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红，马小洁，薛 腾

（1.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2.华中科技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系，湖北 武汉 430074）

互联网的民意表达与权力监督功能

纪 红1，马小洁1，薛 腾2

（1.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2.华中科技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系，湖北 武汉 430074）

社会舆论是民意表达与权力监督的重要组成与平台，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与发展为社会舆论的形成和传导提供了崭新的空间，业已成为重要的公共言论空间。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受到互联网舆情的影响，对其越来越重视。互联网舆论所传递的爱国主义情怀、社会正义以及人道关怀成为主要的民意表达；同时，互联网舆论对执政党、政府、司法部门以及干部的监督作用亦日益彰显。可以看到，对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对社会改革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网络舆情；民意表达；权力监督

近年来，互联网逐渐取代纸质媒体、电视台等传统媒体，成为重要的公共言论空间。与之相适应，互联网舆情在各种媒体所承载的舆情体系中，日益居于主导地位。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67.1%的公众认为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官方了解民生、体察民意的重要途径；61.7%的公众认为政府重视与民众的沟通与交往，总书记与网民的网上交流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实践”。在目前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互联网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互联网的民意表达功能

社会舆论是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媒体的基本功能之一正是传导舆论、表达民意。[1](p56)对互联网来说，这种功能又有其特殊的必然性。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传统媒体受到的各种限制较多，能够为民意表达开辟的渠道较少。比如，就电视来说，观众很少有机会在电视上表达自己的立场，电视基本上为各类文化精英所把持；又如，就报纸来说，大到作为官方喉舌的《人民日报》，小到地方都市类报纸，开设的群众来信空间都相当有限。而现代社会，即便是我国这样还没有完全进入现代化阶段的社会，公民对表达自己利益、展现自我存在都有很高的期待，这就客观上需要一个表达的空间，在传统媒体不能提供的情况下，公民们必然要透向新的媒体，也就是互联网。[2](p78)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谈到互联网舆论时曾说过，在目前这种媒体格局下，“中国当下的公众参与存在一种网络依赖症，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互联网承载了这么大的显示民意功能”。二是公共权力部门与民众之间的体制内交流渠道较少，客观上需要一个游离于体制外的对话空间。在现行政治体制格局下，公共权力部门向外发布的信息较多，主动吸纳社会民意的渠道较少，除了信访、领导视察等有限的空间外，很难听到民众的真实声音，这就使公共权力部门与民众之间的交流很不畅通，上情下达相对比较容易，下情上达则比较困难，实现公共权力部门与民众的良性互动，需要互联网这样的新方式、新渠道。三是互联网的技术特点为表达民意提供了巨大方便。如空间大，可以无限量地展示民意；包容大，什么民意在互联网上都能表达；传播快，可以在瞬间将某一民意传遍世界；互动强，民意可以在此进行聚合、提升；匿名性，不用为自己所表达的民意负责。这些技术优势都使得人们更喜欢运用互联网来表达民意。

目前，互联网表达的民意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爱国主义情怀。爱国始终是网民的主要情绪之一，也是网民在互联网表达得最炙热的情感之一。大凡与祖国有关的内容，在网络上总能有相关评论。也常常因此在网络上激荡出强大的舆论潮流。

在北京奥运火炬境外传递期间，火炬在法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受到“藏独”破坏分子的攻击和抵制，残疾人火炬手金晶的受袭等一系列事件，就使得网络上掀起了强大的抗议浪潮。又如，当奥运火炬在欧洲受到雪山狮子旗严重干扰时，澳洲一位华人网友气愤难平，在天涯社区发出了《海外华人急缺五星红旗！》的呼唤，天涯社区立即倡议国内网民紧急行动起来，向火炬即将抵达国家的华人捐寄中国国旗，短短十几天向境外快递出数十万面国旗。此后，凡火炬所到之处，均有大片红色的国旗护卫，而几面雪山狮子旗完全被淹没在其中。这种和平声援的行动既有效又合法，充分展现了由互联网凝聚起来的华人智慧。另外，“MSN红心爱国签名”行动通过在网络通讯工具msn签名上挂红心图标的方式表达对奥运的支持，受到诸多网友的热捧。据MSN的官方统计，行动开始仅半天时间已经有超过230万MSN用户挂上红心。同时，网上的舆论热潮还直接发展成网下行动，有网友发布题为“抵制法国货，从家乐福开始”的帖子，呼吁抵制家乐福，获得广泛响应。网络上“抵制家乐福”的号召迅速成为实际行动，在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股抵制浪潮。

