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绍磊 [浙江大学 浙江 绍兴 310028]

宦官专权背景下的唐文宗朝翰林学士

□傅绍磊 [浙江大学 浙江 绍兴 310028]

在大和五年（831）宋申锡事件前后的大和年间的翰林学士有着不同的群体特点，而在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前后的大和年间和开成年间的翰林学士的群体特点也不尽相同。在宦官专权背景下，唐文宗朝翰林学士进行了不同的政治抉择，同时，产生了复杂的心境。唐文宗朝掌握政治权力的还是宰相和宦官，翰林学士虽为唐文宗的近侍之臣，却还是要以朝臣尤其是宰相的身份才能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

唐文宗; 翰林学士; 宦官

唐代翰林学士出现于开元二十六年（738），自出现之时，即为皇帝的近侍之臣，之后，翰林学士在唐朝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有“内相”之称[1]1183-1184，[2]3817。

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与反对宦官专权是唐朝政治局势中的重要内容。唐文宗朝又是反对宦官专权斗争的分水岭，在此之后，朝臣难以组织力量剪除宦官，宦官最终是由藩镇势力剪除的。在唐文宗朝反对宦官专权的过程中，翰林学士成为主要参与者，唐文宗先后重用的宋申锡、李训、郑注等人都具有翰林学士的身份，而且都是在任翰林学士期间见重于唐文宗而参与并接受剪除宦官的重任。所以，研究宦官专权背景下的唐文宗朝翰林学士有助于认识当时的宦官专权和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局势。

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愈演愈烈，甚至直接干预皇位的继承。有鉴于此，唐文宗即位后，在大和年间积极筹划剪除宦官，终于出现了大和五年（831）的宋申锡事件和大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2]540，541，562。“甘露之变”后，唐文宗受制于宦官，难以再有筹划剪除宦官之举。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唐文宗朝的翰林学士也呈现出全新的时代特征。本文从唐文宗朝翰林学士的群体特点和在宦官专权背景下，唐文宗朝翰林学士进行的不同的政治抉择及同时产生的复杂的心境以及唐文宗朝翰林学士的政治权力特点三个方面加以阐述[2]。

一

大和五年（831）的宋申锡事件将大和年间的政治分为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翰林学士有着不同的群体特点。大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则将整个唐文宗朝政治分为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翰林学士的群体特点更是不尽相同。

大和年间翰林学士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唐文宗的意图。大和年间唐文宗意图明确，并一以贯之地与翰林学士筹划剪除宦官，这主要是因为剪除宦官事关重大，而翰林学士为皇帝的近侍之臣，与之筹划不易为外人所知。但是，宋申锡事件之前，唐文宗较为谨慎，所以，其选择的翰林学士多为敢于直言进谏的正直之士，多有反对宦官的经历。宋申锡事件之后，唐文宗的策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以，李训、郑注等人成为翰林学士。此外，大和年间的翰林学士又多通经术、重礼法，这固然是因为唐文宗本人重经术，但也不失为其与翰林学士筹划剪除宦官的一种掩护。“甘露之变”后，唐文宗受制于宦官，当时，翰林学士的选择更多的是受制于宦官的意图，所以，开成年间的翰林学士或曾与李训、郑注不和，或与仇士良等宦官不存在矛盾。

《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记载：“文宗性守正嫉恶，以宦者权宠太过，继为祸胎，元和末弑逆之徒尚在左右，虽外示优假，心不堪之。思欲芟落本根，以雪雠耻，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2]4396

宦官专权由来已久，大和二年（828），刘蕡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极言宦官专权之祸，言辞恳切，使人叹服，但主试者畏宦官而不取，此事震动朝野[2]5064-5077。刘蕡的“对策”事件是有识之士对宦官专权的一次挑战，但是，此次事件也表明宦官势力的猖獗。所以，唐文宗在筹划剪除宦官时，就显得慎之又慎，于是，作为近侍之臣的翰林学士就进入了唐文宗的视野。唐文宗在宋申锡事件发生之前选择的翰林学士多为敢于直言进谏的正直之士，多有反对宦官的经历。

