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云 云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莱布尼茨论中国思想

王 云 云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说，莱布尼茨对中国思想的阐释展示了不同历史传统与语境下的两种思想具有交流对话的一致基础。莱布尼茨在其中西文化交流观的基础上，利用西方哲学史、基督教发展史及其个人思想，对中国思想中的“理”、“气”、“太极”等基本概念的阐释，是为了证明中国思想与基督教具有相容性，从而为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提供理论支持。

莱布尼茨；阐释；理；气；太极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认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受到中国有机主义哲学的影响，尤其是宋代理学对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具有刺激作用。莱布尼茨所著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或称《论中国哲学》）是致雷蒙的一封回信。1715年雷蒙将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的《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关于上帝的存在及其本质》、意大利耶稣会士龙华民的《关于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和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利安当的《关于赴华传教的若干重要问题》寄给莱布尼茨，询问意见。1716年，莱布尼茨写了阐释中国哲学、宗教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该论文主要探讨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中国人对至高神的看法；其二，中国人关于至高神的所造物或物质的第一本原与鬼神的说法；其三，中国人关于人的灵魂及其不灭性与其赏罚的见解；其四，中华帝国创始者伏羲的文字与二进制算术中所用的符号。

雷蒙之所以征询莱布尼茨对上述三篇论文的意见，与当时欧洲的中国礼仪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时，面对中国人的敬孔、尊祖礼仪以及汉字中是否有与基督教中的“上帝”相应的概念存有不同意见。利玛窦对中国文化持有同情的态度，认为儒学与基督教之间具有相通性，因而制定了基督教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传教策略。龙华民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是彻底无神论的，因此，必须抛弃中国人的固有文化传统，才能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信仰。马勒伯朗士与龙华民抱有同样见解，认为中国人是无神论的。

与龙华民、利安当的看法不同，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有类似基督教至高神“上帝”的观念，也有灵魂不灭和至高神赏罚善恶的神正论思想。莱布尼茨写该论文的初衷是驳斥龙华民、利安当的观点，论证中国的自然神学与基督教具有相容性，但他所使用的中文资料却来自二人，这就意味着莱布尼茨对“理”、“气”、“太极”等中国思想中的基本概念需要做一番全新的阐释论证工作。学界对莱布尼茨与中国思想的关系已有一定揭示，但对莱布尼茨就中国思想中基本概念的阐释方式及意义的细微研究少有论述，本文就此作一专门梳理。

一、莱布尼茨的中西文化交流观

法国学者维吉尔•毕诺指出，“莱布尼茨（Leibniz）是17世纪所有学者中最早（可能柯尔贝尔除外）、以最大的顽强精神和持之以恒地关心中国的人。”[1](P385)莱布尼茨之所以阐释中国思想，与其对中国的总体认识及态度有密切联系。他在1697年编著《中国近事》时，就在《序言》中就明确表达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敬意及赞美之情。

与流行的欧洲中心论者不同，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与欧洲是不分轩轾的。在他看来，中国与欧洲，“在几乎是‘对等的较量’中，我们时而超过他们，时而为他们所超过。”[2]（P291）具体说来，这种对等较量上的互有长短就表现在：“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承认这点几乎令我感到惭愧。”[2]（P292）莱布尼茨做出以上结论，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原因。

莱布尼茨眼中的西方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与西方人对哲学思辨的认识传统有关。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来，西方人就认为只有数学才能掌握真正确定的知识。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自始至终未能建立一门精密科学，究其原因，他说：“我以为，他们缺少欧洲人的那‘一只眼’即数学，他们视我们为‘独眼’，其实我们还有另外的一只眼，那就是中国人自己还不够发达的‘第一哲学’。有了这‘第一哲学’，我们就能够认识那些非物质的东西。”[2]（P295-296）这里，莱布尼茨不仅认为中国人的数学知识不如欧洲人，而且强调西方人所具有的认识“非物质的东西”的“第一哲学”比中国的要发达，为他后来阐述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定下了基调。

环顾现实中的欧洲，莱布尼茨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在实践的伦理及治国学说上的优越性，这甚至让他有种深深的羞愧感。何以如此呢？他说：“我想首先应当学习他们的实用哲学以及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那样，是很有必要的。由此我想到，如果不是因为基督教给我们以上帝的启示，使得我们在超出人的可能性之外的这一方面超过他们的话，假使推举一位智者来裁定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裁定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2]（P296）

