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东北大学之“国立化”进程

2010-04-03黄晓通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5期

黄晓通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国立大学,顾名思义,为“国家所立”之大学,考察近代教育史实,一般国立大学往往具有以下特征:由中央教育部统一管辖,教学、管理诸事宜服从中央之统一规定;办学经费仰赖中央财政、国家税收的支持;中央政府的意志在学校得以贯彻。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一大批高校相继变为国立大学,从政治角度看,是国家统一运动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从教育角度看,则是地方大学由经济自给、教学自主而转为国家管理、中央统摄的过程。“国立化”进程中之典型,当属东北大学。

一、张学良执掌东大:“虚位的中央”

东北大学成立于1923年,主要由奉天和黑龙江两省出资兴办,属地方性质的大学。张作霖时期的东北处于高度自治的状态,故东大初期的校务管理、人事安排、财政收支诸事项均由东北当局自主管理。1928年,国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张学良“与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实行‘合作分治’,军事上自成一体,经济上自征自用,党务上‘婉拒’国民党势力进入东北”[1]。由于张氏势力还很强大,国民政府尚不可能掌控东北地方的国家资源,遑论高校之“国立化”?因此东大事实上并不听命于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只是在形式上对三民主义表示接受,而行政组织上仍保持着高度的自主权。此亦是东北政局“中央虚位”特征的具体体现之一。

张学良宣称要认真研究“党中真谛”,“切实训练党务,使东北民众成为真正国民党党员”[2]。蒋介石则“把事前签好‘介绍人蒋介石’的入党介绍书送给张学良,转发东北文武官员集体入党,本来反党人员一夜之间成为国民党党员”[3],相应地,许多东北大学行政人员也迅速成为国民党党员,这些表面文章当事人均心知肚明,这些举措不会对东大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1929年,东大经张学良敲定,将校歌歌词“沐春风时雨之德化,仰光天化日之昭昭” 一句,改为“沐三民主义之圣化,仰青天白日之昭昭”,以示与中央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同时又根据教育部规定将原来的科制改成学院制,课程上也增添“党义”一门,专授三民主义。自此三民主义成为文法各院系第四学年的必修课。然而大学中修习三民主义存在许多困难,因没有合格的老师,校方只能随意找一些人来担任教习,因此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东大的政治思想课程仅剩下摆设的作用。

学校行政方面,中央势力也与地方势力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博弈。张学良将总务长制改为副校长制,任刘凤竹为副校长,秉承张氏意志治理学校。原总务长只负责校务,不干涉教务,由各科/院长负责各系的教学安排。相比之下副校长负责制事权统一,掌管全面,更加上经费分配方面的原因,刘与各院长的矛盾日益加剧。文学院院长周天放、法学院院长臧启芳、工学院院长高惜冰曾在1927年组成“六一学会”,提倡师生应立场一致,这个学会是为“在教授和学生中间建立群众基础” 而成立的,亦有“宣传当时国民党的一些政策”之意[4],自是“刘和周、臧、高互相倾轧,有增无减”[5]。1930年春,刘凤竹在获取张学良同意后撤销周等三人职务,并以挂牌方式通知全校。这一事件首开排斥“中央势力”之先河,其意义不言而喻。不久后,张学良成立东大董事会(后改为委员会),将个人负责制改为委员会制,张自任委员长,而委员中以东北人氏居多,中央势力难以插入其中。

而一次选举风波更将中央—地方矛盾展现出来。1931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各地机关与事业单位须选举代表参加。张学良拟“内定”赵雨时、王卓然、王化一三人为代表,而学生执意选汪兆蟠、孙国封等人,互不相让。学监不知所措,遂找汪等人商量,汪等以选举为学生自由为由乐观其成。时东大诸院“特别是文法学院各班的班长多是国民党员”,对校方的行为颇为不满,其中法学院政治系一班班长解茂棣公开指责指定候选人的行为是无视东大师生的选举权。其后选举结果揭晓,汪、孙得票最多,而张学良指定三人均未当选。张学良一方面表示“这次选举,没有任何成见,谁当选都可以”[6],一方面授意相关人员强制学生选举赵等三人,同时将汪、孙监禁,最后将汪调离东大。