王源中：宝历二年（826）充学士，大和初加承旨，大和八年（834）四月出院[3]281，282。“是时，中官领禁兵，数乱法，捕台府吏属系军中。源中上言：‘台宪者，纪纲地，府县责成之所。设吏有罪，宜归有司，无令北军乱南衙，麾下重于仗内。’帝纳之”[1]5044。

宋申锡：宝历二年（826）充侍讲学士，在此之后又改充学士，大和四年（830）七月出院[3]282—284。“申锡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洁，不趋党与。当长庆、宝历之间，时风嚣薄，朋比大扇。及申锡被用，时论以为激劝”[2]4370。长庆四年（824），王播贿赂宦官求领盐铁使，宋申锡进谏反对[2]513。

郑澣：大和元年（827）四月充侍讲学士，大和二年（828）六月出院[3]285，286。在元和年间，郑澣“献疏切直，人为危之。及余庆入朝，宪宗谓余庆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贺’”[2]4167。同时，郑澣精通经术，“上命撰《经史要录》二十卷，书成，上喜其精博，因摘所上书语类，上亲自发问，瀚应对无滞，锡以金紫”[2]4167。

许康佐：大和元年（827）四月充侍讲学士，大和三年（829）八月改充学士，大和八年（834）五月加承旨，大和九年（835）五月出院[3]286，287。通经术，并且重礼法，“康佐登进士第，又登宏词科。以家贫母老，求为知院官，人或怪之，笑而不答。及母亡，服除，不就侯府之辟，君子始知其不择禄养亲之志也，故名益重”[2]4979。而且，许康佐还向唐文宗进《纂集左氏传》[4]7287。

柳公权：大和二年（828）五月充侍书学士，大和五年（831）七月出院[3]288，289。主要是以书法见重于唐文宗，但也能直言进谏，“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2]4310。长庆四年（824），王播贿赂宦官求领盐铁使，柳公权进谏反对[2]513。

丁公著：大和三年（829）四月充侍讲学士，同年七月出院[3]289。通经术，重礼法，清俭守道，“年二十一，《五经》及第。明年，又通《开元礼》，授集贤校书郎。秩未终，归侍乡里，不应请辟。居父丧，躬负土成坟，哀毁之容，人为忧之，里闾闻风，皆敦孝悌。观察使薛华表其行，诏赐粟帛，旌其门闾”[2]4936，4937。长庆年间丁公著进谏唐穆宗戒宴乐奢靡[2]485，486。

郑覃：大和三年（829）九月充侍讲学士，大和四、五年间出院[3]290。元和年间，郑覃上疏反对宦官任京西北和籴使，长庆年间进谏唐穆宗戒宴游畋猎，同时，郑覃通经术，重礼法[2]4489-4492。

路群：大和三年（829）九月充侍讲学士，大和四年（830）八月改充学士，大和七年（833）十二月出院[3]290，291。“群精经学，善属文。性仁孝，志行贞洁。父母殁后，终身不茹荤血。历践台阁，受时君异宠，未尝以势位自矜。与士友结交，荣达如一。八年正月病卒，君子惜之”[2]4603。

薛廷老：大和四年（830）充学士，大和五年（831）九月出院[3]291。为官谨正，但又多直言进谏之举。长庆四年（824），王播贿赂宦官求领盐铁使，薛廷老进谏反对[2]513。“时李逢吉秉权，恶廷老言太切直。郑权因郑注得广州节度，权至镇，尽以公家珍宝赴京师以酬恩地。廷老上疏请按权罪，中人由是切齿。又论逢吉党人张权舆、程昔范不宜居谏列，逢吉大怒。廷老告满十旬，逢吉乃出廷老为临晋县令”[2]4091。

