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江华 曾文华 [华中农业大学 武汉 430070]

洪堡特的翻译观及其对典籍英译的启示

□覃江华 曾文华 [华中农业大学 武汉 430070]

洪堡特认为：原作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辩证的；针对不同的受众和翻译目的，要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要充分发掘译入语的潜能；典籍翻译的首要标准是“简单忠实”，最高目标是让读者领略到一丝异国情调；多译本并存是必要的，因为翻译是同样精神的不同影像，每种译文只是传达了能把握住和能再现出的那部分精神。洪堡特的这些思想对汉语典籍英译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活动都有重要启示。

洪堡特; 语言观; 翻译观; 典籍翻译

引言

汉语典籍英译理论建构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需要钩沉史海，发掘和整理前贤的理论与方法。在众多的典籍翻译理论家之中，德国语言哲学家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的思想对我们当前的工作具有颇多借鉴意义。本文试图对他的翻译观进行一次爬梳，并探索其对典籍英译的启示。

一、洪堡特其人

洪堡特是德国著名教育家、外交家和语言哲学家，是德国古典浪漫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兴趣广泛、著作颇丰，被誉为普通语言学之父和对比语言学的奠基人。很多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等都是从他著述之中汲取养分和灵感。他的思想曾经影响了包括海德格尔（Heidegger）、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乔姆斯基（Chomsky）等在内的众多思想家和语言学家。在世界语言种类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的今天，严峻的现实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语言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借助语言人们能够创造的“世界”，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等思想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讨论和反思的热潮，如詹姆斯·安德希尔（James Underhill）2009年的新著《洪堡特，世界观与语言》就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1]。

在翻译研究领域，洪堡特也是一个难以绕开的重要译论家。他十分推崇古希腊文化及其民族精神，曾从事过古希腊典籍的翻译活动，译作包括平达（Pindar）的《颂诗》、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阿伽门农》等。在他众多的著述当中，洪堡特曾多次阐述自己的翻译观，但其最主要的思想都集中体现在《阿伽门农》的“译前言”（以下称《译前言》）中。洪堡特的翻译观，尤其是关于典籍翻译的看法，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和广为借鉴。

二、洪堡特的翻译观

洪堡特的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主体（译者）、本体（内容）、受体（译文对象）以及翻译的标准、功能与最高目标等多个方面，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辩证的“（不）可译论”

洪堡特的翻译思想深植于其语言思想之中。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曾高度评价洪堡特的语言和翻译思想的重要性：“与歌德和施莱尔马赫相比，他这些思想更加彻底、明显地使德国浪漫主义翻译理论建立于浪漫主义语言理论之上，而在浪漫主义语言思想方面，洪堡特是无可争议的大师。”[2]238洪堡特继承和发扬了德国浪漫主义语言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语言世界观”和“语言共性论”。

洪堡特认为，语言处在人与世界之间，人必须通过语言来了解和认识世界。“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像方式的完整体系。”[3]语言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联系思想的方式，“语言在自身中把这两种作用统一了起来。”[4]47

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思想突破了单纯的语言工具论，认为一个民族语言不仅仅能够表达思想，而且能够体现出该民族独特的思维认知方式。他的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名言——“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4]50之上。在他看来，“语言不只是表述已知真理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它是揭启未知真理的手段。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3]29

由于每种语言包含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其特殊性（个性）似乎从本质上肯定了不可译性。因为语言的差异性，所以在翻译中“出现差异是必然的，如果有人把最好、最仔细、最忠实的译本拿来进行详细比较，他会惊奇地发现其中的差异，虽然译者只是试图去实现对等性和同一性。”他甚至坦言，“译者越是追求忠实，译文越是偏离，因为追求忠实也就意味着试图去模仿精巧的独特性：这种做法回避了普遍性，译者将不可避免地用另一种不同的特征来匹配每一种特征。”[5]136

如果据此认为洪堡特所持的是完全的不可译论，那就错了。尽管有时候他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将某些表述推向极端，但洪堡特的语言思想总是充满辩证性。洪堡特强调语言的特性，但并不否定语言之间的共性。他认为人类所有的语言具有统一的内在形式，并在此范围内显示出差异，用他的话说就是：“所有的语言都共享一种有机体，其差异乃至对立只能在这种普遍的同一性之内理解。”[3]236洪堡特告诉我们，各民族语言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体，“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而“每个人都拥有一种特殊的语言。”[4]60他说：“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每一种语言，甚至每一种方言土语，都是与众不同的；而另一方面，从另一角度出发，我们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在人类生活中只存在一种语言，而且从来就只有一种语言”，“实际上差异和相似始终同时存在于语言之中，前者使语言分裂，直至最最具体的特点，后者则使语言相互联系，直至构成一个统一体。”[3]421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洪堡特明确指出“各种语言在精神实质上独一无二，在结构上也是独特的。这些结构上的特殊性不能抹杀，因而翻译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6]110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语言共性论又明确地告诉我们，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各民族语言因为有统一的“内在形式”，它们之间的理解和翻译又是可能的。正如他的语言思想一样，在“（不）可译论”问题上他持的也是二元辩证的思想。他说：即便是“那些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作品，因为其独特性，常常被认为是不可译的，但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又是可译的。”[5]135

