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藕香 [安徽农业大学 合肥 230036]

□童地轴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合肥 230053]

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与双重影响：一个文献综述

□张藕香 [安徽农业大学 合肥 230036]

□童地轴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合肥 230053]

劳动力外流是继土地和资金之后又一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农村外流生产要素，但其外流过程始终伴随着零星的回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支农力度的加强以及近年来金融危机的影响更是助推了这一趋势。这种双向流动到底对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弱化双向流动带来的负面效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本文梳理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回答了上述问题。在此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农村劳动力; 双向流动; 双重影响; 文献综述

改革以来，劳动力流动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最受瞩目的亮点。劳动力外流是继土地和资金之后又一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农村外流生产要素①。由于农村劳动力是农村中最积极、最能动的生产要素[1-3]，其外流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之深要远远胜过土地和资金，而且其外流规模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农村劳动力外流过程中，始终伴随着零星的回流现象，这种现象到本世纪初由于国家支农、强农政策而变得日益明显，以致于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民工荒”现象。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助推了回流的趋势，使得该现象再度受到关注。本文将农村劳动力的外流与回流称之为“双向”流动。

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丁霄泉、郭熙保、Tian, Liu and Kang、王秀芝、尹继东、陈大红、Alan de Brauw and John Giles等人的观点[4～9]。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村劳动力外流的负面影响日渐显现。很多学者在肯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了它的另一面，如Hu Dapeng、孙自铎、蔡昉、许召元，李善同等人所论[10～12]。本文将这两个方面称之为“双重”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双向流动到底对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弱化其负面效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未来这种双向流动的趋势如何？本文在综述这方面代表性成果的同时，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

一、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双重影响

（一）正面影响

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初期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正面效应得到了极大的发挥。1996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认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可以通过劳动力的双向流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为输出地农民开辟了新的收入增长源。Ma Z.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了人均净收入，并且远远超过了本省的劳动力平均收入，转移劳动力通过汇款直接与流出地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通过估算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400万回流劳动力，他们带回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当地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3]。蔡昉，王德文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对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23[14]。丁霄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使GDP在1979～1998年间增长了0.95～1.32个百分点，其中1985～1992年间的贡献是最为显著的，达1.38～2.06个百分点[12]。郭熙保也验证了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转移的劳动力对社会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平均为25%，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20%[13]。另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99年在安徽和四川两省的调查数据得知，1999年外出3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每月寄回或带回的现金为298元[15]。Tian,Liu and Kang认为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工作，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明显改善，如果将农村劳动力禁锢在土地上会导致全国GDP的损失。王小鲁、樊纲认为，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对流出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起了直接支撑作用[16]。胡苏云，王振、Alan de Brauw and John Giles基于消费方面考虑，认为劳动力流动会增加家庭人均消费，特别是增加了人均非耐用品消费，并且这种现象在贫困家庭特别明显[17]。Zhu and Luo运用湖北省的农户调查数据检验了汇款对农村贫困和不均等的影响，认为转移劳动力的汇款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户的收入，减少了贫困[18]。

（二）负面影响

农村劳动力外流到底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孙秀玲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农村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导致了农村耕地的抛荒、农村子女辍学、农村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等[19]。对于输出地来说，劳动力外流不仅造成了GDP的机会损失，而且导致教育、培训支出的流失，缩小了消费市场[18]。王美艳列举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文献，从农业生产到畜牧业生产、再到家庭生育、子女教育等[20]。由此可以看出，负面影响涉及到农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因为如此，学者们予以了同样的关注。现将有关研究大致归纳为三类：

一类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了农业生产力的下降，影响农业的长期发展。如徐增文认为，由于劳动力的区域流动主要取决于预期收入差异，因而不仅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连“非剩余劳动力”也趋于流动。如果流动规模突破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边界[21]，那么必定对农业生产产生负面影响；并且认为我国目前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超过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边界。Alan de Brauw, et.al的研究发现，迁移对农作物产出的直接影响是负向的，而且显著，当一个家庭成员迁移出去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时，产出急剧下降，并指出中国 20世纪90年代的粮食产出增长速度的降低，或许可以说是迁移不断增加带来的[22]。张永丽通过调查发现，虽然农村劳动力外出并不必然引起农业总产出的下降，但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存在的长期而潜在的负面影响[23]。