当时，唐文宗对于翰林学士的选择显然与筹划剪除宦官密切相关，而在这其中，宋申锡以其忠厚更为唐文宗所见重，这正表明了唐文宗在大和初年筹划剪除宦官时的谨慎。宋申锡与王璠密谋，却为王守澄所知，大和五年（831），宦官设计诬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反而借唐文宗之手将宋申锡远贬[2]4371。这是唐文宗朝翰林学士首次参与剪除宦官的行动。

宋申锡事件发生后，翰林学士的组成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大和五年（831）后入院的翰林学士依然有通经术，重礼法之士。郑覃再次成为侍讲学士[3]293。陈夷行“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读，诏五日一度入长生院侍太子讲经”[2]4495。高重曾参与修撰《诸经纂要》[2]4118。

这是唐文宗采取的一种掩护策略，《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记载：“训既在翰林，解《易》之际，或语及巷伯事，则再三愤激，以动上心。以其言论纵横，谓其必能成事，遂以真诚谋于训、注。自是二人宠幸，言无不从，而深秘之谋，往往流闻于外。上虑中人猜虑，乃疏《易》义五条，示于百辟，有能出训之意者赏之，盖欲知上以师友宠之”[2]4396。

李训、郑注成为翰林学士意味着唐文宗筹划剪除宦官的策略有了重大的转变。李训、郑注政治品格与大和五年（831）前入院的翰林学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二人曾与宦官关系密切，而见重于唐文宗后，又专横跋扈，排除异己[2]4395-4401。李训任宰相后不久就策划了一次剪除宦官的行动，而反为宦官所制，即为“甘露之变”[2]4397，4398。

李训在行动之前也在利用翰林学士加强自身阵营的力量。顾师邕即为李训所见重，“李训荐为水部员外郎、翰林学士。训遣宦官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誗按边，既行，命师邕为诏赐六道杀之，会训败，不果。师邕流崖州，至蓝田赐死”[1]5325。

归融：大和九年（835）八月充学士，很快加承旨，开成元年（836）五月出院[3]301，302。曾反对王守澄，王守澄后为李训排挤而失势，则归融成为翰林学士或与此有关[2]4282，4396。但就“甘露之变”后的境遇而言，归融似乎并未参与李训剪除宦官的行动[2]4020。

《资治通鉴》卷二四六记载：“上好诗，尝欲置诗学士；李珏曰‘今之诗人浮薄，无益于理。’乃止”[5]7938。

此事《唐语林》卷二《文学》的记载更为详细：

文宗好五言诗，品格与肃、代、宪宗同，而古调尤清峻。尝欲置诗学士七十二员，学士中有荐人姓名者，宰相杨嗣复曰：“今之能诗，无若宾客分司刘禹锡。”上无言。李珏奏曰：“当今起置诗学士，名稍不嘉。况诗人多穷薄之士，昧于识理。今翰林学士皆有文词，陛下得以览古今作者，可怡悦其间；有疑，顾问学士可也。陛下昔者命王起、許康佐为侍讲，天下谓陛下好古宗儒，敦扬朴厚。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擒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尔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诗学士，臣深虑轻薄小人，竞为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谓之开成体乎？玷黯皇化，实非小事”[6]149，150。

刘禹锡曾参与“永贞革新”，并被远贬[2]4210。“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更加猖獗，倘若刘禹锡任翰林学士，势必会引起宦官的警觉，李珏之言的弦外之音正在于此。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受制于宦官，翰林学士的选择也受制于宦官的意图。开成年间，翰林学士的人数较大和年间大大减少，而且，在开成元年（836），无人成为翰林学士。此后，政治局势稍有缓和，才开始有人成为翰林学士。开成年间的翰林学士或曾与李训、郑注不和，或与仇士良等宦官不存在矛盾。