在这一时期东大内部的各种争议与纠纷,实则是中央与东北地方派系政治斗争的延伸。尽管张学良集团的作为并不值得肯定,但每个政治势力都有其生存原则,尤其在大争之世的民国时代,这是我们不能苛责于前人的。应该看到的是,这一时期,东大秉承张学良的意志推行各项教改措施,例如“增设学院”、“南北合校”、“增添系科延聘教授”等等[7],雷厉风行,绝少掣肘。因此东北大学虽是地方大学,在设施规模及师资力量上却不逊色于关内、南方各大名校,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高校中亦处领先位置。

二、九一八事变后: 东大内迁与“名义上的国立”

九一八事变发生,张学良从“力避冲突”到“不抵抗主义”[8],短短数月,致使沈阳乃至全东北落入敌手。东北地方势力退居关内,寄居他乡,财政支绌,无法支付东大的经费,不得不依靠国府中央的财政支持。1933年东大正式启用国立东北大学关防,成为名义上的国立大学。东北当局、中央与东北大学的关系自此发生微妙变化,东北势力稍作退让,中央势力日益靠近,东大之自主权利随之渐削。

鉴于内迁后的原东北当局财力衰微,张学良于1932年与财政部长孔祥熙协商改东大为“国立”,并在次年三次呈请教育部、财政部、行政院拨“设备费十万元,并按月拨助维持费洋三万元”[9]。自此东大的经费逐渐变为由中央财政部接济。1933年6月中央财政部即从烟酒税中付给东大6000元费用。尤其在当年9月,华北财政隶属中央,财政部开始每月定期补助东大25000元及每年设备补助费20000元。而东大得到中央资助后,经济状况稍微好转,各项工作也得以正常展开。

而1933年重组的东北大学委员会,中央与地方势力代表的比重,与1931年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首先在组织上划分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两部,其次名额由原来的11人增至34人,委员长由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兼任,张学良退居副委员长。相应地,中央人员之比重也大为增加。这届委员会人员构成大致可分三类,一为原东北集团人员(如王树翰等),约占23%;一为国民党中央政权内人员(如宋子文、孔祥熙等),约占62%;一类是社会贤达、文化名流(如胡适等),约占15%。这届委员会的人数比例,可称是中央势力与东北势力消长的晴雨表。尽管如此,东大1936年《组织大纲》中仍然大书“省立东北大学”,张学良从国外考察归来后还制定了一系列治理东大的措施与方案,他所主张的军事化训练与管理,也在王卓然的校政实施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显然对东北大学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张学良集团。

此外,值得*意的是,起初张学良对学生运动并不热衷,他曾主张学生谨慎行事,不要使学校受不良影响,读书乃学生之主要任务。然而在中央势力的进逼,自身实力的消退,以及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形势下,他须要寻找新的有力支持者,于是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学生运动就成为了他关心的对象。“一二·九”运动之后他指示学校“邀主动分子来陕一谈”[10]51,“令每院与补习班各派学生代表二人赴西安听训”[11],会见时表示“同学们的行动感动了我,我支持同学们的行动”。并致函邵文凯要求释放学生,而邵本是原奉系政权成员,也愿意卖给故主一个人情,对于国民政府搜捕和捉拿进步学生之命令只是“有限度”地执行,许多被捕学生都是在张的营救下获得释放的。

1936年的“艳晚事件”,标志着中央与张学良的矛盾已表面化。是年夏,张学良邀东大学生代表宋黎等赴陕谈话,随着宋等人真实身份(中共地下党员)的暴露,8月28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奉蒋介石电令,将在张学良保护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宋黎、马绍周、关羽苍三人逮捕。而宋当场被杨虎城17路军宪兵营巡逻队夺回并交至张学良。被救回的宋黎“为了扩大事态,促使张公开走向抗日,就加一把火说:‘张校长是这里的代总司令,他们逮捕您的学生和职员,竟不通过您,这不是无法无天,目无司令吗’”[10]213。张深以为然,此后邵力子与东北军交涉时,张学良以陕西省党部“捏造假报告,诬陷好人”[12]为由拒不奉命,更派卫队包围党部救出马、关二人,并搜查出国民党将要逮捕的东大学生黑名单。张学良事后致电蒋介石,申诉陕西省党部一不经过他本人,二无正式手续擅自派出便衣逮捕总部职员马绍周等人,“全体官兵当即群情愤慨,学良迫不得已,直接向党部稍示惩戒,并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报钧座,不无鲁莽之处,自请处分。被捕的马绍周等人拟交总部军法处机关严加审处”。蒋介石虽然大为不满,却因忙于两广事变,无暇西顾,便回电“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所请予以处分一节,应免置议”[13]630,等于默认了张学良的行动。

