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研究述评

2010-04-10高明

湖北社会科学 2010年3期

关键词：民权救国科学

高明

（九江学院政法学院，江西九江 332005）

杨杏佛研究述评

高明

（九江学院政法学院，江西九江 332005）

杨杏佛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我国早期杰出的科学教育活动家。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杨杏佛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已有成果多集中在对其生平及单个思想孤立的研究，远未形成系统，研究还很不深入，研究的内容和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宽。

杨杏佛；研究；研究现状；综述评价

杨杏佛（1893-1933），本名杨铨，江西清江人。杨杏佛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中国现代卓越的民主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救国运动，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前进，勇敢地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直至为争取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民族的解放献出宝贵的生命。

杨杏佛的爱国精神吸引了部分学者对其生平和思想进行研究。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概况作分门别类的简要介绍，以期对进一步深化杨杏佛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生平研究

关于杨杏佛生平研究的文章很多，但大多是非常简单概括性的描述，真正有分量的并不多，陈崧的《杨杏佛简论》和杨宇清的《杨杏佛传》是最全面、深刻的两篇文章。

陈崧从杨杏佛思想认识的转变，把其一生的活动分为五个阶段。陈崧认为,爱国主义是其思想的主流，但其一生的思想与活动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指出：第一，杨杏佛当时所说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主张由士、农、工、商的代表组成临时性质的“救国发起会”，领导社会和政治的改革。这种由不同阶级的人物临时拼凑而成的团体，不可能成为具有领导权威的机关，当然也谈不上领导改革。第二，杨杏佛虽然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他还不能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界线区分清楚，还不能正确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1](p116-180)

相对陈崧的《杨杏佛简论》而言，杨宇清的《杨杏佛传》则要详细得多。杨宇清严格按时间顺序，把杨杏佛一生的活动分为五个阶段。他认为，杨杏佛既是我国近代的科学先驱，又是坚强的民主勇士，最后为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创建“科学、民主社会”，而与中国共产党人战斗在一起，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典范。[2](p1)

以上两篇文章虽然都完整叙述了杨杏佛寻求救国道路的一生，但是有些方面内容还是显得比较单薄。如杨杏佛虽然主张“科学救国”，但他并不是一个“唯科学主义者”，杨杏佛不但主张“科学救国”，而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救国问题等，文章都没有论述。此外，文章叙多议少，有些方面根本没有进行评析，有些虽然进行了评析，也过于简单，如陈崧叙述了杨杏佛参加革命、走上第三条救国道路以及被暗杀的过程，给我们展示了杨杏佛不畏生死、屡败屡战的伟大形象，但是对杨杏佛救国思想几次转变原因的分析只是寥寥几句，还相当不够。杨宇清的文章也大抵如此。

二、思想研究

学者们研究较多的主要有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及他的经济思想。

科学救国方面，许为民认为，杨杏佛为宣传科学救国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参与了创办中国科学社及《科学》杂志，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科学救国思想。许为民认为，尽管后来中国历史的进程并不可能按照杨杏佛的“科学救国”的道路发展，但杨杏佛以及他所主编的《科学》月刊在宣传和推进科学事业上的功绩却永远地记载在中国现代科学史册上。对于杨杏佛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许为民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果没有杨杏佛牺牲自己的专业，没有出色的组织管理参与其中，中央研究院要想在几乎没有自己的近代科学技术体系上形成我国现代科学的初步构架，是难以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杏佛对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贡献决不会逊色于同时代的其他科学家。最后，许为民对杨杏佛一生追求科学、献身民主进行了高度评价：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杨杏佛都是导引一切有志于中国科学事业之士登堂入室的一支永不熄灭的“明烛”。[3](p71-80)

许康侧重从科学管理的角度谈杨杏佛的贡献。他认为杨杏佛是“中国最早的MBA学位获得者之一”，“由他率先介绍科学管理，自是顺理成章”。[4](p44-46)许康认为，杨杏佛一再强调在科学管理中应改善福利、愉悦心情、协调关系，以适应“为和平利世”的建设性竞争，来提高劳动效率，“这些思想无疑达到了早期人际关系理论和行为科学萌芽的阶段，十分难能可贵。”[5](p58-59)对于杨杏佛生命中最后10年的科学管理工作，许康认为虽然杨杏佛最后10年忙于革命，对“中国式的科学管理法”没有精力探讨，但他在一系列工作实践中仍有出色的运用……从中可窥见这位MBA的管理才干和水平。[4]

