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笑青,刘 参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托尼·莫里森是当代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也是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作家。在她的文学创作中,莫里森致力于通过重新构建最真实的历史来治疗当代黑人的心灵创伤。在她的代表作《宠儿》中,作者以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为蓝本,借助倒叙、插叙的结构,明喻、暗喻等修辞手法,以及大量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段,围绕着一个“杀婴事件”,细致地描述了一位黑人女奴宁可杀死自己的女儿也不愿意孩子重复自己奴隶经历的心理过程。该书1987年出版以来,一直吸引着评论家的*意。有人认为作者想要探讨的是生命与自由孰轻孰重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旨在反映母爱之伟大。但笔者认为,在这部小说中,莫里森是在通过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回忆,将最真实的奴隶制度揭示给当代美国社会,帮助非裔美国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历史,治疗他们的文化缺失症。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既是过去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是那些事件的陈述(一个故事),历史真理源自于人们对被讲述故事的充分程度的评价和反映。所以历史最初是一种话语,但这并不否定它们的真实性。由于过去是由多种信仰、阶层、价值组成的,新历史主义者坚决怀疑对文化或历史时期的统一的整体的描述。他们认为历史不是延续连贯的,单一话语的,而是充满了断层的。他们主张积极地重写过去,而不是被动地反映[1]6。

约瑟夫·康拉德曾经说过:“小说即历史,人类的历史,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不仅如此,小说建立在更坚固的基础上,建立在现实的基础和对社会的观察上。而历史却建立在文件、手稿的阅读等第二手印象上。所以小说更接近真实。”莫里森本人也认为小说是最真实的历史。由于主流社会的忽视和黑人自身的逃避,北美黑人的历史在奴隶制时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断裂。在1988年的访谈中,莫里森批评了这种全社会的逃避行为,她说:“过去已经不存在或者被浪漫处理了。这种文化不鼓励思索,更不用说与关于过去的真相达成协议”[2]243。莫里森借助《宠儿》所表达的,不是历史的细节,而是历史的本质。她积极地填补黑人过去的断层,解释过去,而不是逃避或忽略。

一、 《宠儿》与莫里森的历史观

《宠儿》的故事源自于一个真实的事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下,莫里森收集整理了许多黑人文本、照片,编辑了《黑人丛书》(BlackBook),在收集素材的过程中,她接触到了1856年出版的《美国浸礼会》上的小故事“探访杀害自己孩子的奴隶母亲”。这个故事记录了女奴玛格丽特·加纳的经历及其引发的争论。在无法逃脱被抓捕的命运时,加纳试图杀死自己的孩子们,并用刀割断了一个孩子的喉咙。加纳的这种“不自由,毋宁死”,并且在自由和生存的命题中为孩子选择死亡以获得永久的自由的做法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激起了很大的反响。著名的黑人废奴主义者道格拉斯当时就预言加纳的故事将会以某种艺术形式永久地流传下去,“历史将把她的名字传给下一代,玛格丽特,这个奴隶母亲,将为画家的铅笔提供振奋人心的主题,为世人的歌咏提供鼓舞人心的主题”[3]。

南北战争之后,一些作家在诗歌、小说创作中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个事件。虽然莫里森最终没有把故事收录到《黑人丛书》里面,但她被这个奴隶母亲的行为深深震撼,并以此为蓝本创作了长篇小说《宠儿》。《宠儿》虽然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但它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作为一个艺术家,莫里森所关*的并不是历史文本对奴隶制本身和奴隶制的废除的笼统记载,而是个人对自我的认知,对自身经历的感受,对历史的真实记忆,对一直被忽视的黑人奴隶的内心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记录。她的创作意图是要“虚构她的生活”;要“通过想象的方式来解构并重构现实”[2]248。