由此可见,尽管东大名义上已经属于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央的影响,然而张学良无论在施政上还是治校上仍然可以自行其是。如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活动时,张学良命令孙铭九带领一部分士兵,名义上协助国民党军警宪兵弹压学生游行,而实际上保护学生[14]。东大这种名义上国立而实际上自治的状态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直至西安事变的爆发。

三、张学良被软禁:中央接管东北大学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中央任命臧启芳为东大代校长,负责接收东大。而张学良所任命之东大秘书主任周鲸文就成为了反对改组的校方代表,他联合部分学生激烈地阻止教育部的接收工作,由此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

臧启芳奉命而来,起初试图以双方协商的方式完成接收,他亲自访问周鲸文,却无法达成共识。东大校方以“不能由教育部径派校长,及东大校长照章应由大学委员会推选”为理由,拒绝部令,退还部函,阻止臧启芳接收东大之行动[15]。而在东大学生内部,针对国立化问题,分为“赞成改组接收派”、“反对派”及少数“中立派”。在这种情绪化的氛围当中,双方的表现渐渐失去克制与理性,臧启芳授意四十余国民党籍学生“在学校捣乱、打架”,周鲸文即出面开除其中尖锐分子18人;臧又带领一些学生,在校门口摇旗呐喊,制造声势;周则派雇请的打手和校警手持武器站立校门内。局面渐渐失去控制。

1937年初东大食堂的冲突事件,便是东大对中央接收抵触情绪的集中表现,当时东大食堂一两人因口角发生斗殴,不少学生“均被卷入漩涡,结果受伤十余人”[16]。中央医院一受伤学生(系赞成改组派)称“无故被学校当局和学生自治会职员唆使数十人加以凶殴”,计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秘书主任周鲸文,秘书徐仲航,自治会职员王一福、廷荣懋、王玉璋、江荣生等人[17]。两日后东大期末考试,未参加考试者达七十余人,因互殴逃往校外的学生则多达四十余名。面对诸多的不安定因素,学生自治会让部分同学加强防备,避免破坏考试。校方也展开调查,对相关学生给予开除或记大小过等不同程度的处罚。臧启芳对接收工作颇感棘手,骑虎难下。而东大对学生的处理方法,也令教育部颇为不满,认为“因遵从部令,欢迎改组,并彻底剿共(之学生),竟遭周鲸文抗令不交及非法开除处分,盖生等宗旨光明而义正大,致惹周氏之怒”,教部“对周之处分绝不承认”[18]。双方遂至僵持态势。

原东北地方人士和许多学生认为维持现状较好,不赞成国立化,而监禁中的张学良的态度更是有力地鼓舞了学校当局和部分学生的意志。周鲸文曾南下向张学良及各委员报告校务,“张坚决表示应尽力维持现状,各委员主张亦同,结果颇良好,本校经费已有具体办法,一切校务均照常进行”[19]。西安分校的一部分反对改组的学生也紧急赴北平,与在北平反国立化的学生群体汇合,共同斗争。校内反对派在校内呼应,集体签名主张“维持现状”。另一方面,东大也正面临着来自国府教育部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那些被周开除的学生,已得到北平各界的密切关*,教育部则藉此掌握了舆论上的主动,宣称“本爱护学生学业之宗旨,对于原有教师,苟能教导有方者,决不稍加更动”,“力争和平进行”,“对于校秘书主任周鲸文,平素教学不力”,“故意刁难”,“决拟与严厉之纠正”[20];同时,教育部又以断绝经济来源相胁:“停发该校经费,对该校纯正教员学生,另筹妥善救济办法”[21]。

