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现象之探析＊

2010-08-15戴志鹏

外语与翻译 2010年4期

关键词：男子篮球西亚归化

郭羽,戴志鹏

(湖南城市学院体育系,湖南益阳 413000)

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现象之探析＊

郭羽,戴志鹏

(湖南城市学院体育系,湖南益阳 413000)

研究了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出现的历史背景和积极意义。作为体育社会流动的一种新形式,“归化”球员在西亚男子篮球项目的出现离不开该地区的石油经济基础。但是,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更彰显了竞技体育在当今社会中的积极影响力,折射了阿拉伯世界对伊斯兰宗教进行自我改良的积极姿态,凸现了NBA文化在世界篮球运动发展进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

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

2009年 8月 19日,在我国天津举行的第 25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在国人的一片“惊诧”中落幕:中国男子篮球队在家门口遭遇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挫折:半决赛险胜黎巴嫩,决赛惨败于伊朗,连续两届亚锦赛无缘冠军。中国男子篮球在亚洲篮坛的长期“霸主”地位已成历史,这一格局的变化并非是一种偶然,在众多因素之中,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的出现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对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球员“归化”及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现象

“归化”(在英语中翻译为“naturalize”)一词在我国汉语中早已出现。在古代,其含义是“归顺、归附”,如《汉书 ·匈奴传下》:“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在近代,其含义是“同化”,如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至于现代体育领域内的“归化”一词,目前尚无明确的定义。有观点认为,“归化”球员是指拥有该国血统但从未在本国联赛效力过的球员;也有观点认为,“归化”球员是改变原来国籍代表现有国籍打球的球员[1]。

纵观当今世界体坛,球员“归化”已不是一隅一国的现象:以篮球项目为例,参加 2009年美洲杯的多米尼加和加拿大,参加 2009年欧锦赛的比利时和马其顿都有“归化”球员[2]。在 2009年的亚锦赛中,韩国的 15号球员 Min-soo KI M(金敏秀)的注册信息显示为 1982年 1月 16日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其父亲是阿根廷人,母亲是韩国人[3]。日本男女篮球队在 2010年也“归化”了两名中国篮球选手,青岛心 (男)和川村李莎 (女)分别入选了日本国家男女篮集训队。相比之下,近年来西亚男子篮球的“归化”球员无论从成因还是从影响力来看,都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

二、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现象产生的原因

“归化”球员在一些西亚国家的男子篮球项目中出现并非是一种偶然,竞技体育在西亚社会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西亚地区富庶的石油经济和阿拉伯国家对于伊斯兰宗教的积极改良等都是催生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的积极因素。

(一)竞技体育日益扩大的社会影响是西亚男子篮球出现“归化”球员的时代背景

1980年,萨马兰奇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这位已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在自己 21年执政期间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奥林匹克文化全面推向了世界,让奥运会变成了全人类瞩目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文化强势引领下的竞技体育在当今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正因如此,原本对竞技体育不太重视的西亚国家也开始意识到到发展竞技体育,加强国际体育交流对于西亚国家的重要性。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体育项目之一,篮球在西亚地区从长期低迷到近年迅猛发展的态势正是西亚国家对现代竞技体育态度转变的真实反映。亚洲篮球锦标赛不仅是亚洲两年一度的亚洲区域内的篮球赛事,也是世界篮球锦标赛和奥运会篮球赛的预选赛。我们可以从西亚国家对亚洲篮球锦标赛的举办和他们在亚洲篮球锦标赛中的竞技成绩来探讨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与这一时代背景之间的必然关系: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自 1960年开始创办,在已经举行的 25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中,西亚国家在 1997年才首次承办了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 (沙特阿拉伯承办了第19届亚锦赛)。可以说,沙特阿拉伯承办第 19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是西亚国家以更加开放和积极的姿态来面对现代竞技体育的重要表征,在卡塔尔举行的 2005年第 23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和 2006年亚洲运动会则是把这一发展轨迹推向了一个高潮。西亚男子篮球在亚洲篮坛的竞技成绩也与他们对于亚洲篮球赛事的承办态度表现出了较高的一致性。在1997年之前的 36年时间里,亚锦赛举办了 18届,而西亚国家从没有举办过这一赛事,西亚球队也仅有两支球队先后进入过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的前四强 (科威特在 1983年第 12届亚锦赛获得第四名,伊朗在 1993年第 17届亚锦赛获得第四名)。1997年开始,伴随着西亚国家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亚洲篮球赛事 (8年时间内承办了 2届亚锦赛),西亚男子篮球的竞技水平在亚洲篮坛也逐步提升。在第 19～25届的 7届亚锦赛的前四强席位中,西亚球队数量以“1-1-2-2-2-2-3”的轨迹逐步发展壮大,与东亚传统强队中国和韩国的对抗中,呈现出“积累 -相持 -反超”的强劲上升趋势。可以说,当今亚洲篮坛“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是西亚国家积极发展竞技体育的成果之一,西亚国家对竞技体育的重视为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的出现提供了特殊的时代背景。

