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景（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 贵阳 550025）

荒原，废墟，弃乡漂泊，流浪，跋涉，忧郁，悲剧意识，幻灭感……这大抵是1949年以前，师陀的乡村小说留给人的印象。以如此悲凉的诗意，跨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激情岁月，无论怎么看，都有些格格不入。为新时代所难容，所以丁玲才强调，要改变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文艺报》1950年第2卷第11期）。很多人为此而“改变”了，巴金、沙汀、艾芜、端木蕻良、沈从文，等等，各用不同的方式。师陀谙熟的是乡村，他的方式是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前进曲》、《石匠》等，写合作化农村的新人新事新气象，尤其着意老农的“转变”。克服旧观念，委身新社会，对于老农，对于师陀，大约都算是“前进”了。

《前进曲》原载《文艺月报》1953年第12期，《人民文学》1954年第3期转载。小说中的老农，名叫“老朱克勤”，是个很有性格的人物。他和别的传统老农不一样。他是种庄稼的老把式，但不保守，不死板，能够接受新的农业技术。能够多打粮食，他凭什么要墨守成规呢？其次他做事精明、稳当、踏实，是个过日子的人。“不浪费钱，不欠账，不作力不胜任的举动”，“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钯有钯的地方，绳有绳的地方”。此外，他政治思想还不算落后，他相信合作化是政府的号召，不会错。知道“将来离开合作社，比现在离开互助组还要难得多”。“老朱克勤”之所以不想入社，乃是因为现在入不入社“决不会有人勉强”。“要是不入社也可以，咱就再看两年”。说白了，“老朱克勤”的心里，无非就是土地分到手了，要过过种庄稼的瘾。还有，他看不上别人种的地，要尝尝小家小户自种自收的乐趣。

“老朱克勤”的转变，起因是小说开头就交代的一个新情况：“他的独生子大宝恋爱了。”大宝和二梅恋爱是全庄都知道的。两家本来是一个互助组，后来二梅“向父母斗争”，全家参加了合作社。大宝却斗不过父亲，父子间的矛盾，还在延续传统家庭的模式，背地里，大宝称父亲是“老顽固头”。夏天，玉蜀黍快枯死了，父子俩到地头浇玉蜀黍。一边，二梅和她合作社那一帮青年社员在车水栽白薯，欢声笑语一阵一阵，而另一边，只有大宝父子俩干活，冷冷清清。合作社与“小生产者”的劳动场面对比，异常鲜明。地头小憩，大宝沉默寡言，“像个原始人似的坐在地上，低头挖脚上的泥”。他才不关心玉蜀黍呢，跟二梅比起来，庄稼就是干死，又算个什么呢？情不自禁的时候，大宝要朝合作社那边望望，眼睛里流露出阴暗和怨恨。晚上，合作社的场上有活动，大半是年轻的男女社员，也有壮年人和少年孩子，大家乘凉，跳舞，说笑，热闹非常。大宝只好蹲在暗处，无奈地看着二梅离开他，“慢悠悠地向合作社的场那边走了”。这种时候，大宝很自卑，也很自尊，“咱不是社员……”，何必去凑那份热闹呢？而二梅作为合作社的青年社员，也有自己的想法。她不肯这样就和大宝结婚。要么，大宝争取他父亲参加合作社，要么，她就等着他。“无论如何，她是不肯再被关到家里作媳妇了。”

《前进曲》的初衷，是合作化带给乡村的变化。那是个冲击，是个力量，“影响了别人，也影响了朱克勤那个治家的水手”。以当时的立场看来，“老朱克勤”在这一股潮流的推动下，最终总是要抛弃私有制与私有观念，转到集体化道路上去的，这是一个艰难“前进”的过程。而对师陀个人来说，选择这样的题材，走出乡村的荒凉、颓败，给它添上些许明亮色调，也分明意味着一种“前进”，这本是两全其美的事情。然而，师陀的“反田园诗叙事”（解志熙：《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师陀小说叙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却并未肯从《前进曲》中退出，它隐藏在“老朱克勤”“转变”的种种精神压力中，顽强地逆转了小说的旨趣，让师陀的“前进”最终走向了一次陷落。