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宗教改革后的新、旧教派冲突，道德沦丧等现实矛盾，在欧洲固有文化内部寻求解决方案已经产生严重怀疑的时刻，莱布尼茨等人将目光投向了异域他邦。欧洲人眼里的中国，由于耶稣会士的溢美宣传，俨然成为值得效仿的“理想国”。当一种异己文化在某些方面与固有文化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甚或优越性时，不论从强化文化自信心的角度，或者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来看，都成了人们热烈追捧的对象。18世纪在欧洲掀起的“中国热”，不能不说与此有着内在联系。面对中国思想文化，与其说西方学者是敞开胸怀接受，倒不如说是寻求解决矛盾的内在迫切需要。

正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及优越性，使得莱布尼茨宣称“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2]（P292）。由此可见，莱布尼茨的文化交流观，是立足于平等的基础上，使得中西思想文化双方都可以达到互补共进的目的。因此，让欧洲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思想就变得十分有意义。

二、莱布尼茨对中国思想的阐释

为了让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中国，莱布尼茨利用与来华耶稣会士的通信关系，及时向欧洲人介绍关于中国的最新情况。《中国近事》中就介绍了欧洲科学在中国所受的欢迎、中国的民俗和国情以及中俄之战等情况。此书初版于1697年，再版于1699年。这就说明了欧洲人对其价值的认同。

莱布尼茨对中国思想的阐释，是在对龙华民、利安当的观点的辩驳下进行的。这种阐释方式本身就有特殊性，需要有破有立：一方面需要对二位神父的论证作出条分缕析，以达到证伪的目的；另一方面，在辩驳中还需要表明自己的观点及立场。通观《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莱布尼茨对“理”、“气”、“太极”等的阐释正是一一针对二位神父，在总体上则又完成了对中国的自然神学的论证，从而表明中国思想与基督教的亲和性、相容性。

1、对“理”的阐释

中国人是否承认精神实体的存在是中国思想能否与基督教相容的首要前提。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承认精神实体的存在，但并非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早期教父哲学中的“天使有肉身”信念，成为莱布尼茨反驳龙华民等的重要证据。另一方面，他又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也认为理性之灵不能完全脱离物质”[3]（P244）。从西方基督教发展的历史来看，“天使有肉身”并没有破坏基督教。如此一来，中国人所认为的神仙或天使们也有肉体，就与基督教具有历史一致性，同样不会推翻基督教。更重要的是，龙华民及其所引述的熊三拔“断定中国人既然认为神灵有肉身，就是不承认精神实体”，也就不能成立。莱布尼茨由此认为，“相信自己的祖先与伟人们已与神祗一起的中国人，实在更接近吾主（耶稣）所说的话：暗示有福者将如同至高神的天使们一样。”[3]（P245）

首先，理是产生世界一切的本原，是统率万物的律法，相当于至高神，绝非物质。他说：“‘理’是万物的第一推动者与理由，而且——我相信——‘理’近乎我们的至高神观，认为‘理’是纯被动性的、生硬而毫无人情的、和物质一样的，是不对的。”[3]（P244）莱布尼茨的上述说法针对龙华民、利安当二人一方面认“理”是“至善至美”的“存在体”；另一方面，又认“理”为原始物质。莱布尼茨认为二人言辞表述本身就自相矛盾，“至善”之 “理”所具有的主动性与经院哲学中“原始物质”的被动性是矛盾的。此外，他还对龙华民所依据的中国思想资料来源表示怀疑，认为龙华民被某些不信神的中国人迷惑了。因此，他说：“若是某些中国哲学家说事物发自‘理’，我们不可以立刻说他将‘理’变成事物的‘物质因’。”[3]（P251）

其次，理有活力、有灵明觉知，其行为具有必然性。龙华民依据《尚书》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认为“理”本身无活力，无生命，无沟通能力，也无知力；“理”的所为，也是偶然性的，不发自意志或判断。对此，莱布尼茨的答复则是，“在声称‘理’赋有至善至美的所有特点时，他们（指中国人——引者）也给了（理）比这一切更崇高的美性。受造物的生命、知识、力量只能算是仿造物的影子一般”[3]（P253），“凭我们的说法，要妥当地行动，必得先深思熟虑，所以我们可以说‘理’比有智力更有智”[3]（P254）。受造物的一切行为通过自然律受制于“理”，在莱布尼茨看来也需要加以解释。当中国人说元气或自然物质自然地分离于“理”时，他认为，“他们的意思可能是指他们相信至高神必然地创造了物质”[3]（P254）。