为了能够还原黑人奴隶的真实生活,小说中,莫里森对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了一些改动,并大胆地臆测了杀婴母亲的后半生生活。加纳的定罪在当时曾引起很大争议,废奴主义者提出以故意杀人罪对加纳进行起诉。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被杀害的女婴是属于奴隶主的。如果杀人罪名成立,就说明奴隶也是人。但是最终加纳的行为被定性为盗窃罪。小说中,莫里森对这个罪名作了小小的改动,称其为“破坏财产罪”,更进一步地突出了奴隶制度下,奴隶不是人,只是主人财物这个残酷的事实[4]。

历史上的加纳杀死的孩子是一个混血儿。小说中,莫里森安排塞斯杀死了一个纯黑人血统的孩子,这样的安排会给黑人读者带来更大的震撼。混血儿可能更能博得白人的同情,因为他们的血统中有白人的成分。但他们经常被自己的母亲所厌恶,因为他们往往是被白人强暴的耻辱印记。小说中,塞斯的母亲多次被白人强奸,她杀死了被这些白人强奸后生下的混血儿,唯独留下了塞斯。塞斯的女邻居艾拉也曾经生下一个“毛茸茸的白东西”,他的爸爸是“迄今为止最下贱的人”,因此艾拉拒绝喂养这个婴儿,他只活了五天。莫里森对细节的这一改动更加明确地告诉读者,塞斯是出于浓重的母爱而亲手结束了女儿的生命。确信女儿是去了一个比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地方。死去比活着幸福,这貌似荒谬的理论本身对奴隶制时期南方某些奴隶主和奴隶关系融洽的论调进行了最有力的批驳。

历史上的加纳在被捕后很快就去世了,再也没有过上自由的生活。小说中,莫里森对杀婴女奴的后续作了这样的安排:为了不让女儿像自己一样成为一个有“动物属性”的奴隶,塞斯亲手杀死了那个“都会爬了”的女婴。黑人社区的邻居们不能理解这种过激的反抗行为,把她孤立起来作为惩罚。虽然她从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但是作为母亲,她却不能原谅自己剥夺了女儿的生命。这件事成了她的梦魇,她也自觉地接受着大家的惩罚,将自己困在124号里面,生活在孤单、仇恨和懊悔中----剥夺女儿的生命来帮助她获取永远的自由这一行为一直拷问着塞斯的心灵。关于女儿的回忆化身成婴儿的鬼魂,对她纠缠不休,将她们一家人困在这座孤单的房子里,阻止她们开始新的生活。她的两个儿子不堪其扰,先后离家出走。接着塞斯的婆婆离世,房子里就只剩下塞斯和女儿丹芙相依为命。塞斯通过不停地忙碌来麻痹自己的心灵,女儿丹芙则是通过自我封闭逃避来自过去的压力。直到保罗·D的到来打破了母女二人表面平静的生活。

当年的奴隶保罗·D来到塞斯的面前,并且提出要和塞斯一起开始新的生活。然而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就像是站在两座相邻的冰山上,遥遥相望,在他们脚下,藏在海水里的体积巨大的冰块则是他们各自苦难的经历。只有当他们能分享回忆,使脚下那巨大的冰山融化,他们才能真正走到一起。

然而小说从开篇就告诉我们,那些曾经的奴隶不愿意回忆。贝比告诉塞斯自己生过八个孩子,可是最后把他们全都忘了,只记得第一个孩子爱吃嘎巴的糊面包。塞斯认为这是贝比“只让自己记得这么点儿”[5]6。而塞斯自己,也对过去采取选择性记忆。“她尽量不去记忆,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安全的。”当过去的景象不时地浮现在她脑海的时候。她下意识地选择去看那些最美丽的梧桐树,不敢去回忆那些吊死在树上的小伙子们的脸庞。她渴望摆脱过去,开始新生活。同时又对自己这种心态产生负罪感,仿佛遗忘意味着背叛。“这令她感到耻辱----对那些美妙的飒飒作响的树的记忆比对小伙子的记忆更清晰。她可以企图另做努力,但是梧桐树每一次都战胜小伙子。她因而不能原谅自己的记忆。”[5]7保罗·D也选择把关于过去的记忆尘封起来,不敢碰触。他认为在自己的胸口本来应该是心脏跳动的地方,现在只有一个 “生锈的小烟盒”在里面,他把过去的一桩桩、一件件的经历全都藏在了那个小盒子里,那盖子都锈死了,再也打不开了。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遗忘是一个有目的的,由无意识决定的过程。他们无意识地压抑着自己的记忆,试图尘封那些最痛苦的经历。