第二，社会正义。正义与公道始终是网民不懈的追求，最能牵动网民的神经。由于当前政府管理、执法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在一些地区正义和公道不能得到全面体现，使得要求正义与公道的呼声在互联网上表现得非常强烈。无论是探究某案件的真相，还是对某官员的声斥，其背后的主要动机都是要求正义和公道。

2009年5月10日，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协调办公室主任邓贵大、黄德智等人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因要求女服务员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而与之发生争执。邓玉娇用刀将对方两人刺伤，邓贵大因被刺伤喉部抢救无效死亡。邓玉娇案被迅速演绎成现代版的“侠女抗暴”，引发数万网友关注，网友们一边倒地谴责无良官员，声援邓玉娇，并怀疑和谴责当地警方执法不公。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邓玉娇最终被“免于处罚当庭释放”，涉事官员也受到处理。在这个案例中，对于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普通女子，网民的关注持续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有网友自费前往湖北巴东看望邓玉娇，有网友发起捐款，有网友制作了文化衫走上街头声援。这些行为背后隐藏的，是对官员道德败坏、司法不公的长期以来的积怨和不满，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热诚追求。

第三，人道关怀。虽然网络上有各种各样偏激的情绪，但人道关怀也始终是最能赢得网民共鸣的一道情感，在这方面体现出来的真性情足以感天动地，如对一些弱者的无偿捐款、热心扶助，在互联网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已成为观察当代中国人性的一道不可或缺的窗口。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网民在新闻跟帖、论坛/BBS和个人博客上，纷纷表达了对遇难者和灾民的无限同情，对政府和救援者、志愿者的崇高敬意。网民还以直接行为参与到现实的救灾活动中去，第一时间发起了“不打电话行动”，以便腾出线路给需要救助的灾民；与此同时，捐款、献血、征集志愿者的召唤占据了整个互联网，并且从网上到网下，在全国各地持续展开。由壹基金与天涯社区等网站发起的定向募捐活动，短时间内收到网民善款超过7000万元；多辆满载网友捐献实物的“天涯爱心直通车”从各大中心城市直达灾区各地，甚至比国家安排对口支援的各地官方行动还要快。一网友深情地发帖告慰灾区民众：“请你们一定挺住！不要灰心，不要绝望。有10多亿人在为你们加油、鼓劲。只要我们还有一斤米，就不会让你们挨饿，只要听说你们需要血液，一夜之间，全国的血库都会爆满……”面对这一切，四川的网友也感慨万分，一篇《国人如此待川，川人绝不负国！》的帖子出现以后，一直受到热烈追捧和好评。英国《金融时报》评述说，汶川地震救灾期间，“中国的互联网再一次证明其主流地位，不是靠行政级别，而是靠强大的信息整合方式及对2亿网民的影响力”。

草根网民聚合而成的强大力量得以体现，亿万网民成功实现了意见表达、政治参与。互联网舆情的民意表达功能已受到各个层面的高度重视。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观人民日报社时，提出要正视舆论“新格局”，关注在传统的党报、国家电视台之外都市报纸、网络新媒体的兴起。2009年2月28日，两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利用现代网络与群众进行交流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我愿意把这样的在线交流继续进行下去。”《大公报》评价道，温家宝首次与网民聊天，再次将“网络民主”这一民主表达新形式，置于媒体和社会大众的聚光灯下。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绝大多数部门都有专门的搜集舆情机构，许多领导干部都非常重视互联网舆情，把它看成了解社会心态的一个窗口，把它作为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的一个渠道，把它作为新时期走群众路线的一条捷径。一些机构和民意代表还刻意从互联网上收集民声。[3](p60)

二、互联网的权力监督功能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从本质上讲，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和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已经铲除了腐败的根源。但是，由于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目前腐败还处于高发多发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刻不容缓，也是维护社会主义形象的必然要求。而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群众监督无疑是最有效的。这就为互联网监督权力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互联网舆情发挥监督功能时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一是监督主体的广泛性，使各类权力主体无时不在监督之下，只要有网民和互联网存在的地方，理论上都有被监督的可能。二是监督方式的隐蔽性，极大地降低了监督风险，对监督主体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对被监督者提高受监督意识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三是监督工具的兼容性，使监督成本大为降低。互联网是媒体工具，也是娱乐工具，运用它来监督权力的运行不过是许多网民的“副业”，因而，这种监督是相当廉价的。四是监督空间和细节的无穷性，给被监督者构成了强大的压力。[4](p93)互联网监督往往铺天盖地而来，被监督者的各种资料都可能会被放到互联网上，接受各方“审查”，哪怕有一点瑕疵，也会被网民毫不客气地指出。