柳璟：开成二年（837）七月充学士，开成五年（840）十月出院[3]306，307。柳璟任翰林学士似乎是因为修撰皇室谱牒的缘故[4]6728。

王起：开成三年（838）五月充侍讲学士，开成五年（840）出院[3]308，309。通经术，重礼法，为官谨慎，在地方为官有政绩，李训为其门生，但“甘露之变”后未受牵连，似乎是因为其兄王播曾结交宦官的缘故[2]4278—4280。

高元裕：开成三年（838）五月充侍讲学士，同年八月出院[3]309-310。曾反对郑注，并且因为为李宗闵饯行而触怒李训被贬[2]4452。

高少逸：开成四年（839）闰正月充侍讲学士，开成五年（840）正月出院[3]311。高少逸任翰林学士或因其为高元裕之兄的缘故[2]4453。

此外，柳公权、丁居晦、黎埴、袁郁、周墀、裴素等人在开成年间也有一段时间任翰林学士[3]296-310。

二

作为皇帝的近侍之臣，翰林学士与政治局势的关系就更加地紧密，往往在政治局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就更加直接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大和年间唐文宗筹划剪除宦官，开成年间受制于宦官，宦官专权贯穿于整个唐文宗朝，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文宗朝翰林学士进行了不同的政治抉择，同时，产生了复杂的心境。在这其中，宋申锡、李训、郑注等人参与了剪除宦官的行动；许康佐、薛廷老、王源中等人则进行了政治逃避；“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猖獗，唐文宗受制于宦官，王起等原来的翰林学士甚至转而依附宦官。此外，开成年间，唐文宗受制于宦官，寄情于诗，聊以遣怀，当时的翰林学士似乎更多地是在充当唐文宗文学侍从的角色，其心境与受制于宦官的唐文宗相差无几。

宋申锡以其忠厚见重于唐文宗，被赋予剪除宦官的重大使命，对此，宋申锡引以为知遇之恩，随即开始了剪除宦官的行动，而反为宦官所制，被远贬为开州司马。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宋申锡可谓是宠辱不惊，其见重于唐文宗，贵为宰相，能廉洁奉公，“申锡自居内廷，及为宰相，以时风侈靡，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不暇更方远害，且与贞元时甚相背矣。申锡至此，约身谨洁，尤以公廉为己任，四方问遗，悉无所受。既被罪，为有司验劾，多获其四方受领所还问遗之状，朝野为之叹息”[2]4372。面对冤屈，宋申锡却颇为坦荡，有君子之风，“初，申锡既被罪，怡然不以为意，自中书归私第，止于外厅，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谓之曰：‘公为宰相，人臣位极于此，何负天子反乎？’申锡曰：‘吾自书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锄去奸乱，反为所罗织，夫人察申锡岂反者乎？’因相与泣下”[2]4372。

相比宋申锡，李训、郑注则是察觉到了唐文宗的意图，而曲意逢迎，进行政治投机。时值宋申锡事件之后，唐文宗急于再次用人，就将李训、郑注视为可用之人，而委以重任。但是，李训、郑注与宋申锡政治人品迥异，见重于唐文宗后，即专横跋扈，排除异己。其剪除宦官之举也未尝不是在排除异己，扩充权势。

《新唐书》卷二○○《许康佐传》记载：帝读《春秋》至“阍弑吴子余祭”，问：“阍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强，不敢对，帝嘻笑罢。康佐知帝指，因辞疾，罢为兵部侍郎[1]5722。

许康佐时以中书舍人为翰林侍讲学士，这当在大和四年（830）八月之后[1]5722[3]286。而其出院在大和九年（835）五月，则此事即发生于大和四年（830）八月至大和九年（835）五月之间。同时，刘蕡在对策中也引用了“阍弑吴子”的典故[2]5068，可见，这是唐文宗对于许康佐的一种试探。许康佐的态度或许是受到了大和二年（828）刘蕡的“对策”事件，甚至还有大和五年（831）宋申锡事件的影响。