小说的前半部，那个动员、改造、前进主题，表达得十分明朗清晰。矛盾冲突的焦点是“老朱克勤”的“转变”。然而，从后半部分起，“老朱克勤”不肯“入社”所面临的种种精神压力逐渐呈现。首先是自然灾害。夏天旱，玉蜀黍快枯死了；秋天涝，长势喜人的白薯毁于连天淫雨。又旱又涝的，皆因没有加入合作社，抗旱打井或防涝抢收，都缺少人手。其次是家庭矛盾。老伴、女儿都愿意入社，这姑且不论，因为作为家长，“老朱克勤”可以置之不理，但独生子大宝和二梅的婚事，那可就是一个大隐患了。“老朱克勤”不想入社，二梅不肯嫁给单干户做儿媳，谁都不让步，夹在中间受罪的是大宝。有着下乡干部身份的旁观者“我”倒是想帮忙，安抚大宝，劝慰二梅。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劝“老朱克勤”入社，因为这是全部问题的症结。为此，他与老人“从生产治家谈到天时、地利、人和，从旧社会谈到新社会。从互助组谈到合作社”。“老朱克勤”对合作社的生产经营现状不满，“我”也尽其所能向老头解释分析，甚至用“你的玉蜀黍浇了吗？”来刺激“老朱克勤”。意思是入了社，依靠集体力量就不会有这类损失。但面对“老朱克勤”外表的“非常谦虚，内心的相当自负”，“我”又颇有几分认同：他的庄稼确实做得不错！“我”看出，在拿自己种的白薯跟合作社做比较时，“老朱克勤”很得意，正是这种稳妥的“过日子”的心理，支持着“老朱克勤”不肯轻易向儿子和二梅让步。但“我”这时所焦虑的，是“老朱克勤”再不入社，他的家庭将陷入危机，大宝已经开始托“我”在城里给他找工作，甚至放言：不要工钱，“只要管饭吃”。这无疑是离家出走的一种暗示、警告，而“老朱克勤”却浑然不觉。

就是从这里开始，《前进曲》的叙事，又回到了师陀早年谙熟的轨道。每当爱情受挫，亲情瓦解，或生存危机陡现，师陀小说总会出现一个流浪者、跋涉者，他总会踏上漫漫的离乡之路，比如《人下人》中的长工叉头，《归客》、《寻金者》中的杜振标，《一片土》和《落日光》中的“他”，《江湖客》中卖香荸的老人等。现在，希望父亲“入社”的愿望落了空，与二梅的婚事遥遥无期，大宝终于也选择了离家出走，对“老朱克勤”，这不啻致命一击。老伴抱怨，乡亲不理解，四面楚歌中，“老朱克勤”只好“自动要求入社”。而背负着独生子的离家出走，“老朱克勤”的转变立刻就变成了一种凄楚、悲凉的妥协。而“我”对“老朱克勤”的劝慰，也立刻以“第二自我”的颓然无语而被迫宣告结束。

《前进曲》的后半部隐隐有几分凄凉和沉重，那位显然有着知识分子和“驻队干部”双重身份的故事讲述者“我”——小说中人们都叫他“老王”——详尽地为读者描绘了他第二年再见到“老朱克勤”时的印象：“我仔细地观察老头子，他的身体本来不算强壮，现在格外显得衰老了。身上的皮肤又干又皱，几乎是贴到骨头上的；脸上皱纹很深，原来只有几根参白的胡子，现在白了一大半。”精明的“老朱克勤”已被儿子的莽撞彻底击倒。已经一年多了，大宝音信杳无，不知去了哪里。在他出走的当年，已经入了合作社，并且就要被选为“技术委员”的“老朱克勤”，等不及当选，刚种上麦子，就在老伴的督促下，立刻上东北去找过一次。“东北有许多本地乡亲，他找到头一个有熟人的移民点，乡亲说大宝根本没有来过；他找到第二个，乡亲说大宝住了两天又走了；他找到第三个，乡亲说大宝碰见一个什么勘测队，帮助勘测队搬什么笨重家伙往北去了。如果不是下了大雪，老头子准备继续找下去，一直到苏联边境都有可能。他穿得太单薄，没有法子只好回来了。”说起这事，在水井边假装洗脚的二梅难掩心中的悲伤，“一滴泪从她的眼梢流下去”，她“弯起小指把泪勾掉”，强压下心中的苦痛。现在，在家里，“老朱克勤”欠老伴的一笔债，在外边，又无颜面对二梅，今年只得打谱再去找。“良心在责备他，使他深自抱愧”，这日子，似乎难以为继了。

原本一个明朗的、昂扬的“前进”主题，就这样在大宝的杳无音信，“老朱克勤”的焦急寻找，以及二梅、老伴的悲苦期盼中，轰然陷落了，一种关于异乡流浪者、跋涉者的想象，悄然进入了我们的脑海。小说虽然提到了移民点、勘测队，但毕竟都找不到。这么长时间了，大宝到底栖身何处？又靠什么为生？“老朱克勤”还准备怎样找下去？结果又会如何？师陀是擅长经营那种关于乡村的荒原、废墟意象，并使它染上一种荒凉感、幻灭感，一种悲剧意识的。不过这一次，合作化带给乡村的生机活力不能抹去，对自然的偏爱，对人事的憎恨（刘西渭语）也无从说起。但“老朱克勤”父子俩的命运，又不由人不颤动、不沉重。或许可以说，这一次，荒凉、幻灭的，是亲情、爱情，是人的心灵。从合作化的主流叙事中，竟然也可以呼吸到人类主义者的人性的气息，竟然可以获得“荒原中的诗意”，这多少有点让人始料未及。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师陀，我们一直疏于读解，而这一次，他在“前进”中的陷落，似乎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师陀还是师陀，旧作藏新意，《前进曲》就是一篇迟来的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