在洪堡特看来，语言之间的翻译在相对意义上不仅可能，而且不可或缺，因为翻译有其重要的功能和用途。

（二）翻译的功能与用途

洪堡特高度评价翻译的功能和用途，也深知翻译并非易事。他在致施莱格尔（August W. Schlegel）的信中说：“所有的翻译都只不过是试图完成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任何译者都注定会被两块绊脚石中的任何一块所绊倒：他不是贴原作贴得太紧而牺牲本民族的风格和语言，就是贴本族特点贴得太紧而牺牲原作。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不是难于找到而是根本不可能找到。”[6]109在《译前言》中，他也说“译者越是追求忠实，译文越是偏离（原作）”。如此看来，翻译是一件 “不可能任务”了。但是，洪堡特却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不应吓阻我们的翻译活动。与此相反，翻译是一国文学最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5]136

在《论古典文化》一文中，洪堡特提出翻译的用途有三个方面：一是普及原作。翻译可以使更多不懂源语、不能阅读原作的人熟悉原作；二是帮助理解。对可以阅读原作的人，翻译可以帮助他理解原作；三是高层次欣赏。对于能够阅读原作的人，翻译可以把原作的精神和风格传达给他。就上述第一种用途而言，翻译不必拘泥于原文，只需述其大概；就第二种用途而言，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逐字逐句地与之对应；就第三种用途而言，翻译应当忠实于原作的精神主旨和创作形式。洪堡特的典籍翻译基本属于第二种用途[7]37。

后来，洪堡特发展了他对翻译的功能和用途的看法。在《译前言》中，他认为翻译的好处包括语言、文学和文化三个方面。在语言方面，洪堡特认为：“翻译可以提高自己语言的重要性和表达能力。”[5]137在文学和文化方面，翻译还可以引入新的文学创作形式，介绍其他民族的生活经验，即“可以引入艺术形式和人类生活。”[5]137

翻译如此重要，译者要实现翻译的功能，应该采取怎样的翻译方法，持有怎样的标准呢？在《译前言》中，洪堡特做了重点论述。

（三）典籍翻译的首要标准

洪堡特认为，如果翻译是要向一种语言或一个民族的精神融入其所不具备的东西，或具备但是形式并不一样的东西，首要要求就是“简单忠实”（simple fidelity）。而且，“这种忠实必须是以原作的真实本性而不是其次要属性为目标。每种好的翻译都是源自对原作的简单而不浮夸的爱以及这种爱所蕴含的研究的必要性。翻译必须回归本质。”[5]138

看来，在对待典籍翻译上洪堡特“简单忠实”的观念和“爱”的思想既是一种尺度，也是一种态度。在自己的典籍翻译实践中，洪堡特尽力去实现上述的“简单性”和“忠实性”。他的每一次改写（rewriting），都试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去掉原文中并未包含的东西。他说：“不能实现原作特有的美，太容易诱使译者将一些陌生的光辉添加到其中，因而在整体上偏离原作的色彩和语调。”[5]139

例[1]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篇》）

[1a] Chi Wên Tzu used to think thrice before acting. The Master hearing of it said, Twice is quite enough.[8]

[1b] Ji Wen-zi comtemplated thrice before acting.The Master, on hearing this, said: “Twice was enough.”[9]

[1c] Ji Wenzi (Jisun Xingwen, a minister of Lu)always thought again and again before taking action.When Confucius was told of this, he commented, “He was overcautious. Thinking twice is enough.”[10]

在例[1]当中，[1c]与[1a]、[1b]相比就缺乏这种简单忠实性。译者出于对读者认知环境的考虑，对“季文子”添加了文内注释，这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添加的“He was overcautious”就有点画蛇添足了。这种阐释性的译法违反了简单忠实的原则，使译文显得过于臃肿，有违原文的文体风格。浪漫主义大师赫尔德（Herder）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译者堆砌注释和枯燥的解释，完全是低估读者的智商。”[2]207与此类似，洪堡特也认为“翻译不能，也不应是一种注解（commentary）。”[5]139

