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尚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试析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动因＊

邵 尚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日本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位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日本高等教育从二战后体制的重构到跨过大众化的门槛,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如此迅猛的发展其动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运用系统理论,分析研究推动日本高等教育迅速走向大众化的动因,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思路。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日本社会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科技突飞猛进以及日益高涨的国民“教育热情”等的必然要求。因此,可以说,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因素发展的强烈需求的推动下而展开的。

一、政治民主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一)教育公平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变革了其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化政治新体制。政治的民主化奠定了教育的民主化,“教育机会均等”这一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终于有了实现的基础和可能。战后,日本在教育改革中将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作为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这可以从《日本国宪法》以及由此制定的《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中得到充分反映。《日本国宪法》规定了所有国民都有按照其能力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有义务使子女接受普通教育,并将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予以保障。这就从法律上明确提出了“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教育基本法》又进一步将新宪法所规定的国民平等之精神具体化,明确地规定了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作为指导战后教育改革及发展具体纲领的《学校教育法》则从实践层面上规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将教育机会均等落到实处。

应该说“教育机会均等”的根本价值就体现在它使教育由“少数人的特权”变为“多数人的权利”,使高等教育由“精英之塔”变为“大众之厦”,扩大了教育的范围。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前提和推动因素。

战后日本的高等教育在教育机会均等的推动下发展迅速,1949年日本有新制大学 168所,而至 1952年则发展到 220所,在校生高达 399513人。日本的高等教育开始走出昔日的“象牙之塔”迈向大众社会。

(二)女子受教育权的扩大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影响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贤妻良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封建思想束缚了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二战后,根据新宪法的精神和《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确立的教育机会均等原则,给予了女子与男子同样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女子可以和男子一样进入任何一所大学,与男子一样选择学习学术性学科。毫无疑问,这必将推动日本高等教育由“精英型”向“大众型”的转化,促进其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女子大学和短期大学。

首先是女子大学的发展变化。二战前,日本的女子高等教育是异常衰微的。高等教育机构几乎都是民间设立的,要么是为使女子尽育儿天职而设立的师范学校,要么是为实现女子的天性、陶冶艺能的音乐学校,而且就学人数很少。二战后,女子受教育权的扩大使女子大学蓬勃发展起来。1948年文部省设立了两所国立女子大学 (御茶水女子大学和奈良女子大学),由此,揭开了女子大学发展的序幕,到 1975年,日本女子大学已发展为 83所,占大学总数的 20%。其次是短期大学的作用。在日本,短期大学以其学时短、费用低、实用性强的特点深受女生的欢迎,逐渐成为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1955年短大女生比例为 54%,1975年短大女生比例为86.2%,截止到 1995年短大女生比例已高达 91.8%,且女子短大已占短大总数的 56%。据文部省统计,1955年日本短期大学有 264所,1975年猛增到 513所,截止到 1995年己达 5%所,占大学总数的 51%。

(三)低地位阶层子弟受教育权的保障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影响

二战后的日本,实行了教育民主化改革,从法律层面提出了“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规定了所有国民都有按照其能力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这就使因政治、经济等原因而被排斥在高等教育大门之外的低地位阶层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低地位阶层子弟受教育权的获得表明,日本高等教育权已由特权阶层转向普通民众。应该说这是日本高等教育根本属性的一次转变,日本高等教育由此才开始了真正地面向大众、为大众服务的历程。可以说,保障低地位阶层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是日本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关键性一步、实质性一环。自此日本高等教育以全体民众为对象,并在全体民众的大力推动下,日益发展壮大,迅速走上了大众化的征程。

也正是在这种“普追要求”的强力推动下,日本的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1948年,日本大学生 (大学和短期大学的学生)仅有 1万多人,而发展至 1955年则超过了 60万人,再至 1965年则高达 100多万人,且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超过了 15%,实现了高等教育量上的大众化。

二、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一)经济政策与高等教育政策

战后,日本在美国的侵朝战争中大发战争财,从而加速了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 1956年开始,特别是整个 60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 (CNP)的实际增长率年均为 10%左右,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期。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产品竞争的国际性要求等,使产业界迫切需要大量的高级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工程师。于是,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大力发展理工科教育,便成为当时发展的紧迫课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直接将教育政策和计划编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而有计划、有重点地扩展高等教育。1957年日本政府公布了《新长期五年计划》,此计划预测到 1962年日本将缺少 8000名科技人员。由此日本政府决定从 1958年度至 1960年度分 3年实施增招理工科大学生的计划。1960年,池田内阁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又推测,在十年经济倍增期间,日本将缺少 17万名科技人员。据此,文部省又制定了以 1961年度为开始年度,每年增招理工科大学生 1.6万名的计划,后在产业界的批评下,又重新修改为1961—1964年度每年增招 2万名。通过这种有计划的增招理工科大学生,理工科学生数迅速增加 (1960年,大学理工科在校生为 108778人,占学生总数的 18.9%;到 1970年,则分别为 325745人,24.23%,比 1960年增长了 2倍),基本满足了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当然,高等教育在满足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大发展。