再次，理是不可分的、完善的整体，空间上无所不在，时间上不朽。在莱布尼茨看来，中国人“天体圆如弹丸”的说法，也与至高神具有一致性，“我相信这如我们说，至高神可比作丸体或圆体一样，它的中心无所不在，而它的圆边则并无所在的。”[3]（P248）这样一来，理与万物的关系，就是“万物一体”或者说是“一切即一”的关系。因为理完整没有部分，他解释了一理与万物的生成关系。“在被动的层次上，万物皆由同一原始物质组成，并且只因动力所赋的形式而有所异。但是万物也有自动性，并只是通过‘理’即是同一原始创造神（至高神）所赋的众善而拥有单子、鬼神、灵魂等。物质本身也只由同一始因产生的，所以万物从‘理’发出，如同由一中心发出一般。不过不能因而说万物之异只来自意外性的特点，比如伊壁鸠鲁派与其他唯物论说只承认物质、形状和行动，从而毁灭了非物质性的实体或单子，灵魂与鬼神等。”[3]（P256）从莱布尼茨的阐释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所受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的影响。龙华民提出的“理”是所有产生和腐化的主体，莱布尼茨认为这是说元气或物质的话。

综合上述阐释，莱布尼茨对“理”的总体认识是，“中国人称第一本原为‘理’，即是大自然的理由或本原，包罗万象的理由或实体。世上没有比‘理’更大、更好的东西。这伟大、普遍性的原因既纯粹、安静、精微，又是无形无体，只能由悟性来认识”[3]（P246），“我们实在不可将‘理’与我们（西方）哲学家的原始物质一般看待，但是我们仍可将它当作第一形式即是世界的灵魂。”[3]（P257）

2、对“气”的阐释

莱布尼茨对“气”的阐释建立在“理”的基础上。总的说来，“气”是“理”的所造物，通过“理”而有所为。龙华民也承认“气”是“理”的所造物，但他认为“理”本身无所作为，而是在产生“气”之后，才开始有作为。莱布尼茨认为，这种说法是矛盾的，“因为若是‘理’产生了‘气’，又怎能说它本身无所为呢？而‘气’既然只是‘理’的工具，不是应该说它的德能或主要动力因是在理之内吗？因为这第一本原或原‘元形’通过纯动，通过至高神的运动，而产生了原始物质，所以中国哲学比古希腊哲学（认为物质与至高神同等的原则，即不是他造的，只由他赋予形式的原则）更接近基督教的神学。”[3]（P258）

3、对“太极”的阐释

莱布尼茨在阐释“太极”的过程中，试图厘清“理”、“气”、“太极”三者的关系。龙华民所述关于“太极”的观念，在莱布尼茨看来是不甚清楚的：其一，“太极”是“理”达到无限的圆体，即达到极等的完善状态；其二，“太极”即是“元气”；其三，“太极”包有“理”与“气”或“元气”。同时，龙华民又声称，“中国人的所有的鬼神，就是他们称为统治事物的所有的（灵性）精神体等，都可化为一，即是‘理’或‘太极’。”[3]（P260）这样一来，“理”、“气”、“太极”三者的关系就出现问题，“理”与“太极”之间是同一关系还是存在转化，“太极”能否看成“理”与“气”的组合？莱布尼茨认为，“‘理’与‘太极’并非不同，而实是从不同观点看到的同一物”，[3]（P259）“当龙华民神父说‘太极’包有‘理’与‘气’或‘元气’时，我们不应认为这指的是它们组合而成为‘太极’，而只是它包罗它们，如同结论在其信念中一般，因为‘太极’即是在‘气’身上有所为的‘理’，所以‘气’也是预有假设的。”[3]（P259-P260）在此基础上，莱布尼茨对龙华民引述的中国人说万物即是同一“太极”做出新的阐释，“我认为这不是说万物是‘太极’所分成或是它的变化，因为它们具有的绝对性实质或完美性皆来自‘太极’。”[3]（P261）这样一来，莱布尼茨又以另一种方式说明了“理”作为“第一本原”、“至高神”的地位。

三、莱布尼茨阐释中国思想的方式及意义

除了对中国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做出不同于龙华民和利安当等人的阐释外，莱布尼茨也论述了中西思想中关于人类灵魂不朽的一致性观念及其二进制算制与《易经》之间的同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辩护中国思想与基督教之间具有亲和性，中西思想文化具有交流对话的一致基础。

莱布尼茨对中西文化之间的趋同解释，某种程度上确实如孟德卫所言，“莱布尼兹把他自己的思想里相对成熟的概念带进了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既歪曲又加深了他对中国哲学的解释。如果没有积极的动机——这种动机可以按其主观性称为‘偏见’——那么他可能不会去解释中国哲学的。”[4]（P90）朱谦之先生认为莱布尼茨拥护中国的哲学，是对理学“加以新的解释”。[5]（P203）这就意味着，莱布尼茨阐释中国思想的客观性值得怀疑。但这绝不等于说莱布尼茨的阐释没有价值。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来说，莱布尼茨对中国思想的阐释恰好表明了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在面对有着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及语境的中国思想学说时，莱布尼茨从一开始就表明，“尽力给它正当的解释是合理的事”。[3]（P245）在辩驳龙华民和利安当的观点时，他也多次提到需要对二人引自中国人的话语再作些解释。这就说明，莱布尼茨在论述中国思想时有着很强的自觉意识，带着明确的主观目的性。因此，所谓“正当”解释的实现，就成为他达至主观目的，辩护中国思想学说与基督教具有亲和性的关键。