这时的东北大学自身也处于重重危机之中,中央教育部与校方的对峙、学校内部各派的斗争,正在导致东大逐步走向分裂。教育部停发在北平东大之经费,实施救济办法,并在开封成立东大办事处,这一系列“分而治之”的政策促使许多学生老师纷纷南下投汴,形成了各分校自顾不暇,不遑串联的态势。最终北平东大无法维持,于1937年5月17日宣告解散。至此,东北大学实现国立化的最后障碍已被排除。但东大一部分学生仍不赞成改为“国立”,对此教部又予特定补偿,以怀柔与安抚政策彻底瓦解了这些学生的抗争。许多在外的东大学生自行解散,或入国立东大各学院继续学业。国立东大恢复课业后,张学良虽对此结果已无可奈何,但他依旧对“学生学业颇关怀,除电平友人转令该校学生专心上课外,并由东北元老,决定先将该校在平交行所所存基金三万五千元提用,‘可维持该校一年之用’”[22]。应该说这一举动为缓解东大紧张的经济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内外形势的交迫,使东大的国立化终于成为现实,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地方性大学的命运,其间充满着各种势力的利益冲突,以及对教育毫无裨益的政治争端。而东大国立化之后,学校恢复了秩序,学生得安于课业,为八年抗战中“弦歌不辍、桃李芬芳”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央势力进驻东大核心,逐渐干涉到大学自主与学术的独立性,并进一步消除反对的声音,使东大由“国立化”而“党化”。

四、几点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中央与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地方势力之消长深刻影响着东北大学的命运,二者之间的互动贯穿了整个东北大学国立化的过程。

(1) 九一八之前,东北大学的办学经费基本来自于东北地区,中央并未参与其中。张学良任东大校长和东北易帜之后,尽管中央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些许渗透,加设了三民主义课程,在校内培植了一些国民党员,但大多数新转变的国民党员也只是形式上挂个称呼而已,并未在实质上服从于国民党的统治。东北大学的管理建设、学术研究、教学活动均循“易帜”之前的模式发展着,并未受太多的影响。

(2) 东大迁徙关内至西安事变前这一阶段,中央势力不断渗透学校内部,与张学良集团争夺东大领导管理权;另一方面,东大在中央势力的冲击下在表面上作了一些适应国立化要求的调整,成为名义上的国立大学,但从本质上来说仍是地方大学,尽管财政上接受中央补助,但仍然仰赖张学良多方筹集的款项,故在张学良兼任校长时,东大“不受任何方面支配,仍是一个独自为政的高等学府”[13]579,即便常处异地,张学良仍能遥控东大。学生运动当中张的立场也直接影响东大当局和北平宪兵司令部的态度,中央势力既然不能完全统摄张学良之东北地方势力,则难控制学校当局。

(3)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而失去权力,东北军遭到肢解,东北地方政权的势力也渐渐瓦解。国府中央以强势姿态接管东大,以周鲸文为代表的原东大校方竭力抵制,终于也不能阻挡东大国立化进程迅速推进之势。而东大由地方性大学变为国立大学,固然是国家与地方博弈的一个缩影,然而就大学教育的各个方面来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其积极方面而言,由于九一八对东大的经济来源的重创,东北地方政权无力持续支付东大的经费,内迁的东大在规模和师资等方面都大为缩水,又因为时局的动荡,很多教学科研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东大变为国立大学后,由教育部统一划拨经费和统一管理,教学和研究均按照部章施行,学校的运行得到较大的保障,为东大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其消极的影响在于,东大国立化后,中央势力占据绝对优势,原东北地方势力被清除,国民党教育部统管一切,其中体现出对教育权力的垄断欲与官长意志,颇不弱于张氏政权。张氏父子及其军人集团无意干涉大学的治学自由,而强大的“党国”则急于统一知识界的话语权,企由“国立化”催进至“党化”,这必然危及大学之独立自主与学术自由。此后东大“学术自由,开放灵活”的精神光芒已难再现,取而代之的则是企图消除反对力量和统一思想的“国立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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