(二)波斯湾地区富庶的石油收入是西亚男子篮球出现“归化”球员的经济基础

当今体育的职业化和市场化趋势使得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日渐密切,作为“世界第一体育盛会”的奥运会允许职业选手参加的举措更是让经济因素在体育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亚国家地处波斯湾,在海湾及其周围 100千米范围内,是一条巨大的石油带,这里蕴藏着占世界石油总储量一半以上的石油,仅沙特一国的石油储量就占世界总储量的 1/4,堪称“石油王国”。波斯湾的石油出口量占世界的 60%以上,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地区。当今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扩大了对石油的需求量,西亚地区的石油源源不断地出口日本、西欧和美国等地,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也使得海湾昔日的贫困国家转眼之间跻身于世界富国的行列,丰厚的石油经济收入也为该地区发展体育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对于球员的“归化”现象,无论是把本国国籍的队员送到竞技体育发达的美国或欧洲,还是“归化”其他国家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都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基础。以西亚国家发展较好的足球运动来说,像前德国球星埃芬博格、巴西球星罗马里奥和阿根廷球星巴蒂斯图塔等在职业生涯高峰期后都来到卡塔尔等西亚国家职业联赛“淘金”,这足以说明海湾的石油经济在当今体育市场化背景下的强大吸引力。可以说,没有雄厚的石油经济作基础,像黎巴嫩、卡塔尔、约旦等西亚国家的男子篮球项目就难以出现“归化”球员。

(三)阿拉伯世界对于伊斯兰宗教的积极改良是西亚男子篮球出现“归化”球员的社会背景

公元 7世纪,伊斯兰文化的诞生将阿拉伯世界从奴隶社会带入了文明社会。中世纪,伊斯兰文化达到鼎盛时期,其成果迅速传入欧洲,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为西方乃至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本质上讲,伊斯兰文化是一种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文化[5]。不可否认,伊斯兰文化也是一种亟待完善和调整的宗教文化。伊斯兰国家在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宗教传统与现代化互不适应的问题。现代的伊斯兰教认识到了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对于促进了解、消除误解,增进理解的重要性。如何使伊斯兰文化和价值观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为国家的现代化服务是当今伊斯兰国家一直关注的话题。面对着伊斯兰文明和文化被歪曲,穆斯林形象被丑化,国家和社会遭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在不断抗议和反对的同时,也频频提出文明对话的主张,借助各种平台和场合,通过正面阐述伊斯兰教的宽容、和平、正义和兄弟情谊等教义内涵,以争取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理解和认同。2005年 6月在也门举行的第 32届伊斯兰会议组织外长会议通过了“萨那宣言”,强调通过推行这一路线来加强伊斯兰各国的团结,处理与其他文明的关系,维护世界文明、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伊斯兰的“开明中间路线”的确定为伊斯兰国家社会宗教文化的变革铺平了道路。这一改良是要将近代所丢失的伊斯兰文化精华重新寻找回来,在多元文化的架构中把握结合点、掌握平衡点,既坚持传统,又在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来应对世界的挑战、加强与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实现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和共同发展。