由于拥有一段共同的过去,保罗和塞斯的重逢必然会使他们谈及过去,迫使他们再一次面对过去。但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对分别后各自这18年的生活小心回避,三缄其口。他们努力地隐藏着自己最不堪的记忆,渴望能够开始新的生活。保罗到来之后,124号经历了短暂的平静。塞斯似乎看到了新生活的愿景。在“黑星期四”的狂欢节上,她*意到三个人的影子一直是“手牵着手”,并认定那是“一个好兆头,……一种生活,或许吧”[5]61。

但是,他们首先必须要摆脱历史的负担,走出记忆的阴霾,才有可能轻松地面对未来。在看到新生活影子的同时,那些被有意识地遗忘了的过去,阴魂不散的记忆又全部都涌了出来。被塞斯亲手杀死的女儿,124号的小鬼,化身成为一个美丽的黑人姑娘,重新进入了塞斯的生活。在古老的非洲文化中,人死后可以变成鬼,而鬼又可以再次变成人形。这样的情节安排符合作者的文化传统。宠儿的到来逐步揭开了塞斯刻意掩盖的记忆。在宠儿的影响下,124号里住着的一家人开始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把这些记忆的碎片拼接起来,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当年发生的悲惨血腥的杀婴事件。特别值得*意的是小说中对事件的讲述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而是以一种类似拼图游戏的风格点滴地述说着从前的事情。在整部小说中,莫里森没有正式地讲述小说的核心故事----当年的杀婴事件,而是通过女主人公对过去的回忆、忘记、压抑和面对一点一点地把事件拼接起来。她小心地进行铺垫,让读者在忐忑地猜测中做好心理准备,最终才把恐怖的真相告诉大家。初读此书,读者会感到有些吃力,充满疑问。到保罗质问塞斯,小说情节到达一个高潮,读者终于完整地看清整个事件,心灵会受到巨大的震撼。在《宠儿》中莫里森选择使用了这种松散、无序、断续的叙述方法,按照“重现记忆”的模式讲述故事。“重现记忆”可以理解为再现过去的活动,也就意味着再次体验过去的经历。有意识的“重现记忆”意味着重构过去。心理医生经常通过这种手段帮助当事人摆脱过去事件的阴影,治愈心灵创伤。莫里森通过这种心理疗法,还原黑人奴隶真实的生存状态,帮助当代读者认清奴隶制度的真相;帮助北美黑人填补缺失的历史沟壑,重新找回自己的过去。

这种叙述的手法也符合莫里森要真实再现历史的新历史主义思想。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微史学观影响,新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历史概念不再是独语式的历史(History)而是小写复数的历史(histories);或者说,是强调叙述者的历史(his-stories)。新历史主义者对过去再现的方法,类似于文化人类学家的深描,往往是分析一段特别的历史事件,再插入一段特别的文本分析,以此来证明两者之间共享一种社会力量[1]27。莫里森以玛格丽特·加纳的文本为基础,再现了奴隶制对人性的摧残。这部小说中记载的杀婴事件,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个案。玛格丽特·加纳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奴,是千千万万黑奴中的一员,在面对她的选择时,会有无数的女奴作出与之相同的选择。在历史上,玛格丽特的婆婆,一位八个孩子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她自己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事。