(二)产业结构的变化与高等教育

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是通过调整产业化结构来实行的。在 1955年至 1975年的 20年间,日本的产业结构以及不同产业结构的就业结构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一产业的比重急剧缩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在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雇佣量减少,第二、三产业的雇佣量增加。(1955—1975年的 20年间,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从 41.1%下降到 12.5%,而生产运输部门的就业人口则从 27.7%上升为 37.8%,商业,服务部门的就业人口从16.7%上升为 22.9%,公务,技术,管理部门的就业人口从15.4%上升为 26%)。第二、第三产业雇佣量的增加就意味着高等教育毕业生雇佣市场的扩大。也就是说,经济的高速发展,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扩大了专业技术、管理等需要高等教育毕业生的职业层规模,因而相应地扩大了高等教育毕业生的职业层规模及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吸引了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在经济的高速发展期,日本政府为适应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满足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毕业生的需求,在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已达到上限的基础上,将教育的重点转向高中教育的普及和大学教育的发展,由此,高等教育获得了巨大的发展。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东石油危机的打击,日本已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中心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和主要依赖进口能源的供求结构开始面临严酷的态势,从而日本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开发知识密集型产业。毋庸置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开发推动了日本高等教育的长足发展,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也由此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

三、科技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

科技对于资源小国的日本来说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可以说,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赶超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科技的振兴与发展则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因而,日本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科技的发展,大力推广新技术成果的发明和应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赖于人的科学技术能力,而人的科学技术能力的开发则有赖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所以说,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是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换一个角度而言,日本科学技术的振兴与发展要求其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间接地要求高等教育扩大规模,以满足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大发展直接地要求高等教育扩大“生产”,以为其提供大量的人才储备和支持。事实上,日本的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之间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相互协调的发展关系。举个简单例子,二战后的日本,作为战败国,经济陷于瘫痪,生产能力濒临末日。但是,日本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其经济迅速恢复。仅仅经过 10年,其生产能力就恢复到战前水平。此时,日本的科技发展战略强调“吸收型的技术引进”,而实施这一科技战略的重点在于拥有优良技能的劳动者和中高级技术人员。为此,日本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为消化引进技术提供大量的科技人才,以满足当时科技发展的需要。战后至 70年代末,从日本各类高校毕业的大学本专科、硕士、博士生共 900多万,每万人中就有163名大学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日本科学技术的振兴与发展是推动日本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一个极其重要而关键的因素。

四、国民的教育意识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在日本,人民普遍具有“教育热情”,可以说这是古而有之的文化传统。早在江户时代日本国民就自发地在民间广泛开设寺子屋,即使在今天,日本的各种私塾和“补习学校”也蔚然成风。另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日本,家长希望送子女入大学的热情一直在提高,1951年为 22%,1964年达 50%,至1977年则达 70%以上。

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阿什比认为,大学体系的规模不外由三种环境力量决定。这三种力量是:顾客的要求,即学生希望升入大学学习高级课程产生的压力;人力的需要或“吸引”,这是指社会对学校毕业生的吸收能力;资助人的影响,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最大的影响来自国家的财政控制。通过对日本高等教育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确实这三种因素对于促进日本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笔者认为在这三种因素中,“顾客的要求”即日本人民的“教育热情”是日本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内推力”。可以说,日本在战前人均收入远远落后于欧洲各国的情况下就拥有了与之并肩的高等教育人口,并且迅速缩小了等级差别,在人均收入仍不及欧洲各国的 1963年先于他们之前进入大众化阶段,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人民具有普遍的“教育热情”。在这种教育热情的推动下,即使在 1946-1955年的经济恢复时期,日本的高等教育也呈现出显著增长的态势,入学人数增加了 1.3倍,入学率从 5.8%提高到 8.8%增长了 3个百分点。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经济迅速发展对人才大量需求所产生的“外拉力”只有与人民的教育热情这种“内推力”有机给合形成巨大的合力,才能推动其高等教育迅速走向大众化。这也正是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欧洲各国却迟迟不能实现大众化的原因之所在。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人民的教育热情对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是推动日本高等教育迅速走向大众化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日本社会政治的民主化、阶级结构的流动性强烈地刺激着日本国民去追求高水平的教育,以实现社会地位的升迁;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的突飞猛进对国民素质要求的日益提高也强烈刺激着日本国民犹如“关心健康与生活一样地关心着教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国民对教育的这种高度“热情”和急切“渴望”推动日本教育乃至高等教育走向了大众化。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虽然社会制度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迥异,然而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及其自身发展规律却是有相似之处,因此,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对于我国可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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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08

邵尚 (1980-),湖南长沙人,硕士研究生,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