作为一种世界性语言,体育在不同文化、语言和宗教群体之间的交流中拥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通过体育平台让世界了自己,让自己走向世界自然就成了伊斯兰宗教进行自我改良的重要选择。允许女性参加体育活动,在国际体坛中展示穆斯林女性的形象是阿拉伯国家进行伊斯兰教改良的重要突破口。在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来自巴林的法蒂玛·格拉什和也门的希娜·阿里·艾哈迈德成为阿拉伯半岛历史上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女子运动员;在 2005年多哈举行第三届西亚运动会上,首次允许妇女参加伊斯兰教国家运动会;在 2006年多哈亚运会组委会和志愿者的队伍中,卡塔尔妇女占了相当比例;在观看比赛的人群中也常见妇女的身影,而且和男性同坐在一个看台上;西亚国家的女运动员更是全方位出现在亚运赛场,伊拉克有一对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首次亮相亚洲大赛的舞台;科威特的女子运动员数量甚至达到了 54名;伊朗女子选手出现在跲拳道、国际象棋、划船、田径、射击、羽毛球、马术、武术等十多个项目中;约旦队还排出了西亚第一个女子足球队参加了多哈亚运会的比赛;巴林获得多哈亚运会田径比赛女子 200米和 800米比赛的冠军。在科威特,已经出现了一家女性体育俱乐部——姑娘体育俱乐部[6]。西亚国家的妇女登上国际体育舞台是伊斯兰教文化积极融入世界文化的具体表现,这种文化改良姿态的背后是伊斯兰教欲搌弃以往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积极和开放的伊斯兰宗教新形象。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的出现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文化的改良密切相关。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把本国的球员送到美国去接受篮球训练,二是把美国、欧洲等高水平的运动员“归化”为本国公民,甚至在本国联赛打球。在此基础上,还聘请欧美高水平的篮球教练在本国联赛执教。在这种“走出去”和“请进来”的体育人才流动过程中,必然渗透着伊斯兰文化与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可以说,没有伊斯兰宗教的这种改良姿态,就难以谈及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的出现。

三、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现象的积极意义

(一)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现象是体育人才社会流动在形式上的创新

社会流动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体育社会流动不仅体现了体育自身的进步,更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具体表现。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现象是当今体育人才流动的一种新形式,为我们探讨体育社会流动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思路。纵览当今国际体坛的人才流动,相比于“海外兵团”和“雇佣军”这些体育社会流动形式,“归化”球员具有更多积极的元素。比如,“海外兵团”这一体育人才流动形式蒙有“奥运夺金”的色彩并衍生了其他负面的影响。如原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员陈静代表中国台北、何智丽代表日本、印度尼西亚羽毛球运动员张海丽代表荷兰参加国际比赛等。相比之下,西亚男子篮球的“归化“球员便鲜有这种负面的表征,因为篮球作为一项集体项目,不会像“海外兵团”那样依靠个别队员就能在大赛中实现争金夺银的功利目的。“归化”球员“也不同于体育领域内的“雇佣军”,后者是为夺取某届大赛的成绩而采取的临时性举措,对一个国家在某些项目的长远发展方面影响甚微。如代表菲律宾男子篮球参加 2007年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中的美国球员凯利·威廉姆斯和代表德国参加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美国球员卡曼。西亚男子篮球的“归化”球员不是拥有本国的血统,就是在大赛之前就更变了球员的国籍。从一定程度上讲,球员的“归化”通过变更一些高水平球员的国籍不是为了取得一届特定篮球大赛成绩的权宜之计,而是为推进本国篮球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规划。如黎巴嫩重金“归化”的弗罗曼和弗雷杰两名球员,虽然这两名球员均为拥有 NBA经验的内线“外援”,但他们通过合法、规范的程序变更“国籍”后成为黎巴嫩男子篮球国家队的一个成员,搌弃了“雇佣军”仅为获取某次大赛成绩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作为一种体育社会流动形式与“海外兵团”、“雇佣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应该肯定这是当今体育人才流动形式中的一个创新。