洪堡特提出：要实现简单忠实，译文就“不应因为语言拖泥带水或结构拙劣而显得含混晦涩”。而且，“原文只是暗示而没有明白表述，或是用难以把握的隐喻表达，或是省略了中间过渡性观点（mediating ideas）的，译者如果采取清晰明白的表达法，扭曲原文特点，抑或有意如此翻译，那么他就误入歧途。”[5]139他认为在典籍文献中，源于深切情感的思想、印象、感情、记忆、猜疑都纠结在一起，频频出现的模糊是由原作的简洁性和大胆的想像力引起的，并不需要有过渡性句子来链接。译者如果要忠实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和精神，就需要走进作者的世界。译者越是进入作者的世界，他的时代、他推上舞台的人物，模糊性就会越小，清晰性就会增加。

例[2]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篇》）

[2a] The essence of the gentleman is that of wind;the essence of small people is that of grass. And when a wind passes over the grass, it cannot choose but bend.[8]

[2b] The gentleman’s moral character is wind and the small man’s moral character, grass. When the grass is visited by the wind, it must surely bend.[9]

[2c] The ruler is like the wind, the common people are like the grass. Whichever way the wind blows, the grass cannot help but bend.[10]

如例[2]中，“德”与“风”、“草”是一种隐喻性的比较。它们原本属于不同的范畴，将它们等同，在逻辑上就构成了冲突。要理解这个隐喻，译者就必须走入作者的世界，通过分析“风”和“草”之间的关系特征来实现。孔子能超越常人的想像发现“德”与“风”和“草”之间的相似性，凸显出他圣人的智慧和独特的思维认知方式。

分析三种译文发现，看似大同小异的三个译本却有优劣之分的：[2a]保留了原文的隐喻结构，是个不错的译本，但是增添了指示照应衔接词“that”，为读者扫清了不少认知障碍，也因此剥夺了很多思维的乐趣。[2b]保留了原文的隐喻性特征和主位述位结构，对读者的认知能力是个挑战，但是对孔子的思维认知方式却体现得最好。[2c]变成了明喻，省略了隐喻辨认过程，听话者直接就进入了“意义判断”，少了理解隐喻所付出的认知努力。这不符合简单忠实的原则，也减弱了隐喻意义的模糊性和不可穷尽性所带来的心理快感。

需要指出的是，对原作的简单忠实并不是以译文的诘屈聱牙为代价的。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洪堡特也“尽力去避免晦涩难懂和非德语式的表达法（un-German turn of speech）”，但是他又警告说：翻译活动中，“有碍获得更大益处的不当要求，是不应提出的。”[5]139换句话说也就是：采用符合译入语习惯的表达法，不能牺牲翻译所带来的诸多好处。

我们认为，洪堡特的“简单忠实”的标准与汪榕培、潘文国等学者提出的“传神达意”，“明白、通畅、简洁”[11]9等标准可以充分整合，从而形成更加准确和全面的“简单忠实、传神达意”的八字标准，来更好地指导汉语典籍英译活动。其实，“传神达意”的本质就是“忠实”，林语堂对此早有明确论述。[13]425-426

（四）翻译的最高目标

有人认为：翻译要像是原作者用译入语写作一样。如德莱登（Dryden）就说，“我竭尽全力让维吉尔自己说（地道的）英语，就好像他出生在当代的英格兰一般。”[13](7)傅雷也认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14]4洪堡特却建议我们不要在意这种说法，因为“这种思想的形成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可能会用另外一种语言以同样的方式写下同样的事情，除非是科学事实或者对客观物体的描述。”[15]138后来，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说一部译作读起来就好像原作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这并不是对译作的最高荣誉。”[15]207那么，译作的最高荣誉或最高目标是什么呢？

洪堡特认为是让翻译带上一丝异域色彩。他说：“只要读者感受到的不是怪异陌生感，而仅仅是一丝的异国情调，翻译就达到了其最高目标。”[5](138)对此，译者需要把握好一个“度”，既不能脱离原作，也不必“陷入一种反常的敬畏当中，并因此毁掉翻译及翻译带给该语言和民族的所有好处。”[5](138)

如此观之，在典籍翻译上洪堡特是倾向于“异化”译法的。有学者认为，从洪堡特和施莱尔马赫对民族语言的推崇来看，“他们似乎更钟情于‘本土化’的翻译策略”[16]129，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此外，洪堡特的这些思想启示我们，译者可以酌情使用部分“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使译文带上一丝的“中国情调”，输出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重构民族文化身份。