杨杏佛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的贡献也有学者进行研究。肇庆学院的李晓红认为，杨杏佛主要从三个方面宣传了科学：第一，创刊《科学》，创办中国科学社，参与其他科学书籍的编辑出版；第二，在报刊上发表科学文章；第三，以演讲的形式宣传科学。认为杨杏佛“在推动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活动中做出了积极贡献，推动了科学在中国民众中的普及和发展。”“是我国现代科学事业杰出的早期活动家和组织领导者”。[6](p31-34)吴芝麟、陈鹏举认为，杨杏佛是最早向国内读者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译文的。以杨杏佛等人为首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在普及科学知识、交流研究成果和团结科学工作者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7](p115)

杜智萍侧重从科学、教育及革命相结合的角度对杨杏佛的救国思想进行了研究。杜智萍认为，杨杏佛与同一时期的其他科学教育思想家一样，重视科学，重视对民众进行科学教育。所不同的是，“他将科学教育与实业教育、实业发展相联系，并提出科学教育与革命相联系的思想，这也是其科学教育思想较之他人更为独特和闪光的地方。究其原因，除他个人早年的经历影响之外，更为关键的是，他始终把祖国放在心中，视探求救国道路、振兴国家为己任。这种可贵的治学精神在今天看来同他的科学教育思想一样弥足珍贵。”[8](p48-49)

谢长法研究了杨杏佛的实业教育与实业改造思想，介绍了其实业活动、实业教育思想，最后总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杨杏佛所梦想的实业改造没有也不可能得以实现。”[9](p58-60)

孔繁坚从杨杏佛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理解方面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评价。孔繁坚认为，杨杏佛以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两概念取代先前使用的国际资本主义、民治主义的提法，“正是他自己在几年中思想的一个飞跃”。但孔繁坚认为，杨杏佛关于“我国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条件，只有‘事事无仰于人’的国家（如美国）才有可能尝试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错误的，杨杏佛“还不能科学地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变化的趋势，对工人阶级领导下人民群众翻身作了主人以后会建立一种如何崭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还无认识。”杨杏佛“心目中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只是一种空想。”[10](p51-55)关于杨杏佛与江亢虎进行的社会改良主义的论战，孔繁坚认为杨杏佛对江亢虎社会改良主义的抨击是杨杏佛在我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不过，由于他对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不很熟悉，所以阐述中存在许多错误或含糊之处。但他又认为，由于杨杏佛未曾经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其理论本身的地位与价值，后人不能过分苛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10]

上述诸文章从各个方面对杨杏佛的救国思想进行了研究，这是学者们对杨杏佛研究的重点，有一定深度，成果也比较多。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单一，就事论事，不具系统、关联性。

三、死因研究

杨杏佛死于国民党的暗杀，国民党为什么要杀害杨杏佛呢？最流行的观点就是“杀杨儆宋”说。杨宇清认为，当他（杨杏佛）成为民权保障同盟的中坚，公开营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特别是同盟在社会舆论方面的宣传，使国民党反动派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于是决定暗杀杨杏佛，以达到“杀杨儆宋”的目的。[2](p100)沈醉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11](p165-171)林阔认为，对于宋庆龄，特务们的三次计划三次胎死腹中，最后蒋介石指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用法西斯的手段对付这个进步的组织，决定选择其中的一个“适当”人物，杀一儆百。军统特务选中的暗杀对象就是杨杏佛。[12](p297)

廖大伟对“杀杨儆宋”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杀杨是必然的，此举并非冲着警告宋庆龄、蔡元培而来，长期流行的‘杀杨儆宋’说不符合历史事实”。蒋介石杀杨杏佛的主要目的是扼杀民权保障同盟，一举扫除专制道路上的障碍。若除掉杨杏佛，民权保障同盟便陷于瘫痪，便是对其毁灭性的打击。[13](p106-108)

也有学者认为，杨杏佛的死在于两方面：杨杏佛关于江西苏区报道的文章“赤祸与中国之存亡”，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这成为杨杏佛后来遭到暗杀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则是，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杨杏佛做了大量工作，成效显著，影响巨大，让当权者忍无可忍，终于动了杀机。[14](p22-27)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在其回忆录中也这样写道：“当时听几位前辈说，蒋介石所以要暗杀我父亲，原因之一就是他组织民权保障同盟和营救丁玲等，而年前他撰写《赤祸与中国之存亡》一文也是重要原因。”[15](p20-21)

上述文章大都从相对正面的立场阐述了杨杏佛的死因，而张耀杰的观点则较为新颖，他从杨杏佛为人处世方面分析了杨杏佛被害的原因。台湾《传记文学》2004年第9期刊登张耀杰的署名文章《胡适笔下的杨铨之死》，张认为，杨杏佛的人格品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根据胡适对杨杏佛的评论“多疑而好炫，涯毗必报，以摧残别人为快乐，以出风头为作事”，指出杨杏佛在为人处世上的若干缺点，认为杨杏佛“之所以被害，是因为他已经脱离民权保障同盟的基本宗旨和既有轨道，而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连同正在密谋福建事变的陈铭枢第十九军之间，保持了极为密切的政治合作”，为蒋介石所不能容忍，他的遇害理所当然。当然，张耀杰也不是有意贬低他，对于杨杏佛的历史功绩，张耀杰在文章里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四、其他研究