刘蕡的“对策”事件和宋申锡事件影响到的不仅仅是许康佐一人，其他的翰林学士对待宦官专权的态度，也在悄然地发生着转变。

《旧唐书》卷一五三《薛廷老传》记载：“廷老性放逸嗜酒，不持检操，终日酣醉，文宗知之不悦。五年，罢职，守本官，让夷亦坐廷老罢职，守职方员外郎”[2]4091。

此前，薛廷老多有直言进谏之举，但是，薛廷老长庆年间反对的王播还是成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并在大和元年（827）任宰相[2]4277。宝历年间，宦官势力猖獗[2]513，而薛廷老的直言进谏又使得宦官切齿，其处境自是艰难。薛廷老任翰林学士是在大和四年（830）至大和五年（831）九月之间，当时发生了刘蕡的“对策”事件和宋申锡事件，这对薛廷老或许也不无影响。

可见，薛廷老“放逸嗜酒，不持检操，终日酣醉”并非其本性，而是有意为之，为的是进行政治逃避，或许其中还不乏借酒浇愁之意。

无独有偶，翰林学士王源中与薛廷老颇为相似，《新唐书》卷一六四《王源中传》记载：“源中嗜酒，帝召之，醉不能见。及寤，忧其慢，不悔不得进也。他日，又如之，遂失帝意。以疾自言，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入拜刑部侍郎”[1]5044。

王源中大约在大和三年（829）加承旨，并于大和八年（834）出院。承旨翰林学士，且为翰林学士之首[3]282，460。所以，王源中“嗜酒，帝召之，醉不能见。及寤，忧其慢，不悔不得进也。他日，又如之”的行为大约出现在大和三年（829）之后。王源中目睹刘蕡的“对策”事件和宋申锡事件即在任翰林学士期间。

唐宪宗元和年间，其时唐宪宗尚能对宦官有所控制，王源中也能以直谏知名。而经历了长庆、宝历年间之后，宦官势力重又猖獗，大和二年（828）有刘蕡对策事件，大和五年（831）有宋申锡事件，王源中也就采取了薛廷老那样的策略。

许康佐在得知唐文宗筹划剪除宦官后就以疾病为由辞去了翰林学士。

李让夷因薛廷老之故而出院，但其与宋申锡、薛廷老皆善，未尝不会没有薛廷老那样的感受[1]5350。

开成年间后期，唐文宗意欲立储，就与李珏商议[2]584。李珏在大和年间曾为翰林学士，立储事大，而唐文宗与李珏商议，可见对其信任之至。唐文宗的这一举动势必引发与宦官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在唐文宗驾崩后的皇位继承的过程中激化。

《新唐书》卷一八二《李珏传》记载：“始，庄恪太子薨，帝意属陈王。既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议所当立，珏曰：‘帝既命陈王矣’”[1]5361！《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本纪》记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率禁军护灵驾至陵所，二人素为文宗奖遇，仇士良恶之，心不自安，因是掌兵，欲倒戈诛士良、弘志。卤簿使兵部尚书王起、山陵使崔稜觉其谋，先谕卤簿诸军。是日弘逸、季稜伏诛。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嗣复检校吏部尚书、潭州刺史，充湖南都团练观察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珏检校兵部尚书、桂州刺史，充桂管防御观察等使；御史中丞裴夷直为杭州刺史：皆坐弘逸、季稜党也”[2]585。

王起原为唐文宗朝翰林学士，此时却相助仇士良，可见，宦官势力的猖獗，也使得部分原来的翰林学士转而依附宦官[3]。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受制于宦官。

《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本纪下》记载：“上自开成初复故事，每入阁，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君臣论奏，得以备书，故开成政事最详于近代”[2]572。