首先，基督教、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成为莱布尼茨阐释中国思想的历史根据。前文已提及，在论证中国人承认精神实体存在上，“天使有肉身”这一早期教父哲学的信念，就是莱布尼茨辩驳龙华民等人的有力根据。这种论证辩驳方式的意义，不仅在于用来说明中国思想与基督教具有形式和内容上的一致性，更为重要的是，它附有的历史感意味着中西思想的一致性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另外，他也有意将中国思想与希腊哲学进行比较，认为中国思想与之相比有一致性，甚至优越性。他认为，“孔子与柏拉图一样，相信至高神独尊，又像柏拉图一般，会适应民间拥有的偏见”。[3]（P266）他认为中国思想中“理”的至高神地位，比起古希腊哲学中存在的物质和精神二元论，更加接近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思想都成为他论证阐释中国思想的有力工具。

其次，莱布尼茨的个人思想为其阐释中国思想提供学理根据的同时，又成为两种思想交融互释的现实桥梁。莱布尼茨思想的成熟可以1714年发表《单子论》为最终标志。不可否认，莱布尼茨酝酿形成单子论哲学体系有一个历史过程。由于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抱有深厚的兴趣，并且确实阅读了一些关于中国历史、思想的作品。因而，在其个人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他的思想是否受到中国思想影响确实是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历史的事实证据，但似乎又是一个很难得到确证解决的问题。孟德卫承认莱布尼茨思想与中国思想具有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是源自真理的普遍有效性。据他考证，“中国对莱布尼兹有着明显影响这种可能性在减少”。[4]（P16）也有学者认为，由于莱布尼茨在阐释中国思想时运用的中文资料来自龙华民和利安当，且对二人在中国历史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没有质疑，表明莱布尼茨没有认真学习过中国思想。[6]（P61）然而，在对中国思想进行实际阐释时，我们看到的是莱布尼茨成熟的思想对其论证阐释的意义。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说认为所有事物间是普遍联系和谐一致的。从这一思想出发，就必然会得出中西思想一致相通的结论。正是因为中西思想之间的一致具有必然性，从而为莱布尼茨以个人思想阐释中国思想提供了前提保证，使得两种思想的交融互释在某些地方留有非常明显的迹象，如“中国人非但不应受责备，而且他们的事物因自然习性和预定规范而产生的这项理念，实在值得称扬。”[4]（P255）可以说，莱布尼茨“称扬”中国人的原因，在于“预定规范”与“前定和谐”的意义具有一致性。

为了论证阐释中国思想与基督教乃至西方思想文化具有相容性，莱布尼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运用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传统，更是将其自己的思想运用到阐释过程中，从而使自己的哲学思想也成为沟通中西思想的桥梁，而这又反过来从另一方面以中西思想文化相容一致的实例论证了其个人的哲学思想。我们当然不否认，莱布尼茨对中国思想的论证阐释，从一开始就带着明确的主观目的；并且在论证阐释过程中，莱布尼茨也存在明显的误读。但是，从对于促进中国思想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的角度来说，莱布尼茨的阐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在完成对中国自然神学的论证阐释时，他也为基督教与中国思想的一致相容，提供了一套精致的理论框架。从而也为利玛窦制定的基督教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传教策略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持。

[1] [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M].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 [德]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言)[A].：陈乐民.莱布尼茨读本[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3] [德]莱布尼茨.论中国哲学[A].：陈乐民.莱布尼茨读本[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 [美]孟德卫.莱布尼兹和儒学[M].张学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5]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6] Daniel J. Cook and Henry Rosement . The Pre-Established Harmony Between Leibniz and Chinese Thought [A].EASTERN INFLUENCES ON WESTERN PHILOSOPHY [C] . edinburgh unversity pres .2003

责任编辑：郭泮溪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hought by Leibniz

WANG Yun-yun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Shanxi, 710069, China)

From the modern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hought by Leibniz demonstrated that two kinds of ideas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contexts have the basis for exchange and dialogue. In his concept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Leibniz use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Christianity, and personal thinking to interpret the basic concepts in the Chinese thought like ‘li’, ‘qi’, ‘Tai Chi’. The purpose of that was to prove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Chinese thought and Christianity, which also offered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strategy that should adapt to Chinese culture.

Leibniz; interpretation; li, qi; Tai Chi

B2

A

1005-7110（2010）06-0023-05

2010-10-23

王云云（1983-），女，安徽无为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明理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