(二)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现象是 NBA文化成功走向世界的表征

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的出现也折射出了以 NBA为核心的美国篮球文化在世界体坛的重大影响力。自从大卫·斯特恩 1984年担任 NBA总裁的 20多年时间里,NBA联盟从最初的风雨飘摇、声誉低下的境况逐步发展到当今全球最知名的体育品牌。成功的 NBA篮球文化给世界呈现了精彩的篮球赛事,在全世界拥有无数忠实的球迷,比如 2005总决赛有 250个国家用 45种语言现场直播,收看观众达到 31亿人[7];成功的 NBA篮球文化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庞大的经济实体,出现了 NBA有线电视、NBA网站、NBA城、NBA商店、NBA流动大巴等娱乐项目,联赛也从过去单一的 NBA到现在的WNBA(女子 NBA)和 NBDL(全国篮球发展联赛),NBA的市值也由当初的 1500万美元剧增到 2007年的 3亿美元;成功的NBA篮球文化更是推动了全球篮球运动的发展,首先,NBA联盟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球员打球,一些知名国际球员的加盟极大的激发了所在国对篮球的关注热情,如中国的姚明、易建联,法国的帕克,阿根廷的吉诺比利、斯科拉,巴西的巴博萨,澳大利亚的博古特,西班牙的加索尔兄弟等,NBA俨然成为了世界篮球精英聚集的舞台,提升了篮球在世界上的关注度;其次,NBA文化推进了世界篮球水平的提高。近年来,美国男子篮球梦之队在世界大赛屡遭败绩,就其原因而言,不是美国篮球自身水平下降,而是世界其他国家篮球水平在提高。2002年第十四届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上,美国梦之队把国际大赛的连胜纪录提高到 58场后却连续输给阿根廷队、南斯拉夫队和西班牙队,最终仅仅获得第六名的成绩;2006年第十五届世锦赛中,美国队仅获第三名,屈居西班牙和希腊之后;2004年雅典奥运会,美国梦之队也仅仅收获了第三名,冠亚军被阿根廷和意大利获得。这些曾经击败美国队或排名在美国队之前的队伍几乎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有众多在 NBA联盟打球的队员,如西班牙在NBA打球的球员就多达 7人,阿根廷则有 5人,前南斯拉夫也有多名队员在 NBA打球。世界一些国家涌现出来的众多高水平篮球运动员都得益于在 NBA这个世界最高水平的篮球联盟的锻炼。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别的国家打败了美国队,是NBA联盟打败了美国梦之队,NBA篮球文化在推动世界篮球运动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在这一历史背景下,NBA实现了让篮球走向世界,让世界关注和参与篮球。面对篮球在当今世界的强势影响力,力图通过国际体坛这一平台加强与世界交流的西亚国家自然会对该项目的发展倾注更多的热情。西亚男子篮球出现的“归化”球员几乎全部来自美国,这也更好的印证了 NBA篮球文化在世界篮坛的引领角色。

(三)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现象推动了西亚乃至整个亚洲篮球运动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的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成绩已经证明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的出现提升了西亚地区的篮球水平,亚洲男子篮球朝着均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从目前西亚男子篮球的发展现状来看,伊朗男子篮球队是西亚乃至亚洲水平最高的队伍,伊朗队在亚锦赛上已经实现了两连冠,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获得了第三名。伊朗男子篮球队不仅没有“归化”球员,而且还依托国内联赛培养了一个进入 NBA打球的高水平球员达哈迪,约旦的国内联赛也培养了阿巴斯这样高水平的运动员 (在 CBA上海大鲨鱼队效力)。如果说约旦、卡塔尔等国的男子篮球水平提高是直接得益于“归化”球员的出现,那么,伊朗男子篮球水平提高便是得益于“归化”球员推进体育良性竞争的结果。因为众多历史原因,中东一直是世界范围内争斗频繁的地区之一,区域内的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着纷繁错杂的矛盾。在和平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趋势下,各国之间的竞争也逐步从军事向其他领域转移,体育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通过体育这一特殊“战场”进行博弈自然是这一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重要选择。“归化”球员让所在国的篮球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自然给没有“归化”球员的伊朗等阿拉伯国家带来了威胁,这必然自然激发他们采取措施提升国内球员的篮球水平。可以说,亚洲篮坛格局的改变和整体实力的提高与西亚男子篮球“归化”球员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