这似乎也是宦官对于唐文宗的监视，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唐文宗再与近侍之臣筹划剪除宦官。对此，唐文宗心知肚明，显得小心谨慎。《旧唐书》卷一七三《郑朗传》记载：“初，大和末风俗稍奢，文宗恭勤节俭，冀革其风。宰臣等言曰：‘陛下节俭省用，风俗已移，长裾大袂，渐以减损。若更令戚属绝其侈靡，不虑下不从教。’帝曰：‘此事亦难户晓，但去其泰甚，自以俭德化之。朕闻前时内库唯二锦袍，饰以金鸟，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一即与贵妃。当时贵重如此，如今奢靡，岂复贵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卫副使张元昌便用金唾壶，昨因李训已诛之矣。’时朗执笔螭头下，宰臣退，上谓朗曰：‘适所议论，卿记录未？吾试观之’”[2]4493。

唐文宗想要观看起居注的真实原因或许还是因为言语当中涉及到了“甘露之变”的话题。

开成年间，唐文宗寄情于诗，而翰林学士也当参与其中，《册府元龟》卷四○《帝王部·文学》记载：

“开成元年三月庚申，帝幸龙首池观内人赛雨，赋暮春喜雨詩，云：‘风云喜际会，雷雨遂流滋。荐弊虛陈礼，动天实精思。渐浸九夏节，复在三春时。霡霂垂朱阙，飘摇入绿墀。郊坰既沾足，黍稷有丰期。百辟同忧乐，万方佇雍熙’。宰臣文武百官咸有属和。”

“三年，帝夏日与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曰：‘薫风自南來，殿阁生微凉’”[4]456，457。

在这样的背景下，翰林学士似乎更多地是在充当文学侍从的角色。对此，翰林学士的心境如何，记载较少，但还是有迹可循。《新唐书》卷二○七《仇士良传》记载：“开成四年，苦风痹，少间，召宰相见延英，退坐思政殿，顾左右曰：‘所直学士谓谁？’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尔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尧、舜主也。’帝曰：‘所以问，谓与周赧、汉献孰愈？’墀惶骇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1]5873，5874。

唐文宗尚且如此，作为唐文宗近侍之臣的翰林学士，其心境当与唐文宗的心境相差无几。

三

作为皇帝的近侍之臣，唐代翰林学士常参与到政治事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时有“内相”之称，但是，安史之乱后，掌握唐朝政治权力的主要还是宰相与宦官，“唐代的知识分子，固然有通过翰林学士的途径，表示自己的政见，施展自己的谋略，但在朝中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中枢机构作用”[7]2。

就唐文宗朝而言，当时掌握政治权力的主要也是宰相与宦官，所以，唐文宗想要重用翰林学士，就要使其成为宰相，从而能发挥更有影响的政治作用。而在“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猖獗，对于当时的政治更是有着重大的影响。

唐文宗首先与宋申锡筹划剪除宦官，“申锡时居内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尝因召对，与申锡从容言及守澄，无可奈何，令与外廷朝臣谋去之，且约命为宰相，申锡顿首谢之。未几，拜左丞，逾月，加平章事”[2]4370。唐文宗令宋申锡设法剪除宦官，首先是要使其成为宰相，这表明唐文宗朝翰林学士虽为皇帝的近侍之臣，但尚不能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过多地参与政治。

宋申锡事件之后，李训见重于唐文宗，李训任宰相在大和九年（835）九月，时距大和九年（835）十一月“甘露之变”相近，李训先是除去了宦官王守澄，同时，又进行一系列的人事布置，准备实施更大规模的剪除宦官的行动，不久即发生了“甘露之变”[2]4396-4398。可见，李训为翰林学士时，主要是和唐文宗筹划剪除宦官，而实施剪除宦官的行动则在其任宰相后。但是，李训任宰相后依然为翰林学士，这是其特殊之处[2]4396。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虽然受制于宦官，但未尝没有振作之意，《册府元龟》卷五一二《宪官部·选任》记载：“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数大臣而品第之，叹曰：‘宋申锡堪任此官，惜哉’”[4]6133，6134！

