不愿阅读表现语言文化差异的异化译本,因为读者不得不经过仔细推敲后,方可慢慢体会异化译本的意思,如果一部文学作品通篇都是这么晦涩难懂的句子,读者可谓是万分痛苦,很难继续阅读。抵抗式翻译策略抵抗通顺的归化翻译法,没有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度。

在翻译标准的探讨中,不少的翻译家都提到了“通顺”这一基本标准,如英国翻译家乔治.坎贝尔提出的翻译原则:使译作至少具有原创作品的特性,显得自然流畅;翻译家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中写到:忠实地体现原创作品的通顺。(Venuti 1995:75)这些都说明了通顺的重要性,即使译文通顺的归化法是不能完全排斥的。抵抗式的翻译策略在抵抗文化的同化和霸权上意义重大,但完全抵抗通顺排斥归化只会引起读者的无奈和反感,一部翻译作品应考虑翻译目的和目的语读者的因素,否则其译作很难推广和介绍,更不用说起到体现差异进行文化传播的作用了。

2.译者的无奈

各种语言的差异性指的不仅仅是语音、拼写、语法等方面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指表达方式不同,语言习惯不同,包括用词不同,比喻不同,联想不同等等。由于这些不同,使得翻译时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把原文信息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完全地、毫厘不差地移植到译文信息中去。(范仲英 1994:198-199)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有时无法在译语中再现原语的音、形、意的统一而产生的喻意,既使异化法翻译出来,也无法传递原文的意境。韦努蒂以自己的翻译实践来证明自己的抵抗式异化翻译策略,将翻译意大利诗歌翻译成英文,结果翻译出了既不忠实于英美文化又背离意大利语言规范的译文,说明了他的这种绝对异化的翻译思想在实践中难以实现。因此,抵抗式翻译策略强调异化翻译法的存异的作用的同时,应考虑译者可操作性。

例6:The disagreement subsisting between yourself and my late honoured father always gave me much uneasiness,and since I have had the misfortune to lose hi m I have frequently wished to heal the breach;but for some time I was kept back by my own doubts,fearing lest itmight seem disrespectful to his memory for me to be on good terms with any one with whom it had always pleased him to be at variance.

张经浩译本:舅父与先父曾有嫌隙,甥儿一直为之深感不安。先父不幸辞世后,甥常存捐嫌修好之念,然而又几度疑虑,恐交好与先父有龃龉者有负先父在天之灵。

孙致礼译本:你与先父之间发生的龃龉,一直使我感到忐忑不安。自先父不幸弃世以来,我屡屡想要愈合这裂痕,但是一度却犹豫不决,心想:一个先父一向与之以仇为快的人,我却来与其求和修好,这未免有辱先人。

贝内特夫妇有五个待嫁的女儿,由于没有男性继承人,依照英国当时的财产继承法,贝内特先生死后家产将由他的一位远房内侄柯林斯先生继承。柯林斯粗鄙无知,却善于趋炎附势,居然当上牧师。这个例句选自他写给贝内特先生的一封信,提及继承的事情,行文间过于迂腐的礼节和用词。如何能体现柯林斯的阿谀奉承,装模作样和迂腐作风,单单用异化法实在难以译出这种意境。为了生动的再现原文的神韵,两个译本均采用归化法,将原文译成中国的正式文言文体,文言文的特点符合塑造柯林斯的谨慎小心阿谀奉承的特点,也反应了柯林斯和贝内特一家颇为生疏的关系,这样的归化译法可谓恰到好处。而异化法则无法传递其中人物的言语特征。

从译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归化的痕迹比比皆是,如 honoured father译为先父,而不是尊敬的父亲,确定了整封信的古文风格;disagreement“争执,不和,争论”,文中归化法译为龃龉 (上下牙齿对不齐,比喻意见不合,互相抵触),这是由典型的中国古成语演化而来的,与整篇译文风格一致;又如“在天之灵”,“有辱先人”,均采用归化法将其译成文言文或成语,通过这些用词体现了柯林斯迂腐的个性。在柯林斯的信件翻译中,连异化派的孙致礼先生也使用了归化翻译策略,正如他本人在书中所说“译者在语言转换的构成中,经常会遇到由于语言文化差异而造成的种种障碍,有些障碍甚至是无法逾越的,译者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归化译法”(孙致礼 2003:38-39)。

在例句 6的翻译中,译者若无奈地采用异化法,则无法实现翻译标准规定的传神达意,虽能传达原文字面意思,却无法展现原作的风格和内涵。因此,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性造成异化法有时无法使用,抵抗式翻译策略应该考虑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另外,译者的母语对翻译策略的使用有一定影响,当译者的母语是目的语时,无意中不可避免地归化原文的某些内容,抵抗式翻译策略还应考虑译者的母语影响,不可能摒弃归化法。

二、对韦努蒂抵抗式翻译策略的反思

如上所述,韦努蒂的的异化翻译策略和“抵抗”思想有其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有较大的局限性,对于这一翻译思想笔者有如下反思:

(1)抵抗式翻译策略反对通顺采用不连贯的方法表现差异,为了反抗文化霸权,传播外国语言文化差异。但事实上,不通顺的译本严重打击读者的阅读欲望,除了专业人士外,大部分读者都不愿意花大量时间慢慢咀嚼晦涩的译本,没机会欣赏和体会外国语言文化特色,这样反而达不到文化传播的目的;译本的不连贯还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误解,对译者翻译水平、外国人语言能力和文学作品质量产生质疑和轻视。因此,译者不能盲目跟随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策略,在异化法无法转译源语内容和意境时,应变通地采用归化法;在忠实和尊重原文的同时,应尽量保证译文的通顺与神韵。

(2)通顺的翻译依然是翻译的基本原则,采用抵抗式翻译策略翻译出的不流畅译本可能得不到目的语读者的青睐,不可避免地对其出版、销量或再版造成一定的影响。故对于译者而言,韦努蒂的翻译策略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有待考虑。因此,在彰显译本语言文化差异的同时,译者应当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度和译者的可操作性,在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策略的基础上,提出更加实用的可行的翻译策略建议。

三、结语

外国译本应是读者了解外国文化的场所,韦努蒂的抵抗式异化翻译策略建立在不连贯性的美学基础上的,不连贯性最能保留差异和陌生性,通过对《傲慢与偏见》中译本的翻译实践分析,论证了异化法比归化法更能体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忠实于源语文化,体现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进而肯定了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思想对于抵抗文化霸权有积极指导意义。但韦努蒂抵抗通顺反对归化的思想在翻译实践中较难实现,一方面因为有些晦涩难懂而不易被目的语读者接受,另一方面因为某些不可逾越的差异和译者自身母语的影响使得译者难以操作。笔者通过反思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主张兼顾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度和译者的可操作性,在异化法无法转译源语内容和意境时,应变通地采用归化法,在忠实和尊重原文的同时,应尽量保证译文的通顺与神韵。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文化差异,抵抗目的语文化对原文的侵蚀,同时还要兼顾通顺和传神,在文学作品翻译实践中较难把握,笔者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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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9

施波 (1979-),女,湖南常德人,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