（五）充分发掘译入语潜能

洪堡特认为，语言能通过有限的手段，表达无限的思想。语言是一种创造力，不是一种产品或客观结果，更不是语法学家分析出来的一套一成不变的规则。易言之，语言具有巨大的创造潜能。对此，洪堡特经常会用乐器来作比喻。翻译时，为了实现对原作的简单忠实而获得翻译所带来的诸多好处，就必须充分发掘译入语的潜力，要“像一部乐器一样，一种语言必须发挥到极致。”[5]141

洪堡特说：“即使是所谓粗陋野蛮的土语也已拥有可供完整运用的一切手段。”[3]22“每种语言都能表达所有或高或低、或强或弱的事物，哪怕是我们目前并不熟知的非常原始的部族的方言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说，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语言就如同未被演奏的乐器一样，在这个民族知道如何去拨弄之前，乐曲会处在沉睡之中。”[5]137

例[3]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篇》）

[3a] The Master said, A true gentleman is calm and at ease; the Small Man is fretful and ill at ease.[8]

[3b] The Master said: “The gentleman is broad-minded, the small man is always narrowed-minded.[9]

[3c] Confucius said, “A gentleman is always broad-minded while a petty man is always full of anxiety.”[10]

[3d] An intelligentleman, said the Master, is carefree while an uncultured man is careworn.[17]

从例[3]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处理中国的“君子”一词的翻译上[3d]别具匠心。译者（许渊冲）对中国的“君子”与英国的“gentleman”之间的异同十分了然，深知“gentleman”所代表的那种富裕悠闲的生活、外表光鲜的打扮和对女士彬彬有礼的态度与“君子”所注重内在的诚信、智慧与仁义不同。他充分发挥译入语优势，采用“intelligent + gentleman= intelligentleman”的方式创立新词，且采取压头韵的“carefree”和“careworn”翻译叠字“荡荡”和“戚戚”，令人拍手叫绝。

此外，洪堡特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静态系统，也是绝对意义上变动不居的动态创造。他的翻译思想也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他认为翻译对人们了解语言状态、发掘语言潜力具有重要作用。译文能“检视、判定和影响一种语言在某时某刻所处状态的作品，就如一块永恒的试金石一样；翻译必须永远反复地去努力尝试……”[5]141

（六）“多译本”并存的必要性

洪堡特还提出，译入语民族不能阅读典籍的那一部分人最好通过多种，而不仅仅是某一种翻译来更好地了解典籍的内容和精神。在他看来，“翻译是同样精神的不同影像：每种译文只是传达了能把握住和再现出的那部分精神，而真正的精神只存在于源文本之中。”[5]141

如今，从事汉语典籍英译的主要有三大群体：外国人译者、海外华人译者以及中国译者。由于持有不同的翻译观和各自驾驭语言的能力高下不同，不同译者群体的译作往往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我们完全可以让它们彼此参照、相互补充，更好地体现原作的精神，没有必要“钦定”某一译本是唯一合法的译本。再者，由于时代和语言的变迁，典籍的复译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结语

总而言之，洪堡特语言观和翻译观对当代汉语典籍的英译具有重大指导作用。洪堡特告诉我们，对一个民族的语言了解越多，对该民族的精神了解就越深。因此，典籍英译可以带上一丝“中国情调”，反映汉民族精神。他的“简单忠实”之翻译标准对汉语典籍英译也十分适用。他对（不）可译性、翻译功能和多译本存在必要性等的探讨，启发了后来的许多翻译理论家。当然，他的其他一些观点，如翻译中的“爱”的思想、原本选择的原则、纯形式（pure form）等，期待着我们去深入发掘和阐释。此外，他的许多说法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内在统一，也需要学界同仁继续努力去解读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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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helm von Humboldt’s View of Transl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QIN Jiang-hua ZENG Wen-hua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Humboldt holds that translatability and untranslatability is dialectical; that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have to be adopted when targeting at different audience and purpose; that the potentiality of the TL should be fully developed; that the first requiremen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lassics is “simple fidelity” and the highest goal of it is to have a touch of foreign color and that translations are as many images of the same spirit:each renders the spirit it has been able to grasp and represent, so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several different versions. In fact, all these ideas of Humboldt may serve as guidanc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today.

Humboldt; view of language; view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lassics

H059

A

1008-8105(2010)04-0077-05

编辑 刘波

2009 − 10− 24

华中农业大学外语学科教学科研专项课题(WJK09-8)

覃江华（1982 −）男，硕士，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曾文华（1972 −）女，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