目前，互联网舆情主要监督四类权力主体：

第一，执政党主体。

执政党是一个国家的领导核心，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实现具有关键作用。执政党领导能力强，是人民之福；反之，则是人民之祸。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因此，监督执政党就成为互联网舆情的一个重要内容。

互联网舆情对执政党的监督主要有三种方式：①“审查”执政党的决策情况。执政党是大政方针的制定者，是各项决策的重要来源。网民通过对执政党决策的评头论足，发挥对执政党决策的监督作用。②“审视”执政党的组织形象。执政党不仅是权力主体，也是一个社会的形象代表，具有道德义务，而这种道德义务也是支撑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维护形象是执政党的重要任务。而这一点也成为互联网舆情的监督切入点，是不是符合执政党的形象要求，在互联网上因此不断被提及，被网民拿来作为评判各级组织是否合格的标准。③监督执政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执政党是靠各级组织执政的，各级组织情况怎么样，直接影响执政党的执政效能。因而，监督执政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就成为网络舆情的经常性内容。执政党的执政核心地位决定了在许多网络监督中，执政党是终极监督对象和评判对象。

第二，政府主体。

政府掌握着巨大的行政权力。在我国法制尚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政府权力的边界很不清楚。这就使得一方面政府与民众的利益无时不在发生关系。政府能够依法行政，民众利益就能得到保障；政府违法行政，民众利益就会遭到损失。由此，政府成为互联网监督的重点。网民对政府的监督，主要分为三个方面：①网民监督政府公共财政收支情况。税怎么收，钱怎么花，网民极为关注。现在，许多网民对政府税收制度提出批评，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一些富豪偷税漏税等，在网上经常有人批评。而公共资产被浪费，特别是所谓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公车消费，更是众矢之的。网民对建设廉价政府具有很高期待，小政府、大社会以及省管县、精简政府机构基本都持赞成态度。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网络上层出不穷的公款出国旅游事件。②网民监督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执法部门，如公安、城管，每天都有许多网民议论，且不断掀起讨论高潮。网民强烈呼吁规范执法行为，约束执法部门的权力。像公安、城管这类部门，由于不断发生与这些部门相关的负面事件，这些部门在民众中的公信力逐步下降，经常遭到网民恶意揣测。③网民监督政府执政为民情况。政府的决策施政是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能不能关心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迫任务，政府是不是高度重视老百姓最现实、最直接、最紧迫的利益，都为网民所关注。每次重大灾情发生，每到重大节假日，政府的表现都会是网民讨论的焦点。为了监督好政府，许多网民呼吁进一步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希望自己的知情权、选择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能够得到切实落实。

第三，司法部门主体。

司法部门是人民利益的最后一道保护闸。网民对司法部门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执法公平问题。也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现在执法不公问题在不少地方还存在，同一个犯罪情节，对不同人却有不同的处理结果，特别是对官和民、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经常出现差别。这都导致了网民的不满。许多网民由此降低了对执法机关和官员的信任，恶意猜疑等情绪在互联网上比较浓。②司法腐败问题。司法部门是执法的，最应该清正廉洁。但是，现在确有些司法部门走在腐败的道路上，办人情案、敲诈勒索，引起网民不满。③执法效率问题。有利的判决不能执行，等于未判，受害人的权益没有得到及时的维护，社会公正没有及时体现，也引起了网民的不满。在互联网上，有不少网民关注执法效率问题。司法部门作为网民监督的一个重点，应该增强接受监督的自觉性。现在，有不少网民提出，要加强对司法部门的舆论监督。而舆论监督的一个载体就是互联网。

第四，干部主体。

在中国，以公务员为主体的干部，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仅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在人情、面子等传统文化的支配下，还能运用自己的职务影响非职务范围内的事情，在社会上属于“有权”群体。因此，干部也被互联网纳入强力监督范围。领导干部更是网民关注的热点。他们的一言一行，在网上都能引发舆论风暴。而一旦负面新闻涉及到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群体都会遭到网民的一次集体批判。