丁居晦任御史中丞是在开成三年（838）十一月，这也正是唐文宗在开成年间的振作之意[2]576。

“甘露之变”后，被唐文宗委以重任的原来的翰林学士不止是丁居晦一人，郑澣在开成元年（836）四月任左丞，开成二年（837）正月任刑部尚书、判左丞事；郑覃在“甘露之变”后即为宰相，可谓临危受命，直到开成末年；李珏开成二年（837）三月任户部侍郎，开成三年（838）正月任宰相；陈夷行开成二年（837）四月任宰相；归融开成元年（836）五月任御史中丞，同年十一月任京兆尹，开成二年（837）六月任秘书监；高元裕开成四年（839）正月任御史中丞[2]562-577。

可见，开成年间，唐文宗想振兴朝政，就让部分原来的翰林学士在朝廷任职。

唐文宗对于翰林学士的重用难免引发与宦官的矛盾，《册府元龟》卷五一五《宪官部·刚正二》记载：“丁居晦为御史中丞，颇锐志，当官不畏强，御然而措置，或乖中道，执政请移易，遂复旧官。帝疑与当轴者不叶，故复旧职。居晦前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4]6163。

开成年间，宦官势力猖獗，“当轴者”当包括宦官在内。

因为“与当轴者不叶”，丁居晦由御史中丞再为翰林学士，更可见开成年间掌握政治权力的主要是朝臣和宦官，而翰林学士已难以参与政治，所以，丁居晦由御史中丞再为翰林学士正可以远离政治纷争。正因为如此，开成年间后期，唐文宗与之商议立储之事的，并非当时的翰林学士，而是曾为翰林学士而当时任宰相的李珏。

注 释

① 在最终剪除宦官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朱全忠（《旧唐书》卷一七七《崔胤传》，第4582-4587页）.

② 关于唐文宗朝翰林学士的情况，傅璇琮《唐翰林侍讲侍读学士考论》一文有所涉及，此文对于唐文宗朝翰林侍讲侍读学士与经史的关系探讨较多，但并未以宦官专权为背景对唐文宗朝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加以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赵雨乐的《唐代翰林学士院与南北司之争》一文则将唐代翰林学士置于南北司斗争的背景下加以探讨，但此文对于唐文宗朝翰林学士在当时宦官专权的背景下的情况涉及不多（唐都学刊，2001年第1期）。宦官专权是唐文宗朝的重要的政治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的唐文宗朝翰林学士的时代特征尚有待发之覆，是值得探讨的.

③ 贾纬《唐年谱录》，《资治通鉴·考异》所引用的《旧唐书》本纪记载山陵使为崔郸，而崔郸也曾为翰林学士，岑仲勉著：《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第311页。《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本纪》，第611页.

[1]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 刘 等. 旧唐书[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 岑仲勉.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4] 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5] 司马光. 资治通鉴[Z].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6] 王谠撰, 周勋初. 唐语林校证[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7] 傅璇琮. 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M]. 河南: 大象出版社, 2004.

Imperial Academician under Emperor Wenzong of Tang Dynas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unuch’s Dictatorship

FU Shao-lei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Divided by Song Shenxi Event which was happened in the fifth Dahe year (AD 831), the Imperial Academician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period of Dahe, also, the Imperial Academician group during the period of Dahe is different from the Imperial Academician group during the period of Kaicheng, with the boundary line of Sweet Dew Incident which was happened in the ninth Dahe year (AD 835). The Imperial Academicians under Emperor Wenzong of Tang Dynasty had made different political choices which caused complicated mood. Although the Imperial Academicians were the Emperor’s close courtiers, they had to take the posi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or even Prime Minister if they wanted to extend their influence on politics, given the fact that Prime Minister and eunuchs were the political power holder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enzong of Tang Dynasty.

Emperor Wenzong; Imperial Academician; Eunuch

K23

A

1008-8105(2010)02-0041-06

编辑 戴鲜宁

2008 − 09 − 20

傅绍磊（1981 − ）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