其他方面的研究，比较多的是关于杨杏佛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研究。

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研究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的杨杏佛，展现了杨杏佛在同盟的筹备、活动等诸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现了杨杏佛丰富的斗争策略和高尚的爱国情操。[16](p68-74)傅国涌也对杨杏佛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果说宋庆龄、蔡元培是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或者说灵魂人物，那么杨杏佛就是同盟的实干领袖，是实干家。”如果缺了杨杏佛这样执著精干的人物，民权保障同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作为。果不其然，“同盟在失去了这样一位出色的活动家之后，实际上也就瓦解了。就如当年袁世凯杀宋教仁，瓦解了国民党一样”。[14]可见杨杏佛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作用之大。而张耀杰的观点则与众不同。张耀杰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发表文章《30年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建立与夭折》，他认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权组织，本可能为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做出重要贡献。但这个人权机构却为杨铨（杨杏佛）所把持利用，在背后支持他的则是蔡元培、宋庆龄，以达到种种政治目的。杨铨的这种做法葬送了中国的第一个人权组织。这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杨杏佛，也激励我们每个研究者努力去探明事实的真相。

也有学者对杨杏佛及其创办的《民族日报》进行了研究。池文从新闻史的角度对杨杏佛的贡献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杨杏佛创办的《民族日报》在当时的中国起了“振耳发聩的号角作用”。杨杏佛和《民族日报》在我国新闻史上，是应该占有一席地位的。杨杏佛是我国民主和民族运动的一位先驱者，他在新闻岗位上战斗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却放射出耀眼夺目的光彩。[17](p164-170)

杨杏佛与同时代其他名流（胡适、宋庆龄等）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进行研究。关于杨杏佛与胡适之间的关系，杨宇清在《胡适与杨杏佛》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文章叙述了两人长达25年的友谊及最后因1933年“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发生分歧最后分道扬镳的史实，文章指出，两人虽然有长达25年的友谊，但两人之间的分歧早已存在。文章深入分析了两人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为什么友谊能维持25年的原因及两人为什么又因“释放一切政治犯”最终分道扬镳。杨宇清认为，两人关系出现这种结局在于两人虽同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各人所属阶层不同，世界观有别。[18]杨小佛在《也谈胡适与杨杏佛》中认为，胡适与杨杏佛和其他的历史人物一样，身后自有各种议论，若要权衡是非功过做出评价，则尚须经过时空之考验，一时一地之见诸多局限也。[19](p54-55)

关于杨杏佛与宋庆龄之间的关系，杨小佛在《宋庆龄与杨杏佛的雄友谊》中谈到了杨杏佛如何与宋庆龄相识及共事，指出：宋庆龄和杨杏佛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同志和好友，往来信件中流露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心和信任。[20](p36-38)

也有极少的文章研究了杨杏佛的诗歌及杨杏佛的廉洁等，但都不是学术性的文章，带有明显的文学色彩和通俗性，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回顾杨杏佛研究历程，得出如下结论：从研究的时间上来看，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近10年来有逐渐加速的趋势；从研究的内容看，主要是杨杏佛的生平及他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思想等孤立的研究，远未形成系统；从研究成果看，专门的杨杏佛研究论文不多，学术专著根本没有。由是观之，杨杏佛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任重道远。

[1]陈崧.杨杏佛简论[J].历史研究，1985，（2）.

[2]杨宇清.杨杏佛传——江西文史资料：第38辑[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3]许为民，杨杏佛.中国现代杰出的科学事业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5）.

[4]许康.杨铨（杏佛）对科学管理的宣扬——科学管理法传人中国源流探索之二[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5，（4）.

[5]许康，陈哓辉.我国科学管理先驱者杨杏佛的效率观[J].科学决策，2005，（11）.

[6]李晓红.杨杏佛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J].肇庆学院学报，2001，（4）.

[7]吴芝麟，陈鹏举.救国济民一健儿——杨杏佛[A].陈思.不应忘却的纪念[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8]杜智萍.杨杏佛科学教育思想初探[J].教育史研究，2004，（1）.

[9]谢长法.杨杏佛的实业改造活动与实业教育思想[J].教育与职业，1999，（7）.

[10]孔繁坚.杨杏佛的现代经济思想——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批评[J].上海经济研究，1985，（7）.

[11]沈醉.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37)[C].北京：中华书局，1963.

[12]林阔.中国最辣的军统魔头戴笠全传（上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