网络舆论对权力的监督，涵盖了网民对执政党、政府、干部等三个层面的监督。首先，这是网民针对具体官员展开的批评，直接针对个体的为人处事，严肃地斥责其僭越法律与道德规范的行为；其次，这些批评通过监督政府具体行政行为，从而达到对政府公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现状的强烈不满；最后，这些争议还是落实到了对执政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呼唤。由此可见，对各个层面的权力的警惕、监督甚至非理性的不满都深深渗透在网络舆论的浪潮之中。

三、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对推动改革的作用

网络舆情具有推进改革作用。网络媒体覆盖社会各个角落，超过一亿人的网民对社会问题的判断，尽管众说纷纭，总有相当数量的网民形成一致意见。这些一致意见就是民意的最大公约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和愿望，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意志。依据网络舆情推进改革，改革措施才会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协调性，能够兼顾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顺利贯彻落实。[5](p112)

近几年来，许多重大事件由于网民的关注，不仅事件本身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而且在此基础上，对有关法律和制度进行了改革。2003年4月在广州街头，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强行收容，很快惨死在收容所。事件便是率先在互联网上披露，网络舆情惊动中央政府，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在温家宝总理的主持下，国务院废止了一部施行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四川汶川地震后，中国确立全民哀悼日举行公祭，最初便是由网民提议的，此做法对于提高民族凝聚力、弘扬民族精神、全力抗震救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2008年8月，一条不起眼的网友发帖，引起西安市委书记的高度重视，旋即4条通宵公交线路投入运行；2008年9月，西安市政府根据网民建议撤销了郭杜收费站；2008年12月18日“西安市网络公开日”，市委书记、市长和广大网友进行交流……仅在前两年，西安市委书记和市长就对西安网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过200余次批示。网络舆情国家研究课题的IRI负责人李艳说，网民的力量从最初的懵懂已经蜕变为今日的敢于针砭时弊、理性议政，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在社会各种问题和灾难出现的时候，总会听到网民们发出的声音。同时，网络也在深入推进政府职能、政府体制、运行机制以及行政决策科学化等方面的改变。

网络舆情之所以能起到促进改革的作用，从根本上说，还是缘于互联网能够对公众议程的设置产生影响。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华中科技大学《互联网管理与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课题组对331家网络媒体的媒体关注度和受众关注度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该研究还发现，网络舆论是在网络空间里被参与者所共同认可和接受的意见和态度，这些意见和态度的形成源自两种类型的信息源：一是网络媒体所发布的网络新闻及评论，它们来自对应的传统媒体，经过了把关人——传统媒体编辑和网络媒体编辑的选择，被51.3%的网民信任为真，它们与网民的关注度有着统计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能够解释网民的关注度的10.3%的方差，具备公众议程设定的功能；二是由网民自主创造的内容，它们通过电子邮件、博客、即时通讯等非大众化的网络传播方式进行传播，被32.6%的网民信任为真，进行自主创造网络内容的网民集中于较高的文化层次以及大城市居民。如同中国互联网中心的第21次调查统计报告表明，对互联网内容有所贡献的网民与学历成正比，学历越高，给互联网提供过内容的比例越高。

推进改革，最值得关注的还是由于互联网的推波助澜，在2005年前后出现了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并引发一场对改革的大反思。[6](p69)在这场争论中，新“左派”、新“右派”等各色人等在网络上纷纷粉墨登场。争论涉及到了改革的路该怎么走、改革的方向在哪里等许多非常重大的问题，国有企业重组问题、股份制问题、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年薪问题等具体问题都被彻底讨论，也讨论了民主社会主义问题，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遭到严厉批判，一时之间新“左派”、怀念毛泽东等在网络上占了上风。以互联网为主要阵地的这场讨论还引起了中央的关注，200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等中央喉舌对此专门发表文章，表明中央的立场。应该说，这场讨论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网络舆论对推进改革的作用十分重要和显著，不容忽视。

[1]刘建明.基础舆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2]邓新民.网络舆论与网络舆论的引导[J].探索，2003，（5）.

[3]张丽红.试析网络舆情对网络民主的影响[J].天津社会科学，2007，（5）.

[4]韩运荣,喻国明.舆论学原理、方法与运用[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5]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6]叶战备,金太军.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舆论监督[J].理论探讨，2006，（2）.

G206

A

1003-8477（2010）03-0027-04

纪红（1959—），女，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马小洁（1964—），男，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薛腾（1988—），男，华中科技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学生。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