另一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区差距方面，认为农村劳动力外流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Hu Dapeng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乡—城流动成为沿海和内地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孙自铎通过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认为跨省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反而扩大了地区间差距。Lin, Wang and Zhao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地区收入差距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20 世纪90年代末，迁移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反应显著提高[24]。孙自铎、蔡昉以中国的经济现实对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和传统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提出了质疑[25]，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没有像理论预期的那样能够缩小收入差距，而是出现了伴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地区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的现实。严浩坤，徐朝晖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认为受现有制度约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扩大了我国地区和城乡的经济差距[26]。许召元，李善同认为由于存在着“资本追逐劳动”的效应，致使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则基于人力资本的角度考虑，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导致了人力资本的地区不均衡，最终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杨云彦认为，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跨区域流动以及其中伴随的人力资本流失对地区间的均衡发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27]。许召元，李善同认为，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等也是重要的劳动力迁移人群，而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往往比较高，因此，这部分人的流动实际上会扩大地区间人力资本和生产效率的差距，进而扩大地区差距[10]。由于农村“人力资本”型的劳动力具有优先外流的优势[28～30]，致使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实际上就成了农村人力资本的外流。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最终结果是：“流出去的是人力资本，留下来的是人力资源”。对于流出去的人力资本来说，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城乡固有的差距，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返回农村的可能性越小。也就是说，农村人力资本基本上呈一种单向流失和净流失状态。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失不仅使初始存量本来就很低的农村人力资本总量水平进一步下降，而且由于人力资本的流向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这样就加剧了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初始配置的地区差距。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差距最终会形成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本身又是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所形成的原因，同时也是吸引人力资本地区间流动的重要驱动力，这样最终会形成人力资本与地区差距的“双重恶性循环”。

二、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双重影响

根据白南生，何宇鹏的研究，1999年外出就业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 8.64 年，比未外出者高1.62 年。由人力资本理论我们知道，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据此，可以推测，回流者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31]。Rachel.Murphy在江西南部两个县的调查结果显示，回流的劳动力正在为促进其家乡经济的多样化做出贡献，但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还仅局限于为其他回流者创造就业机会，回流者中的企业家在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农业和农村方面的能力有限[31]。Ma Zhongdong利用2000多个回流者的调查资料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且还指出，这些回流者促进了其家乡的企业活动[32，33]。邱海盈认为，回流者通过 自己的才识展现为回流地输入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本，带动当地新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开发，表现为发展农业产业一体化，促使传统产业的梯度转移，以及在城乡之间、先进和落后地区之间建立全新的要素分配机制[34]。白南生等指出，回乡创业者对家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城市化的推进和农业结构的调整方面[15]。与上述研究不同，Wang and Fan将回流者归为成功者、失败者和因家庭原因被迫回流者三类②，结果发现，仅有2%的回流者打算回流后进行投资[35]。在回流的投资创业者中，有3 /4投资非农业，1 /4投资农业，而且这些创业者大多不是回到原来的农村，而是居住在集镇，占75.6%[36]。

三、未来的趋势判断与政策选择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乡—城间的双向流动。未来这种流动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白南生，何宇鹏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到来，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可能大大增加。王美艳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将会长期持续，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无疑也会持续，而且会更加深远。如何弱化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面效应？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等方面应如何去做？严浩坤，徐朝晖认为，深化改革、放松管制、乃至逐步取消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约束，从而趋近于经济学所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样才会如理论预期的那样——缩小地区和城乡经济差距，并指出近期可行的措施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从立法方面保障劳动力享受国民待遇而不是地方待遇，使劳动力流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使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福利水平都增加。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让符合条件的农民进城”，这种政策导向让我们看到了劳动力未来进一步流动的趋势。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双向”流动及其所产生的“双重”影响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对新形势下出现的回流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这种回流对原用工单位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还相当匮乏。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双向”流动还会继续，这种流动所产生的“双重”影响也会持续，而且新的问题还会不断涌现。对此，我们将进一步关注。

注释

① 吴群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征用农地从农村获得的资金就超过2万亿元；蔡昉（2006）的研究表明，198～2000年, 大约有2.3万亿元资金从农村流入城市部门。

② 成功者是指打算回流后在家乡从事投资活动者；失败者是指在城市难以找到工作而不得不返回家乡者；因家庭原因被迫回流者是指那些要返回家乡结婚或生小孩，或需要照顾在家乡的其他家庭成员而不得不回流的人。

[1]吴群.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发展方向[J].求是学刊，2002,(4): 48-52.

[2]蔡昉.为什么农村劳动力转移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理论前沿，2006,(6):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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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丁霄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中国农村观察，2001,(2):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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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陈雪原，高峰.新时期关于“三农”问题的多维透视——2007年学术研讨会综述[J].农业经济问题，2007,(11):95-98.

A Review on Research of The Bi-direction Flowing of Rural Labor Force and The Dual Influence of Rural Economy

ZHANG Ou-xiang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TONG Di-zhou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230053 China)

The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force is the other rural flow-out factor of production, which exerts the predominant influ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capital and land. But this process accompanies sporadic returning of labor force all the time. This tendency becomes more outstanding because of the policy of supporting agriculture and the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What effects have been caused by this kind of bi-direction migration? How to stengthen its positive influence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affe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and answers above questions. Based on this review,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ies of existing literatures, and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and the major issues of further studying in future.

rural labor force; bi-direction flowing; dual impact; literature review

F3

A

1008-8105(2010)04-0011-04

编辑 戴鲜宁

2010 − 03 − 29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农村人力资本非均衡流动与配置对安徽经济崛起的影响实证研究”（编号：2009sk108）和安徽农业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差距与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相关性研究”（编号：2007ZS20）的资助

张藕香（1968 −）女，博士，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童地轴（1962 −）男，安徽省社科院助研.