二、从塞斯的心路历程看历史的重要性

记忆就是我们的历史,但是因为过去的记忆太过痛苦,塞斯有意识地要掩埋自己的记忆。塞斯最不敢触及的回忆就是杀死了自己的女儿。虽然她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然而,生命和自由到底孰轻孰重?母亲到底有没有权利替一个婴儿作出抉择?这些问题一直拷问着塞斯。无论是当时的法律,还是黑人群体都不能裁决塞斯的行为。莫里森认为“唯一有资格对塞斯进行评判的是被她杀死的女儿”[2]248。因此,当塞斯的生活中出现新的希望时,宠儿又回到了124号,来探究塞斯内心的母爱。由于宠儿亦真亦幻的身份,在描写塞斯与宠儿的共同生活中,莫里森大量使用了象征主义手法。宠儿到来后首先是感到饥渴,她大量地喝水,仿佛是从沙漠中走来。水通常是生命的象征,宠儿对水的需求就是生命被剥夺的无声抗议。塞斯看到宠儿后,立刻认定她就是自己失去的那个女儿。当母女二人穿越生死鸿沟奇异重逢的时候,两人都表现出极度的饥饿,对食物的渴求象征着情感的需求----宠儿热切地渴求缺失了18年的母爱;塞斯迫切地要弥补女儿,寻求谅解。宠儿尤嗜甜食,甜蜜一般意义上象征着和谐美好的生活。宠儿“把甘蔗嚼成亚麻状,糖汁吮净后好长时间,渣子还含在嘴里”[5]70。宠儿对塞斯的感情是复杂的、矛盾的。一方面,宠儿对塞斯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她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塞斯,不论塞斯在做什么,“她始终被宠儿的眼睛舔着、尝着、咀嚼着”[5]73。宠儿眼中的塞斯仿佛是一份饕餮盛宴,能够填满她生命中18年的空白。另一方面,她仿佛又深深地怨恨着母亲。当宠儿和塞斯一起坐在厨房的灯光下时,“她们两个人的身影像黑剑一般在棚顶相互撞击和交错”[5]73。和前文中提到的塞斯看到三个人的影子手牵手一样,影子在这里象征着人物内心的希望。宠儿依恋塞斯,但又随时产生攻击她的冲动。后来在三个人一起去林间空地的时候,丹芙亲眼看到宠儿试图勒死塞斯。这些行为说明宠儿对塞斯剥夺自己生命的怨恨。

但是我们知道,鬼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回归的宠儿其实正是塞斯自己的记忆。她苦苦地挣扎在记住和忘却之间,心灵上备受折磨。正如贝比·萨格斯所说:“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个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伤。”[5]6这些黑人的鬼魂,其实正是活下来的幸存者的悲伤记忆,是他们不愿回忆的过去。但是只有理顺回忆,打开心结,这些昔日的奴隶才能解放自己的身心,获得真正的自由。当保罗·D带来了新生活的希望,塞斯必须要先释放自己的过去,接受宠儿的拷问,重新认识自我。在与宠儿的共同生活中,莫里森对塞斯的一段心理描写最能反映黑人奴隶的生活状态和像玛格丽特·加纳一样的女奴的强烈的反抗意识:

任何一个白人,都能因为他脑子里突然闪过的一个什么念头,而夺走你的整个自我。不只是奴役、杀戮或残害你,还要玷污你。玷污得如此彻底,让你都必不可能喜欢自己。玷污得如此彻底,能让你忘了自己是谁,而且再也不可能回想起来。尽管她和另一些人挺了过来,但是她永远都不能允许它再次在她的孩子身上发生。她最宝贵的东西,是她的孩子。白人尽可以玷污她,却别想玷污她最宝贵的东西,她的美丽而神奇的、最宝贵的东西----她最干净的部分。[5]318

小说的结尾部分,丹芙的白人雇主来到了124号。时隔18年后,白人的又一次造访终于帮助塞斯实现了“重现记忆”。塞斯的记忆仿佛又回到了杀死女儿的那个早上,隔着篱笆看到了“学校老师”要把自己的女儿带走,要玷污她最干净的部分。塞斯再次选择了反抗,但是这一次,她把武器对准了门口的白人。这一次“重现记忆”的经历终于让塞斯认清了自己,她选择了更为勇敢的抗争方式,证明了自己对宠儿深厚的爱。一次偶然的记忆重现疗愈了塞斯内心的病痛。宠儿突然消失了,说明塞斯的内心已经获得了平静。她终于可以和保罗·D开始新的生活了。

像塞斯一样,小说中经历过那段历史的黑人全部都在记忆和忘却之间苦苦挣扎。保罗·D的过去装在一个“生锈的小烟盒”里,锈死的盒盖象征着他渴望忘记过去的心情。斯坦普·佩得(Stamp Paid)给自己取了这样的名字,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去的耻辱和苦难。躺在床上的贝比·萨格斯对颜色的渴求,反映了她渴望记起生命中所有美好的回忆,但是那样的记忆却十分苍白贫瘠。

通过对塞斯这一人物的塑造,莫里森也在提醒整个美国社会,过去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的过去塑造了我们的现在,现在将会决定我们的未来。过去的缺失就像是历史的断层,会阻碍我们明确自己的身份,同样也会阻碍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 结 语

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最真实地反映奴隶制下黑人生活的小说主要有两部:亚历克斯·海利的《根》和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但前者偏重于写实,海利收集了大量黑奴生活的史实资料,侧重描写了黑奴的日常起居等生活细节,更像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缺乏对读者心灵的震撼。而莫里森在编辑《黑人丛书》时,受到了很多像玛格丽特·加纳一样的黑人的故事的启发,创作了《宠儿》一书。《宠儿》的创作源自于真实历史,但又超越了历史;糅合了虚构和现实,侧重探索了奴隶制下黑人的精神生活状态,更真实地揭示了这个非人制度对黑人人格的践踏和精神的摧残;记录了人的历史,而不是社会制度的历史。小说“将主人公个人的身世与整个黑人种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为黑人同胞写下了一段苦难的历史,倾*了对这段历史的谴责与控诉,在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上,与美国早期文学中的理想主义相对话”[6]。

莫里森本人曾经说过,这部小说里所写的内容“小说人物不愿意回忆,我不愿意回忆,黑人不愿意回忆,白人不愿意回忆。我是说,这是全民记忆缺失症”[2]272。这种记忆缺失是可以理解的,对于黑人来说,那段经历太过痛苦而令人不敢触及;对于白人来说,那段历史有失光彩,过多提及会危害到主流社会的道德威望。

莫里森借助宠儿所表达的,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历史的本质。作者真正强调的不是某些黑人个体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是整个奴隶制的非人性,是这一邪恶的制度的反人类的本质,是白人主流文化一直闭目塞听、不肯正视的真相。正是这种非善意的回避,造成了后人对历史真相的无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认为,只有心理健康的人才能够谈论自己的过去。同样,只有健康的社会才能够面对历史,正视历史,不管历史曾经多么黑暗,只有真正面对过去,才能拥有未来。”[7]

当代美国社会中,种族问题仍然存在。黑人仍然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部分白种人始终不能把非裔美国人当做平等的个体来尊重。而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自从他们被强行带至北美大陆以来,他们的历史一直是被故意忽视的,历史的断层导致文化的缺失。当代的美国黑人群体既不能也不愿分享主流社会的美国历史,从而无法在非洲的历史文化中找到归属感。因为他们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过去,甚至无法明确自己的身份,因此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莫里森致力于用艺术手段还原最真实的历史,反思最真实的美国奴隶制,还原那个制度下黑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并藉由这种回忆,帮助当代非裔美国人了解自己的过去,面对历史,找寻自己的文化,塑造自己的身份并合力推进美国黑人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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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nille T G.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M].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4.

[3] Nellie Y, Kathryn 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7:78.

[4] 王玉括. 在新历史主义视角下重构《宠儿》[J].外国文学研究, 2007(1):140-145.

[5] 托尼·莫里森. 宠儿[M]. 潘岳,雷格,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6.

[6] 毛信德. 美国黑人文学的巨星----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论[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99.

[7] 王守仁,吴新云. 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